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文学上的联系十分密切，彼此都给予了对方很深的影响。我国文学史上的文风、思想体制、作品等都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都深受中国六朝到唐初骈俪文体的影响。
　　明朝时期，日本大体经历了室町幕府（１３４４~１６０２）和江户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３７）两个时代。当时日本的情况在初期是皇权旁落、战争不断，传统的宫廷贵族在政治上失利的同时，文化上也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这客观上为明朝与日本的交往造成了障碍。
　　明朝与日本的交往开始时并不顺利，由于元代曾经派遣数万士兵攻打日本，所以当时日本对中国还怀有敌意。《明史·日本传》中记载：“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率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后来，由于倭患严重，明朝政府在多次派使臣与日本政府沟通后，日本同意和明朝交往，并愿意帮助缉拿海寇。这样，明朝和日本各方面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起来。
　　明代中日两国使团往来中的文学交流
　　明朝由于实行了海禁政策，所以当时与日本的联系主要还是通过官方渠道，主要是日本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定期派遣以朝贡使节名义押运的勘合贸易船队来到中国，与明王朝进行勘合贸易。贸易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１４０４年~１４１９年，日本共派出勘合船六次，明使到日本七次。后期从１４３２年~１５４７年，共１１５年，日本共派遣勘合贸易船十一次。①
　　但总体来说，日本的使节在明朝期间进行的文学交流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日本使团成员请明朝文人为他们的诗文集、语录等作序、跋，请他们撰写塔铭、碑文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远万里，拿自己或师友的作品，请中国文人落墨题字，并以此为荣。虽然这表现了当时中国文学水平高于日本，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另一方面对于两国文学家相互学习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而也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二类是日本使团成员与明朝的文人、官吏相互之间的赠诗唱和。第三类是日本使团成员请求明朝赠送书籍，或者自己购买书籍，还有的接受他人赠送的书籍。当时他们主要是索要或购买宋元时期和明初的书籍。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以诗文集为主，当然对于明代当时所产生的小说、诗文等也有所涉猎。
　　当时不仅日本使节到中国来进行交流，同时，中国文人、官员、僧人也多次被派往日本，他们对于明朝与日本文学的交流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１３７５年赴日的明朝使者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在京都停留了两个月，曾和许多日本五山僧人交往。他们或应邀为日本文人题词、或撰写诗文的序文、或者帮助删改诗文等。②
　　中日两国僧侣间的文学交流
　　在明朝与日本的文学交流方面，除了使臣往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两国僧侣之间的往来，这对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有许多日本僧人来到中国，日本入明的僧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明朝初年到１４０４年实行勘合贸易之前。这一阶段来中国的僧人主要是巡礼佛教胜迹，游览中国的山水名胜，他们一方面学习佛法，一方面通过体验中国的生活情趣提高他们的汉文学水平，他们往往在明朝期间较长，文学水平也较高。例如，日本僧人绝海中津自洪武元年入明起就在中国生活，学道于明高僧季潭宗泐，余暇则学诗。在宗泐的指导下绝海中律深得明诗奥意，所作诗歌清婉俏雅，不露日本痕迹，为当时的明人所称赞。他著有诗文集《蕉坚稿》，当时杭州中天竺的僧人如兰在《蕉坚稿》的跋文中称赞说：“虽我中州之士老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诚为海东之魁，想无出其右也。”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吟诗唱和。他在英武楼晋见明太祖时，太祖问到日本的熊野徐福古祠时，他赋诗作答说：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僧人中有不少人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如日本著名诗僧雪村友梅游览骊山风光时所写的《九日游翠微》：
　　一径盘回上翠微，千林红叶正纷飞。
　　废宫秋草庭前菊，犹看寒花媚晚晖。
　　从诗的意境可以看出诗人对唐朝以后的兴衰所抱失望与希望的复杂感情。
　　另一类则是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实行勘合贸易制度以后，奉派作为遣明使团的日本僧人。由于日本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鉴于经济利益向中国明政府纳贡称臣后，明朝政府同意与日本进行勘合贸易，日本贸易船持明政府颁发的勘合符到指定地点与明朝进行通商贸易。据统计，从永乐二年至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中日进行勘合贸易期间，日本共向明朝派遣勘合船１７次。由于日本方面了解到中国也是一个崇佛的国家，且日本当时以五山为中心的禅僧们的中国诗文以及文化修养在日本各阶层中最高，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也最多，因此，日本往往从日本的五山禅僧中选任适当的人，作为历届遣明使团的成员。
