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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以公元1768年发生在浙江与江苏民间的几起“剪辫案”为切入点，自下而上，交代了案子的社会背景；又根据事态的扩大以及最终不了了之的结果，由事件而及结构，深入探讨了清代中期的政治结构、统治者心态和官僚运行体制，是前清史研究领域一部比较经典的社会史著作。陈兼等人的《叫魂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对于孔著中一个核心的观念“帝王合法性焦虑”进行了比较精准的阐述，是对本书的一个宏觀注解。王振忠《乾隆叫魂案》，从全书大处着眼，认为作者的切入点、论据都有其文化隔膜的一面，但没有具体的辩驳。我恰恰以为，此书有个别问题，需要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而此书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乃是胡中藻文字狱。孔飞力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说：“这个警告或许对当时的朋党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反与汉化是有关联的。”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准确，他的史料解读是有问题的。一个案子的本质，究竟是政治功利斗争，还是纯粹文化冲突，或者能不能两者兼有，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否真有关联，需要深入的考证和探索。
白新良、赵秉忠所写的《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过比较透彻的分析，他们认为，胡中藻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胡中藻与鄂昌以文字故突然被查处，一个被杀，一个赐死，随后西林觉罗的鄂尔泰一门，门生与子侄辈皆因皇帝打压而渐次凋零。这一切与乾隆十五年的孙嘉淦伪稿案有相当大的关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乾隆间为乾隆所制造的“张鄂党争”案中的一个。其余如阳达《裘日修涉胡中藻文字狱》，刘宇《孙嘉淦伪稿案与乾隆朝政治》等，均认为此案是政治事件，与满汉之说无关。其来龙去脉大概如是：乾隆十五年夏季后，有一份托名孙嘉淦的奏稿在民间传抄，其中罗列“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初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原稿已经不可考，但大致有几点可知：一是为张广泗鸣冤，二是批评乾隆巡幸无度，三是攻击乾隆政治的语言十分尖锐。该稿首先于乾隆十六年在云贵地区被发现，短短一年之间抄本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抄本。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引起乾隆帝震怒，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穷追猛打式查访，但并没有查出真正作者为何人，因而不得不草草结案。
由于张广泗系鄂尔泰于雍正间改土归流拔于行伍的大将，实属关系密切。乾隆难免暗中揣测，主使应是鄂党，并把矛头指向江西巡抚鄂昌和任广西、湖南两省学政的胡中藻，两年秘密查访其文稿行状之后，便发动了对二人的清算，在其文稿中寻章摘句，指出荒谬不当之辞并大多牵强附会地上升到威胁清朝统治之上，做出了严厉惩罚。可以确定的是，胡中藻在乾隆十八年开始被秘密调查，时间与伪稿案结束相连接（参考裴日修时间的时间线索）.那么皇帝在揣度主使，必然先确定党魁是鄂尔泰西林一门，然后顺藤摸瓜寻找党羽和爪牙。即：
党魁→党羽 鄂尔泰（已故）→胡中藻（师生）
鄂昌（鄂尔泰侄子）→胡中藻
但在具体进行罪的调查和界定时，顺序是相反的，即：
党羽→党魁 胡中藻（被杀）→鄂昌（赐死）
→鄂尔泰（撤出贤良寺）
→鄂乐舜（被迫自杀）
这个顺序比较符合雍乾两朝打击朋党的惯用手段，比如雍正朝处理隆科多朋党案，同样是用查嗣廷文字狱为起点，其对文字的牵强附会处皇帝本人都毫不讳言。
孔飞力认为，鄂昌与胡中藻有诗文唱和行为表明两人是一党。从时间顺序上，孔飞力有可能陷入帝王话语的陷阱之中。从结党原因来看，鄂尔泰与胡中藻的座主门生关系比鄂昌与胡的诗文唱和关系更符合中国官场结交朋党路径。
