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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兹生、候格睿、杜润德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分别撰写的三部史记研究论著堪称该领域奠基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国内学术界目前鲜有文章论述这些著作。本文将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一番介绍和评述，以唤起国内史记研究专家对此的关注。
关键词：史记研究；华兹生；候格睿；杜润德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75-05
《史记》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这本东方古国史学奇书，其中不乏对《史记》和司马迁穷尽毕生心力专研者，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著，奠定了《史记》研究在美国汉学界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美国众多史记研究学者中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意义较为重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教授、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候格睿教授和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杜润德教授。他们出版的《史记》研究论著受到西方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普遍肯定与称赞，成为美国史记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史记》研究鲜有认识和评述，少见相关论文发表，而这三位学者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史记学研究非常值得学界专家的借鉴。为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这三位著名美国汉学家史记学研究的三部著作，《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和《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分别做出介绍与评述，以唤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 华兹生：《司马迁
——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华兹生教授 （Burton Watson， 1925— ）是当代美国汉学界最负盛名的《史记》翻译家及研究学者。1956年华兹生以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以下简称《司马迁》]）为题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克拉克·费希尔·安斯利（Clarke F. Ansley Award）奖项，更是西方史记研究领域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英文著作。
《司马迁》共有五章。第一章为“司马迁的世界”（The World of Ssu-ma Ch’ien），内容为从周朝末期至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较为出色的是对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变动剧增的探讨，特别是对新兴阶层“游侠”和“说客”的论述，此外，华兹生还以娴熟的文笔探讨了汉朝早期的统治者面临的内忧与外患。第二章为“司马迁列传”（The Biography of Ssu-ma Ch’ien），包括和司马迁其人有关的最重要史料的英译，华兹生以畅美的译笔翻译了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汉书》第六十二卷记载司马迁生平的内容，以及最著名的司马迁自我剖白《报任安书》。第三章为“中国历史学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论述了自《春秋》开始中国史学家记录历史的原则，如记录历史要客观、历史记录中的“避讳”与“禁忌”等，并论述了“空言”（或“空文”）的两层含义。第四章为“史记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Shih chi），讨论了《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体例。第五章“司马迁的思想”（The Thought of Ssu-ma Ch’ien），论述了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及其风格问题。
华兹生教授在这本专著中论述了在探索“真理”上中国思想家与大部分中国人视角上的不同。华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正如希腊或印度的思想家，更多把目光投向超越短暂尘世现象以外的更高领域即“玄学真理”。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目光则锁定在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认为如果真理能够被发现，那一定是在自我变化的过程，即历史之中。正是由于这后一种真理观，中华民族一直是最勤奋于记录历史变化的民族，也是至今所知的最依赖于阅读历史获取精神食粮的民族。
华兹生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司马迁时使用类比的方法，把司马迁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联系起来，拉近了司马迁与西方读者的距离，让西方读者对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时期的这位著名历史学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华兹生指出《史记》的形式为中国后世史学典籍提供了范例，其内容和风格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亚洲国家，认为司马迁对中国、韩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类似希罗多德对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影响。华兹生认为人类的历史功绩和思维方式有共通之处，正所谓“性相近”而“习相远”。所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典籍要让另一个国家的人读懂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早期历史时的确会为中国名称和信仰理念困惑一时，因为背景已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这些发生在异域的历史同他们故乡的历史讲述的都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事，不论事件发生在哪个时空，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洞察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背后的规律，其著作正如古代东西方所有重要历史学家的作品，是蓄意说教式的，是“惩恶扬善”。何为“善”？何为“恶”？史学家的功用在于“辨明善恶”、“扬善弃恶”。华兹生指出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对做坏事的恶人所做的坏事进行谴责，使对“善”的理解更宽广，延绵到贤人的子孙辈。