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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突然想饮酒了,于是寻一处花荫坐下来。正是感秋时节,凉风习习,月色朗照。如此良辰美景,正该开怀畅饮,却突然发现对面没有一个朋友举杯相和。朋友在何处呢?秋风难寻旧友,罢也,就邀天上的明月对饮吧。月也真不赖,不仅自己爽朗应邀了,更携了一位朋友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切,一切都有了,就再启壶开怀吧——这两位朋友却是不善饮的。不过,既是友人相聚,还有什么说的呢?月啊,这一杯,我代你喝了;影啊,这一杯,我也代你干了。世事如酒,甘我饴我辛我辣我醒我醉我,此刻有真酒,何不欢坠逍遥游?歌之啸之,舞之蹈之,朋友,和我一起举杯倒下吧,这才是我们相遇的难得时刻……
我猜想当时这杯酒里,一定有着高浓度的泪,它和旷古的寂寥一起酿成了这杯不可忽视的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前人评此句,说“古无此奇”,此情、此境、此意,确实有旷古之奇,但它对当时的李太白而言,怕是一点儿也不奇的吧。因为眼前的一切,是他伸手可触的朋友(如果他能始终清醒地拒绝着物我同一的混杂,他也将不会成为真正的诗人李太白),谁又会在和朋友畅饮时去刻意求奇呢?若说古无此悲寂,倒更合太白下笔时全身身不由己的颤动。多年后,一位异国的现代诗人在这种悲寂上和太白产生了情感和心智的共鸣。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笔下,转化出了这样一种具有现代背景的孤独感:
昨夜/在你的床上/我们是三人:/月亮/你和我
没有了花荫,伤感的背景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床,这一现代精神体味中不可或缺的意象。这是诸多现代思考的起点之一,纪德就曾问过:“关于床,我将对你说些什么?”床的温情和冷漠,它在美好和淫邪之间毫无倾向的游荡,它对死亡和再生的熟视无睹,使帕斯的诗作中布满了凄凉的孤独感和尴尬感。但它还不仅仅是床的衍生,它或者仍然是一种酒里的迷醉,而且在迷醉中把“永结无情游”作为一句隐语放在了文字的背面。
问题或许将由此而出现:这种迷醉会不会造成人格失落?这种“对影成三人”的幻象会不会让人陷入孤独焦灼的泥淖?它究竟是一种清醒的逃避,还是是一种混沌的痴狂?
如果要对上述问题进行逻辑化的解答,我们终将会被缠进一个怪圈里,而且这个怪圈还将由我们的双手延展着。它不是迷宫,却比迷宫更加引人步入迷津,因为它有无数条相互可能相互矛盾相互交叉的路引诱着我们,我们终将会被我们自己的脑袋搞得一塌糊涂。或许正因如此,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中说(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其诗歌的解读):“现代人渴望清醒地思考。但这清醒的思考却将我们带进一个曲折的梦魇的回廊,在那里,理性的明镜叠映出所有的刑讯室。也许我们在走出那回廊时会发现自己是睁着眼睛做的梦,而且所有理性的梦都是残酷的。或许,那时我们才会重新开始闭上眼睛做梦。”
是的,这种酒里的迷醉,这种“对饮成三人”的幻象,与其说是一种逃避或痴狂,不如说是一种人为的创造,一个我们在白天闭上眼睛做的梦。在这个梦里,我们能淡化或有机会淡化从出生到死亡的流逝过程,我们也能割断在物质化的寄托中寻找自身的精神和意义的一切牵连。这种迷醉中的清醒,远比清醒中的清醒更能助人揭示其内心的动向,并由此步向回归之路。说到底,置身于一个一切都会消亡的世界里(我们虽然不能在生命中切实地去感受这一切,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在时间的创造中,单独的个体远比一粒砂砾更微不足道),你又如何能在其中寻求物质化的依托呢?古老的巴利语佛教经典《经集·犀牛角经》说:“让他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归根结底说的还是脱离世俗走向隐居,它只是与世界脱离了这种关系而走向了另一种关系。这另一种关系是否具有其终极意义,我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许只有最后一个地球人或最先一个抵达被岸的人才有权回答。以现有的历史来看,这另一种关系对先行者而言也许是必要且明智的;但对于失落了先行精神的现代人来说,则是隔离和陌生的。可以说,现代文明已基本上消灭了隐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只能面对。就像狄兰·托马斯从梦中醒来一样:“今天早上,当我醒来/我听见城市的喧哗声中,/陡立的天空上有一个声音,/不是我的预言者后裔,/哭喊我的海程正在毁灭。/钟群告诉我,时间和上帝都没有敲击铁铃,/我用白色的尸布遮盖一座座岛屿,/而我眼睑上的硬币像贝壳一样歌唱。”
