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老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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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中旬,北京的雾霾天气成为了世界关注的话题,原本与李洪立师傅相约的骑行活动也一再推迟。终于,被重重雾霾遮蔽了整整6天的北京城,在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的作用下,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出现好转,阳光、蓝天光临北京,“这才是骑行的好天儿。”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李洪立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个头并不高,身体非常结实,长期保留光头的造型,外人不仔细看,根本瞧不出他已年过半百。
  清晨,李洪立习惯性早起,洗漱完毕用过早餐,开始一天骑行前的准备。从柜子里拿出一套专业骑行服,蓝色加层上衣佩黑色紧身骑行裤,穿戴完毕后,他走到自己的爱车边仔细查看,“今天要出去运动,昨儿晚上我就把链条重新上了油,不管出门骑行多远,这样的准备还是得做好。”细心的李洪立再一次检查了刹车、变速器,看了看车座下方的工具袋里的装备是否齐全,等一切检查完毕后随即推车出门。
  只要天气允许,李洪立每周至少骑行两次。今天他的目的地是门头沟东方红隧道,“北京的东南西北我都骑过了,这条线儿是我最喜欢的线路之一,山路居多,骑自行车的人都喜欢爬坡,大平路没挑战没劲。”由于赶上北京上班早高峰,频繁的红绿灯也难以体验骑行的快感,老李决定放弃市内骑行,开车先从南二环到西四环,随后沿着四环北上至阜石路高架,顺着高架往西走直到妙峰山脚下,最后骑行进山。
  李洪立有辆越野车,出门的时候会把自行车挂到越野车上,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个车架,可以同时放两辆自行车。受李洪立的感染,他的夫人也逐渐对骑车运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天气好的时候会陪着老公一同出行,但毕竟体力有限,李洪立经常把汽车开到郊外再和夫人继续骑行。
  上午十点,李洪立抵达京西永定河生态园起点,这里已经是群山环绕。在阳光的照射下,山脊的阴阳两面凹凸有致,一层青雾环绕在群山之间,朦朦胧胧,人间仙境不过如此。李洪立下车脱掉了厚厚的外套,戴上头盔,检查完随身装备后,取下自行车,拍了拍车座大喝一声“走咯……”,只见他右腿跨过坐垫,用力一蹬,整个身子已经扶正,抬着头,弯着腰,整个架势非常专业,不一会儿,拐过山间的一个急弯,李洪立的身影消失在了视野当中。在这条骑行了五年的道路上,李洪立与自己的爱车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1959年4月27日,李洪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77年,毕业于北京107中学的他,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被分到了通县(现北京通州区)永乐甸农场当知青,“那个年代,上学时期的孩子最大的梦想就是穿军装,当时谁家孩子有套军绿色的衣服,戴个小军帽,周边的孩子们都特别羡慕。”学生时期的李洪立一直盼着自己能当兵,但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没走成,插队回来后正好赶上警校招生,毕业后,李洪立被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刑警队,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1996年,长期在刑警大队一线工作的李洪立退居二线,工作压力减轻许多。“这让我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开始并不喜欢骑自行车,但我爱好收藏,那时的自行车现在看来根本不值几个钱。”直到2006年,捷安特在中国盛行,喜欢跟风的老李花了一千多块买了第一辆山地车。在空闲之余偶尔会跟骑行圈的朋友们在网上交流,慢慢地就开始参与一些骑行活动。这一骑不要紧,从此老李的生活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2010年,受到北京双区合并的影响,刑警队有一定规模的人员调整,老李趁此机会选择离开奋斗三十多年的岗位。退休后的李洪立进入了一段空前的闲置期:“从高强度工作当中突然闲下来,人有时候会出现烦躁的心理,想让自己找些事做,偶然发现骑车是个好方法,能让自己的心情更舒畅。”
  老李在网上看到了不少人骑车进藏的经历,想到自己时间充裕,又对自行车这项运动颇感兴趣,这些因素集合起来让他萌发了第一次从北京骑行去西藏的想法。“西藏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一直很想去,现在趁着老胳膊老腿还能动,想挑战一下自己。”老李随即付出了行动,他通过网上结交了7名骑友,相约一同骑车去西藏。
  记者问老李:“当您把骑车去西藏的想法告诉家人时,他们是什么态度?”
