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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错综纷纭，变幻莫测。
面对这一切，人们在重新思考：怎样才能把握住社会发展的真正脉搏？一些史学家回顾史学走过的道路，或生危机之感，或发形势逼人之叹，都感到有探讨史学发展的趋势的必要。值此之际，我又重读了在六十年代初曾经受到批判的美国现代史学家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
当然，这绝不仅仅限于为他的某些观念正名，更主要的是为今天我国史学界的思考和争鸣提供借鉴。
一
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一八六三——一九三六)，美国历史学家，“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现代史学发展史上颇有影响，而这种影响则是因为他的“新史学观”，这种“新史学观”又正与始于二十世纪初、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整个西方史学发展新潮流合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或先或后，大体走的同一条道路，因而历史学发展演进的历史，在世界各个部分也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中国的“乾嘉学派”主张通过严格的考证来再现古代历史的真实之时，欧洲史学界也出现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史学“科学学派”，被迈纳克推崇为“巍然矗立的泰斗”的兰克，大力提倡“循历史的本来面目”，要“据实记事”，方法就是“必须严格核实人类生活中的各种见证物”，也即对历史文献的认真考据批判，由此使历史晋升入科学之列。正象鲁宾逊总结的：“从事它的事业，在早晨的时候到图书馆里面去搜集资料，校阅不同的抄本，改正它们的异文。不但如此，它竟开始谈到它要把它的乱成一团的史料提高到科学的行列中来。”显然，这种受自然科学影响而出现的兰克史学观，与我们的传统史学颇有相似之处。
另一个共性是这些传统史学都把政治史当作研究的主要内容。鲁宾逊也总结道：“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当然，这和二十世纪以前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过去历史学家和历史资料的撰述者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一特征。不过西方学者更自觉地认识国家、宗教、军事力量、领袖人物的特殊作用，这一方面是自希腊罗马哲人们遗传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十九世纪欧洲文明中心地位的影响，这里就不赘述了。
还有一个共同特征。由于历史学最初不过就是故事，用鲁宾逊的话说，即“最初出现的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是在于讲述一件事情，而不一定在于贡献一套很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现在西方，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克利奥不过只是司艺九缪斯之一。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虽然历史已不再是“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但仍旧是“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历史学家满足于一般的叙述方法，未能采用分析性的方法去探索事实背后的因果。当然，基于以上这些特征，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微乎其微的，它的“现实性”是几等于无的，至少史学家自己是很少强调的。
鲁宾逊归纳说，当时史学界的通病有三点，一是随便罗列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二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仅仅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三是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认为这些都需要变革。
于是，他提出了他的“新史学观”。
二
当代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斯曾写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不断变革的性质，带着其政治、社会与文化伴随物的高度技术性社会的出现，下层阶级和人民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切都为日益不满于十九世纪科学学派所提供的学术方法范式提供了实际的根据。”(《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也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多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旧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视野更加开阔，西方学者的传统观念遭到沉重打击，他们认为事物发展变化莫测，难以概括，历史学家因此也更重视历史的多元性、偶然性和不可知因素。当然，很多人甚至怀疑历史的客观性和是否有规律可循。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跳出来向兰克史学挑战，较早的有狄尔泰、李凯尔特、特里维廉、波普尔、贝克尔、克罗齐等形形色色的学者，鲁宾逊也是其中之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对传统史学的危机体会得并不十分深刻、抨击得还不算尖锐，也没有象布鲁代尔及其前后那些人那样，把新史学思潮的理论框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毕竟开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新方向的先河。
那么，鲁宾逊的“新史学”究竟新在哪里呢？
