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2年6月20日，仅仅用了75天，新中国第一个治理长江的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宣告竣工。这个工程是在国家财力、物力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由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于1950年批准的，标志着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不是没有争议的，不少人心存疑虑，还有一些人明确反对。到1954年，面对20世纪长江最大的一场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泄洪，为保卫荆江大堤、保卫武汉市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以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也消除了争论。我当时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亲身参与了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现将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情况作一回忆。
决策在争论中出台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所以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1949年洪水给湖北省造成了很大灾害，尤其是荆江大堤的祁家渊堤防垮掉一半，幸亏当时水退了，才避免了溃堤和长江改道的重大灾害。但是当时的险象，却让人难忘。
1950年，长委会召开中南防汛会议时，李先念到会并讲了话。他问林一山，你是打过仗的，荆江的问题怎么办呀?出了事可不得了!林一山回答，我们正在研究找一个地方建蓄洪区降低荆江水位，保障荆江大堤安全。李先念问：你的方案选在哪里呀?林一山说，在公安县有一片湖区(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只有十六七万人)可以开辟分蓄洪区。李先念说，这是天大的事，你们可要抓紧啊!会后我们就到公安县查勘。
1950年，长委会报送了荆江分洪工程初步计划，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与湖南、湖北两省共同研究后，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政务院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
按照工程计划，首先要把荆江大堤加高加固，然后在荆江南岸修建一个920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在太平口修建一个进洪闸，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黄山头修建一个节制闸。当汛期来到，荆江大堤有溃决危险时，把进洪闸打开，让超量的洪水流入分洪区，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节制闸是根据湖南省的强烈要求修建的，这样一旦荆江分洪区虎渡河东堤决口，将加大虎渡河入洞庭湖的流量，可避免淹到湖南。同时，根据湖南省的强烈要求，还修建了穿过黄天湖的南线大堤。这个堤修起来很复杂，难度很大，黄天湖的淤泥很厚，清淤完全依靠人力。
不少人有疑问，为什么非要在荆江南岸建分洪区，不能在荆江北岸建吗?当时，我们都感觉北岸不敢动，因为如果要把洪水引进荆江大堤，通俗地讲叫“引狼入室”，这个干不得，只能建在南岸。
湖南省有些同志反对荆江分洪工程，尤其是1951年常德地区专员柴保中同志专门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相当于在洞庭湖区人民头上顶了一盆水，倒下来可能要出大问题。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也说林一山出了个坏主意。
周恩来在接到柴保中的信后，找到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问中央已经批准的事情，水利部为什么迟迟不动?又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打电话，问为什么把中央的指示置之脑后，必须赶快抓紧。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湖南、湖北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转过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的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作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对此，周恩来提出了具体处理办法，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2月25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报告并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2月底，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汉，然后又亲往荆江分洪地区视察，调查掌握具体情况。李葆华去武汉后，周恩来不断与他进行电话联系。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
