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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不止“开辟了创作的新蹊径”、“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拓展了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同时还创造了用欲望介入历史的方式，成功挖掘出了历史人物的私欲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填补了正史所竭力遮蔽的不可告人之处。
关键词：施蛰存；历史小说；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9-0-03
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曾风行一时，鲁迅（《故事新编》）、郁达夫（《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天》）、郭沫若（《漆园吏游梁》《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茅盾（《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施蛰存（《鸠摩罗什》《将军底头》《阿褴公主》《石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至于为何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重要阶段，出现现代历史小说这一创作热潮？除了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作家转向历史这一人所共知的理由外，似乎就只有千百年来文学“依托古事、表达抗争、批判现实”的传统所能解释了。然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似乎逸出了这些阐述空间。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历史小说在小说审美性方面更为纯粹一些，区别于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的是，施蛰存似乎根本无意于救亡图存、爱国主义、改造国民性等主旨，他更关心小说本身。关于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学界多将其定义为披着历史外壳的“心理分析型小说”，这应是公允之论。然而，人们大多只注意到他“开辟了创作的新蹊径”、“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拓展了现代小说艺术技巧等方面，却忽略了他在介入历史、革新历史观念等方面作出的实验与努力。
二
施蛰存共创作有六篇历史小说，分别是《鸠摩罗什》《将军底头》《阿褴公主》《石秀》《李师师》《黄心大师》。1932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将六篇合为一集，书名为《将军底头》，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施蛰存直接为之前的学界误会辩解，“贤明的读者，一定会看得出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叔明则进一步将其概括，“《鸠摩罗什》，宗教和色欲的冲突；《将军的头》，信义和色欲的冲突；《石秀》，友谊和色欲的冲突；《阿褴公主》，种族和色欲的冲突” “在国内，从来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戏曲或小说），差不多全是取了‘借古人的嘴来说现代人的话’那一种方法，至于纯粹的古事小说，却似乎还很少看见过，有之，则当以《将军底头》为记录的开始。《将军底头》之所以能成为纯粹的古事小说，完全是在不把它的人物来现在化：他们意识没有只有现代人所有的思想，他们嘴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言语，纵然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手法却都是现代的。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们自己不能写，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现代艺术的工具写出来，使它们成大家都能懂——只就这一点而论，《将军底头》就已经多么值得我们的注意”。叔明极富洞见地指出了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色欲本相，以及潜存其中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
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的风潮蔚为大观，著名哲学家张东荪著文《论精神分析》，以及章士钊等人的大力译介，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但文学界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介入似乎更为自觉一些，以鲁迅为例，在《故事新编·自序》中，鲁迅直接申明《补天》的作意，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鲁迅接受并尝试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创作小说，这种实验精神是破天荒的，但似乎并不能解释他的真实意图，茅盾指出他是“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的所应憎与应爱”，可谓是极富洞见之论。鲁迅的目的在于借用现代意识来解剖传统文化，可是却无意之中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径，即用欲望来阐释历史。对于历史小说，鲁迅反对那种将历史做得密不透风的“教授小说”，并指出自己的创作方法乃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这种创作意旨和创作方法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进程，比如聂绀弩的《第一把火》《鬼谷子》，廖沫沙的《东窗之下》甚至直接标注“故事新编试作”， 端木蕻良的《步飞烟》标注为“故事新编之一”，谭正璧的历史小说集则干脆取名《拟故事新编》。众多后来者的仿拟之作，不乏高明之作，如聂绀弩的作品就几可以假乱真，但大部分则有画虎类犬的嫌疑。