鲁宾逊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这就是说，他反对兰克学派的政治史即历史，甚至不愿意从空间上给历史学限定一个范围，他举了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地质学对历史学的贡献，认为“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基于此，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他不主张历史学家只偏重某类历史事实，认为这样必会割断和肢解历史，而主张研究广义的制度，“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这就颇类稍晚些时候的法国年鉴学派同行的观点了。相应地，他用专章描述了“史学的新同盟军”，来扩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他举出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认为即使历史学家没有功夫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原理，也“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这样，“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对这样一种观点我想留待后面再加以评述，现在仍看看鲁宾逊的另一个“新奇”之处。他认为应当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历史，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把事实仅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并不如他的其他同辈或后辈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比如日本学者神川正彦曾总结说，现在的历史学不再是记叙性的，而更多是说明性的；不再过多涉及各种人物和事件，而更多涉及这些人物事件发生其间的“场”。
鲁宾逊还有一个“新观点”，即所谓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他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的论点，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学说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他另一个“新”观点、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提供支撑点。正如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指出的：新史学的两大任务之一是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也正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今天的任何制度、思想或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上得到印证。当然，鲁宾逊还推崇历史学在全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历史将使人们的各种认识更加深刻，从而为改良社会出力。
鲁宾逊的新观点大致如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用。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三
在即将对鲁宾逊“新史学观”进行评述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史学观的主要思想与过去半个多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节奏颇为合拍。这一方面是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史学发展本身的新特点。二十年代末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可以说是西方史学新方向的主要代表。其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就曾声称，“没有书面史料，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其他方面来再现历史，……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表现人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都可以利用。”(《为历史而战斗》)由于他们意在“摧毁那堵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及经济科学隔绝开来的高墙”，因此在他们的圈子里，加入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有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地理学家等等，这样，历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变得丰富多采起来。特别是到了布鲁代尔时代，历史学家则要创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物质文化史、或称“总体历史”，并用他的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把鲁宾逊等人的理想付诸实践。
在方法论方面，为了更准确无误地进行分析和阐释，历史学家大力引入社会科学诸方法、甚至自然科学方法。比如数量方法、系统方法、精神分析方法、抽样调查方法等等，甚至出现了以方法论特征而面目一新的史学流派，这些都是鲁宾逊所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他和其他学者发端的。在这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是个前驱，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史学家开始重视马克思；同样因为如此，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的一些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也并不新鲜。
美国新一代学者劳伦斯·斯通曾总结了在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的特征：第一，它用新的分析法而非旧的叙事法组织材料；第二，它不断提出新问题——主要是探索问题的“所以然”，而不仅满足于“知其然”；第三，它注意到关于过去的人类与社会关系中三个新领域，即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各方面、社会各种组织及过程、文化精神的各个领域；第四，它确定了新型的研究对象，即不再是只占人类百分之二的上层人物，而是广大群众。当代西方史学的这些新特征——亦即鲁宾逊的史学新观点——在很多方面是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因此我国的传统史学在三四十年前便已经历了一次革命，也可以说是加入了革新史学的世界洪流。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对鲁宾逊的“新史学”评头论足一番。的确，他不认为历史是由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主宰，而认为发展动因是多元的，这和年鉴派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他也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持续性，竟用了两章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在布鲁代尔那儿，可以找到“静止结构”或“长时段”一类孪生兄弟。对此是否正确我们还可进行哲学上的讨论，但可以肯定这样一些观念并不全都出自“反动的阶级立场”，而有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原因，因为历史和现实摆在人们面前的并不再是脉络清晰的形象，而是变化多端、扑朔迷离的万花筒，这就给人们把握规律、追求因果的努力带来了困难。而前人偏爱支离破碎的个体、忽视人类发展的共性和主线，显然已是历史研究中的缺憾。