3月3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将此前的“决定”，改成了“规定”)。
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立即组建了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并请示中央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数万官兵参加施工，湖北、湖南两省也组织了民工，军民合计有30万人。二十一兵团政委唐天际担任工程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兵团副政委黄志勇为总指挥部副政委，参谋长蓝桥为总指挥部参谋长。湖北省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振为副政委，省委副秘书长徐启明任总指挥部副参谋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郑绍文常驻长委会，调度后方人员，负责物资等事宜。林一山为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
长委会全力投入工程建设
长委会于1951年成立了荆江工程处，闵耀庭任处长，并在沙市盖了荆江大楼。长委会派设计组，由设计科长曹乐安负责。南线大堤由湖南省负责，开始荆江分洪区围堤加固设计施工和荆江大堤的加固勘测设计，长委会的骆锡涛在技术上负总责，长委会一批行政干部也参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51年，林一山率领长委会大批行政和技术干部乘“利江轮”查看荆江分洪区，并和荆州专员张海峰商量工程安排。同时，长委会加紧进行勘测设计工作，由展孟利率领测量大队对各项建筑物及分洪区进行了测量。规划设计工作也在武汉全面展开，当时还派曹乐安带队到治淮委员会参观了解治淮工程，特别是润河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1951年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与规划委员会主任须恺、工务司司长刘钟瑞视察了荆江分洪工程准备工作，并到工地现场进行指导。
荆江分洪工程设计完成，经水利部审查定案后，我曾和文伏波详细研究施工详图，每张都认真地看。
1951年是荆江分洪工程紧张准备的一年， 长委会大部分的干部(无论是行政干部还是技术干部)都聚集到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上来，这也是对长委会一次很大的实战锻炼。林一山主任、何之泰副总工程师和我在总指挥部，就住在沙市市政府。主要的行政干部，蒋怀玉在太平口负责组织器材，陆孝仑具体负责砂石料供应。主要的技术干部雷鸿基和杨贤溢、王咸成在北闸，曹乐安、龙燕在南闸。科技队伍一分为三，分在进洪闸、节制闸和堤防三个地方。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30万军民和技术干部齐心协力，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上，整个工程只用75天便基本完成。
在荆江分洪工程兴建过程中，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特别是周总理的题词，对解决两湖地区有关江湖关系的多年积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工程完成后，按照林一山提出的理论联系实践，运用毛主席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精神，对荆江分洪工程进行总结。由我执笔，林一山作仔细修改，完成了《学习(实践论)，总结荆江分洪工程的经验》和《学习(矛盾论)，总结荆江分洪工程的经验》两篇论文。前者强调工程师要想真正地成长，必须经过实践的锻炼，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长本事。后者讲的是水利工作者在工作中特别要重视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篇文章登载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后来印成了小册子，由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委会内部的全面技术总结
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以后，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南局当时有一位同志代表反对意见，与林一山争论得很激烈。长委会内部的一些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也对荆江分洪工程持有不同的看法。外界甚至说毛主席上了林一山的当，修的荆江分洪工程是一个无用的工程。
在这种背景下，水利部派出水文专家王祖烈、华士乾等，专门到长委会来算水账。长委会的杨绩昭、唐日长、沈克昌、沈清濂等参加了这次算水账的过程。研究结果是没有发现水文规划有重大问题。随后李葆华副部长到长委会检查工作，指示长委会要抓紧研究丹江口工程，及早准备开工。