施蛰存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大体忠实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极少生造完全不存在的历史人物，但也有对鲁迅的继承，比如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但他似乎走得更极端一些，直接开掘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挖掘历史人物的情欲史、私欲史，甚至艳史，追问历史人物不可告人的欲望动机，以及欲望对历史进程的支配影响。《鸠摩罗什》刊发于1929年9月15日《新文艺》创刊号上，是施蛰存两篇佛教题材历史小说（《鸠摩罗什》《黄心大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施蛰存自述，这篇代表作“费了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以完成的”。作者基本遵循了鸠摩罗什的佛教徒身份、被姚兴迎入后秦的史实，杜撰了诸多“莫须有”的情欲化的细节。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佛教译介与传播的大德高僧，一位正宗的释迎牟尼的高徒，通晓佛经的传教士，在施蛰存笔下却被塑造成了一位离经叛道的佛教叛逆者形象。施蛰存似乎带着一种恶作剧心理，在一场场情欲化的描写中，快意地一次次剥离掉鸠摩罗什头顶的光环，让他在宗教与“力比多”的纠结当中无力自拔、彻底沦陷，裸露出鸠摩罗什裟底下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属性。
《将军底头》刊发于1930年《小说月报》21卷10号，将军指的是唐朝著名将领花惊定，是一位战功赫赫威名四播的大将军，连诗圣杜甫都为其写诗“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与《鸠摩罗什》类似的是，作者基本忠实于原有史料，但却生造了一位“英銳”“美丽”的少女，在“冷僻的西陲所”一见钟情，“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就“被魅惑着了”，从此开始臆想“自己的手正在抚摸着那少女底肌肤、自己的嘴唇正压在少女底脸上，而自己所突然感到的热气，也就是从这少女底裸着的肉体上传过来的”。作者极力渲染花惊定的情欲意识，同时也暴露其身为吐蕃人却要镇压吐蕃的心理纠葛，以及想要背叛大唐却又爱慕唐女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与纠葛始终不曾停止，反叛的心思从犹疑逐渐走向放弃。他在战场上被本民族的吐蕃人砍掉了首级，却依然被情欲支配着策马溪边寻找心爱的人。 《阿褴公主》刊发于1931年《文艺月刊》2卷10期，初名《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施蛰存坦言，“目的只是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而作者也确实将一个凄美动人的感情故事复述出来。元朝末年，镇守云南的梁王不敌红巾军明玉珍部，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领兵相助，梁王感念其功将美丽的阿褴公主许配，后因谗臣进言中伤段功，梁王偏听偏信令阿褴公主用孔雀胆毒死段功。阿褴公主与段功情深意重不忍加害，于是将秘密泄露。次日梁王借邀段功做佛事，行至通济桥将段功截杀，公主亦殉情而死。施蛰存大致遵循了历史叙述，但却用现代的笔调，详述段功与阿褴公主的二重心理：段功不灭梁王则有丧身之虞，灭掉梁王虽能复国保命却会失去阿褴，而阿褴若杀死段功则背叛爱情，放走段功又背叛父王与种族。在“种族与色欲的冲突”下，段功与阿褴踌躇不决犹豫不定，最终双双殒命。
《石秀》刊发于1931年《小说月报》22卷2号，取自施耐庵的《水浒传》。《水浒传》里拼命三郎石秀，本是一名顶天立地豪气干云的梁山好汉。施蛰存却别有用心，将其塑造成一位变态的，设计唆使义兄杨雄杀妻的反英雄形象。石秀初见潘巧云，便“神魂震荡”不能自已，因洞晓潘巧云与和尚的奸情后，石秀由爱慕到憎恨，“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石秀深知自己恋嫂是有悖朋友伦常的，但却因为爱恋又不能抒发，直至撞破奸情被嫉妒冲昏头脑疯狂报复。友谊与色欲的双重煎熬，让石秀正常的情感世界发生畸变，于是心理失控挑唆杨雄杀妻，“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施蛰存着力托出石秀隐秘的变态心理，正视其本能欲望，让英雄走下神坛，变成俗世中人。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是有其独特意味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史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他无所顾忌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高僧鸠摩罗什、大将军花惊定、水浒英雄石秀、大理总管段功、公主阿褴，对这些所谓身份特殊的大人物、草莽英雄，施蛰存都大胆直露他们的性欲望、性饥饿和性变态，着力用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观照历史人物，在解放人性的同时也解放了历史，让历史有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
三
情欲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难以回避又令人尴尬的话题，尤其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人的这一自然本能受到严酷压制。官方修订的历史，与民间所谓的野史、艳史是有绝然差异的，封建道统是绝难容忍情欲的存在，而同时，由于其官修特性，以及史官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职业道德”，性的禁忌往往就会遮蔽历史的某些角落空间。西方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们虚构的文本，文学参与并建构了历史。历史学家在叙述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与小说家并无不同，历史学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文学创作技巧来构写历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有没有被遮蔽的历史空间尚待发掘？
