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语）。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严复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国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 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 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 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2～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为25.5万人（据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108所，学生41 768人，教员7 205人，其中教授2 801人——相对2007年，中国已有2 371所高校，在校生2 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刘超《中国大学的走向》）。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后者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系列，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九成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全国。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不久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他在此9年，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演讲，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
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位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语）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长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摘自《新周刊》 何树青/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语）。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严复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国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 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 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 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2～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为25.5万人（据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108所，学生41 768人，教员7 205人，其中教授2 801人——相对2007年，中国已有2 371所高校，在校生2 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刘超《中国大学的走向》）。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后者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系列，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九成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全国。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不久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他在此9年，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演讲，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
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位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语）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长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摘自《新周刊》 何树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