其次，孔飞力论及鄂昌之死，认为皇帝将谋反和汉化关联起来，这是对鄂昌仅以结交朋党浸染浮华汉习就被赐死的原因。但孔飞力并没有把伪稿案和文字狱进行联系，因此实质上的“谋反”是不存在的；除皇帝对胡中藻文稿中所谓“又降一世夏春秋”、“一把心肠论浊清”等的严重附会式解读外，两人并无谋反实迹，那么孔飞力的“谋反与汉化”论述，前提就不能成立。我认为乾隆致怒之尤，是西林一门（鄂尔泰、鄂昌等人，即所谓“鄂党”）朋党势力连接的社会力量动摇了其“乾纲独断”的专制准则，以党魁、党羽论之，才可以理解其措置轻重。由乾隆指责鄂昌“剽窃浮华”、“不知敦本务实之道”而给予其赐死的惩罚，就得出此事与“汉化”有关，委实有失通透。当时社会上汉化已经蔚然成风，不但皇帝是“常规化”的皇帝，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即便本人不重汉文化修养，也断然不能适应清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比如雍乾名臣尹继善及其好友袁枚等，均具有相当高的汉学水平。如果真的把胡中藻案与“汉化”扯上关系，则可以表述为：专制君权话语下，臣子像伪稿案中那般聚众议论政治得失，互相结为奥援，是满洲人沾染汉族士大夫妄图以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的风气，这是值得警惕的，才是乾隆皇帝忧心的“何事不可为”的根源。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大人物的倒台通常会有盈纸罪责，但不管是莫须有还是真实存在，往往与其获罪的真实缘由相距甚远，窃以为不能只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对纸面上的史料做片面的裁剪，而忽视纸背后的内容，甚至可能得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以上是我读书的一些思考，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孔飞力全书的价值，甚至不能否定满汉文化冲突这个观点，只是对其中可推进、可商榷的一些观点和论据进行了一些思考，希望不致大谬，并以此供给自己此后的研究应学习的经验和避免的失误。
参考文献：
[1]《叫魂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 陈兼、刘昶
[2]《乾隆叫魂案》 王振忠
[3]《裘日修涉胡中藻文字狱》阳达
[4]《孙嘉淦伪稿案与乾隆朝政治》 刘宇
[5]《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白新良、赵秉忠
[6]《何处是江南——清代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的变异》 三联出版社 杨念群
[7]《乾隆皇帝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白新良
而此书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乃是胡中藻文字狱。孔飞力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说：“这个警告或许对当时的朋党活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反与汉化是有关联的。”我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准确，他的史料解读是有问题的。一个案子的本质，究竟是政治功利斗争，还是纯粹文化冲突，或者能不能两者兼有，以及这两者之间是否真有关联，需要深入的考证和探索。
白新良、赵秉忠所写的《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过比较透彻的分析，他们认为，胡中藻案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胡中藻与鄂昌以文字故突然被查处，一个被杀，一个赐死，随后西林觉罗的鄂尔泰一门，门生与子侄辈皆因皇帝打压而渐次凋零。这一切与乾隆十五年的孙嘉淦伪稿案有相当大的关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乾隆间为乾隆所制造的“张鄂党争”案中的一个。其余如阳达《裘日修涉胡中藻文字狱》，刘宇《孙嘉淦伪稿案与乾隆朝政治》等，均认为此案是政治事件，与满汉之说无关。其来龙去脉大概如是：乾隆十五年夏季后，有一份托名孙嘉淦的奏稿在民间传抄，其中罗列“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初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原稿已经不可考，但大致有几点可知：一是为张广泗鸣冤，二是批评乾隆巡幸无度，三是攻击乾隆政治的语言十分尖锐。该稿首先于乾隆十六年在云贵地区被发现，短短一年之间抄本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抄本。这样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引起乾隆帝震怒，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穷追猛打式查访，但并没有查出真正作者为何人，因而不得不草草结案。