无论如何，鲁宾逊主张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反对兰克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军事和帝王将相的历史撰述，显然是顺应史学发展趋势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这种认识，使他们有可能重视经济、精神、下层民众，探索内在结构和规律，并且搞出一大批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的成果，从而增加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话的可能。另外，他主张学科交叉和相互利用，成为这一趋势的预言家，而近几十年学科交叉的迅速发展虽为他始料不及，却是他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不会忘记鲁宾逊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巴恩斯阐述说：“研究已往文明，除了那些经过研究而组织起来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说明现代文明的来源以外，便没有其他重要性了。……去考察希腊人怎样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除非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现时怎样生活或应当怎样生活的。”鲁宾逊本人更是大声疾呼把历史这武器“从守旧派的手里……夺取过来”，为现实和以后的进步服务。在这方面，鲁宾逊比其他新派史学家更为激进，似乎历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如此。但是，由于他还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就不可能有意识地篡改历史以适应其需要，因此他立足于现实和未来对历史进行反思反求——指明史学的社会功用，也大可不必横加非议。如果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它有长久的生命力，它就必然具有社会功能，而这种社会功能的核心，也正在于它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
几十年过去，“新史学”经过不断更新，早已面目全非了。甚至鲁宾逊那个时代开始的史学新潮流在近十年也大有改观，或用斯通的话说就是：“新的历史学家向记叙体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本世纪初新史学许多方面的重大意义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逝。
也许，对今日中国史学的继往开来还颇有可借鉴之处。
我无意抬高现当代西方史学形形色色的流派和学说。何况，它们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得益于、至少是后于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双方的传统史学有共同的弊病、解决传统史学的危机又不约而同地走的同一条道路之时，我又无法把这些东西贬得一钱不值。
我国的传统史学大致经历过两次变革。第一次是梁启超发起的，他在鲁宾逊之前数年也写了“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展开猛烈抨击。他认为旧史学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企图建立说明人类进化发展的新史学。在他的倡导下，许多西方史家的著述被引入中国，也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但是，这第一次变革只肤浅地照搬西方史学的皮毛，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旧史学的本质和方法。第二次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传入到最终占统治地位。此次变革意义重大，它使中国史学走上了一条新的科学之路，使我们的史学家在历史规律、经济社会因素、人民大众等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传统政治史学的影响，使我们研究范围狭窄、方法单调、社会功能低下，造成今天史学界的危机感或紧迫感。于是，我们面前的任务应是顺应史学的世界发展大势，完成或推进经过前两次变革后尚不完善的目标。
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参照国外史学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历史学首先应该开阔眼界。如果说有史学危机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人们的认识危机。我们头脑中的历史，往往只是长期以来传统的范围狭窄的、社会功能极小的历史，只是政治性极强的政治史、经济史、人物和事件史，只是手法简单、缺乏哲学思考的传统叙述史。而人类历史是一座无比广阔和内容丰富、且随时向史学工作者敞开大门的宝库，只怪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不能开阔眼界，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
这种研究首先应该体现在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视上，如果我们不能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我们就连一些传统疑难问题都解决不了。其次应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内容上，我认为法国年鉴学派建立“全史”的企图是有积极因素的，与其相比，我们的微观研究尚有数不清的空白，况且要把握整体、抓住规律，不对历史各个侧面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是不够的。西班牙记者马林曾询问法国著名史学家彼埃尔·维拉尔说：“马克思的分析为人们酝酿创立总体历史学开辟了什么道路？堵塞了什么道路？还可能为此开辟哪些道路？”维拉尔回答得好：“我想马克思会开放所有道路，而不堵塞任何一条。……但是我认为，只用精神分析和语言考察的方法来取代马克思的全部方法，不能算是一种进步。”我们也正是主张百花齐放，又采取扬弃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觉得历史变得和蔼可亲、风趣活泼多了，它的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增大：政治改革家们知道农村的风土人情、心理状态对改革的成败是关键，经理们会从古代领袖那里汲取协调人际关系的经验教训，普通百姓也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反求来加深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基于此，我们重读鲁宾逊《新史学》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启示，特别对他的这样一段话颇有同感：