中南局也在李雪峰主持下召开会议，指示要对工程进行全面总结。
1952年，长委会组织全面总结荆江分洪工程。总结工作由我主持，尽管当时主要的技术人员如何之泰、雷鸿基等都没有参加。但我们对每一个问题都力争弄清楚。
当时，在工程设计上有两个问题争论最大。一个问题是北闸闸室底板的钢筋布置问题。设计科长曹乐安用“维斯卡特公式”将闸室底板作为弹性地基梁设计。但维斯卡特公式适用于飞机场跑道和高速公路等不分块的建筑物，而闸室底板是分块的，这与飞机场跑道的受力完全不同。王成成当时是规划科科长，他认为公式应用错了，应该简单用梁板公式来计算，这样原来算法的钢筋摆多了，于是就“抽钢筋”。因为曹乐安当时不在北闸(他和龙燕在南闸)，北闸指挥部的领导支持了王咸成的意见，把钢筋抽掉了大约300多吨。
“抽钢筋”这件事当时争吵得比较厉害。何之泰副总工程师在技术上具体负责，他也感到原设计有点问题，但在现场未及时提出，也怕改动水利部已经批准了的设计，所以在态度上也不够鲜明。我们总结认为，进洪闸(北闸)的闸室钢筋布置显然是原来设计有问题，“抽钢筋”的行动值得充分肯定。
另一个问题是分洪区在弥陀寺附近有一个宽约2公里至3公里的窄颈子，能不能及时分流1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把沙市的水位控制在44.49米以内，有人表示怀疑。这个问题经过反复核算，我们认为甚至更大的流量都能及时通过。经过1954年分洪的考验，证明分洪时并无任何阻碍。因为当时长委会的水工模型试验大厅还没有建，我们是借武汉大学的水工试验室进行水工模型试验的，这个试验室当时也没有项目，荆江分洪大概是他们的第一个水工试验项目。
还有人对当时负责工程规划设计的规划处处长雷鸿基提意见，说他工作不够仔细。当时设计文件在论述为什么要建荆江分洪工程时，有这么一段话：“由于荆江河槽演变，泥沙淤积，沙市测站同等流量的水位1949年比1931年抬高了两米。”一些反对的人则认为，雷鸿基造假，抬高两米这个数字是随手写的。我们在总结时发现，荆江同流量水位是抬高了，但抬高的主要原因不是1931年后荆江泥沙淤积于河道，而是长江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淤积了。四个口子加起来可以分流1931年长江宜昌流量的一半以上，而淤积后，分流能力大大减少，荆江主河槽的防洪压力也与日俱增，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进行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时，由于时间紧，没有把这个原因研究清楚，分析透彻。
1954年武汉战胜百年一遇洪水，荆江分洪工程起了重大作用
1954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水，这也是20世纪在长江上爆发的最大洪水(应该说，1954年长江上游的洪水不算大，从宜昌下泄的流量最大为6.68万立方米每秒，按推算，其出现频率大约不到十年一遇。但1954年又有一个特点，即长江中下游暴雨连续不断，历时很长，在洞庭湖水系、汉江和鄱阳湖水系等很多支流都出现了很大的洪水，它们汇集到长江以后，使武汉市的洪水达百年一遇，城陵矶合成流量达10万立方米每秒，从而成为20世纪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最大一场洪水。据事后统计，各地分洪、溃口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涝水量达1070亿立方米，达长江宜昌当年总水量的1／5)。沙市水位迅猛上涨，即将超过44.49米。当时，王任重兼任防汛总指挥，每天都要到长委会了解汛情，讨论方案。
在荆江分洪工程必须开闸分洪之前，中南局在武汉的常委在汉口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开会讨论分洪、开闸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南局常委裴孟飞主持，牛佩琮、王任重、周小舟参加。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不同意立即开闸，王任重当场打电话向邓子恢请示。邓老传达了周总理立即开闸分洪的指示。于是，1954年防汛期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进洪流量达8000多立方米每秒，并在下游腊林洲扒口增大进洪流量，蓄洪量达54亿立方米，使沙市水位降低了0.94米，保障了荆江大堤的安全，使江汉平原免遭毁灭性灾害。此外，又在上车湾、洪湖等处扒口分洪，汉江也多处决口。因指挥得当，措施及时，武汉关水位控制在29.73米，保障了武汉市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荆江分洪时，因为考虑充分，措施及时，分洪区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及时撤离，所以，荆江分洪区在分洪时没有淹死一个人。而且在其他地方，凡是主要分洪的地方(如上车湾等)，也基本没有淹死人。这里有王任重和林一山很大的功劳。
王任重认真负责，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移民工作抓得很紧。他考虑到移民搬出后，要回到分洪区耕种不方便，就在分洪区里建了很多安全区(即在分洪区围堤内，围成一个垸子，将移民迁 移入内，便于生产生活)和安全台(即将围堤加宽，在上面搭建房屋，在分洪时，区内进行生产生活的人民能够及时上去暂住)。这样就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和生活。
