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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土地改革（解放区农村先行一步）和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宣告了农民被剥削的命运结束，农民翻身做了主人。饱受煎熬的中国农民，在拥有了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以后，不约而同地踏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然而，新的经济关系以及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形式使农村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贫富分化现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就盘算着扩大生产和雇工，而有一些农民因为土地数量及质量等原因则打算出卖劳动力。这就给农民脱困、农村稳定和加速生产力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党开始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号召和引导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三里湾》创作于1954年，我国社会正是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阶段，写的是1952年太行山下的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的农业合作化故事，主要通过家庭在这场变革中的矛盾和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叙说三里湾的互助合作。
《三里湾》叙述的背景是中国农民由个人创业主体向创社会主义集体大业的历史主体身份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个人创业主体的叙事内涵虽然明显大于历史主体,但历史主体的精神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并建构起特殊的关于财富的一种道德训诫方式。同时,历史主体的集体创业,也对乡村的爱情和婚姻道德生活带来了明显改造。
一、进步和落后的两种势力
以积极入社和不热心入社为界，《三里湾》的人分成了两股势力。从作品一开始，进步势力就占优势，直到最后争取了落后势力，落得皆大欢喜。进步与落后首先是以家庭为划分单位的，王保全一家党员中学生都起作用，上下和睦入社爱劳动，就是进步好家庭的典型，而马家养黄狗、封门户、不入社，是落后和自私自利的代表。在笼统划分进步与落后的家庭内部，落后家庭也有个别进步的分子，比如马有翼就在婚姻上革了命，继而又分了家，入了社。范登高用两头骡子贩卖小货，袁天成家使计多留自留地，这些落后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事件一层层铺开以后得到解决和转变。家庭生活和集体生活的一番波折之后，出现的是皆大欢喜的场景，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期间党团干部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可见，思想的进步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而且需要个人的日益转变，需要群众和干部积极的努力和争取。而集体与个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按照明显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对这些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那就是，一切都服务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个人利益需要服从集体利益。虽说是强调自愿原则，但是落后农民的思想真的通了么？对于这一部分赵树理的处理显得有点单薄，因为我们没有十分清晰地看到那些本来执意不肯入社的农民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他们的转变好像都是事件和周围人事变化推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农民的最后觉悟，和觉悟的深浅程度，在《三里湾》里面是模糊的。
《三里湾》里面几次提到范登高用两头骡子贩私货的问题。他的骡子属于土改中因为分到“好”之后得到的利益。在整党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范登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又有人揭发他说当初分到好地是他利用权力争取的结果。既然给他钻了空子，做起了买卖，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他的贩运私货有时会耽误生产，而且他还为了贩货雇了小工。这个小工又被描述成牙行的不想做地里劳动，成天想投机取巧的人。这就和当时大家齐心协力奔赴生产产生了矛盾。
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是进步与落后势力的冲突的表现形式。互助组与合作社不同，虽然都具有集体劳作的性质，但是合作社是一个更广大的集体。在《三里湾》里，一个互助组的成员如果不想入社，就希望阻拦组里其他成员的入社，一来是怕被孤立以致不得不入社，二是互助组里别人入社那么帮助自己的劳动力就减少了。不肯入社的农民都有自己精细的打算，这些人多是在土改中属于“高、大、好、剥”的一批，也是最不好动员的一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干部的动员工作是通过什么渠道最终完成的呢？是不是只有不断地批评落后农民的不肯合作建设社会主义、脑子里有资本主义思想就能够达到最终争取到落后的农民进步了的目的？而这些原本思想落后的农民入了社，真的就会坚定不移，和其他本来先进的农民丝毫不差？
二、婚姻和家庭