  “反对!”还没等他作答,身边老李的夫人抢先开口。
  “确实反对,他们都说我是神经病,从北京到西藏,这么远的路,还是骑车,家人难免担心个人安全问题,还说‘你又不是唐僧,干嘛非得苦着自己去西藏取经啊!’媳妇当时阻拦我还跟我生气。”此时的李洪立看着夫人一脸苦笑。
  在家人看来,西藏是个极其陌生的地方,少数民族居多,根本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骑车去那种地方完全就是找罪受。老李并没有因家人的言词而放弃:“我也算是连哄带骗,跟她讲道理,毕竟干刑警出身,这方面的工作我还是挺有自信。”
  老李一边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做骑行前的准备。首先是上网查路线,翻阅相关游记,跟骑友一起探讨路线,其次是气候,选择合适的时间段。体能的培养是准备工作重中之重,这一趟下来少则两个月,没有好的体能根本不可能完成。老李比其他骑友多了一方面优势——冬泳,每年冬天都在家附近的河边跟一帮朋友进行冬泳运动,在他看来,长期进行冬泳锻炼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抗寒能力,增加了肺活量,对高海拔极寒地段骑行有一定帮助。






  2011年3月底,做足准备的李洪立终于从北京出发,他先骑行三天到达山东威海与第一个骑友汇合,一路往南经过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直到云南。在平原骑行一切都很顺利,“每天骑行100多公里,并不会感觉到吃力,大伙儿也是有说有笑。”老李回忆说。当骑行车队进入云南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02塌方区是车队进藏的必经之路,此地因地处川藏线第102个道班处而得名,198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使地质松散的加麻奇美山整体垮塌,公路完全被毁,虽经抢修通车,但却变成了“三千公里川藏线”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在经过这里时,正好看到一辆货车翻下悬崖,摔得粉碎。队员们骑行必须靠着山走,另外一端就是悬崖峭壁,没有护栏,稍微不注意就得赔上性命。”由于地理位置不熟悉,再加上有重大事故发生,这让队友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东达山位于西藏左贡县境内,垭口海拔标高5008米,为川藏南线上第二高垭口。“我们当时翻越这座雪山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风雨交加,又冷又累又饿,严重缺氧,这个时候我只能拿出最后的半罐牛奶和半根火腿救急。”在骑行圈有个习惯,骑行者身上最后的水源和食物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会动用,老李的行为表示他如果不在傍晚前进行补给,意味着断水断粮,后果可想而知。“当时没想太多,毕竟出来一趟不容易,轻易放弃不是我的作风,还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骑行当中遇见多大的困难都没有让老李产生放弃的念头,“人都有濒临崩溃的时候,离家那么长时间,妻子孩子都在担心,有时候突然会想到这些,想家的心情愈发强烈。”在极度寒冷、疲惫的环境下,老李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但始终没有选择调转车头。身边的骑友因吃不了苦而纷纷放弃,最后只剩下两名队友,“我能理解,不夸张地说,当时拿着一根牙签都觉得沉,这种感觉一般人体验不到。”他回忆说。
  李洪立的坚持让他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雪山,这一切都被她的夫人记在了日历上。老李骑行路上无论再艰苦,每天都会抽空给家人发短信报平安,“我媳妇也很有心,把我发短信的大概内容,路程,目的地记在日历上,想起来的时候拿出来翻翻也是一种回忆。”
  痛苦、劳累、饥饿、寒冷……伴随李洪立一路,濒临崩溃时,他一度想把车踹下山崖,但当第一次站在布达拉宫脚下拍照时,他对自己说:“这地方我明年还来……”




























  回到北京那天,李洪立的夫人特意没去上班,在没有见到老李本人时,她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直到见着老李的第一面,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离开北京之前,李洪立把头发胡子都剃光了,但经历这一路折腾,头发长起来了,胡子把嘴盖住了,整个人黑了不少,体重从178斤降到了150斤,“家人都不认识我了,形象跟犀利哥一样,我自己照镜子也吓一跳。”从北京出发60天,总行程5900多公里,李洪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写下了一段传奇,但这一切不是传奇的结束,而且另一段传奇的开始。
  距离老李第一次从西藏回来不到半年,几个网上认识的骑友相约于2011年中旬骑车进藏,希望老李亲自带队,“一开始只是有想法,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如果再去肯定不走相同的路线。”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了解老李的人都知道,第二次进藏定能成为事实。