在《史记》中我们同样可以在变化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到接近“永恒”（Permanence）的规律，这便是“善”。邪恶会毁掉行恶之人，而“善”却会得到永恒，通过父教子、君训臣、师教徒传递下去。华兹生认为史学家的功绩在于记录保存历史中的“善”，让后世万代看到“善”，把“善”的回忆继续延续，而司马迁在《史记》撰写中也在捕捉这种“善”，并立文将之传诵后世。 华兹生的这本《史记》研究专著旨在向普通英语读者介绍他所知道的司马迁，描述《史记》的形式和内容并指出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华兹生认为直接阅读史料的英译有助于西方读者形成对司马迁和《史记》的个人评判，然而在这本专著出版前，西方英语世界几乎没有对《史记》的相关篇章做过英译，因此华兹生在这本专著中所做的英译自然意义重大。华兹生坦言在这部专著中他有意选择忽视了《史记》中某些历史篇章，比如涉及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考证资料来源的内容，或是几个世纪以来被中国学者广为批评的内容，并说明这是出于篇幅的考虑以及受限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但他仍希望通过这本专著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稍微了解到《史记》的伟大。华兹生在这本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学理论的起源及《史记》对史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生动精辟地分析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风格和文学技巧，成功地在古老的中国史学文化与英语世界的读者、汉学研究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他们得以窥视中国早期这位伟大史学家的内心世界，唤起学者们的兴趣，为西方汉学界进一步研究《史记》做好准备。
二、 候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
——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 候格睿（Grant Hardy，1961— ）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主要从事历史学与宗教学研究。1988年候格睿自耶鲁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史记》中的客观性与解释），这篇博士论文是继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兹生教授的博士论文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以来，美国汉学界中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又一部力作。候格睿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其所钟爱的《史记》研究，他对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于199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以下简称《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候格睿因此书的出版成为当代美国汉学界最知名的史记学研究专家之一。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共由8章组成。第一章为“引言——历史何为”（Introduction： Why History？），候格睿介绍了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讨论了中国文化中历史的地位和司马迁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为“重现世界”（Representing the World），作者介绍了《史记》的撰写、阅读的结构和竹简上的古代中国世界。第三章和第四章标题同为“微观世界解读”（Microcosmic Reading I， Microcosmic Reading II），候格睿就《史记》的历史脉络、多重叙述和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五章为“塑造世界”（Shaping the World），候格睿论述了如何评判历史以及作为历史阐释的《史记》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标题同为“儒家的解读”（Confucian Reading I， Confucian Reading II），候格睿论述了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家，更是一位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大圣人。第八章为“理解世界”（Understanding the World），候格睿探讨了司马迁编撰历史时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个人与其所处时代传统美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候格睿教授认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记录从最早的传说时代到司马迁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正是司马迁在撰写这样一部历史的过程中定义了大汉民族的真正含义。因此，候格睿把《史记》看成中华文明的奠基文本，把司马迁看成是继孔子和秦始皇帝后中华帝国的另一位创造者，这不仅因为司马迁提供了让人信服的历史人物传记，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其实也是这两位早期历史人物（孔子和秦始皇帝）的创造者。
候格睿在《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中指出，《史记》向读者展现的是一部“隐身作者”的书。虽然司马迁是这部著作的撰写者，但他显然刻意让自己的功绩最小化。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有强烈依赖，经常是直接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一番解释或索性将其直接引用到《史记》中，对历史几乎不作出明确的评判和阐释。在司马迁撰写的汉朝时期的大部分传记中，我们很难看到作者以第一人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叙述或评论，虽然在每卷末尾看似有个性化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文字篇幅却十分短小，且不具连贯性，有时甚至频繁引用其他学者的判断。总而言之，候格睿认为司马迁的个人评述在《史记》中显得十分“暧昧”（equivocal）。即便到了《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西方读者可能很是期待在这卷中能够找到司马迁对自己个人生活的记录，遗憾的是这样的期待再一次落空，司马迁在此卷中大谈其父的教育和董仲舒，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对自己的私生活进行描述。候格睿在读完《史记》后，对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方法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位史学家在写史时显然蓄意拒绝凸显自己的声音，他不想用自己的声音向读者提供一个对过去历史的描述与重构。候格睿认为这样的撰写法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如此撰写的《史记》并不符合西方读者对“历史”的定义与期待。