记得1951年4月至5月，我随林一山陪王任重到北京，专门汇报荆江分洪区的移民工作。那时水利部刚刚搬到吕祖阁大庙办公，我们就住在水利部的办公室的西厢房。王任重住一间，林一山住一间，我和王任重的秘书就住在中间，都是自带行李。后来王任重搬到了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在王府井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当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过的。水利部还安排我们参加了五一节阅兵式的观礼。
在1954年荆江汛期，许多农民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分洪之前必须把他们转移出来。为此花了不少精力。我至今还记得在分洪前有一个老太婆直到最后仍不愿出来，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将她搬出，她临走时还抱着一只生蛋的老母鸡。几万移民在短短几个月全部移出并作了妥善的安置，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觉悟高，人民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在分洪区运用时都没有死人，可为什么说1954年的洪水造成了一些人员的死亡呢?我想这有的是洪水后统计的，可以说是非正常死亡，其原因多少与洪涝灾害有一点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洪水淹没的土地和受灾人口，当年计算结果是4700多万亩地，1800多万人。我想，当年洪水灾害，包括决口在内，应该是达不到这个统计数字的。数字较大的原因，是当年大雨连续不断，而长江长期处于高水位，导致洪水无法外排，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内涝。洪水和内涝加在一起是4700多万亩土地、1800多万人。
因此，1954年的洪水尽管给长江中下游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但与1931年相比，其洪量要大得多，时间长得多，灾害却要轻得多。洪峰过程从当年7月一直持续到10月，京广铁路有100多天不能正常通车，武汉关的最高洪水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9月才慢慢消退，但武汉市没有淹没，荆江大堤没有溃决，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能够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害事故。不能不说抗洪救灾取得了胜利。
1954年的洪水对长江防洪是一次重大考验，也证明了如不采取分洪蓄洪措施，洪水宣泄不了，抬高水位，堤防承受不了，必然溃堤决口，造成更大灾害。而主动分洪蓄洪较之自然溃堤决口损失要小得多。所以周总理后来说，建立分洪蓄洪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对林一山讲：“林一山，现在我相信你了。”正式肯定了荆江分洪工程对于保障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取得防汛斗争胜利的重大作用，并平息了对荆江分洪工程的长期争议。
1955年3月，毛泽东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一题词至今仍刻在汉口江滩公园防汛纪念碑上，包含着对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托着对将来长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决策在争论中出台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所以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1949年洪水给湖北省造成了很大灾害，尤其是荆江大堤的祁家渊堤防垮掉一半，幸亏当时水退了，才避免了溃堤和长江改道的重大灾害。但是当时的险象，却让人难忘。
1950年，长委会召开中南防汛会议时，李先念到会并讲了话。他问林一山，你是打过仗的，荆江的问题怎么办呀?出了事可不得了!林一山回答，我们正在研究找一个地方建蓄洪区降低荆江水位，保障荆江大堤安全。李先念问：你的方案选在哪里呀?林一山说，在公安县有一片湖区(当时人口还比较少，只有十六七万人)可以开辟分蓄洪区。李先念说，这是天大的事，你们可要抓紧啊!会后我们就到公安县查勘。
1950年，长委会报送了荆江分洪工程初步计划，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与湖南、湖北两省共同研究后，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政务院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
按照工程计划，首先要把荆江大堤加高加固，然后在荆江南岸修建一个920平方公里的分洪区，在太平口修建一个进洪闸，在湖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黄山头修建一个节制闸。当汛期来到，荆江大堤有溃决危险时，把进洪闸打开，让超量的洪水流入分洪区，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节制闸是根据湖南省的强烈要求修建的，这样一旦荆江分洪区虎渡河东堤决口，将加大虎渡河入洞庭湖的流量，可避免淹到湖南。同时，根据湖南省的强烈要求，还修建了穿过黄天湖的南线大堤。这个堤修起来很复杂，难度很大，黄天湖的淤泥很厚，清淤完全依靠人力。
