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关键词：唐代；租庸调；两税法；掠夺性统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87-05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租庸调税收体制遭到严重的破坏，已经无法继续实施下去，于是一种全新的税收制度——“两税法”应运而生。相对于租庸调制，两税法在纳税对象、纳税依据、纳税方式和税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有关两税法，无论是从背景、内容、影响，还是其实施等层面，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成果也极为丰富[1]。不过研究者大多是从史学角度切入，利用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分析的则较少。本文拟运用美国学者玛格利特·利瓦伊所提出的“掠夺性统治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考察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原因和过程，并对两税法的内容和实施的效果进行新的探索。
　　一、“掠夺性统治理论”的构成
　　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一书首次提出“掠夺性统治理论”，作者认为：不管任何时代和政体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都具有一定的掠夺性，但是统治者获取岁入并不是随心所欲，肆意所为，岁入增长的最大化受到以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2](P2)。
　　（一）相对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本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交易主体成功地改变交易条件，并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从而对谈判结果产生影响的能力。议价能力一般存在于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而双方并不具有对等的议价地位，也不能相互中和，所以只有在双方议价能力对比中才能最终确定其议价地位。于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又进一步出现了“相对议价能力”的概念。
　　“掠夺性统治理论”里的“相对议价能力”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内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强制性资源等施加控制的程度和能力。一个国家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质上是交易的结果，交易的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则是构成政治实体的不同集团，在本文中，则主要是指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势力。一种财税政策的推出和实施，必定是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其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各方的相对议价能力的变化。一般来说，统治者所能够掌控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强制性资源越多，他们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就越有利于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财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二）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早已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费用”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来看，“交易费用”是指完成某项交易所要花费的物质代价、时间和精力，当某项交易处于不同的空间，且有多个交易者共同参与时，其成本就会增加；从广义来看，“交易费用”指的是交易主体在谈判以及实施谈判协议中所耗费的资源，包括取得必要信息和制定谈判策略的成本，谈判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为了顺利履行谈判协议所付出的成本[3]。
　　“掠夺性统治理论”中所指的交易费用，包括统治者谈判、协商财税政策的费用，以及执行这些政策所要付出的技术等成本。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统治者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其与不同政治集团间讨价还价的费用，度量、监控以及迫使民众服从的相关费用。
　　（三）贴现率
　　“贴现率”的本意原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时，所应付的利率。后来，它的内涵有所扩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假如“贴现率”为正值，则表明一定财富未来不管损失或收益，都没有现在价值重大，而且时间愈长，价值愈小，这个概念成为“今天”对将来经济活动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之后，社会学也将这个概念引入，于是出现“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则表明未来希望越小，而且表示将来所发生事件，在今天看来并无太大的意义[4]。
　　“掠夺性统治理论”中的“贴现率”概念是指统治者，即政策制定者的时间意识，较之眼前，如果统治者越看重将来，那么“贴现率”就越低，“贴现率”实质上反映了统治者较之当前而对未来的重视程度，这是他们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贴现率”越高，就表明统治者就越少考虑到未来。“贴现率”的高低取决于下面的几个因素：统治者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不足，或因其意志不坚定而屈从于眼前利益，也可能是因为国家遭遇到威胁或激烈的竞争。
　　最后，“掠夺性统治理论”认为：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岁入生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统治者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的变化，也必将导致岁入生产政策的绝对性变革。而笔者同时认为，一定时期的财税政策，也间接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在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等方面的情况。
　　二、两税法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的中央政治权威的大为削弱，地方藩镇势力乘机崛起，于是统治者制定的政策的约束性条件出现了极大的变化，而唐代中期所出现的税制变革就可以看作是国家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作出的制度性反应。在统治者和地方藩镇势力之间，经济、政治资源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最终导致了唐代的统治者对传统的权利进行了重新的分配，于是新税收政策就制定了出来。唐代的两税法相较于之前的租庸调制，对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其谈判成本、监督成本和技术成本等交易费用大幅度降低，这无疑有利于两税法的初步贯彻和实施。同时，鉴于安史之乱后出现的紊乱税收现状，希望实现“中兴”的唐统治者在制定两税法时，为了实现政策的连续性，着眼于较低的贴现率，这实质体现了两税法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