“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新史学》，〔美〕J·H·鲁宾逊著，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六月第一版，1.10元)
面对这一切，人们在重新思考：怎样才能把握住社会发展的真正脉搏？一些史学家回顾史学走过的道路，或生危机之感，或发形势逼人之叹，都感到有探讨史学发展的趋势的必要。值此之际，我又重读了在六十年代初曾经受到批判的美国现代史学家鲁宾逊的《新史学》中译本。
当然，这绝不仅仅限于为他的某些观念正名，更主要的是为今天我国史学界的思考和争鸣提供借鉴。
一
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一八六三——一九三六)，美国历史学家，“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现代史学发展史上颇有影响，而这种影响则是因为他的“新史学观”，这种“新史学观”又正与始于二十世纪初、盛于五、六十年代的整个西方史学发展新潮流合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或先或后，大体走的同一条道路，因而历史学发展演进的历史，在世界各个部分也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中国的“乾嘉学派”主张通过严格的考证来再现古代历史的真实之时，欧洲史学界也出现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史学“科学学派”，被迈纳克推崇为“巍然矗立的泰斗”的兰克，大力提倡“循历史的本来面目”，要“据实记事”，方法就是“必须严格核实人类生活中的各种见证物”，也即对历史文献的认真考据批判，由此使历史晋升入科学之列。正象鲁宾逊总结的：“从事它的事业，在早晨的时候到图书馆里面去搜集资料，校阅不同的抄本，改正它们的异文。不但如此，它竟开始谈到它要把它的乱成一团的史料提高到科学的行列中来。”显然，这种受自然科学影响而出现的兰克史学观，与我们的传统史学颇有相似之处。
另一个共性是这些传统史学都把政治史当作研究的主要内容。鲁宾逊也总结道：“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史。”当然，这和二十世纪以前人们的认识能力有关，过去历史学家和历史资料的撰述者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一特征。不过西方学者更自觉地认识国家、宗教、军事力量、领袖人物的特殊作用，这一方面是自希腊罗马哲人们遗传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十九世纪欧洲文明中心地位的影响，这里就不赘述了。
还有一个共同特征。由于历史学最初不过就是故事，用鲁宾逊的话说，即“最初出现的历史学家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目的通常是在于讲述一件事情，而不一定在于贡献一套很有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现在西方，就是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克利奥不过只是司艺九缪斯之一。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虽然历史已不再是“用艺术手法来描述过去的事实”，但仍旧是“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历史学家满足于一般的叙述方法，未能采用分析性的方法去探索事实背后的因果。当然，基于以上这些特征，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微乎其微的，它的“现实性”是几等于无的，至少史学家自己是很少强调的。
鲁宾逊归纳说，当时史学界的通病有三点，一是随便罗列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二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仅仅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三是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他认为这些都需要变革。
于是，他提出了他的“新史学观”。
二
当代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斯曾写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不断变革的性质，带着其政治、社会与文化伴随物的高度技术性社会的出现，下层阶级和人民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切都为日益不满于十九世纪科学学派所提供的学术方法范式提供了实际的根据。”(《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也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多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和旧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视野更加开阔，西方学者的传统观念遭到沉重打击，他们认为事物发展变化莫测，难以概括，历史学家因此也更重视历史的多元性、偶然性和不可知因素。当然，很多人甚至怀疑历史的客观性和是否有规律可循。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跳出来向兰克史学挑战，较早的有狄尔泰、李凯尔特、特里维廉、波普尔、贝克尔、克罗齐等形形色色的学者，鲁宾逊也是其中之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对传统史学的危机体会得并不十分深刻、抨击得还不算尖锐，也没有象布鲁代尔及其前后那些人那样，把新史学思潮的理论框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毕竟开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新方向的先河。
那么，鲁宾逊的“新史学”究竟新在哪里呢？
鲁宾逊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这就是说，他反对兰克学派的政治史即历史，甚至不愿意从空间上给历史学限定一个范围，他举了大量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地质学对历史学的贡献，认为“人类各种学问的范围本来是临时的、无定的、常常变化的，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基于此，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他不主张历史学家只偏重某类历史事实，认为这样必会割断和肢解历史，而主张研究广义的制度，“它包括过去人类的思想和活动的方法，以及政治以外的各种成就和风尚”，这就颇类稍晚些时候的法国年鉴学派同行的观点了。相应地，他用专章描述了“史学的新同盟军”，来扩大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他举出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气候学等等的科学，认为即使历史学家没有功夫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原理，也“必须利用其他科学家所能提供给历史学的学说”。这样，“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
