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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河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这是清末台湾诗人丘逢甲为郑成功祠题写的一副楹联。这副楹联，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也是他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原因。
被赐国姓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的名将，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本名森，字大木，又字明俨。他的父亲郑芝龙是当时福建海商中的一个重要首领，以中国台湾为据点，在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做生意，拥有数百艘船，影响力极大。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被朝廷招安，福建巡抚熊文灿授之以海防游击之职，让他负责福建沿海的防务。郑芝龙借此良机，打败了同为海商而兼海寇的刘香、李魁奇等势力，并在金门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确立了在海商中的绝对权威。到明朝灭亡前，郑氏集团已经拥有大小船只三千艘，岁入以千万计；郑芝龙本人官至福建总兵，名义上有权节制全省兵马，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南京的明朝官员决议拥立崇祯帝的堂兄福王朱由崧为帝，是为南明政权的弘光帝。弘光帝即位后，加封郑芝龙为南安伯。次年，弘光政权失败。在郑芝龙与其弟郑鸿逵的支持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是为南明隆武帝。郑芝龙为密切与隆武帝的关系，安排了长子郑森前往朝见。此时的郑森年方弱冠，走的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隆武帝见到他，非常喜爱，感叹道：“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于是赐姓“朱”，赐名“成功”，郑森由此便被称为郑成功了。朱为明朝皇帝的姓氏，时称“国姓”，因此后来民间又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决意收复台湾
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入闽，郑芝龙背弃隆武帝，决定投降清朝。郑成功再三劝父亲无效，遂至文庙哭祭孔子，焚儒服，决意从军抗清。郑芝龙想要扣留儿子一同投降，幸而郑鸿逵暗中相助，郑成功才得以脱身。郑芝龙降清之前，曾获得清方留镇福建的贝勒博洛的允诺，但投降后即被清军裹挟北上，虽仍有官爵加身，实同囚徒而已，雄踞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郑氏集团就此分裂。
郑成功逃离父亲的控制后到了金门，在那里招兵买马，重整旗鼓。次年元月，他在小金门岛誓师反清，率领所部将士控制了闽南的部分地区。在隆武帝被俘绝食自杀后，他又奉桂王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所建政权为正朔。
起兵抗清以后，郑成功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福建大部已经归附清朝，郑成功“以洪政、陈辉、杨才、张正、余宽、郭新分将所部兵，移军鼓浪屿”，建立起根据地。自顺治四年（1647）起，郑成功与叔父郑鸿逵及郑芝龙前部将郑彩多次联合作战，在海澄、漳浦、同安等地与清军反复周旋，一度还从海上进军江南。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固，郑成功所部能对清朝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小，局势也越来越危险。在这样的局面下，深明兵法的郑成功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就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航海到达台湾；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知泉州汪大猷在澎湖大规模起建军寨，移本州水军屯驻镇守；元世祖忽必烈灭宋之后，在澎湖建立澎湖巡检司，管理包括澎湖、台湾在内的大片地域；明初，因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澎湖巡检司一度被撤销，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复设，这都是历历见于史册的。然而在晚明时期，台湾却落入了荷兰人之手。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孜孜于策划在东亚殖民的“大计”。