不少人有疑问，为什么非要在荆江南岸建分洪区，不能在荆江北岸建吗?当时，我们都感觉北岸不敢动，因为如果要把洪水引进荆江大堤，通俗地讲叫“引狼入室”，这个干不得，只能建在南岸。
湖南省有些同志反对荆江分洪工程，尤其是1951年常德地区专员柴保中同志专门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相当于在洞庭湖区人民头上顶了一盆水，倒下来可能要出大问题。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也说林一山出了个坏主意。
周恩来在接到柴保中的信后，找到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问中央已经批准的事情，水利部为什么迟迟不动?又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打电话，问为什么把中央的指示置之脑后，必须赶快抓紧。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湖南、湖北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周恩来反复询明各种情况后，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紧接着转过来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并严肃批评：“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经反复研究并询明各种情况，得知中南对于这样大的事于中央决定后只在政治报告会上作了一次传达，并未作任何切实的布置，亦未召集两省有关人员及负责同志开会商讨，便轻易地交给长江水利委员会去进行，同时两省负责同志对此事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群众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这件事。”对此，周恩来提出了具体处理办法，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2月25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报告并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2月底，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汉，然后又亲往荆江分洪地区视察，调查掌握具体情况。李葆华去武汉后，周恩来不断与他进行电话联系。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
3月3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将此前的“决定”，改成了“规定”)。
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立即组建了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并请示中央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数万官兵参加施工，湖北、湖南两省也组织了民工，军民合计有30万人。二十一兵团政委唐天际担任工程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兵团副政委黄志勇为总指挥部副政委，参谋长蓝桥为总指挥部参谋长。湖北省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振为副政委，省委副秘书长徐启明任总指挥部副参谋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郑绍文常驻长委会，调度后方人员，负责物资等事宜。林一山为副总指挥兼工程部部长。
长委会全力投入工程建设
长委会于1951年成立了荆江工程处，闵耀庭任处长，并在沙市盖了荆江大楼。长委会派设计组，由设计科长曹乐安负责。南线大堤由湖南省负责，开始荆江分洪区围堤加固设计施工和荆江大堤的加固勘测设计，长委会的骆锡涛在技术上负总责，长委会一批行政干部也参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51年，林一山率领长委会大批行政和技术干部乘“利江轮”查看荆江分洪区，并和荆州专员张海峰商量工程安排。同时，长委会加紧进行勘测设计工作，由展孟利率领测量大队对各项建筑物及分洪区进行了测量。规划设计工作也在武汉全面展开，当时还派曹乐安带队到治淮委员会参观了解治淮工程，特别是润河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1951年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与规划委员会主任须恺、工务司司长刘钟瑞视察了荆江分洪工程准备工作，并到工地现场进行指导。
荆江分洪工程设计完成，经水利部审查定案后，我曾和文伏波详细研究施工详图，每张都认真地看。
1951年是荆江分洪工程紧张准备的一年， 长委会大部分的干部(无论是行政干部还是技术干部)都聚集到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上来，这也是对长委会一次很大的实战锻炼。林一山主任、何之泰副总工程师和我在总指挥部，就住在沙市市政府。主要的行政干部，蒋怀玉在太平口负责组织器材，陆孝仑具体负责砂石料供应。主要的技术干部雷鸿基和杨贤溢、王咸成在北闸，曹乐安、龙燕在南闸。科技队伍一分为三，分在进洪闸、节制闸和堤防三个地方。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30万军民和技术干部齐心协力，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上，整个工程只用75天便基本完成。