对这样一种观点我想留待后面再加以评述，现在仍看看鲁宾逊的另一个“新奇”之处。他认为应当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历史，通过对事实的描述使读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意义”，把事实仅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他的这个观点显然并不如他的其他同辈或后辈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比如日本学者神川正彦曾总结说，现在的历史学不再是记叙性的，而更多是说明性的；不再过多涉及各种人物和事件，而更多涉及这些人物事件发生其间的“场”。
鲁宾逊还有一个“新观点”，即所谓用进化的眼光或“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历史，注意历史的连续性。他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在我们这里并不新鲜的论点，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学说并未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是为他另一个“新”观点、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提供支撑点。正如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指出的：新史学的两大任务之一是研究现代文化与制度的起源。也正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连续性，那么我们今天的任何制度、思想或事件都可以在历史上得到印证。当然，鲁宾逊还推崇历史学在全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历史将使人们的各种认识更加深刻，从而为改良社会出力。
鲁宾逊的新观点大致如此。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史学正在摆脱从前那些对研究历史的种种限制。历史研究将来总会有意识地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用。它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
三
在即将对鲁宾逊“新史学观”进行评述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史学观的主要思想与过去半个多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节奏颇为合拍。这一方面是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史学发展本身的新特点。二十年代末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可以说是西方史学新方向的主要代表。其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就曾声称，“没有书面史料，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其他方面来再现历史，……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表现人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都可以利用。”(《为历史而战斗》)由于他们意在“摧毁那堵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及经济科学隔绝开来的高墙”，因此在他们的圈子里，加入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还有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地理学家等等，这样，历史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变得丰富多采起来。特别是到了布鲁代尔时代，历史学家则要创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物质文化史、或称“总体历史”，并用他的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把鲁宾逊等人的理想付诸实践。
在方法论方面，为了更准确无误地进行分析和阐释，历史学家大力引入社会科学诸方法、甚至自然科学方法。比如数量方法、系统方法、精神分析方法、抽样调查方法等等，甚至出现了以方法论特征而面目一新的史学流派，这些都是鲁宾逊所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他和其他学者发端的。在这方面，可以说马克思是个前驱，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史学家开始重视马克思；同样因为如此，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的一些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也并不新鲜。
美国新一代学者劳伦斯·斯通曾总结了在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的特征：第一，它用新的分析法而非旧的叙事法组织材料；第二，它不断提出新问题——主要是探索问题的“所以然”，而不仅满足于“知其然”；第三，它注意到关于过去的人类与社会关系中三个新领域，即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各方面、社会各种组织及过程、文化精神的各个领域；第四，它确定了新型的研究对象，即不再是只占人类百分之二的上层人物，而是广大群众。当代西方史学的这些新特征——亦即鲁宾逊的史学新观点——在很多方面是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因此我国的传统史学在三四十年前便已经历了一次革命，也可以说是加入了革新史学的世界洪流。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对鲁宾逊的“新史学”评头论足一番。的确，他不认为历史是由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主宰，而认为发展动因是多元的，这和年鉴派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他也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持续性，竟用了两章来说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在布鲁代尔那儿，可以找到“静止结构”或“长时段”一类孪生兄弟。对此是否正确我们还可进行哲学上的讨论，但可以肯定这样一些观念并不全都出自“反动的阶级立场”，而有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原因，因为历史和现实摆在人们面前的并不再是脉络清晰的形象，而是变化多端、扑朔迷离的万花筒，这就给人们把握规律、追求因果的努力带来了困难。而前人偏爱支离破碎的个体、忽视人类发展的共性和主线，显然已是历史研究中的缺憾。