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的一支先遣队侵占澎湖，被福建泉州都司沈有容驱逐。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再侵澎湖，占据当地近两年之久，后被福建总兵俞咨皋击败，退出澎湖。离开澎湖后，荷兰人转赴台湾，在台南建造台湾城（又称热兰遮城）作为据点，以此拓展势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并使用武力打败了同为外来侵略者的西班牙人。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基本控制了台湾的平原地带，并逼迫台湾本地居民向殖民当局缴纳租赋。清顺治九年（1652），台湾发生郭怀一领导的武装起义，反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起义被镇压后，荷兰殖民者决定在与台湾城隔江相对的赤嵌地区修建一座新的城堡，名为普罗文查（又译普罗民遮）城，在汉文史料中常称为赤嵌城。
郭怀一起义失败的后果是惨痛的，荷兰殖民者对起义者大加杀戮，甚至未参与起义的平民也被杀害。台湾人民隐痛于心，却因武力不足而无法反抗。对于这次起义，荷兰东印度公司怀疑是郑成功策动的，因此他们计划进攻郑成功控制下的金门、厦门、南澳、烈屿。荷兰人认为：“这样，既增加了公司的利益，也会使国姓爷（指郑成功）陷于衰亡，而且，还可以博得鞑靼人（指清朝）的好感和在中国境内贸易的自由，甚至还可以获得其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公司不仅将得到进入中国的根据地，而且还可以防止敌人通过台湾海峡。”如意算盘打得极响！
郑成功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恶意深有了解。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下令禁绝对荷贸易，由于他拥有强大的水师，荷兰人很快陷入了“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的局面，不得不于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求和。此时，郑成功正当进取江南的关键时刻，因此，在荷兰人承诺年输银五千两、箭十万支、硫磺千担之后，鄭成功暂时允许恢复对荷贸易。然而，在他的心中，收复台湾的念头却一刻也不曾消除。
事有凑巧，荷兰人派到郑成功处求和的使者何斌（一名何廷斌）是郑芝龙的旧部。荷兰侵占台湾后，何斌在荷兰人手下做了一名通事（即翻译）。他见到郑成功后，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情况向郑成功做了汇报，阐明台湾具有“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基隆）、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的优势，这更加坚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返台之后，何斌又替郑成功搜集了很多情报。 顺治十七年（1660），何斌为郑成功工作的事情被荷兰殖民者发觉，何斌遂正式投奔郑成功。郑成功自江南败还后，也感到抗清局面日渐艰难，在这样的局面下，收复台湾，并将其作为稳固的根据地，就成了当务之急。
攻下赤嵌城
为一举收复台湾，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元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由高级文武官员参加的大会，他对与会人员说：“去年虽胜达虏（指清军）一阵，伪朝（指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郑部诸将闻言，表现出迟疑态度，重将吴豪甚至明确反对，认为荷兰人“炮台利害、水路险恶”，且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难以攻取其地。郑成功斥之为“常俗之见”，并决定出兵。
二月，郑成功颁布出征令。本次出征的部队以郑成功本人为统帅，命镇守澎湖游击洪暄为船队导航。为策万全，郑成功在金、厦两地也留下重要人物镇守，留守厦门的主将是兵官前提督黄廷，留守金门的是户官郑泰。
三月二十二日，郑成功命全体将士登船准备起航。次日中午，天霁云静，全军自金门料罗湾出发，二十四日即到达澎湖。郑成功船队在澎湖候风至三十日，见军中粮食不足，风雨又不见停止，遂下令全军强行出航。大概是由于天助，至三更（晚十一点至翌晨一点）后云散雨收，顺风行驶，次日黎明即抵达台湾外沙线，及至辰时（早七点至九点），全军抵达鹿耳门（港名，在今台南安平港北）。
荷兰人在今台南地区修筑的台湾城和赤嵌城是殖民者在台的核心据点，而郑成功此次到达的鹿耳门港，则是台南的海上大门。鹿耳门水道平日水位较低，大船难以行驶，因此荷兰人未作防备。郑成功抵达时，水道水位比平日高出数尺，全军遂顺利登岸。当晚，郑军主力在岸上扎营。