既然《史记》有别于西方读者对“历史”和“写史”的认识，那么西方对“历史”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候格睿主张通过比较历史撰写方法来探讨司马迁与西方史学家写史目的的不同。候格睿认为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历史是重视修辞的形式 （the form of rhetoric）。希腊人撰写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教育、示人道德、启智灵感和记录荣典。希腊的历史学家写史重修辞是为了让他们的读者相信他们对过去的描述是确切的，判断是真实可信的，也只有在说服了读者后，他们所撰写的这些内容才可称之为历史。从荷马到希罗多德（尤其是后者），作史者普遍意识到听众（读者）会对其叙述提出质疑，随着文明的进步，为了回应可能的质疑，有时甚至不得不从法律、神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史料加以论证，以使读者相信他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构与真实历史事件是相符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描述是依托其成熟的辩论和精心安排的论据来得到读者们合理的评判。总之，候格睿认为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理性辩论之上的。 与西方史学家截然不同，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蓄意隐藏自己，不以自己的声音（in his own voice）向读者提供其对所撰写历史的看法与观点。《史记》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历史学家个人的真理或让读者接受其对历史的描述，而在于让读者对历史有自己的领悟。司马迁并不期待他的书会成为历史的最终文本，他的写作风格并不强调准确历史数据的收集或对不同意见的比较，甚至他在《史记》中每卷末尾的个性评论也常常是尝试性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候格睿教授指出《史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阅读世界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最小限度地受到历史学家理性的限制，如同亲临过去的时空一样。候格睿在对《史记》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阐述时，常常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引用相关例证，同时洞悉其他学者的研究。候格睿认为如果这一切都能做到，西方读者将会对他的解释是否正确或至少在合理性方面做出自己的判断。候格睿认为这是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史学家的基本任务，虽然他的著作在分析、例证和记录模式上与这些经典希腊史有所不同，但候格睿仍然自称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后继学者。
三、 杜润德：《雾镜
——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 杜润德 （Stephen Durrant， 1944— ） 教授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为当代美国汉学界中极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学者。杜润德在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于1995年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以下简称《雾镜》]。
《雾镜》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第二位孔圣人的挫折”（The Frustration of the Second Confucius），杜润德谈论了司马迁写史的历史背景，指出司马迁撰写的是一部涵盖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历史，是对孔子的一种效仿，而司马迁的挫折经历为其创造性地写史提供了动力。第二章为“司马迁笔下的孔子”（Sima Qian’s Confucius），在这章中杜润德介绍了司马迁所描述的孔子，指出后世学者在谈到孔子时，都不约而同地会想起司马迁《史记》中对孔子的记录。杜润德认为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这位大圣人的描述与其自己身为汉朝史学家有着紧密联系，称《史记：孔子世家》为杰出的文学名作。杜润德论述了中国古代这位大圣人对司马迁写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孔子就是司马迁的典范，司马迁实际可称得上是汉朝的孔夫子。第三章为“司马迁，六艺与春秋”（Sima Qian， the Six Arts，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杜润德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描述进而展开论述，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过去历史的传播者，司马迁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在此方面也取得了不逊于孔子的伟大成就。杜润德追溯了中国古代《六经》的传统与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思想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阐述了中国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春秋》与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对自己历史任务的描述之间的关系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为“先辈和活着的回忆”（Dying Fathers and Living Memories）、“有名或无名”（（Wo）men with（out） Names），杜润德教授考察了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左传》和《战国策》的改编问题。杜润德认为这些改编材料为正确阅读和欣赏司马迁叙述中不直接注明出处的其他早期文献资料提供了重要线索。第六章为“理论家还是叙述者”（Ideologue versus Narrator），探索了后世学者们试图在史记中寻求一个连贯一致的理念的问题。杜润德经过研究后指出《史记》并非一部“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位史学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中华文明历史的叙述者。
杜润德这本专著同样对《史记》研究中的体例问题展开了论述，特别对《史记》五大体例（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之一的“列传”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质疑。杜润德指出“列传”一词常被汉学家英译为“Biographies”，这样的翻译其实欠妥。其一，史记列传中虽然大多数的篇章是对单个人物的叙述，但也有一些篇章涉及群体，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等；其二，列传中有些篇章虽冠以所为之作传者其名，但并非其人历史较完整的叙述，而是对其他历史编纂的补充，如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就坦然承认管晏生平在其生活一代的很多书里均有记录，因此他并不打算讨论这些书里已讨论过的内容，他所谈论的主要是这些书中所忽视的。杜润德谈及华兹生教授在翻译“列传”一词时用的是“Memoirs”，这样的翻译虽可以接受，但他更倾向于直译。“传”究其象征意义就是“传播，流传”，即作为经典的简洁评论而流传于后世。“传”在到了周朝晚期才变成了一个与“传统”相联系的主要涉及人与团体刻画的文学类型的名称。“列”则意味“安排，有序”，司马迁是用“列”修饰“传”的第一人。司马迁没有再进一步解释这一“新词”，然而另外一位重要的《史记》评论家司马贞认为司马迁有序地追溯了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这样才能使他们流传于后世。鉴于此，杜润德教授将“列传”一词英译为“Arrayed Traditions”。此外，杜润德教授在这部专著中还对司马迁《史记》中的某些文本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了考证。