在荆江分洪工程兴建过程中，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特别是周总理的题词，对解决两湖地区有关江湖关系的多年积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工程完成后，按照林一山提出的理论联系实践，运用毛主席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精神，对荆江分洪工程进行总结。由我执笔，林一山作仔细修改，完成了《学习(实践论)，总结荆江分洪工程的经验》和《学习(矛盾论)，总结荆江分洪工程的经验》两篇论文。前者强调工程师要想真正地成长，必须经过实践的锻炼，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长本事。后者讲的是水利工作者在工作中特别要重视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篇文章登载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后来印成了小册子，由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委会内部的全面技术总结
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以后，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南局当时有一位同志代表反对意见，与林一山争论得很激烈。长委会内部的一些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也对荆江分洪工程持有不同的看法。外界甚至说毛主席上了林一山的当，修的荆江分洪工程是一个无用的工程。
在这种背景下，水利部派出水文专家王祖烈、华士乾等，专门到长委会来算水账。长委会的杨绩昭、唐日长、沈克昌、沈清濂等参加了这次算水账的过程。研究结果是没有发现水文规划有重大问题。随后李葆华副部长到长委会检查工作，指示长委会要抓紧研究丹江口工程，及早准备开工。
中南局也在李雪峰主持下召开会议，指示要对工程进行全面总结。
1952年，长委会组织全面总结荆江分洪工程。总结工作由我主持，尽管当时主要的技术人员如何之泰、雷鸿基等都没有参加。但我们对每一个问题都力争弄清楚。
当时，在工程设计上有两个问题争论最大。一个问题是北闸闸室底板的钢筋布置问题。设计科长曹乐安用“维斯卡特公式”将闸室底板作为弹性地基梁设计。但维斯卡特公式适用于飞机场跑道和高速公路等不分块的建筑物，而闸室底板是分块的，这与飞机场跑道的受力完全不同。王成成当时是规划科科长，他认为公式应用错了，应该简单用梁板公式来计算，这样原来算法的钢筋摆多了，于是就“抽钢筋”。因为曹乐安当时不在北闸(他和龙燕在南闸)，北闸指挥部的领导支持了王咸成的意见，把钢筋抽掉了大约300多吨。
“抽钢筋”这件事当时争吵得比较厉害。何之泰副总工程师在技术上具体负责，他也感到原设计有点问题，但在现场未及时提出，也怕改动水利部已经批准了的设计，所以在态度上也不够鲜明。我们总结认为，进洪闸(北闸)的闸室钢筋布置显然是原来设计有问题，“抽钢筋”的行动值得充分肯定。
另一个问题是分洪区在弥陀寺附近有一个宽约2公里至3公里的窄颈子，能不能及时分流1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把沙市的水位控制在44.49米以内，有人表示怀疑。这个问题经过反复核算，我们认为甚至更大的流量都能及时通过。经过1954年分洪的考验，证明分洪时并无任何阻碍。因为当时长委会的水工模型试验大厅还没有建，我们是借武汉大学的水工试验室进行水工模型试验的，这个试验室当时也没有项目，荆江分洪大概是他们的第一个水工试验项目。
还有人对当时负责工程规划设计的规划处处长雷鸿基提意见，说他工作不够仔细。当时设计文件在论述为什么要建荆江分洪工程时，有这么一段话：“由于荆江河槽演变，泥沙淤积，沙市测站同等流量的水位1949年比1931年抬高了两米。”一些反对的人则认为，雷鸿基造假，抬高两米这个数字是随手写的。我们在总结时发现，荆江同流量水位是抬高了，但抬高的主要原因不是1931年后荆江泥沙淤积于河道，而是长江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淤积了。四个口子加起来可以分流1931年长江宜昌流量的一半以上，而淤积后，分流能力大大减少，荆江主河槽的防洪压力也与日俱增，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进行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时，由于时间紧，没有把这个原因研究清楚，分析透彻。
1954年武汉战胜百年一遇洪水，荆江分洪工程起了重大作用
1954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水，这也是20世纪在长江上爆发的最大洪水(应该说，1954年长江上游的洪水不算大，从宜昌下泄的流量最大为6.68万立方米每秒，按推算，其出现频率大约不到十年一遇。但1954年又有一个特点，即长江中下游暴雨连续不断，历时很长，在洞庭湖水系、汉江和鄱阳湖水系等很多支流都出现了很大的洪水，它们汇集到长江以后，使武汉市的洪水达百年一遇，城陵矶合成流量达10万立方米每秒，从而成为20世纪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最大一场洪水。据事后统计，各地分洪、溃口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涝水量达1070亿立方米，达长江宜昌当年总水量的1／5)。沙市水位迅猛上涨，即将超过44.49米。当时，王任重兼任防汛总指挥，每天都要到长委会了解汛情，讨论方案。