郑成功所部顺利通过鹿耳门一事，被旧时的一些史料描绘成“天意默助”，其实鹿耳门水道在四月初一当日水位大涨，不过是月球引力作用的结果，并非偶然。郑部诸将不谙台湾水情，故以为天佑。台湾人民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早已发现了这一点，这是可想而知的。荷兰殖民者事后为自己的失败辩解，提到当郑成功抵达鹿耳门时，“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这样，不到两小时，大部分敌军已经进入我们的海湾”。台湾人民能够在郑军登陆时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支援，可见郑成功进军前与当地人民早有成约。我们据此推想，应是台湾人民将鹿耳门水道的这一特性向郑成功做了报告，所以郑成功才会选在三月下旬出兵台湾，以求赶上四月初一的高水位。这样一来，郑成功在三月三十日要求全军冒风雨出海这一不情之举，也就很好解释了。
郑成功所部在台湾登陆后，荷兰殖民者曾两度对他们发起进攻。第一次是四月初一当晚，赤嵌城的要塞司令描难实叮（Jacobus Valentyn）从城上向郑军屯驻的“赤嵌街”（即城外居民区）开炮，引起了一场火灾，但未造成大的损失。第二次是四月初三，据守台湾城的荷兰统治者揆一（Frederick Coyett）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出击，试图打败郑军。海上方面，荷兰出动了四艘船，然而郑军很快就击沉了其中一艘主力战舰，另外三艘仓皇逃窜。陆地方面，荷兰人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海中的北线尾沙洲，最终吃了一个大败仗。就在开战前，荷兰人还认为“中国人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枪炮的声音，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然而无情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另一路前去增援赤嵌城的荷军则更为可笑，他们见到郑军力量强大，指挥官就弃军而逃，所部士兵也跟着逃回了台
湾城。
在这种情况下，赤嵌城的守军很快就陷入了绝望。四月初四，描难实叮向郑成功投降，献出赤嵌城。四月初六，揆一派两名使者来见郑成功，愿以重金为代价，让其撤离台湾。据荷兰方面的记录，郑成功当场回答道：“台湾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郑成功义正辞严的答复，为荷兰人所不能接受，于是谈判破裂，台湾城之战就此开始。
台湾城之战与台湾的收复
台湾城之战的序幕，是从对城堡外街区的争夺拉开的。郑成功的部下“乘坐大批小船从四面八方拥向市区”，荷兰人从台湾城上对郑军猛烈炮击，但由于炮位架设太高，不能打到下面行驶迅速而逼近的船只。之前在增援赤嵌城时弃军而逃的那个荷兰指挥官，这次又带着部下逃回了城堡，逃离前还在街区里放了几把火，他们“希望大火蔓延，把全市烧成灰烬”，荷兰殖民者的狠毒，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郑成功部下的奋力扑救，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
攻克街区后，荷兰人彻底缩回了台湾城。郑成功鉴于自己的军队缺乏攻城重炮，决定对台湾城围而不攻，待其自下。这一时期，台湾城内的荷军也几度对郑成功所部发起反击，如以大炮轰击攻城的土台，以及派人出城破坏郑军火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郑军的围城战术。
五月初，郑军的第二梯队抵达台湾，这支生力军有效地补充了围城部队。相对地，荷兰人这时连发生了什么都还没搞清楚。前文所述海战中逃走的一艘快艇用了五十天时间才抵达巴达维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汇报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情况。直到郑成功围困台湾城近三个月后，揆一才等来了公司总部的援军，这支援军仅由十艘军舰、七百名士兵组成，而且刚到台湾就遇上了台风，被迫驶离海岸。等到他们再次靠岸，卸下士兵和物资时，郑成功早已做好了与荷兰战舰交战的充分准备。
当年秋初，荷兰人对围城的郑成功部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然而，这次战斗的结果让荷兰人的美梦化为泡影。受到沉重打击的荷兰殖民者，此时已不能复振。此后的几个月里，荷兰人越来越灰心丧气。荷方记录承认：“公司现在……除热兰遮城外，一无所有。该城同陆地的联系已被切断，……从开始围攻到11月20日（注：系公历日期），城内因负伤和得病而死者三百七十八人，……还有医院病号二百八十人，健壮而能胜任战斗者仅有九百五十余人。”东印度公司派来的援军司令感觉战局无法逆转，便找了个机会逃回巴达维亚；殖民军队中的一些下级军人也开始逃亡，甚至投奔到郑成功麾下，这都给荷军造成了重大打击。后来，郑成功又集中兵力攻克了台湾城外的乌特利支圆堡，彻底把台湾城变成了一座孤城。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荷兰殖民者不得不承认现实，决定向郑成功献城投降，并交出了价值四十七万荷兰盾的财宝和物资。随后，揆一率领荷兰殖民者分乘船只，携带少量财物，灰溜溜地逃回了巴达维亚。被荷兰人强占、与祖国分离近四十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尾声