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需要这个梦的脆弱的依据。这个依据之所以是脆弱的,在于其与社会道德始终如一的相悖,和由此而面对的被世俗力量排斥的困境。这种依据的脆弱给梦者提出了挑战:有没有勇气去承受背离、体验悲剧?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生命方式的冲突,那么这种背离和体验除了关涉到人对自身的把握外,还关涉到了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对抗和把握的问题。就对抗而言,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力量悬殊的对抗,人除非有极大的耐性和虔诚(就像对宗教),否则将难以持久;然而人之为人的优势在于,他能在与时间和空间的对抗中,利用时间和空间来把握时间和空间本身,把握这个世界——梦的世界。这是我们闭上眼睛所做的另一个梦,我们可以从普鲁斯特的世界里去寻找这种梦的典范。这个长年为病所困的法国人所拥有(掌握)的世界是令人吃惊的,而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对他的惟命是从以及对他人的置若罔闻却是更令人吃惊的。“在一种高级的统一中,他把失落的回忆和现时的感觉、扭曲的脚和那些幸福的日子汇聚在一起”,加缪对这个世界如此评价道。同时,这个以《局外人》而置身局里的法国人,也揭示出了这个世界中迷人的梦的催发剂:“一些广阔的死亡空间就这样从生活中被抛出去,因为它们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普鲁斯特的世界最终又是依赖于时间和死亡而显现的。生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了,它帮助了这一世界的把握者,也帮助了把握本身。卡夫卡说:“我们只在那个真正的、转瞬即逝的事件之前和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一般的、只限制在我们身上的虚构的东西。”这正是步入普鲁斯特的世界的林间小道,但它同时也显示出了这一世界对把握本身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事件本身之中去经历事件,不能在酒的迷醉中去体验迷醉,也不能在梦里去体验梦,在这个用非物质化的东西喂养的世界里,我们最终面临的问题是:谁会在心情愉悦、意气风发的时候,关注这个世界并踱到它的前面,或绕到它的后面打开大门走进去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于狮城
突然想饮酒了,于是寻一处花荫坐下来。正是感秋时节,凉风习习,月色朗照。如此良辰美景,正该开怀畅饮,却突然发现对面没有一个朋友举杯相和。朋友在何处呢?秋风难寻旧友,罢也,就邀天上的明月对饮吧。月也真不赖,不仅自己爽朗应邀了,更携了一位朋友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切,一切都有了,就再启壶开怀吧——这两位朋友却是不善饮的。不过,既是友人相聚,还有什么说的呢?月啊,这一杯,我代你喝了;影啊,这一杯,我也代你干了。世事如酒,甘我饴我辛我辣我醒我醉我,此刻有真酒,何不欢坠逍遥游?歌之啸之,舞之蹈之,朋友,和我一起举杯倒下吧,这才是我们相遇的难得时刻……
我猜想当时这杯酒里,一定有着高浓度的泪,它和旷古的寂寥一起酿成了这杯不可忽视的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前人评此句,说“古无此奇”,此情、此境、此意,确实有旷古之奇,但它对当时的李太白而言,怕是一点儿也不奇的吧。因为眼前的一切,是他伸手可触的朋友(如果他能始终清醒地拒绝着物我同一的混杂,他也将不会成为真正的诗人李太白),谁又会在和朋友畅饮时去刻意求奇呢?若说古无此悲寂,倒更合太白下笔时全身身不由己的颤动。多年后,一位异国的现代诗人在这种悲寂上和太白产生了情感和心智的共鸣。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笔下,转化出了这样一种具有现代背景的孤独感:
昨夜/在你的床上/我们是三人:/月亮/你和我
没有了花荫,伤感的背景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床,这一现代精神体味中不可或缺的意象。这是诸多现代思考的起点之一,纪德就曾问过:“关于床,我将对你说些什么?”床的温情和冷漠,它在美好和淫邪之间毫无倾向的游荡,它对死亡和再生的熟视无睹,使帕斯的诗作中布满了凄凉的孤独感和尴尬感。但它还不仅仅是床的衍生,它或者仍然是一种酒里的迷醉,而且在迷醉中把“永结无情游”作为一句隐语放在了文字的背面。
问题或许将由此而出现:这种迷醉会不会造成人格失落?这种“对影成三人”的幻象会不会让人陷入孤独焦灼的泥淖?它究竟是一种清醒的逃避,还是是一种混沌的痴狂?
