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元时期的1180年，河北的真定（今正定县附近）一带，当地望族、首富李家得了一个儿子，名叫李杲（音gǎo）。他自幼天赋聪颖，沉稳安静，尤爱读书。长大后，他拜师学医，成了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创立了“脾胃学说”。李杲十分强调脾胃对于健康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年轻时的李杲就非常自律，生活严谨，从不踏入声色犬马之地。他的朋友们对此感到十分诧异，便想了一个法子来戏弄和考验他。他们准备了一桌酒菜佳肴来宴请李杲。待酒过三巡，李杲兴致正高之际，席间便突然来了一位青楼女子，并故意坐在李杲身边，只见这位女子不仅对着李杲眉目传情，甚至还趁着李杲不注意去拉扯他的衣服。李杲十分气愤，不仅扯回自己的衣服，还把衣服脱掉烧了。
　　除了生活作风严谨刚烈，李杲为人宽厚、乐于助人。比如他在住宅空地上，特意修建了一座书院以接待读书人;如果遇到生活困难用度不足的人，他也总是尽力周济他们;在遇到灾荒年岁，李杲极力救济灾民，很多人因他的乐善好施得以保全性命。
　　李杲20歲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失去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跋山涉水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后来，李杲凭着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尽得其学，益加阐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李杲30多岁时在济原（今河南境内）做税务官时，当地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即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都没什么效果，而一泻再泻，反而使病人接连死去。尽管如此，医生并不认为这是误治，病人家属对此也无异议。唯有李杲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此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索，最后终于制定出对证方剂，临床效果也表明了方剂的可行性。为了惠及更多病人，李杲把这方剂刻在木板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当时百姓以为此方为仙人所传，于是便把它刻于石碑之上，一时传为美谈。
　　此后不久，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因此名声大振。从中原返回北方后，他便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治病之余，将多年的经验体会著述立说，最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李杲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在他看来，人体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人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事实上，这与《黄帝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个脏器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则是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明代以后，医学大家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都曾对李杲的学说进行过钻研和吸收，并有所发展。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也受到李杲学说很大影响。李杲为人处世和治病救人的故事代代相传，其见识独特的“内伤脾胃”学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杨必安/文，摘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