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开始的国企改革、还是演化到现在的国资体制改革，如果以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为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这20年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付出的代价却巨大的无法估计。在丧失了多次机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是在反复求证‘政府能否经营企业’这个命题的真假。”这是一位参与国资体制改革政策研究的体制内专家，在结束对其采访时，留给本刊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事实上，如果真正溯本求源，甚至可以将这场漫长改革的起点延伸到1978年，四川省的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的改革试点。此后我们的政府为改革想尽了办法，厂长经理承包、股份制改造、减员增效、国企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岗再就业、三年脱困……我们的学者更是从承包制、股份制、企业制度一路讨论到现代企业理论的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产权制度。
　　但20年后，我们似乎仍然难以领受改革曙光带来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局面，期间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改革决策者跋涉中的疲惫艰辛和改革道路的遥遥无期。
　　4月6日，国资委正式挂牌。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启动中国国资体制又一轮改革大潮之时，本刊记者追寻20年国企改革凌乱而纠缠不清的步履，期望从中找到这场改革的历史逻辑。正如本刊上期封面故事《女富翁MBO记：没有犯罪发生？》中所展示的：不管我们抱什么样的态度，国资民营化，到今天已经成了这场充满“零和效应”的改革的最后抉择。
　　8月13日，本刊记者来到新一轮国资改革中思路和行动最活跃的江苏南京。当天的第一消息就是，南京新街口百货公司董事会将旗下该市顶级商场——东方商城，以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转让给东方商城17人管理团队，收购价格1.27亿元。其中90%的资金融资于一家政府背景的地方信托投资公司。
　　而仅仅在5天前的8月8日，中国钢铁行业排名第5的南京钢铁公司，更将60%的股份作价16.5亿元，以要约收购的方式转让给郭广昌领衔的民营资本——上海复星集团。这家年产350万吨钢和350万吨钢材的纯国企，年销售收入超过145亿元，利税突破10亿元，年利润高达5亿元，在钢铁业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景下，却一夜之间猝然变成了民营企业。
　　江苏省经贸委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高度评价了这种在所有制问题上“动土”的胆大包天之举：“（这种改革）可以使每个利益层都能切到更多的奶油，更容易达成平稳和均衡。政府没有以‘所有制姓名’来拘囿自己和企业，而大胆地以改革成本和利益稳定为导向，充分显示了一种全新的胆识和谋略。”
　　南京计委官员说得更直白：“我们就是要给社会这样一个信号，只要在合法的基础上，支持非国有经济参与国企改革，我们可以拿出最好的资产与大家共建共享南京的经济繁荣。”
　　所有这些表白决非一时性起，而是带有集体意识、具有“蓄谋已久”的强烈冲动。记者在采访中拿到一份2003年江苏省国企改革规划文件，第一条就是加快国有资本的退出步伐：“2003年地方国有大型企业要由1875户调整到230户内；大型商贸企业由846户调整到40户内；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两年内基本退出，2003年要退出60%……”
　　其目的就是扫清道路：“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能源、交通、电信、供水、供气等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领域，吸引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购买、兼并国有大型企业，引导私营个体经济进入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
　　而这其中的理论依据，据当地媒体记者说，要追溯到原南京市委书记、现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对国有企业的一句判断：“企业的先进性是在竞争、淘汰过程中获得的，它并不是国有企业的天然禀赋。”
　　到底谁代表了先进性，这样一个问题，在国企改革这个大实验场上，争论、试验、推进、倒退……踯躅了整整20多年。这期间，成千上万亿的资产在没有市场效率的经营中化为了乌有。而国企改革思路的纷乱，伴随着各种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层层阻挠，至今仍然盘根交错地影响着改革判断的清晰度。
　　然而，不管我们抱什么样的态度，国企改革或者国资体制改革,都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历史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