郑成功的胜利，当然与台湾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郑成功逼迫赤嵌城守军投降后，曾亲至台湾的重要港口蚊港（又称笨港、北港，在今台湾云林县北港镇），台湾人民迎谒者甚众，充分表现出对郑成功的支持。且郑军在台湾作战时，军中乏粮，有一段时间要依靠民间送来的“杂子、番薯”勉强维持后勤补给。可以说，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进程会更为艰难。
相应地，郑成功在台湾作战时，也非常重视保护当地人民的权益。由于荷兰人据守台湾城不出，郑军进入长期的围城战，此时出现了一些侵害本地人民利益的事情。郑成功对这一苗头非常重视，他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严肃处理了“抢掠百姓、盗匿米粮”的不法将领吴豪、陈蟒，吴豪被处死，陈蟒被捆责、革职。十几天后，郑成功下发谕令，允许文武官员在台湾拥有田宅，但“不准混侵土民（指高山族人民）及百姓（指汉族人民）现耕物业”。经过严厉整顿，郑成功不仅严肃了军纪，获得了台湾人民的拥护，而且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也为他在收复台湾后迅速开展建设工作打下了基础。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原荷兰殖民者直接统治的台南地区定为承天府，下设大兴、万年二县，以台湾城为安平镇。所部按编制分驻各地，既起到安靖地方的作用，又從事屯垦工作，成为开发台湾的急先锋。时人记载，郑成功在台湾“辟草莱，兴屯聚，严法令”，为台湾的建设开了一个好头。二十年后，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时，台湾已有“户口数十万”。追根溯源，郑成功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郑成功虽身在台湾，但始终没有割据自立的想法。永历帝死后，南明事实上已经灭亡，但他仍用永历帝所授予的延平郡王的封号，奉明朝正朔，认为：“清之技亦穷矣。吾养精蓄锐，天下事未可知也。”雄心壮志，千古可风。可惜天不假年，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就因病去世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郑成功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的豪情壮志，以及在开发台湾方面的卓越贡献，始终为人们所铭记。清末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曾为郑成功祠题联：“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著名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的评价则更为简洁明快：“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
被赐国姓
郑成功是明末清初的名将，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本名森，字大木，又字明俨。他的父亲郑芝龙是当时福建海商中的一个重要首领，以中国台湾为据点，在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做生意，拥有数百艘船，影响力极大。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被朝廷招安，福建巡抚熊文灿授之以海防游击之职，让他负责福建沿海的防务。郑芝龙借此良机，打败了同为海商而兼海寇的刘香、李魁奇等势力，并在金门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确立了在海商中的绝对权威。到明朝灭亡前，郑氏集团已经拥有大小船只三千艘，岁入以千万计；郑芝龙本人官至福建总兵，名义上有权节制全省兵马，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南京的明朝官员决议拥立崇祯帝的堂兄福王朱由崧为帝，是为南明政权的弘光帝。弘光帝即位后，加封郑芝龙为南安伯。次年，弘光政权失败。在郑芝龙与其弟郑鸿逵的支持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是为南明隆武帝。郑芝龙为密切与隆武帝的关系，安排了长子郑森前往朝见。此时的郑森年方弱冠，走的是读书应试的科举道路，隆武帝见到他，非常喜爱，感叹道：“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忠吾家，勿相忘也！”于是赐姓“朱”，赐名“成功”，郑森由此便被称为郑成功了。朱为明朝皇帝的姓氏，时称“国姓”，因此后来民间又称郑成功为“国姓爷”。
决意收复台湾