施蛰存在构想历史的欲望中，发现了用情欲介入历史的方式。用现代人的现代观念来臆想历史，用现代人的现代精神来觀照历史人物，深入剖析他们在情欲冲突下的隐秘心理和凡俗本相，将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将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统统归结为本能的不可遏制。在开掘历史人物二重心理的过程中，施蛰存着意暴露出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大唐将军花惊定、水浒英雄石秀、民族英雄段功等英雄人物更为凡俗化的一面。然而，这并不是对历史的解构，或者是对传统英雄形象的颠覆。恰恰相反的是，作者既无心解构、也无意颠覆，而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构想方式，去还原历史人物的完整形象，去填补正史所竭力掩盖的空缺。施蛰存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是超前的，他剥离掉古人所竭力打造出的神人或圣人的光圈，指出他们心口不一的虚伪，让他们具有凡人一样的心性，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作为人的原始精神状态，这无疑才更为切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切近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结语：
施蛰存在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剖析的过程中，不仅成功挖掘出了历史人物不可告人的私欲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填补了正史所竭力掩盖的空间，而且在不经意间也创造出了两种介入历史的手段，一是将历史欲望化，一是将英雄彻底凡俗化，即在构想历史的欲望支配下另辟蹊径，找到了用欲望构想历史的捷径通途。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8，06：18.
[2]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09.
[3]吴福辉.《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78.
[4]施蛰存.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804.
[5]叔明.评将军底头[J].现代，1932，1（05），转引自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8，06：19.
[6][8]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1、342.
[7]茅盾.玄武门之变·序.茅盾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83.
[9]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A].施蛰存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4.
[10]施蛰存.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M].上海：中华书局，1937：1.
[11]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165.
关键词：施蛰存；历史小说；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9-0-03
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曾风行一时，鲁迅（《故事新编》）、郁达夫（《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天》）、郭沫若（《漆园吏游梁》《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茅盾（《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施蛰存（《鸠摩罗什》《将军底头》《阿褴公主》《石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至于为何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重要阶段，出现现代历史小说这一创作热潮？除了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作家转向历史这一人所共知的理由外，似乎就只有千百年来文学“依托古事、表达抗争、批判现实”的传统所能解释了。然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似乎逸出了这些阐述空间。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历史小说在小说审美性方面更为纯粹一些，区别于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的是，施蛰存似乎根本无意于救亡图存、爱国主义、改造国民性等主旨，他更关心小说本身。关于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学界多将其定义为披着历史外壳的“心理分析型小说”，这应是公允之论。然而，人们大多只注意到他“开辟了创作的新蹊径”、“为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了活的标本”、拓展了现代小说艺术技巧等方面，却忽略了他在介入历史、革新历史观念等方面作出的实验与努力。
二