杜润德教授的《雾镜》选材精当并配有其对《史记》相关篇章的典雅翻译，特别注重对《史记》文本文学性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详尽的语义分析，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司马迁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精辟分析揭示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承受的社会和个人心理压力。该书的出版，让西方读者看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创作立场，丰富了美国汉学界把《史记》看做一部杰出的叙事文本、文学名著和个人创作的研究。该书的出版赢得了美国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普遍称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奚如谷教授称赞这是本古典、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出色学术著作，盛赞杜润德对历史和文学的卓越洞察力。威斯康星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对杜润德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深表敬意，指出过去《史记》在西方更多被作为史学著作加以研究，但它在中国具有的文学影响力与史学影响力同样重要，而杜润德的出色分析解释了《史记》何以被世人认为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倪豪士把杜润德对《史记》文本的出色分析称为一种绝活，并认为这种绝活必将成为其他早期叙事文本研究的范例。 四、结语
华兹生教授撰写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杜润德教授的《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两部作品倾向于向西方读者综括性地介绍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华兹生详细论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处的世界、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记》的形式与风格，并英译了《史记》中的相关篇章；杜润德教授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他对史记体例“列传”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十分值得同行学者的关注。候格睿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前辈学者所忽视的某些文本特征上，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将《史记》视为儒家经典，在文本批评的基础上主张从微观世界解读《史记》，认为这是澄清让人迷惑的古代中国史的有效途径。候格睿详尽分析与论述了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方法，指出其与西方史学家所采用方法的不同，认为司马迁以其自身的隐身达成了较客观的叙述，这反而是一种高度个性化和情感化的历史写作方法。候格睿声称其研究旨在向西方史记学研究领域提出一个崭新的且具有争议性视角，提出了“隐身作者”的概念并主张通过比较中西历史撰写法和微观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史记》，这些观点很值得国内学术界同行专家的借鉴和参考。
以上笔者对三位美国汉学界史记学家的三本奠基之作做了简要介绍，这三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史记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界权威地位的确立。在这三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汉学界史记学后继研究的许多要点和热点，如中西方历史学比较、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中国早期历史叙事文的手法和特点等。华兹生、杜润德、候格睿，作为当代美国汉学界最为知名的史记学研究学者，分别侧重于从学者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史学理论家的角度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展开研究，大大推动了美国汉学界史记研究和译介的进程。
[参考文献][1]Watson， Burt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2]Durrant， Stephen.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Qian[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3]Hardy， Grant.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4]Kroll，Paul W.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97.
[5]安平秋，安乐哲.北美汉学家辞典[D].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Three Distinguished American Sinologists of the Shih Chi
——A Brief Review of the Works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and Stephen Durrant
WU Tao1， YANG Xiang-ou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650500， Yunnan，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and Stephen Durrant have received the greatest reputation among American Sinologists of the Shih Chi. The three scholarly works they respectively wrote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Shih Chi in America and definitely deserve in-depth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few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a discussing these three boo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d review of these three books in order to arouse du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of the Shih Chi in China.
