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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元时期的1180年,河北的真定(今正定县附近)一带,当地望族、首富李家得了一个儿子,名叫李杲(音gǎo)。他自幼天赋聪颖,沉稳安静,尤爱读书。长大后,他拜师学医,成了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创立了“脾胃学说”。李杲十分强调脾胃对于健康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年轻时的李杲就非常自律,生活严谨,从不踏入声色犬马之地。他的朋友们对此感到十分诧异,便想了一个法子来戏弄和考验他。他们准备了一桌酒菜佳肴来宴请李杲。待酒过三巡,李杲兴致正高之际,席间便突然来了一位青楼女子,并故意坐在李杲身边,只见这位女子不仅对着李杲眉目传情,甚至还趁着李杲不注意去拉扯他的衣服。李杲十分气愤,不仅扯回自己的衣服,还把衣服脱掉烧了。
除了生活作风严谨刚烈,李杲为人宽厚、乐于助人。比如他在住宅空地上,特意修建了一座书院以接待读书人;如果遇到生活困难用度不足的人,他也总是尽力周济他们;在遇到灾荒年岁,李杲极力救济灾民,很多人因他的乐善好施得以保全性命。
李杲20歲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失去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跋山涉水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后来,李杲凭着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尽得其学,益加阐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李杲30多岁时在济原(今河南境内)做税务官时,当地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即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都没什么效果,而一泻再泻,反而使病人接连死去。尽管如此,医生并不认为这是误治,病人家属对此也无异议。唯有李杲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此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索,最后终于制定出对证方剂,临床效果也表明了方剂的可行性。为了惠及更多病人,李杲把这方剂刻在木板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当时百姓以为此方为仙人所传,于是便把它刻于石碑之上,一时传为美谈。
此后不久,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因此名声大振。从中原返回北方后,他便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治病之余,将多年的经验体会著述立说,最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李杲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在他看来,人体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人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事实上,这与《黄帝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个脏器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则是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明代以后,医学大家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都曾对李杲的学说进行过钻研和吸收,并有所发展。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也受到李杲学说很大影响。李杲为人处世和治病救人的故事代代相传,其见识独特的“内伤脾胃”学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杨必安/文,摘自《健康报》)
年轻时的李杲就非常自律,生活严谨,从不踏入声色犬马之地。他的朋友们对此感到十分诧异,便想了一个法子来戏弄和考验他。他们准备了一桌酒菜佳肴来宴请李杲。待酒过三巡,李杲兴致正高之际,席间便突然来了一位青楼女子,并故意坐在李杲身边,只见这位女子不仅对着李杲眉目传情,甚至还趁着李杲不注意去拉扯他的衣服。李杲十分气愤,不仅扯回自己的衣服,还把衣服脱掉烧了。
除了生活作风严谨刚烈,李杲为人宽厚、乐于助人。比如他在住宅空地上,特意修建了一座书院以接待读书人;如果遇到生活困难用度不足的人,他也总是尽力周济他们;在遇到灾荒年岁,李杲极力救济灾民,很多人因他的乐善好施得以保全性命。
李杲20歲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失去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跋山涉水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后来,李杲凭着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终于“尽得其学,益加阐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一代大家。
李杲30多岁时在济原(今河南境内)做税务官时,当地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即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都没什么效果,而一泻再泻,反而使病人接连死去。尽管如此,医生并不认为这是误治,病人家属对此也无异议。唯有李杲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废寝忘食地研究此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索,最后终于制定出对证方剂,临床效果也表明了方剂的可行性。为了惠及更多病人,李杲把这方剂刻在木板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当时百姓以为此方为仙人所传,于是便把它刻于石碑之上,一时传为美谈。
此后不久,李杲为躲避元军侵扰弃官迁居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因此名声大振。从中原返回北方后,他便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治病之余,将多年的经验体会著述立说,最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李杲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在他看来,人体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人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事实上,这与《黄帝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个脏器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则是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明代以后,医学大家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都曾对李杲的学说进行过钻研和吸收,并有所发展。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也受到李杲学说很大影响。李杲为人处世和治病救人的故事代代相传,其见识独特的“内伤脾胃”学说更是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杨必安/文,摘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