日前发布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一老大难问题作出了明确规范。文件一经发布，迅速在社会层面引起广泛关注。
　　前溯到2013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作出了明确规范。
　　从《决定》到《规定》，干部“能上能下”迈出了一大步。干部的“能进能出”，一个可供操作的《规定》似已呼之欲出。
　　能进能出，核心在机制灵活。再往历史的深处追溯，帝国时期一些“另类”的选官制度，或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张大春小说《大唐李白》写李白的同族叔叔李衍，追随其兄、即李白的父亲李客从安西进入中原后，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便脱却商籍，谋划起了“流外官”的生计。后来李衍取得了胥吏的任用资格，因干练之才受越州都督府长史褒举，得以出任嘉兴县令，从此“流外入流”，得遂所愿。
　　李衍其人，历史上未保真有，但唐代“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倒是客观存在。这个选官制度当起于隋末唐初。随着官僚集团的膨胀，朝廷和地方政府要应对繁多的行政事务，赖以九流三十阶以内的1.8万职事之官，显然无能无力。维系官署职事庶务，只能靠“流外”的胥吏。这些“流外”的小吏，经过吏部铨选，被授予职事官或散官，进入“流内”，成为唐代继科举和门荫两个主要选官路径之后，又一入仕途径。
　　对于“流内”的官员，甚或主宰一方事务的行政长官，他们也常常会为手下无人听差这个问题而困扰，因此，任用胥吏既在职权之内，自能大开方便之门。在科举已然成为唐代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的背景下，“流外入流”虽然另类，但它为巩固帝国、征选才干确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了高宗、武周时期，地方官署任用的诸般胥吏，竟然达到了35万之众。
　　这种“流外入流”的选官制度，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经由领导的褒举和人事部门的考核，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一种选官用人制度。唐朝用人制度的开明，或许得益于汉朝的一开风气，而“流外入流”的制度，更多受到了汉朝的“举孝廉”制度的启发。
　　汉武帝元光元年，皇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名为两科，但在两汉时期，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其科虽属清流之目，但仍然不失为官吏进身的正途。虽然孝子廉吏不尽然都是干才，但对于帝国的官场风气，却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及唐朝的“流外入流”，“举孝廉”几乎是汉朝帝国主要的选官用人制度。自汉武帝以迄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可见这一制度对汉代政治的影响深巨。
　　从思维启发上推，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又可能脱胎于先秦的征辟制。帝国通过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征，是皇帝征聘；辟，是公府、州郡辟除。秦始皇征叔孙通，是因为叔孙通有文学才华，而王次仲则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得征。后来的汉高帝发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无论是“举孝廉”还是“征辟”，都可看到其制度的开明性和灵活性，由此，也足见此类选官用人制度背后的帝国襟怀。
　　帝国数千年，人才万万亿。帝国和地方政府从士人中选拔才干进入官僚系统该采取什么方法更为人性和完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组织系统。科举制在明清两朝，已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弊端，让更多士人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破除体制障碍显然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之后的变革，当是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新面目的人事制度改革所作的一种有效铺垫。
　　今天，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体制外人员来处理繁杂的行政事务，为这些体制外的优秀人员提供一个进入体制内的通道，这是今天的开明开放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妨说，人才的“能进能出”，比起干部的“能上能下”来，似乎显得更急迫和更重要——好的能进去，坏的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