Keywords：The Study of the Shih Chi； 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Stephen Durrant
〔责任编辑：李官〕
关键词：史记研究；华兹生；候格睿；杜润德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75-05
《史记》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这本东方古国史学奇书，其中不乏对《史记》和司马迁穷尽毕生心力专研者，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著，奠定了《史记》研究在美国汉学界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美国众多史记研究学者中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意义较为重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教授、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候格睿教授和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杜润德教授。他们出版的《史记》研究论著受到西方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普遍肯定与称赞，成为美国史记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史记》研究鲜有认识和评述，少见相关论文发表，而这三位学者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史记学研究非常值得学界专家的借鉴。为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这三位著名美国汉学家史记学研究的三部著作，《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和《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分别做出介绍与评述，以唤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 华兹生：《司马迁
——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华兹生教授 （Burton Watson， 1925— ）是当代美国汉学界最负盛名的《史记》翻译家及研究学者。1956年华兹生以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以下简称《司马迁》]）为题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克拉克·费希尔·安斯利（Clarke F. Ansley Award）奖项，更是西方史记研究领域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英文著作。
《司马迁》共有五章。第一章为“司马迁的世界”（The World of Ssu-ma Ch’ien），内容为从周朝末期至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较为出色的是对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变动剧增的探讨，特别是对新兴阶层“游侠”和“说客”的论述，此外，华兹生还以娴熟的文笔探讨了汉朝早期的统治者面临的内忧与外患。第二章为“司马迁列传”（The Biography of Ssu-ma Ch’ien），包括和司马迁其人有关的最重要史料的英译，华兹生以畅美的译笔翻译了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汉书》第六十二卷记载司马迁生平的内容，以及最著名的司马迁自我剖白《报任安书》。第三章为“中国历史学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论述了自《春秋》开始中国史学家记录历史的原则，如记录历史要客观、历史记录中的“避讳”与“禁忌”等，并论述了“空言”（或“空文”）的两层含义。第四章为“史记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Shih chi），讨论了《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体例。第五章“司马迁的思想”（The Thought of Ssu-ma Ch’ien），论述了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及其风格问题。
华兹生教授在这本专著中论述了在探索“真理”上中国思想家与大部分中国人视角上的不同。华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正如希腊或印度的思想家，更多把目光投向超越短暂尘世现象以外的更高领域即“玄学真理”。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目光则锁定在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认为如果真理能够被发现，那一定是在自我变化的过程，即历史之中。正是由于这后一种真理观，中华民族一直是最勤奋于记录历史变化的民族，也是至今所知的最依赖于阅读历史获取精神食粮的民族。
华兹生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司马迁时使用类比的方法，把司马迁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联系起来，拉近了司马迁与西方读者的距离，让西方读者对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时期的这位著名历史学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华兹生指出《史记》的形式为中国后世史学典籍提供了范例，其内容和风格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亚洲国家，认为司马迁对中国、韩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类似希罗多德对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影响。华兹生认为人类的历史功绩和思维方式有共通之处，正所谓“性相近”而“习相远”。所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典籍要让另一个国家的人读懂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早期历史时的确会为中国名称和信仰理念困惑一时，因为背景已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这些发生在异域的历史同他们故乡的历史讲述的都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事，不论事件发生在哪个时空，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洞察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背后的规律，其著作正如古代东西方所有重要历史学家的作品，是蓄意说教式的，是“惩恶扬善”。何为“善”？何为“恶”？史学家的功用在于“辨明善恶”、“扬善弃恶”。华兹生指出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对做坏事的恶人所做的坏事进行谴责，使对“善”的理解更宽广，延绵到贤人的子孙辈。在《史记》中我们同样可以在变化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到接近“永恒”（Permanence）的规律，这便是“善”。邪恶会毁掉行恶之人，而“善”却会得到永恒，通过父教子、君训臣、师教徒传递下去。