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的五大出版社、二大印刷公司和五家大中小书店归来，时间已过了四个月，但从日本朋友那里带回的无比温暖的友情，所见所闻给我增长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多种感受和联想，至今萦绕心怀。此行收获中最值得一记的，莫过于讲谈社提供我的该社内部史料，帮助我了解到当年仓石武四郎为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而付出的多么可贵而结果徒劳的心血。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素不相识的中央社驻东京记者李嘉来信，附有东京帝大教授仓石武四郎一函，征求我的同意，希望得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的翻译权和出版权。我同意后的那年年底，由讲谈社寄我茅盾编选《小说一集之上》日译本一册，另附供广告用的薄薄八面的《大系月报》一本。从此，无声无息，再也没有下文。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四年，夏衍领导着上海作家协会。当日本作家代表团来沪访问时，听说有一位日本作家指定要见我。去作协会所东厅会议室时，才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仓石武四郎，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大约长我十余岁。我们作了简短的对话，他先向我致谢，接着又表示歉意，说当时仅出一卷，因此没有继续赠书。他没说明理由，我猜说，大约是销路不佳吧，他摇摇头，但又支吾其辞，似有难言之隐。初次相见，不便深询。此后，我自己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此等事，早已置之度外了；虽然十年浩劫期间，藏书全部上交，这卷日译本和月报却从未离开我身边。
　　“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一切拨乱反正后，我似乎又年轻起来；想到余年有限，争取把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编辑生涯中一些值得记下的书人书事，陆续写些回忆文章，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作参考。最先想到的当然是关于《大系》的，也自然地联想到日译本的译者仓石武四郎。我于一九八○年九月冒昧地写信给东京内山书店的内山嘉吉，托他打听。但通过他在讲谈社工作的朋友，也没有了解到当时中止出版的原因；仅知此书讲谈社社内仅留一本样书；至于仓石武四郎，早已于一九七五年作古了。这使我大失所望，除非有一天我能亲自去日本见到讲谈社主人，这段历史将永远是个谜了。
　　去年九月，我得知有去日本访问的机会，在出访的五大出版社名单上，讲谈社赫然居首。我便暗自庆幸，这次可以揭开谜底了，便把那个日译本和月报带到东京。九月十七日，在讲谈社的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的双边座谈会上，当刘杲团长把我的新著《编辑忆旧》送给服部敏幸会长，并把我的要求坦率提出后，我和讲谈社方面先后拿出日译本并排地放在桌面上，室内空气顿时显得欢欣活跃，大家都站起来争着细细看看这两本同式同样、但其貌不扬的旧书。讲谈社朋友说，他们得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通知后，从满是尘埃的版本仓库里，化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这一孤本；真想不到在中国，在原著主编人家里，同样珍藏着一本。这件事本身实在太有意思了，也说明日中两国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我便请服部敏幸会长在我的那本上签字留念，他愉快地接受了(见附图)。至于我要了解的实情，该社加藤胜久常务答应为我从他们的社史资料中去找；他说，可能有编辑部速记纪录，如有，将复印给我。他说，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他们都不是当事人啊！
　　飞离东京的二十一日，服部敏幸给我送来一袋复印资料，内除刊于当年报刊上的几幅广告之外，还有两页当时编辑部座谈会上的速记纪录，其中两段对话，最为概括而重要：
　　
　　洼田稻雄：第一卷卖了一万册。……就在这当儿遇到难题。恰巧赶上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对共产党开始弹压。然而收在《大系》里的多少是新文学，代表中国新倾向。因此，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说什么也不批准。终于……不了了之。
　　木村：真是太可惜啊！
　　
　　真相终于弄清了，谜终于揭开了。仓石武四郎来沪时对我讷讷不出口的真实原因，今天我不但完全理解，而且是十分同情的。
　　回国后，我请人把仓石武四郎在日译本前写的《监修者的话》和《月报》第一篇题为《诞生之前》的编者言译了出来，使我对他选译此书的意图，和为此而经历的曲折痛苦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九四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走向下坡路，大半个中国还在他们铁蹄之下。正在东京帝大主持中文教学的仓石武四郎是一位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持有不同政见的中国语言文学专家。他认为要正确认识中国才能正确对待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呢？就要研究中国的文化。他在《诞生之前》中说：“要想研究中国的文化，把它的善和美使得国民知晓，突出的依然是人，而培养人是第一个条件。”他长期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为了实践这一美好的愿望。但当时，他已感到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过去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为数也不少，线装本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几乎都有日译本，可是侵华战争已打了好几年，这究竟为了什么？他便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应先掌握新文学而后致力于古典文学。无视新文学而只考虑古典文学，将不成其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就在两国交战，烽火连天的年头，就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他挺身而出，组织了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中文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数十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头翻译十卷《大系》。他说：“《大系》是怎样一部著作，将会随着它的陆续出版而显示其全貌，这里不拟详述。不过，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说来，假如从现代上溯到过去的话——这无疑将是今后最自然的一种方法——这是我们首先遇到的一大努力目标。”
　　这个翻译计划进行到一九四三年九月时，全书分译成二十五卷中的第一卷《小说一集之上》，原有与读者见面的可能，因此仓石武四郎写了一篇《监修者的话》，结果未能如愿出版。直到三年以后，日本战败后一年(一九四六年)，讲谈社才担起了出版任务。仓石武四郎又补写了一段话：
　　
　　已有二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我们的国家经受了莫大的变化，这且不去说它，特别是为本书始终努力的玉贯公宽君，未能亲见印刷成书，以致我不得不补叙这一凄惨的事实，诚非始料所及。我方才沉浸在年轻的学者锻炼成长的喜悦之中，不料竟需将此《大系》之第一卷供于其中一人之灵前，这是何等惨痛之事实，我真想掷笔恸哭。……但不能听其如此，这里还有许多年轻人将踏着尊贵的同志的尸体英雄前进，因此将此书赶快出版。
　　
　　这段话写成于一九四六年四月。谁能料到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很快被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所扼杀，其理由就是不让日本人民了解新的中国文化，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新倾向”。对这样一位企图通过翻译出版工作，让日本人民真正能够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仓石武四郎来说，真是他的一大悲剧。到一九七五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我曾于去年春为《新文学史料》写过一篇长达三万六千字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日译本只字未提，本文也算补全了这只角。当我深深怀念仓石武四郎先生时，就联想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在欢迎酒会祝辞中所说：“两国出版界的交往早在邦交正常化以前就开始了。在文化各个领域里，出版界的交流较早，且有长久传统的项目之一。大家都知道，出版事业对文化的创造、传播、普及和提高，起着关键性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仓石武四郎不愧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可敬的先行者。如果能够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当年被迫中止的《大系》翻译出版工作，将不仅是纪念仓石武四郎的最好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会大大有利于正在发展中的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一九八五、一、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