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入闽，郑芝龙背弃隆武帝，决定投降清朝。郑成功再三劝父亲无效，遂至文庙哭祭孔子，焚儒服，决意从军抗清。郑芝龙想要扣留儿子一同投降，幸而郑鸿逵暗中相助，郑成功才得以脱身。郑芝龙降清之前，曾获得清方留镇福建的贝勒博洛的允诺，但投降后即被清军裹挟北上，虽仍有官爵加身，实同囚徒而已，雄踞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郑氏集团就此分裂。
郑成功逃离父亲的控制后到了金门，在那里招兵买马，重整旗鼓。次年元月，他在小金门岛誓师反清，率领所部将士控制了闽南的部分地区。在隆武帝被俘绝食自杀后，他又奉桂王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所建政权为正朔。
起兵抗清以后，郑成功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福建大部已经归附清朝，郑成功“以洪政、陈辉、杨才、张正、余宽、郭新分将所部兵，移军鼓浪屿”，建立起根据地。自顺治四年（1647）起，郑成功与叔父郑鸿逵及郑芝龙前部将郑彩多次联合作战，在海澄、漳浦、同安等地与清军反复周旋，一度还从海上进军江南。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固，郑成功所部能对清朝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小，局势也越来越危险。在这样的局面下，深明兵法的郑成功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吴国大帝孙权就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航海到达台湾；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知泉州汪大猷在澎湖大规模起建军寨，移本州水军屯驻镇守；元世祖忽必烈灭宋之后，在澎湖建立澎湖巡检司，管理包括澎湖、台湾在内的大片地域；明初，因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澎湖巡检司一度被撤销，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复设，这都是历历见于史册的。然而在晚明时期，台湾却落入了荷兰人之手。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孜孜于策划在东亚殖民的“大计”。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的一支先遣队侵占澎湖，被福建泉州都司沈有容驱逐。天启二年（1622），荷兰人再侵澎湖，占据当地近两年之久，后被福建总兵俞咨皋击败，退出澎湖。离开澎湖后，荷兰人转赴台湾，在台南建造台湾城（又称热兰遮城）作为据点，以此拓展势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并使用武力打败了同为外来侵略者的西班牙人。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基本控制了台湾的平原地带，并逼迫台湾本地居民向殖民当局缴纳租赋。清顺治九年（1652），台湾发生郭怀一领导的武装起义，反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起义被镇压后，荷兰殖民者决定在与台湾城隔江相对的赤嵌地区修建一座新的城堡，名为普罗文查（又译普罗民遮）城，在汉文史料中常称为赤嵌城。
郭怀一起义失败的后果是惨痛的，荷兰殖民者对起义者大加杀戮，甚至未参与起义的平民也被杀害。台湾人民隐痛于心，却因武力不足而无法反抗。对于这次起义，荷兰东印度公司怀疑是郑成功策动的，因此他们计划进攻郑成功控制下的金门、厦门、南澳、烈屿。荷兰人认为：“这样，既增加了公司的利益，也会使国姓爷（指郑成功）陷于衰亡，而且，还可以博得鞑靼人（指清朝）的好感和在中国境内贸易的自由，甚至还可以获得其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公司不仅将得到进入中国的根据地，而且还可以防止敌人通过台湾海峡。”如意算盘打得极响！
郑成功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恶意深有了解。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下令禁绝对荷贸易，由于他拥有强大的水师，荷兰人很快陷入了“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的局面，不得不于派出使者，向郑成功求和。此时，郑成功正当进取江南的关键时刻，因此，在荷兰人承诺年输银五千两、箭十万支、硫磺千担之后，鄭成功暂时允许恢复对荷贸易。然而，在他的心中，收复台湾的念头却一刻也不曾消除。