施蛰存共创作有六篇历史小说，分别是《鸠摩罗什》《将军底头》《阿褴公主》《石秀》《李师师》《黄心大师》。1932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将六篇合为一集，书名为《将军底头》，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施蛰存直接为之前的学界误会辩解，“贤明的读者，一定会看得出虽然它们同样是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在描写的方法和目的上，这四篇却并不完全相同了。《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叔明则进一步将其概括，“《鸠摩罗什》，宗教和色欲的冲突；《将军的头》，信义和色欲的冲突；《石秀》，友谊和色欲的冲突；《阿褴公主》，种族和色欲的冲突” “在国内，从来以古事为题材的作品（无论是戏曲或小说），差不多全是取了‘借古人的嘴来说现代人的话’那一种方法，至于纯粹的古事小说，却似乎还很少看见过，有之，则当以《将军底头》为记录的开始。《将军底头》之所以能成为纯粹的古事小说，完全是在不把它的人物来现在化：他们意识没有只有现代人所有的思想，他们嘴里没有现代人所有的言语，纵然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手法却都是现代的。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们自己不能写，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现代艺术的工具写出来，使它们成大家都能懂——只就这一点而论，《将军底头》就已经多么值得我们的注意”。叔明极富洞见地指出了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色欲本相，以及潜存其中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
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的风潮蔚为大观，著名哲学家张东荪著文《论精神分析》，以及章士钊等人的大力译介，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但文学界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介入似乎更为自觉一些，以鲁迅为例，在《故事新编·自序》中，鲁迅直接申明《补天》的作意，是“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鲁迅接受并尝试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创作小说，这种实验精神是破天荒的，但似乎并不能解释他的真实意图，茅盾指出他是“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的所应憎与应爱”，可谓是极富洞见之论。鲁迅的目的在于借用现代意识来解剖传统文化，可是却无意之中找到了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路径，即用欲望来阐释历史。对于历史小说，鲁迅反对那种将历史做得密不透风的“教授小说”，并指出自己的创作方法乃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这种创作意旨和创作方法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进程，比如聂绀弩的《第一把火》《鬼谷子》，廖沫沙的《东窗之下》甚至直接标注“故事新编试作”， 端木蕻良的《步飞烟》标注为“故事新编之一”，谭正璧的历史小说集则干脆取名《拟故事新编》。众多后来者的仿拟之作，不乏高明之作，如聂绀弩的作品就几可以假乱真，但大部分则有画虎类犬的嫌疑。
施蛰存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大体忠实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极少生造完全不存在的历史人物，但也有对鲁迅的继承，比如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但他似乎走得更极端一些，直接开掘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挖掘历史人物的情欲史、私欲史，甚至艳史，追问历史人物不可告人的欲望动机，以及欲望对历史进程的支配影响。《鸠摩罗什》刊发于1929年9月15日《新文艺》创刊号上，是施蛰存两篇佛教题材历史小说（《鸠摩罗什》《黄心大师》）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施蛰存自述，这篇代表作“费了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以完成的”。作者基本遵循了鸠摩罗什的佛教徒身份、被姚兴迎入后秦的史实，杜撰了诸多“莫须有”的情欲化的细节。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佛教译介与传播的大德高僧，一位正宗的释迎牟尼的高徒，通晓佛经的传教士，在施蛰存笔下却被塑造成了一位离经叛道的佛教叛逆者形象。施蛰存似乎带着一种恶作剧心理，在一场场情欲化的描写中，快意地一次次剥离掉鸠摩罗什头顶的光环，让他在宗教与“力比多”的纠结当中无力自拔、彻底沦陷，裸露出鸠摩罗什裟底下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理属性。
《将军底头》刊发于1930年《小说月报》21卷10号，将军指的是唐朝著名将领花惊定，是一位战功赫赫威名四播的大将军，连诗圣杜甫都为其写诗“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与《鸠摩罗什》类似的是，作者基本忠实于原有史料，但却生造了一位“英銳”“美丽”的少女，在“冷僻的西陲所”一见钟情，“骤然感觉了一次细胞的震动”，就“被魅惑着了”，从此开始臆想“自己的手正在抚摸着那少女底肌肤、自己的嘴唇正压在少女底脸上，而自己所突然感到的热气，也就是从这少女底裸着的肉体上传过来的”。作者极力渲染花惊定的情欲意识，同时也暴露其身为吐蕃人却要镇压吐蕃的心理纠葛，以及想要背叛大唐却又爱慕唐女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与纠葛始终不曾停止，反叛的心思从犹疑逐渐走向放弃。他在战场上被本民族的吐蕃人砍掉了首级，却依然被情欲支配着策马溪边寻找心爱的人。 《阿褴公主》刊发于1931年《文艺月刊》2卷10期，初名《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施蛰存坦言，“目的只是简单地在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而作者也确实将一个凄美动人的感情故事复述出来。元朝末年，镇守云南的梁王不敌红巾军明玉珍部，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领兵相助，梁王感念其功将美丽的阿褴公主许配，后因谗臣进言中伤段功，梁王偏听偏信令阿褴公主用孔雀胆毒死段功。阿褴公主与段功情深意重不忍加害，于是将秘密泄露。次日梁王借邀段功做佛事，行至通济桥将段功截杀，公主亦殉情而死。施蛰存大致遵循了历史叙述，但却用现代的笔调，详述段功与阿褴公主的二重心理：段功不灭梁王则有丧身之虞，灭掉梁王虽能复国保命却会失去阿褴，而阿褴若杀死段功则背叛爱情，放走段功又背叛父王与种族。在“种族与色欲的冲突”下，段功与阿褴踌躇不决犹豫不定，最终双双殒命。