  进入西藏一共有三条主要线路,青藏、川藏、滇藏,在老李看来,青藏线都是大马路,没什么挑战,川藏走过一部分,但滇藏有一段是需要勇气才敢走的路线,那就是绕行茶马古道。熟悉地理和历史的人都知道,茶马古道是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这条路很多地方无法走车,只能骑行或马行,虽然景色绝美,但骑行起来困难重重。“这条线走的人不多,我当时就非常感兴趣,开始策划,挑战这条最艰难的线路。”老李说。   2011年5月,老李和他的朋友们再次踏上了进藏之旅。这一次,他们省去了平原的骑行,直接坐火车到重庆集合,从重庆到贵州再到昆明,从六库镇沿怒江而上,这就是过去的茶马古道。
  当骑行队伍到达云南礼仁县周边时,队员们尽显疲态,一天下来没吃没喝,比预计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晚了很多,由于夜幕降临,黑天骑行是这项运动的大忌,面对无尽头的山路只能想着第二天再走,但在何处休息成了最大的问题。当队员们都在四处寻找适合搭帐篷的地方时,偶然遇见一波道班工人,这些道班都是纯藏民,老李连说带比划地描述了当时车队的处境并得到藏民们的同情,他们邀请车队去家里住宿,煮饭烧水。藏民的传统食物非常简单,酥油茶青稞面,淳朴的藏民还告诉老李,最好少吃青稞面,身体会消化不了。两次进藏的经历让老李对藏民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改变,“在没去西藏的时候,我总认为西藏很乱,但我去了之后,发现那里的藏民非常热心,非常实在。”
  察瓦龙是老李一行人第二次进藏过程中最艰难的路段,由于赶上瓢泼大雨导致道路塌方,无法通行,车队被当地路政局请到办公室避雨并做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继续骑行,但等雨停之后,老李一行人的车头依然朝西。察瓦龙地区几乎没有公路,都是当地藏民用石子铺的道路,几个队员的车在这里出了故障耽误了行程,只能再次借宿在藏民家中。








  骑车进藏,最担心的还是生命安全,李洪立自己也承认在过雪山的时候,路面全是冰,一个不小心性命难保,一名队友因为没掌握好车速而导致摔车,骑行服都被撤得没了形,对于这些,李洪立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干刑警的,冲锋陷阵的事经历多了,但每次直面犯罪分子的时候我都非常自信,即便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我也表现出自信的一面,算是多年工作培养出来了过硬的心理素质吧!”
  2012年6月16日,李洪立再一次站在了布达拉宫的脚下,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拉萨不是最终目的地,他们的目标是穿越新疆。但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当车队骑行到西藏阿里地区时,一名队员身体突发状况,所有行程全部打乱,为了能保证生命安全,全队决定放弃新疆之行再次回到了拉萨。第二次进藏之旅看似并不完美,但在李洪立眼里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这种骑行环境下,不是所有人都能挺过来,我尊重我们队友的选择,但话说回来,新疆是我下一个征服的目标。”
  对于李洪立来说家永远是最温暖的,一家三口住在龙潭湖六条,这是一个60年代建成的小区,老李家住在一楼,面积也就五、六十平米,一进家门,墙上便挂着那辆曾经陪伴他两次进藏的山地车。除此之外,李洪立还有一辆公路自行车,只要不骑长途,在北京周边骑行都用这辆公路车。
  “这两辆车加起来花了至少5万……”
  “什么?5万?你不是说才花了几千块钱嘛?”老李的话音未落,里屋的李夫人质问了起来,此时的老李一脸憨笑,不敢正视她。
  “我这不是怕你舍不得又说我嘛!”老李回话的声音似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
  在老李看来,自行车是个烧钱的运动,零部件更新换代太快,看到出来了新的技术就想尝试,“这跟摄影师换镜头一个道理,咱这山地车变速器一换6000,刹车盘一换也得上千,进口好闸皮一对就好几百……配件要换就得换好的,这是骑行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保障。”嘴里说得头头是道,看不出来有任何不舍的表情。虽然退休,但老李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省下来的退休金大部分都花在了自行车装备上。没事的时候他喜欢去潘家园走走看看,“每周日在潘家园都有不少玩自行车的人晒自己的装备,我也经常去凑热闹。”他说。
  除了自行车,李洪立的爱好极其广泛,要说他是个老顽童一点儿都不为过,养鸽子、八哥、种花……退休后根本闲不住。说到收藏,他随即展示起刚刚淘换的小玩意——一杆袖珍称,“别看这东西不起眼,这有讲头,这叫称心如意!”老李自解道。屋门的背后放着一杆红缨枪,他说自己没事也会耍两下。出了小区南门就是龙潭湖公园,老李和夫人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到公园踢毽子。在小区里碰见邻居,一见到老李穿着骑行服都会问上一句:“哎呦,这又上哪儿骑车去啦!”
  自行车给李洪立带来的不仅仅是快乐,通过这项运动结交了一帮朋友,由于QQ昵称叫朝阳,圈子里的人都叫他“朝阳大哥”。两次进藏之旅是老李的杰作,每当有人问他的经历和目标时,他会跟你说:“2010,西藏;2012,西藏;2013,新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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