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莫言虽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也不会因此而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还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品位的好作品来的。
　　我与莫言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偶然通电话时，他总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反倒成为一条茫茫的驿路。人生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
　　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我除了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还在我曾经主持的一家出版社，让编辑迅速将其几篇作品，纳入“文学新星丛书”出版。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莫言不仅是其中的长明星，而且创作态势如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纵观莫言三四十年的创作，近年来又多了些他昔日作品中没有的幽默，这绝非莫言自作多情，而是他生命中的野气升华和挥发。
　　谈及莫言的幽默，不禁使我想起两件往事：
　　其一，1987年，中国作家访德期间，因为德国某汉学家有辱中国作家尊严之举，莫言曾将其比喻为“玻璃耗子琉璃猫”，此话曾引起同去访德作家们的大笑。
　　其二，1998年10月，莫言在台北图书馆与两岸同行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时，曾让在场听众捧腹大笑。他似乎不是在发表讲演，而是与在场的听众诙谐地对谈。他那张憨态毕露的“熊猫脸”，使会场上笑声一直不绝于耳。在那一刻，我就认定这个山东高密小伙子，越来越向平民型作家靠拢。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和后来的《生死疲劳》《蛙》，都深深地蕴藏着山东民间文化对他的雕塑。他从不做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鄙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流的作家分开的话，他地地道道属于后者。
　　在人品上，莫言绝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类，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一天，电话聊天时，我告诉他一件我的生活琐事：我们这儿正在粉刷楼房，其中的一个打工仔从楼里得知我是一名作家，经过我家窗外时，突然问我是否认识莫言。我未置可否，反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位装修工人告诉我，他是山东高密人，那方水土出了个莫言。既然我也是个作家，想必我也认识莫言。说这话时，这位高密小伙子脸上溅满了白灰点子。
　　其实，这只是我与莫言聊天时，信马由缰说出的一件生活趣事。没想到，几天之后，快递公司的投递员按响了我家门铃。原来，莫言送来两条红塔山和一瓶五糧液。我打电话给莫言，说我不解其意。他说，这是出于对老哥的友情。事后，我仔细想了想，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友谊，其中，更包容了对高密土地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以此生活细节来探讨莫言的创作源泉，以及他的为人之道，不是比枯燥的评论文字，具有更形象的说服力吗？
　　这就是从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我想，莫言虽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也不会因此而忘记给他文学营养的北国山河地脉，还会像马拉松长跑那般，续写出更富有中国品位的好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