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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说:“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
中国太穷了,改革从农村开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邓小平曾这样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做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鄧小平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取消集贸市场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经济特区的诞生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三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汇报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始终保持军人气质的邓小平,就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同年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诞生了!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第一次南巡
1984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第五个年头。五年来,对这项重要的创举和崭新的试验,人们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人疑虑。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的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月24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6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和四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陪同人员指着旁边正在建设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站的这个楼就是“小弟弟”了。听到这些,邓小平缓声说道:“看见了,全看见了,全看清楚了。”
邓小平离开深圳后,给深圳写下的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却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深入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他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回到北京,邓小平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建立经济 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二次南巡: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站悄悄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1月18日上午,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车站停留的短短20分钟,邓小平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交谈。他在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也留下了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精彩话语: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1月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距上次1984年他来这里,已经是八年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邓小平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于是他乘车去观光市容。他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国贸大厦,登上大厦53层,俯瞰深圳市容。他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
22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深圳市五大班子负责人并发表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码头乘海关快艇前往珠海。当快艇接近珠海市九洲港时,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25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时说,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摘自《书摘》)
中国太穷了,改革从农村开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说,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
邓小平曾这样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做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鄧小平也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取消集贸市场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经济特区的诞生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三个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汇报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始终保持军人气质的邓小平,就像下达作战命令一样。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同年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诞生了!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第一次南巡
1984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第五个年头。五年来,对这项重要的创举和崭新的试验,人们充满了希望。当然也有一些人疑虑。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特区的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邓小平来了。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月24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当时楼层最高的国商大厦,登上26层的大厦天台,居高临下,俯瞰市容和四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当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气温只有11℃,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两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陪同人员指着旁边正在建设的国贸大厦说,这幢楼要建53层,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站的这个楼就是“小弟弟”了。听到这些,邓小平缓声说道:“看见了,全看见了,全看清楚了。”
邓小平离开深圳后,给深圳写下的题词是——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邓小平却将日期写在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这是为什么呢?显然,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他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深入调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下这个结论,是他几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
回到北京,邓小平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建立经济 特区,实行开放的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二次南巡: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站悄悄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1月18日上午,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车站停留的短短20分钟,邓小平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交谈。他在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左”的言论和表现,也留下了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精彩话语: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1月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深圳,距上次1984年他来这里,已经是八年的时间。一路风尘仆仆,大家都劝邓小平好好休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兴奋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于是他乘车去观光市容。他感慨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才能实现。
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国贸大厦,登上大厦53层,俯瞰深圳市容。他在观看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听取关于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后发表谈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如果一乱,便是一片灾难。我们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世界市场也很紧,不容易竞争,要夹着尾巴做人。
22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深圳市五大班子负责人并发表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码头乘海关快艇前往珠海。当快艇接近珠海市九洲港时,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伶仃洋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25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时说,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