事有凑巧，荷兰人派到郑成功处求和的使者何斌（一名何廷斌）是郑芝龙的旧部。荷兰侵占台湾后，何斌在荷兰人手下做了一名通事（即翻译）。他见到郑成功后，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情况向郑成功做了汇报，阐明台湾具有“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基隆）、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的优势，这更加坚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返台之后，何斌又替郑成功搜集了很多情报。 顺治十七年（1660），何斌为郑成功工作的事情被荷兰殖民者发觉，何斌遂正式投奔郑成功。郑成功自江南败还后，也感到抗清局面日渐艰难，在这样的局面下，收复台湾，并将其作为稳固的根据地，就成了当务之急。
攻下赤嵌城
为一举收复台湾，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1661）元月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由高级文武官员参加的大会，他对与会人员说：“去年虽胜达虏（指清军）一阵，伪朝（指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郑部诸将闻言，表现出迟疑态度，重将吴豪甚至明确反对，认为荷兰人“炮台利害、水路险恶”，且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难以攻取其地。郑成功斥之为“常俗之见”，并决定出兵。
二月，郑成功颁布出征令。本次出征的部队以郑成功本人为统帅，命镇守澎湖游击洪暄为船队导航。为策万全，郑成功在金、厦两地也留下重要人物镇守，留守厦门的主将是兵官前提督黄廷，留守金门的是户官郑泰。
三月二十二日，郑成功命全体将士登船准备起航。次日中午，天霁云静，全军自金门料罗湾出发，二十四日即到达澎湖。郑成功船队在澎湖候风至三十日，见军中粮食不足，风雨又不见停止，遂下令全军强行出航。大概是由于天助，至三更（晚十一点至翌晨一点）后云散雨收，顺风行驶，次日黎明即抵达台湾外沙线，及至辰时（早七点至九点），全军抵达鹿耳门（港名，在今台南安平港北）。
荷兰人在今台南地区修筑的台湾城和赤嵌城是殖民者在台的核心据点，而郑成功此次到达的鹿耳门港，则是台南的海上大门。鹿耳门水道平日水位较低，大船难以行驶，因此荷兰人未作防备。郑成功抵达时，水道水位比平日高出数尺，全军遂顺利登岸。当晚，郑军主力在岸上扎营。
郑成功所部顺利通过鹿耳门一事，被旧时的一些史料描绘成“天意默助”，其实鹿耳门水道在四月初一当日水位大涨，不过是月球引力作用的结果，并非偶然。郑部诸将不谙台湾水情，故以为天佑。台湾人民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早已发现了这一点，这是可想而知的。荷兰殖民者事后为自己的失败辩解，提到当郑成功抵达鹿耳门时，“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这样，不到两小时，大部分敌军已经进入我们的海湾”。台湾人民能够在郑军登陆时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支援，可见郑成功进军前与当地人民早有成约。我们据此推想，应是台湾人民将鹿耳门水道的这一特性向郑成功做了报告，所以郑成功才会选在三月下旬出兵台湾，以求赶上四月初一的高水位。这样一来，郑成功在三月三十日要求全军冒风雨出海这一不情之举，也就很好解释了。
郑成功所部在台湾登陆后，荷兰殖民者曾两度对他们发起进攻。第一次是四月初一当晚，赤嵌城的要塞司令描难实叮（Jacobus Valentyn）从城上向郑军屯驻的“赤嵌街”（即城外居民区）开炮，引起了一场火灾，但未造成大的损失。第二次是四月初三，据守台湾城的荷兰统治者揆一（Frederick Coyett）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出击，试图打败郑军。海上方面，荷兰出动了四艘船，然而郑军很快就击沉了其中一艘主力战舰，另外三艘仓皇逃窜。陆地方面，荷兰人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海中的北线尾沙洲，最终吃了一个大败仗。就在开战前，荷兰人还认为“中国人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枪炮的声音，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然而无情的事实教育了他们。另一路前去增援赤嵌城的荷军则更为可笑，他们见到郑军力量强大，指挥官就弃军而逃，所部士兵也跟着逃回了台
湾城。
在这种情况下，赤嵌城的守军很快就陷入了绝望。四月初四，描难实叮向郑成功投降，献出赤嵌城。四月初六，揆一派两名使者来见郑成功，愿以重金为代价，让其撤离台湾。据荷兰方面的记录，郑成功当场回答道：“台湾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郑成功义正辞严的答复，为荷兰人所不能接受，于是谈判破裂，台湾城之战就此开始。
台湾城之战与台湾的收复
台湾城之战的序幕，是从对城堡外街区的争夺拉开的。郑成功的部下“乘坐大批小船从四面八方拥向市区”，荷兰人从台湾城上对郑军猛烈炮击，但由于炮位架设太高，不能打到下面行驶迅速而逼近的船只。之前在增援赤嵌城时弃军而逃的那个荷兰指挥官，这次又带着部下逃回了城堡，逃离前还在街区里放了几把火，他们“希望大火蔓延，把全市烧成灰烬”，荷兰殖民者的狠毒，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郑成功部下的奋力扑救，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