华兹生认为史学家的功绩在于记录保存历史中的“善”，让后世万代看到“善”，把“善”的回忆继续延续，而司马迁在《史记》撰写中也在捕捉这种“善”，并立文将之传诵后世。 华兹生的这本《史记》研究专著旨在向普通英语读者介绍他所知道的司马迁，描述《史记》的形式和内容并指出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华兹生认为直接阅读史料的英译有助于西方读者形成对司马迁和《史记》的个人评判，然而在这本专著出版前，西方英语世界几乎没有对《史记》的相关篇章做过英译，因此华兹生在这本专著中所做的英译自然意义重大。华兹生坦言在这部专著中他有意选择忽视了《史记》中某些历史篇章，比如涉及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考证资料来源的内容，或是几个世纪以来被中国学者广为批评的内容，并说明这是出于篇幅的考虑以及受限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但他仍希望通过这本专著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稍微了解到《史记》的伟大。华兹生在这本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史学理论的起源及《史记》对史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生动精辟地分析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风格和文学技巧，成功地在古老的中国史学文化与英语世界的读者、汉学研究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他们得以窥视中国早期这位伟大史学家的内心世界，唤起学者们的兴趣，为西方汉学界进一步研究《史记》做好准备。
二、 候格睿：《青铜与竹简的世界
——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 候格睿（Grant Hardy，1961— ）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主要从事历史学与宗教学研究。1988年候格睿自耶鲁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史记》中的客观性与解释），这篇博士论文是继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兹生教授的博士论文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以来，美国汉学界中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又一部力作。候格睿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其所钟爱的《史记》研究，他对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于199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以下简称《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候格睿因此书的出版成为当代美国汉学界最知名的史记学研究专家之一。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共由8章组成。第一章为“引言——历史何为”（Introduction： Why History？），候格睿介绍了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讨论了中国文化中历史的地位和司马迁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为“重现世界”（Representing the World），作者介绍了《史记》的撰写、阅读的结构和竹简上的古代中国世界。第三章和第四章标题同为“微观世界解读”（Microcosmic Reading I， Microcosmic Reading II），候格睿就《史记》的历史脉络、多重叙述和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五章为“塑造世界”（Shaping the World），候格睿论述了如何评判历史以及作为历史阐释的《史记》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的标题同为“儒家的解读”（Confucian Reading I， Confucian Reading II），候格睿论述了司马迁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家，更是一位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大圣人。第八章为“理解世界”（Understanding the World），候格睿探讨了司马迁编撰历史时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个人与其所处时代传统美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候格睿教授认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记录从最早的传说时代到司马迁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正是司马迁在撰写这样一部历史的过程中定义了大汉民族的真正含义。因此，候格睿把《史记》看成中华文明的奠基文本，把司马迁看成是继孔子和秦始皇帝后中华帝国的另一位创造者，这不仅因为司马迁提供了让人信服的历史人物传记，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其实也是这两位早期历史人物（孔子和秦始皇帝）的创造者。
候格睿在《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中指出，《史记》向读者展现的是一部“隐身作者”的书。虽然司马迁是这部著作的撰写者，但他显然刻意让自己的功绩最小化。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有强烈依赖，经常是直接对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一番解释或索性将其直接引用到《史记》中，对历史几乎不作出明确的评判和阐释。在司马迁撰写的汉朝时期的大部分传记中，我们很难看到作者以第一人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叙述或评论，虽然在每卷末尾看似有个性化的评论，但这些评论文字篇幅却十分短小，且不具连贯性，有时甚至频繁引用其他学者的判断。总而言之，候格睿认为司马迁的个人评述在《史记》中显得十分“暧昧”（equivocal）。即便到了《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西方读者可能很是期待在这卷中能够找到司马迁对自己个人生活的记录，遗憾的是这样的期待再一次落空，司马迁在此卷中大谈其父的教育和董仲舒，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对自己的私生活进行描述。候格睿在读完《史记》后，对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方法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位史学家在写史时显然蓄意拒绝凸显自己的声音，他不想用自己的声音向读者提供一个对过去历史的描述与重构。候格睿认为这样的撰写法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如此撰写的《史记》并不符合西方读者对“历史”的定义与期待。