　　这些遣明使僧一般先在宁波登陆，然后沿运河北上，到达明朝的都城北京（明朝初年为南京）。他们在明朝停留期间，除了要完成使命——进行勘合贸易外，还会进行一些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有请明朝官吏、文人为其诗文、语录作序跋并与中国文人进行赠诗唱和；游览中国的名胜地区，激发创作灵感；在中国各地寻觅、购买中国书籍，以补其国内的缺佚。
　　由于勘合贸易是当时中日联系的唯一的合法渠道，且历时长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两国的文化交流是靠这些遣明使僧来实现的。虽然日本使僧有使命在身，行动不能像求法僧那样自由，但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汉文修养，所以对于日本与中国的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在日本僧人来中国的同时，一些中国僧人也先后到达日本，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据史书记载，元末明初有不少中国僧人偷渡日本，还有些中国僧人被倭寇俘入日本，他们都在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明初的中日官方交往中鉴于日本派遣僧人作为使臣来中国，明朝政府也同样选派一些学识渊博的僧人为使节出使日本。这些赴日使僧，虽然在日期间较短，但除了完成外交任务外，也往往和日本文人进行文学交流活動。如１７３５年赴日的明朝使僧仲猷祖阐和无逸克勤，在日本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和日本五山的僧侣们交往，或为其题词，或为其题写诗轴的序文，或为其删改诗文，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１４０２年赴日的明使僧道彝天伦、一庵一如在京都停留六个月，曾和绝海中律往来，与日本五山僧徒同游神护寺，赋诗唱和。并为日本东福寺僧人岐阳方秀的别号岐山作字说，撰写“不二室”室铭，解答教论疑义十条等。③
　　明代小说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明代出现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通过各种途径被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三国演义》被传入日本后，当即在日本就掀起了介绍、学习三国的热潮，并出现了七八种译本，后来还有大量的摹写本、改写本在日本问世。再如，《水浒传》被传入日本后，从此推动了日本人学习汉语的热潮，不仅出现了多种译本，出于教学的需要，日本又相继创作了《本朝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翻案作品；更有把水浒传的故事转移到女性身上，创作了《女水浒传》。《西游记》被传入日本后，日本根据西游记中的故事，创作了歌舞伎《通俗西游记——西梁女国》，这为日本的戏曲艺术提供了素材。
　　同样，瞿佑的《剪灯新话》问世以后，也很快就被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策彦和尚初渡记》，是他的第一次入明记。其中天文九年（明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十月十五的一条记载：他曾在宁波用私人费用买了《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次年，他把这两部书带回日本。另外，日本也在１６４１年，从朝鲜李氏王朝引进了瞿佑的《剪灯新话》。《仁祖实录》中记载：“辛巳，倭人求四书章图、杨成斋集、东坡、剪灯新话、我国地图。朝廷赐以东坡、剪灯新话，余皆不许。”④
　　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日本江户时代），日本的封建文化达到了很成熟的阶段，同时市民阶级也逐渐发展壮大。这时反映市民阶级意识的明人小说也逐渐在日本兴起，如冈岛冠山等人翻译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包公案》等小说受到了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逐渐又有曲亭马琴、上田秋成等人的翻版小说或仿作小说出现。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学习中国文学已经达到了纯熟深化的阶段。值此时期，日本文学在学术上也逐渐开始向平民文学转移，在日本武士文学兴起的同时，也出现了连歌、狂言、御伽草子等新的文学形式，而这些文学形式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启示。
　　另外，在日本的室町时代，日本民间文艺的最大成就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摇曲”和狂言的乐曲。其摇曲，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都与中国明代的传奇有关。此外，当时日本民间盛行的一种傀儡戏，也与明代中国民间盛行的一种扁担戏十分相似。⑤
　　
　　注 释：
　　①②陈玉龙：《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９页、第３２０页。
　　③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版，第５６２页、第５６３页。
　　④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８页。
　　⑤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６页、第１７页。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