攻克街区后，荷兰人彻底缩回了台湾城。郑成功鉴于自己的军队缺乏攻城重炮，决定对台湾城围而不攻，待其自下。这一时期，台湾城内的荷军也几度对郑成功所部发起反击，如以大炮轰击攻城的土台，以及派人出城破坏郑军火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郑军的围城战术。
五月初，郑军的第二梯队抵达台湾，这支生力军有效地补充了围城部队。相对地，荷兰人这时连发生了什么都还没搞清楚。前文所述海战中逃走的一艘快艇用了五十天时间才抵达巴达维亚，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汇报了郑成功进取台湾的情况。直到郑成功围困台湾城近三个月后，揆一才等来了公司总部的援军，这支援军仅由十艘军舰、七百名士兵组成，而且刚到台湾就遇上了台风，被迫驶离海岸。等到他们再次靠岸，卸下士兵和物资时，郑成功早已做好了与荷兰战舰交战的充分准备。
当年秋初，荷兰人对围城的郑成功部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然而，这次战斗的结果让荷兰人的美梦化为泡影。受到沉重打击的荷兰殖民者，此时已不能复振。此后的几个月里，荷兰人越来越灰心丧气。荷方记录承认：“公司现在……除热兰遮城外，一无所有。该城同陆地的联系已被切断，……从开始围攻到11月20日（注：系公历日期），城内因负伤和得病而死者三百七十八人，……还有医院病号二百八十人，健壮而能胜任战斗者仅有九百五十余人。”东印度公司派来的援军司令感觉战局无法逆转，便找了个机会逃回巴达维亚；殖民军队中的一些下级军人也开始逃亡，甚至投奔到郑成功麾下，这都给荷军造成了重大打击。后来，郑成功又集中兵力攻克了台湾城外的乌特利支圆堡，彻底把台湾城变成了一座孤城。面对无可挽回的局面，荷兰殖民者不得不承认现实，决定向郑成功献城投降，并交出了价值四十七万荷兰盾的财宝和物资。随后，揆一率领荷兰殖民者分乘船只，携带少量财物，灰溜溜地逃回了巴达维亚。被荷兰人强占、与祖国分离近四十年的宝岛台湾，终于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尾声
郑成功的胜利，当然与台湾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郑成功逼迫赤嵌城守军投降后，曾亲至台湾的重要港口蚊港（又称笨港、北港，在今台湾云林县北港镇），台湾人民迎谒者甚众，充分表现出对郑成功的支持。且郑军在台湾作战时，军中乏粮，有一段时间要依靠民间送来的“杂子、番薯”勉强维持后勤补给。可以说，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进程会更为艰难。
相应地，郑成功在台湾作战时，也非常重视保护当地人民的权益。由于荷兰人据守台湾城不出，郑军进入长期的围城战，此时出现了一些侵害本地人民利益的事情。郑成功对这一苗头非常重视，他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严肃处理了“抢掠百姓、盗匿米粮”的不法将领吴豪、陈蟒，吴豪被处死，陈蟒被捆责、革职。十几天后，郑成功下发谕令，允许文武官员在台湾拥有田宅，但“不准混侵土民（指高山族人民）及百姓（指汉族人民）现耕物业”。经过严厉整顿，郑成功不仅严肃了军纪，获得了台湾人民的拥护，而且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也为他在收复台湾后迅速开展建设工作打下了基础。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将原荷兰殖民者直接统治的台南地区定为承天府，下设大兴、万年二县，以台湾城为安平镇。所部按编制分驻各地，既起到安靖地方的作用，又從事屯垦工作，成为开发台湾的急先锋。时人记载，郑成功在台湾“辟草莱，兴屯聚，严法令”，为台湾的建设开了一个好头。二十年后，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时，台湾已有“户口数十万”。追根溯源，郑成功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郑成功虽身在台湾，但始终没有割据自立的想法。永历帝死后，南明事实上已经灭亡，但他仍用永历帝所授予的延平郡王的封号，奉明朝正朔，认为：“清之技亦穷矣。吾养精蓄锐，天下事未可知也。”雄心壮志，千古可风。可惜天不假年，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就因病去世了，时年仅三十九岁。
郑成功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的豪情壮志，以及在开发台湾方面的卓越贡献，始终为人们所铭记。清末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曾为郑成功祠题联：“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著名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的评价则更为简洁明快：“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