《石秀》刊发于1931年《小说月报》22卷2号，取自施耐庵的《水浒传》。《水浒传》里拼命三郎石秀，本是一名顶天立地豪气干云的梁山好汉。施蛰存却别有用心，将其塑造成一位变态的，设计唆使义兄杨雄杀妻的反英雄形象。石秀初见潘巧云，便“神魂震荡”不能自已，因洞晓潘巧云与和尚的奸情后，石秀由爱慕到憎恨，“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石秀深知自己恋嫂是有悖朋友伦常的，但却因为爱恋又不能抒发，直至撞破奸情被嫉妒冲昏头脑疯狂报复。友谊与色欲的双重煎熬，让石秀正常的情感世界发生畸变，于是心理失控挑唆杨雄杀妻，“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施蛰存着力托出石秀隐秘的变态心理，正视其本能欲望，让英雄走下神坛，变成俗世中人。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是有其独特意味的，在现代文学史上史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他无所顾忌地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高僧鸠摩罗什、大将军花惊定、水浒英雄石秀、大理总管段功、公主阿褴，对这些所谓身份特殊的大人物、草莽英雄，施蛰存都大胆直露他们的性欲望、性饥饿和性变态，着力用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观照历史人物，在解放人性的同时也解放了历史，让历史有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
三
情欲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难以回避又令人尴尬的话题，尤其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人的这一自然本能受到严酷压制。官方修订的历史，与民间所谓的野史、艳史是有绝然差异的，封建道统是绝难容忍情欲的存在，而同时，由于其官修特性，以及史官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职业道德”，性的禁忌往往就会遮蔽历史的某些角落空间。西方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们虚构的文本，文学参与并建构了历史。历史学家在叙述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与小说家并无不同，历史学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文学创作技巧来构写历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有没有被遮蔽的历史空间尚待发掘？
施蛰存在构想历史的欲望中，发现了用情欲介入历史的方式。用现代人的现代观念来臆想历史，用现代人的现代精神来觀照历史人物，深入剖析他们在情欲冲突下的隐秘心理和凡俗本相，将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将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统统归结为本能的不可遏制。在开掘历史人物二重心理的过程中，施蛰存着意暴露出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大唐将军花惊定、水浒英雄石秀、民族英雄段功等英雄人物更为凡俗化的一面。然而，这并不是对历史的解构，或者是对传统英雄形象的颠覆。恰恰相反的是，作者既无心解构、也无意颠覆，而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构想方式，去还原历史人物的完整形象，去填补正史所竭力掩盖的空缺。施蛰存的艺术勇气和历史眼光是超前的，他剥离掉古人所竭力打造出的神人或圣人的光圈，指出他们心口不一的虚伪，让他们具有凡人一样的心性，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作为人的原始精神状态，这无疑才更为切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切近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结语：
施蛰存在运用弗洛伊德学说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剖析的过程中，不仅成功挖掘出了历史人物不可告人的私欲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填补了正史所竭力掩盖的空间，而且在不经意间也创造出了两种介入历史的手段，一是将历史欲望化，一是将英雄彻底凡俗化，即在构想历史的欲望支配下另辟蹊径，找到了用欲望构想历史的捷径通途。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8，06：18.
[2]施蛰存.十年创作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09.
[3]吴福辉.《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78.
[4]施蛰存. 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804.
[5]叔明.评将军底头[J].现代，1932，1（05），转引自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J].鲁迅研究月刊，1998，06：19.
[6][8]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1、342.
[7]茅盾.玄武门之变·序.茅盾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83.
[9]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A].施蛰存散文[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4.
[10]施蛰存.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M].上海：中华书局，1937：1.
[11]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