小俊的婚姻和思想变化似乎有一种模式，本来是和进步的玉生在一起，然后离婚，地里遇见了玉生流下悔恨的泪水，经历和马有翼的订婚事件的尴尬，找到满喜这个勤奋的新对象以后，终于走上了“常人”的道路。小俊的父亲似乎和她一样，经历了婚姻家庭的动荡，当他舍弃了旧的能不够，当能不够以崭新的面目做人时，袁天成也得到了“改造”，获得了新生。由此我们看到，婚姻和家庭中进步势力的带动是改造落后农民的重要力量。每个家庭内部都有领导权的问题，都涉及谁听谁的，谁说的算的问题，当然最终的结果要以理服人。党领导农村工作也是一样，而且还要采取自愿的原则，批评教育是一方面，但是不能保证那么容易就成功。于是，婚姻和家庭就发挥了它伦理和情感上的作用。“能不够”直接的反应就是，如果她不听老头子的话，那么这个家庭就要解体，以后这个村子就没有人去理她和她女儿小俊了。如果她不改造自己，就会不见容于这个群落，这就是能不够面临的处境。
对于家庭问题，组织和个人都要出面调解，村民们都要出来旁观，使得三里湾的家庭问题成了大家的问题，因为家庭问题关乎生产和建设。
分家表面上是对于这种伦理环境的破坏，实际上却实在起到孤立那些老封建和老顽固的作用。对这一点玉梅有着一段完整的阐述。而为了挽回伦理上的道理，马家老人最后还是跟着马有翼和玉梅过活，这也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家大哥和大嫂的能力，对于进步与落后的褒贬一目了然。这是理智的分家。之前玉生在小俊挑唆下的分家则是不理智的，是小俊逃避劳动和生产，企图不劳而获的一个手段。当然这手段是“能不够”教的。在大家的帮助和教育之下，小俊到了最后终于又被教好。
可见，婚姻和家庭问题是解决生产问题的一个载体，也是赵树理叙述的一个落脚点。
三、对文化的认识
村里人是尊重文化的。中学生当了扫盲教员，而且是很多人承认和羡慕的学历。灵芝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开始是很迷信中学生的，认为中学生总是比没上过多少学的人聪明和进步。后来在与玉生接触当中，逐渐认识到了玉生读书虽少，但是肯钻研、有头脑的优点，最终选择了玉生。灵芝对于马有翼的恨铁不成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她总是觉得马有翼没有发挥一个中学生和青年团员应有的作用。可见，三里湾对于文化的认识也不是绝对的迷信，有一些文化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要不断钻研，把文化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赵树理要彰显的观念。后来灵芝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教给玉生用于生产，也是肯定文化的一笔。灵芝后来想到，自己的文化知识很快就要教完，自己将来还要不断学习，这不能不说是赵树理说教的一种方式。
《三里湾》是个中篇，篇幅不长，但是描绘了三里湾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广阔的画面，展现了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思路。《三里湾》是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我们留下了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很多思考和疑问，比如，思想落后的农民是如何被争取到进步？这种转变会是彻底的吗？
参考文献：
［1］《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
［2］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收《赵树理研究资料》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
［5］《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6］《赵树理传》，高捷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7］张清华《“演讲”话语之于革命叙事――当代红色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02，3
［8］邓聿文. 人民公社:一种失败的制度创新.《读书》1998，7
［9］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 1960
［1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三里湾》叙述的背景是中国农民由个人创业主体向创社会主义集体大业的历史主体身份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个人创业主体的叙事内涵虽然明显大于历史主体,但历史主体的精神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开掘,并建构起特殊的关于财富的一种道德训诫方式。同时,历史主体的集体创业,也对乡村的爱情和婚姻道德生活带来了明显改造。
一、进步和落后的两种势力
以积极入社和不热心入社为界，《三里湾》的人分成了两股势力。从作品一开始，进步势力就占优势，直到最后争取了落后势力，落得皆大欢喜。进步与落后首先是以家庭为划分单位的，王保全一家党员中学生都起作用，上下和睦入社爱劳动，就是进步好家庭的典型，而马家养黄狗、封门户、不入社，是落后和自私自利的代表。在笼统划分进步与落后的家庭内部，落后家庭也有个别进步的分子，比如马有翼就在婚姻上革了命，继而又分了家，入了社。范登高用两头骡子贩卖小货，袁天成家使计多留自留地，这些落后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事件一层层铺开以后得到解决和转变。家庭生活和集体生活的一番波折之后，出现的是皆大欢喜的场景，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期间党团干部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可见，思想的进步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而且需要个人的日益转变，需要群众和干部积极的努力和争取。而集体与个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赵树理按照明显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对这些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那就是，一切都服务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个人利益需要服从集体利益。虽说是强调自愿原则，但是落后农民的思想真的通了么？对于这一部分赵树理的处理显得有点单薄，因为我们没有十分清晰地看到那些本来执意不肯入社的农民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他们的转变好像都是事件和周围人事变化推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农民的最后觉悟，和觉悟的深浅程度，在《三里湾》里面是模糊的。