在荆江分洪工程必须开闸分洪之前，中南局在武汉的常委在汉口德明饭店(现江汉饭店)开会讨论分洪、开闸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中南局常委裴孟飞主持，牛佩琮、王任重、周小舟参加。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不同意立即开闸，王任重当场打电话向邓子恢请示。邓老传达了周总理立即开闸分洪的指示。于是，1954年防汛期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进洪流量达8000多立方米每秒，并在下游腊林洲扒口增大进洪流量，蓄洪量达54亿立方米，使沙市水位降低了0.94米，保障了荆江大堤的安全，使江汉平原免遭毁灭性灾害。此外，又在上车湾、洪湖等处扒口分洪，汉江也多处决口。因指挥得当，措施及时，武汉关水位控制在29.73米，保障了武汉市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荆江分洪时，因为考虑充分，措施及时，分洪区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及时撤离，所以，荆江分洪区在分洪时没有淹死一个人。而且在其他地方，凡是主要分洪的地方(如上车湾等)，也基本没有淹死人。这里有王任重和林一山很大的功劳。
王任重认真负责，对荆江分洪工程的移民工作抓得很紧。他考虑到移民搬出后，要回到分洪区耕种不方便，就在分洪区里建了很多安全区(即在分洪区围堤内，围成一个垸子，将移民迁 移入内，便于生产生活)和安全台(即将围堤加宽，在上面搭建房屋，在分洪时，区内进行生产生活的人民能够及时上去暂住)。这样就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和生活。
记得1951年4月至5月，我随林一山陪王任重到北京，专门汇报荆江分洪区的移民工作。那时水利部刚刚搬到吕祖阁大庙办公，我们就住在水利部的办公室的西厢房。王任重住一间，林一山住一间，我和王任重的秘书就住在中间，都是自带行李。后来王任重搬到了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在王府井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当年的五一节是在北京过的。水利部还安排我们参加了五一节阅兵式的观礼。
在1954年荆江汛期，许多农民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分洪之前必须把他们转移出来。为此花了不少精力。我至今还记得在分洪前有一个老太婆直到最后仍不愿出来，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将她搬出，她临走时还抱着一只生蛋的老母鸡。几万移民在短短几个月全部移出并作了妥善的安置，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觉悟高，人民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在分洪区运用时都没有死人，可为什么说1954年的洪水造成了一些人员的死亡呢?我想这有的是洪水后统计的，可以说是非正常死亡，其原因多少与洪涝灾害有一点关系。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洪水淹没的土地和受灾人口，当年计算结果是4700多万亩地，1800多万人。我想，当年洪水灾害，包括决口在内，应该是达不到这个统计数字的。数字较大的原因，是当年大雨连续不断，而长江长期处于高水位，导致洪水无法外排，形成了比较严重的内涝。洪水和内涝加在一起是4700多万亩土地、1800多万人。
因此，1954年的洪水尽管给长江中下游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但与1931年相比，其洪量要大得多，时间长得多，灾害却要轻得多。洪峰过程从当年7月一直持续到10月，京广铁路有100多天不能正常通车，武汉关的最高洪水位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9月才慢慢消退，但武汉市没有淹没，荆江大堤没有溃决，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能够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害事故。不能不说抗洪救灾取得了胜利。
1954年的洪水对长江防洪是一次重大考验，也证明了如不采取分洪蓄洪措施，洪水宣泄不了，抬高水位，堤防承受不了，必然溃堤决口，造成更大灾害。而主动分洪蓄洪较之自然溃堤决口损失要小得多。所以周总理后来说，建立分洪蓄洪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对林一山讲：“林一山，现在我相信你了。”正式肯定了荆江分洪工程对于保障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取得防汛斗争胜利的重大作用，并平息了对荆江分洪工程的长期争议。
1955年3月，毛泽东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一题词至今仍刻在汉口江滩公园防汛纪念碑上，包含着对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托着对将来长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