既然《史记》有别于西方读者对“历史”和“写史”的认识，那么西方对“历史”又是如何理解的呢？候格睿主张通过比较历史撰写方法来探讨司马迁与西方史学家写史目的的不同。候格睿认为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历史是重视修辞的形式 （the form of rhetoric）。希腊人撰写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教育、示人道德、启智灵感和记录荣典。希腊的历史学家写史重修辞是为了让他们的读者相信他们对过去的描述是确切的，判断是真实可信的，也只有在说服了读者后，他们所撰写的这些内容才可称之为历史。从荷马到希罗多德（尤其是后者），作史者普遍意识到听众（读者）会对其叙述提出质疑，随着文明的进步，为了回应可能的质疑，有时甚至不得不从法律、神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史料加以论证，以使读者相信他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构与真实历史事件是相符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描述是依托其成熟的辩论和精心安排的论据来得到读者们合理的评判。总之，候格睿认为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理性辩论之上的。 与西方史学家截然不同，候格睿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蓄意隐藏自己，不以自己的声音（in his own voice）向读者提供其对所撰写历史的看法与观点。《史记》的目的并不在于宣扬历史学家个人的真理或让读者接受其对历史的描述，而在于让读者对历史有自己的领悟。司马迁并不期待他的书会成为历史的最终文本，他的写作风格并不强调准确历史数据的收集或对不同意见的比较，甚至他在《史记》中每卷末尾的个性评论也常常是尝试性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候格睿教授指出《史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阅读世界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最小限度地受到历史学家理性的限制，如同亲临过去的时空一样。候格睿在对《史记》中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阐述时，常常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并引用相关例证，同时洞悉其他学者的研究。候格睿认为如果这一切都能做到，西方读者将会对他的解释是否正确或至少在合理性方面做出自己的判断。候格睿认为这是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来史学家的基本任务，虽然他的著作在分析、例证和记录模式上与这些经典希腊史有所不同，但候格睿仍然自称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后继学者。
三、 杜润德：《雾镜
——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 杜润德 （Stephen Durrant， 1944— ） 教授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为当代美国汉学界中极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学者。杜润德在史记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于1995年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以下简称《雾镜》]。
《雾镜》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为“第二位孔圣人的挫折”（The Frustration of the Second Confucius），杜润德谈论了司马迁写史的历史背景，指出司马迁撰写的是一部涵盖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历史，是对孔子的一种效仿，而司马迁的挫折经历为其创造性地写史提供了动力。第二章为“司马迁笔下的孔子”（Sima Qian’s Confucius），在这章中杜润德介绍了司马迁所描述的孔子，指出后世学者在谈到孔子时，都不约而同地会想起司马迁《史记》中对孔子的记录。杜润德认为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这位大圣人的描述与其自己身为汉朝史学家有着紧密联系，称《史记：孔子世家》为杰出的文学名作。杜润德论述了中国古代这位大圣人对司马迁写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孔子就是司马迁的典范，司马迁实际可称得上是汉朝的孔夫子。第三章为“司马迁，六艺与春秋”（Sima Qian， the Six Arts，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杜润德就司马迁对孔子的描述进而展开论述，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过去历史的传播者，司马迁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在此方面也取得了不逊于孔子的伟大成就。杜润德追溯了中国古代《六经》的传统与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思想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阐述了中国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春秋》与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对自己历史任务的描述之间的关系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为“先辈和活着的回忆”（Dying Fathers and Living Memories）、“有名或无名”（（Wo）men with（out） Names），杜润德教授考察了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左传》和《战国策》的改编问题。杜润德认为这些改编材料为正确阅读和欣赏司马迁叙述中不直接注明出处的其他早期文献资料提供了重要线索。第六章为“理论家还是叙述者”（Ideologue versus Narrator），探索了后世学者们试图在史记中寻求一个连贯一致的理念的问题。杜润德经过研究后指出《史记》并非一部“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位史学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中华文明历史的叙述者。
杜润德这本专著同样对《史记》研究中的体例问题展开了论述，特别对《史记》五大体例（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之一的“列传”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质疑。杜润德指出“列传”一词常被汉学家英译为“Biographies”，这样的翻译其实欠妥。其一，史记列传中虽然大多数的篇章是对单个人物的叙述，但也有一些篇章涉及群体，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等；其二，列传中有些篇章虽冠以所为之作传者其名，但并非其人历史较完整的叙述，而是对其他历史编纂的补充，如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就坦然承认管晏生平在其生活一代的很多书里均有记录，因此他并不打算讨论这些书里已讨论过的内容，他所谈论的主要是这些书中所忽视的。杜润德谈及华兹生教授在翻译“列传”一词时用的是“Memoirs”，这样的翻译虽可以接受，但他更倾向于直译。“传”究其象征意义就是“传播，流传”，即作为经典的简洁评论而流传于后世。“传”在到了周朝晚期才变成了一个与“传统”相联系的主要涉及人与团体刻画的文学类型的名称。“列”则意味“安排，有序”，司马迁是用“列”修饰“传”的第一人。司马迁没有再进一步解释这一“新词”，然而另外一位重要的《史记》评论家司马贞认为司马迁有序地追溯了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这样才能使他们流传于后世。鉴于此，杜润德教授将“列传”一词英译为“Arrayed Traditions”。此外，杜润德教授在这部专著中还对司马迁《史记》中的某些文本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了考证。