《三里湾》里面几次提到范登高用两头骡子贩私货的问题。他的骡子属于土改中因为分到“好”之后得到的利益。在整党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范登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又有人揭发他说当初分到好地是他利用权力争取的结果。既然给他钻了空子，做起了买卖，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他的贩运私货有时会耽误生产，而且他还为了贩货雇了小工。这个小工又被描述成牙行的不想做地里劳动，成天想投机取巧的人。这就和当时大家齐心协力奔赴生产产生了矛盾。
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是进步与落后势力的冲突的表现形式。互助组与合作社不同，虽然都具有集体劳作的性质，但是合作社是一个更广大的集体。在《三里湾》里，一个互助组的成员如果不想入社，就希望阻拦组里其他成员的入社，一来是怕被孤立以致不得不入社，二是互助组里别人入社那么帮助自己的劳动力就减少了。不肯入社的农民都有自己精细的打算，这些人多是在土改中属于“高、大、好、剥”的一批，也是最不好动员的一批。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干部的动员工作是通过什么渠道最终完成的呢？是不是只有不断地批评落后农民的不肯合作建设社会主义、脑子里有资本主义思想就能够达到最终争取到落后的农民进步了的目的？而这些原本思想落后的农民入了社，真的就会坚定不移，和其他本来先进的农民丝毫不差？
二、婚姻和家庭
小俊的婚姻和思想变化似乎有一种模式，本来是和进步的玉生在一起，然后离婚，地里遇见了玉生流下悔恨的泪水，经历和马有翼的订婚事件的尴尬，找到满喜这个勤奋的新对象以后，终于走上了“常人”的道路。小俊的父亲似乎和她一样，经历了婚姻家庭的动荡，当他舍弃了旧的能不够，当能不够以崭新的面目做人时，袁天成也得到了“改造”，获得了新生。由此我们看到，婚姻和家庭中进步势力的带动是改造落后农民的重要力量。每个家庭内部都有领导权的问题，都涉及谁听谁的，谁说的算的问题，当然最终的结果要以理服人。党领导农村工作也是一样，而且还要采取自愿的原则，批评教育是一方面，但是不能保证那么容易就成功。于是，婚姻和家庭就发挥了它伦理和情感上的作用。“能不够”直接的反应就是，如果她不听老头子的话，那么这个家庭就要解体，以后这个村子就没有人去理她和她女儿小俊了。如果她不改造自己，就会不见容于这个群落，这就是能不够面临的处境。
对于家庭问题，组织和个人都要出面调解，村民们都要出来旁观，使得三里湾的家庭问题成了大家的问题，因为家庭问题关乎生产和建设。
分家表面上是对于这种伦理环境的破坏，实际上却实在起到孤立那些老封建和老顽固的作用。对这一点玉梅有着一段完整的阐述。而为了挽回伦理上的道理，马家老人最后还是跟着马有翼和玉梅过活，这也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家大哥和大嫂的能力，对于进步与落后的褒贬一目了然。这是理智的分家。之前玉生在小俊挑唆下的分家则是不理智的，是小俊逃避劳动和生产，企图不劳而获的一个手段。当然这手段是“能不够”教的。在大家的帮助和教育之下，小俊到了最后终于又被教好。
可见，婚姻和家庭问题是解决生产问题的一个载体，也是赵树理叙述的一个落脚点。
三、对文化的认识
村里人是尊重文化的。中学生当了扫盲教员，而且是很多人承认和羡慕的学历。灵芝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开始是很迷信中学生的，认为中学生总是比没上过多少学的人聪明和进步。后来在与玉生接触当中，逐渐认识到了玉生读书虽少，但是肯钻研、有头脑的优点，最终选择了玉生。灵芝对于马有翼的恨铁不成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她总是觉得马有翼没有发挥一个中学生和青年团员应有的作用。可见，三里湾对于文化的认识也不是绝对的迷信，有一些文化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产中要不断钻研，把文化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赵树理要彰显的观念。后来灵芝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教给玉生用于生产，也是肯定文化的一笔。灵芝后来想到，自己的文化知识很快就要教完，自己将来还要不断学习，这不能不说是赵树理说教的一种方式。
《三里湾》是个中篇，篇幅不长，但是描绘了三里湾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广阔的画面，展现了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思路。《三里湾》是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但是也体现了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我们留下了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很多思考和疑问，比如，思想落后的农民是如何被争取到进步？这种转变会是彻底的吗？
参考文献：
［1］《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
［2］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收《赵树理研究资料》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
［5］《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6］《赵树理传》，高捷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7］张清华《“演讲”话语之于革命叙事――当代红色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02，3
［8］邓聿文. 人民公社:一种失败的制度创新.《读书》1998，7
［9］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 1960
［1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