如果要对上述问题进行逻辑化的解答,我们终将会被缠进一个怪圈里,而且这个怪圈还将由我们的双手延展着。它不是迷宫,却比迷宫更加引人步入迷津,因为它有无数条相互可能相互矛盾相互交叉的路引诱着我们,我们终将会被我们自己的脑袋搞得一塌糊涂。或许正因如此,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中说(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其诗歌的解读):“现代人渴望清醒地思考。但这清醒的思考却将我们带进一个曲折的梦魇的回廊,在那里,理性的明镜叠映出所有的刑讯室。也许我们在走出那回廊时会发现自己是睁着眼睛做的梦,而且所有理性的梦都是残酷的。或许,那时我们才会重新开始闭上眼睛做梦。”
是的,这种酒里的迷醉,这种“对饮成三人”的幻象,与其说是一种逃避或痴狂,不如说是一种人为的创造,一个我们在白天闭上眼睛做的梦。在这个梦里,我们能淡化或有机会淡化从出生到死亡的流逝过程,我们也能割断在物质化的寄托中寻找自身的精神和意义的一切牵连。这种迷醉中的清醒,远比清醒中的清醒更能助人揭示其内心的动向,并由此步向回归之路。说到底,置身于一个一切都会消亡的世界里(我们虽然不能在生命中切实地去感受这一切,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在时间的创造中,单独的个体远比一粒砂砾更微不足道),你又如何能在其中寻求物质化的依托呢?古老的巴利语佛教经典《经集·犀牛角经》说:“让他像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归根结底说的还是脱离世俗走向隐居,它只是与世界脱离了这种关系而走向了另一种关系。这另一种关系是否具有其终极意义,我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许只有最后一个地球人或最先一个抵达被岸的人才有权回答。以现有的历史来看,这另一种关系对先行者而言也许是必要且明智的;但对于失落了先行精神的现代人来说,则是隔离和陌生的。可以说,现代文明已基本上消灭了隐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只能面对。就像狄兰·托马斯从梦中醒来一样:“今天早上,当我醒来/我听见城市的喧哗声中,/陡立的天空上有一个声音,/不是我的预言者后裔,/哭喊我的海程正在毁灭。/钟群告诉我,时间和上帝都没有敲击铁铃,/我用白色的尸布遮盖一座座岛屿,/而我眼睑上的硬币像贝壳一样歌唱。”
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需要这个梦的脆弱的依据。这个依据之所以是脆弱的,在于其与社会道德始终如一的相悖,和由此而面对的被世俗力量排斥的困境。这种依据的脆弱给梦者提出了挑战:有没有勇气去承受背离、体验悲剧?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生命方式的冲突,那么这种背离和体验除了关涉到人对自身的把握外,还关涉到了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对抗和把握的问题。就对抗而言,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力量悬殊的对抗,人除非有极大的耐性和虔诚(就像对宗教),否则将难以持久;然而人之为人的优势在于,他能在与时间和空间的对抗中,利用时间和空间来把握时间和空间本身,把握这个世界——梦的世界。这是我们闭上眼睛所做的另一个梦,我们可以从普鲁斯特的世界里去寻找这种梦的典范。这个长年为病所困的法国人所拥有(掌握)的世界是令人吃惊的,而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对他的惟命是从以及对他人的置若罔闻却是更令人吃惊的。“在一种高级的统一中,他把失落的回忆和现时的感觉、扭曲的脚和那些幸福的日子汇聚在一起”,加缪对这个世界如此评价道。同时,这个以《局外人》而置身局里的法国人,也揭示出了这个世界中迷人的梦的催发剂:“一些广阔的死亡空间就这样从生活中被抛出去,因为它们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普鲁斯特的世界最终又是依赖于时间和死亡而显现的。生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了,它帮助了这一世界的把握者,也帮助了把握本身。卡夫卡说:“我们只在那个真正的、转瞬即逝的事件之前和之后经历它们,它们是梦一般的、只限制在我们身上的虚构的东西。”这正是步入普鲁斯特的世界的林间小道,但它同时也显示出了这一世界对把握本身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在事件本身之中去经历事件,不能在酒的迷醉中去体验迷醉,也不能在梦里去体验梦,在这个用非物质化的东西喂养的世界里,我们最终面临的问题是:谁会在心情愉悦、意气风发的时候,关注这个世界并踱到它的前面,或绕到它的后面打开大门走进去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于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