杜润德教授的《雾镜》选材精当并配有其对《史记》相关篇章的典雅翻译，特别注重对《史记》文本文学性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和详尽的语义分析，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司马迁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精辟分析揭示了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承受的社会和个人心理压力。该书的出版，让西方读者看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创作立场，丰富了美国汉学界把《史记》看做一部杰出的叙事文本、文学名著和个人创作的研究。该书的出版赢得了美国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普遍称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奚如谷教授称赞这是本古典、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出色学术著作，盛赞杜润德对历史和文学的卓越洞察力。威斯康星大学的倪豪士教授对杜润德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深表敬意，指出过去《史记》在西方更多被作为史学著作加以研究，但它在中国具有的文学影响力与史学影响力同样重要，而杜润德的出色分析解释了《史记》何以被世人认为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倪豪士把杜润德对《史记》文本的出色分析称为一种绝活，并认为这种绝活必将成为其他早期叙事文本研究的范例。 四、结语
华兹生教授撰写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杜润德教授的《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两部作品倾向于向西方读者综括性地介绍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华兹生详细论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处的世界、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记》的形式与风格，并英译了《史记》中的相关篇章；杜润德教授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他对史记体例“列传”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十分值得同行学者的关注。候格睿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前辈学者所忽视的某些文本特征上，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将《史记》视为儒家经典，在文本批评的基础上主张从微观世界解读《史记》，认为这是澄清让人迷惑的古代中国史的有效途径。候格睿详尽分析与论述了司马迁撰写历史的方法，指出其与西方史学家所采用方法的不同，认为司马迁以其自身的隐身达成了较客观的叙述，这反而是一种高度个性化和情感化的历史写作方法。候格睿声称其研究旨在向西方史记学研究领域提出一个崭新的且具有争议性视角，提出了“隐身作者”的概念并主张通过比较中西历史撰写法和微观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史记》，这些观点很值得国内学术界同行专家的借鉴和参考。
以上笔者对三位美国汉学界史记学家的三本奠基之作做了简要介绍，这三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史记学研究在美国汉学界权威地位的确立。在这三部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汉学界史记学后继研究的许多要点和热点，如中西方历史学比较、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中国早期历史叙事文的手法和特点等。华兹生、杜润德、候格睿，作为当代美国汉学界最为知名的史记学研究学者，分别侧重于从学者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史学理论家的角度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展开研究，大大推动了美国汉学界史记研究和译介的进程。
[参考文献][1]Watson， Burt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2]Durrant， Stephen.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Qian[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3]Hardy， Grant.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4]Kroll，Paul W.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97.
[5]安平秋，安乐哲.北美汉学家辞典[D].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Three Distinguished American Sinologists of the Shih Chi
——A Brief Review of the Works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and Stephen Durrant
WU Tao1， YANG Xiang-ou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650500， Yunnan，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and Stephen Durrant have received the greatest reputation among American Sinologists of the Shih Chi. The three scholarly works they respectively wrote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Shih Chi in America and definitely deserve in-depth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few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a discussing these three books. Therefore， this thesis will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nd review of these three books in order to arouse du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of the Shih Chi in China.
Keywords：The Study of the Shih Chi； Burton Watson； Grant Hardy； Stephen Durrant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