由于张广泗系鄂尔泰于雍正间改土归流拔于行伍的大将，实属关系密切。乾隆难免暗中揣测，主使应是鄂党，并把矛头指向江西巡抚鄂昌和任广西、湖南两省学政的胡中藻，两年秘密查访其文稿行状之后，便发动了对二人的清算，在其文稿中寻章摘句，指出荒谬不当之辞并大多牵强附会地上升到威胁清朝统治之上，做出了严厉惩罚。可以确定的是，胡中藻在乾隆十八年开始被秘密调查，时间与伪稿案结束相连接（参考裴日修时间的时间线索）.那么皇帝在揣度主使，必然先确定党魁是鄂尔泰西林一门，然后顺藤摸瓜寻找党羽和爪牙。即：
党魁→党羽 鄂尔泰（已故）→胡中藻（师生）
鄂昌（鄂尔泰侄子）→胡中藻
但在具体进行罪的调查和界定时，顺序是相反的，即：
党羽→党魁 胡中藻（被杀）→鄂昌（赐死）
→鄂尔泰（撤出贤良寺）
→鄂乐舜（被迫自杀）
这个顺序比较符合雍乾两朝打击朋党的惯用手段，比如雍正朝处理隆科多朋党案，同样是用查嗣廷文字狱为起点，其对文字的牵强附会处皇帝本人都毫不讳言。
孔飞力认为，鄂昌与胡中藻有诗文唱和行为表明两人是一党。从时间顺序上，孔飞力有可能陷入帝王话语的陷阱之中。从结党原因来看，鄂尔泰与胡中藻的座主门生关系比鄂昌与胡的诗文唱和关系更符合中国官场结交朋党路径。
其次，孔飞力论及鄂昌之死，认为皇帝将谋反和汉化关联起来，这是对鄂昌仅以结交朋党浸染浮华汉习就被赐死的原因。但孔飞力并没有把伪稿案和文字狱进行联系，因此实质上的“谋反”是不存在的；除皇帝对胡中藻文稿中所谓“又降一世夏春秋”、“一把心肠论浊清”等的严重附会式解读外，两人并无谋反实迹，那么孔飞力的“谋反与汉化”论述，前提就不能成立。我认为乾隆致怒之尤，是西林一门（鄂尔泰、鄂昌等人，即所谓“鄂党”）朋党势力连接的社会力量动摇了其“乾纲独断”的专制准则，以党魁、党羽论之，才可以理解其措置轻重。由乾隆指责鄂昌“剽窃浮华”、“不知敦本务实之道”而给予其赐死的惩罚，就得出此事与“汉化”有关，委实有失通透。当时社会上汉化已经蔚然成风，不但皇帝是“常规化”的皇帝，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即便本人不重汉文化修养，也断然不能适应清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比如雍乾名臣尹继善及其好友袁枚等，均具有相当高的汉学水平。如果真的把胡中藻案与“汉化”扯上关系，则可以表述为：专制君权话语下，臣子像伪稿案中那般聚众议论政治得失，互相结为奥援，是满洲人沾染汉族士大夫妄图以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的风气，这是值得警惕的，才是乾隆皇帝忧心的“何事不可为”的根源。另一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大人物的倒台通常会有盈纸罪责，但不管是莫须有还是真实存在，往往与其获罪的真实缘由相距甚远，窃以为不能只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对纸面上的史料做片面的裁剪，而忽视纸背后的内容，甚至可能得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以上是我读书的一些思考，也并不能因此否定孔飞力全书的价值，甚至不能否定满汉文化冲突这个观点，只是对其中可推进、可商榷的一些观点和论据进行了一些思考，希望不致大谬，并以此供给自己此后的研究应学习的经验和避免的失误。
参考文献：
[1]《叫魂和乾隆的合法性焦虑》 陈兼、刘昶
[2]《乾隆叫魂案》 王振忠
[3]《裘日修涉胡中藻文字狱》阳达
[4]《孙嘉淦伪稿案与乾隆朝政治》 刘宇
[5]《乾隆前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白新良、赵秉忠
[6]《何处是江南——清代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的变异》 三联出版社 杨念群
[7]《乾隆皇帝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白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