无论如何，鲁宾逊主张开拓历史学家的视野、反对兰克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军事和帝王将相的历史撰述，显然是顺应史学发展趋势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这种认识，使他们有可能重视经济、精神、下层民众，探索内在结构和规律，并且搞出一大批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的成果，从而增加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话的可能。另外，他主张学科交叉和相互利用，成为这一趋势的预言家，而近几十年学科交叉的迅速发展虽为他始料不及，却是他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不会忘记鲁宾逊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巴恩斯阐述说：“研究已往文明，除了那些经过研究而组织起来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说明现代文明的来源以外，便没有其他重要性了。……去考察希腊人怎样生活，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除非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在现时怎样生活或应当怎样生活的。”鲁宾逊本人更是大声疾呼把历史这武器“从守旧派的手里……夺取过来”，为现实和以后的进步服务。在这方面，鲁宾逊比其他新派史学家更为激进，似乎历史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如此。但是，由于他还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就不可能有意识地篡改历史以适应其需要，因此他立足于现实和未来对历史进行反思反求——指明史学的社会功用，也大可不必横加非议。如果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如果它有长久的生命力，它就必然具有社会功能，而这种社会功能的核心，也正在于它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
几十年过去，“新史学”经过不断更新，早已面目全非了。甚至鲁宾逊那个时代开始的史学新潮流在近十年也大有改观，或用斯通的话说就是：“新的历史学家向记叙体的转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本世纪初新史学许多方面的重大意义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逝。
也许，对今日中国史学的继往开来还颇有可借鉴之处。
我无意抬高现当代西方史学形形色色的流派和学说。何况，它们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得益于、至少是后于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双方的传统史学有共同的弊病、解决传统史学的危机又不约而同地走的同一条道路之时，我又无法把这些东西贬得一钱不值。
我国的传统史学大致经历过两次变革。第一次是梁启超发起的，他在鲁宾逊之前数年也写了“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展开猛烈抨击。他认为旧史学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企图建立说明人类进化发展的新史学。在他的倡导下，许多西方史家的著述被引入中国，也出现了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但是，这第一次变革只肤浅地照搬西方史学的皮毛，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旧史学的本质和方法。第二次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传入到最终占统治地位。此次变革意义重大，它使中国史学走上了一条新的科学之路，使我们的史学家在历史规律、经济社会因素、人民大众等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传统政治史学的影响，使我们研究范围狭窄、方法单调、社会功能低下，造成今天史学界的危机感或紧迫感。于是，我们面前的任务应是顺应史学的世界发展大势，完成或推进经过前两次变革后尚不完善的目标。
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参照国外史学的发展趋势，我们的历史学首先应该开阔眼界。如果说有史学危机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人们的认识危机。我们头脑中的历史，往往只是长期以来传统的范围狭窄的、社会功能极小的历史，只是政治性极强的政治史、经济史、人物和事件史，只是手法简单、缺乏哲学思考的传统叙述史。而人类历史是一座无比广阔和内容丰富、且随时向史学工作者敞开大门的宝库，只怪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不能开阔眼界，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
这种研究首先应该体现在对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视上，如果我们不能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我们就连一些传统疑难问题都解决不了。其次应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内容上，我认为法国年鉴学派建立“全史”的企图是有积极因素的，与其相比，我们的微观研究尚有数不清的空白，况且要把握整体、抓住规律，不对历史各个侧面进行包罗万象的研究是不够的。西班牙记者马林曾询问法国著名史学家彼埃尔·维拉尔说：“马克思的分析为人们酝酿创立总体历史学开辟了什么道路？堵塞了什么道路？还可能为此开辟哪些道路？”维拉尔回答得好：“我想马克思会开放所有道路，而不堵塞任何一条。……但是我认为，只用精神分析和语言考察的方法来取代马克思的全部方法，不能算是一种进步。”我们也正是主张百花齐放，又采取扬弃的态度。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就会觉得历史变得和蔼可亲、风趣活泼多了，它的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增大：政治改革家们知道农村的风土人情、心理状态对改革的成败是关键，经理们会从古代领袖那里汲取协调人际关系的经验教训，普通百姓也可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反求来加深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基于此，我们重读鲁宾逊《新史学》毕竟还是得到一些启示，特别对他的这样一段话颇有同感：
“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而且历史这门学问将来在我们学术生活里应该占有比从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新史学》，〔美〕J·H·鲁宾逊著，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六月第一版，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