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舞台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沧桑感的,仰融、唐万新、顾雏军……这一连串的符号,其变幻荣枯之速,常令人不禁唏嘘嗟叹。在历史的篇章里,个人永远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反映与感知大气候的信号,如落叶知秋。其实,从3年前“富豪榜”成为“问题富豪榜”开始,企业家的普遍内伤已昭示出了当前企业制度甚至经济改革思路的内伤。可惜的是,由此引起的反思却被肤浅地、情绪化地转化为“仇富”,真正的制度性反思却被忽视了。
　　顾雏军的失去自由,宣布了家电业——这个向来被认为是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改革的搁浅。它告诉我们两个道理:其一,市场化改革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革,局部市场化、行业市场化是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的,小修小补式的改革策略已经行不通了;其二,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单腿的市场化是走不远的,没有民主化的决策制约,资本很容易蜕变成自毁和毁人的魔鬼。
　　在自然界中,每一个小的局部都有包含它在内的整体的全部信息,如地球有太阳系的全部信息,太阳系有整个宇宙的全部信息。如今,在千千万万个洗脚屋里,足疗师们孜孜不倦地宣传着这个理论,足部是个理想的全息器官,在它上面能找到人体所有器宫的对应点。相信在足疗师力道不小的手法配合下,大多数人都对这个理论有了形象的认识和深刻的记忆。
　　经济改革这个大系统与企业治理这个小系统,彼此之间也符合全息论的对应关系,二者之间的症结可以互相印证。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振振有词的市场化改革理论言犹在耳,如今却已黯然收场。如果说,这两个行业的改革属于对旧体制的改造,还存在执其两端守其中的试错过程的话,那么股市的改革则是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怪胎。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思路下,制造了一个反市场化思路的怪胎,这其中应该反思的只有我们的改革思路本身了。
　　应该说,二十多年来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矛盾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场经济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曾经很具体地摆在我们面前,诸如掌权的官员能不能经商？公务员财产要不要公开？储蓄应不应该实名制？官员接礼要不要登记？等等。这些问题急需立法规范,以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惜的是,许多次类似问题的讨论都像小雨落地,没有沾湿地皮就匆匆过去了。历史转轨时期,所形成的大面积隐形分配,积累的种种危机,主要是行政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造成的后果。由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制度改革滞后是造成大部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最主要根由。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剂药能包治百病那么简单,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以求其效率;非市场的问题交给政府与社会,以图其公平。把医疗与教育这两个关乎社会发展与国家前途的重要行业推向市场,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这是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退一步讲,即使在这种“市场化改革”中,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化格局。市场主体模糊,行政权力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是市场经济的当事人,又是市场经济的调控者、监督者,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裁判自己。这种双重职能和作用,难以实现公平,也难以实现效率。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主体中利益比重越大,越难以实现法制规范下的市场经济,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困难也越多。
　　从微观层面审视类似德隆、科龙这些企业,我们也会发现,许多企业成在企业灵魂人物超强的市场感知能力和应变能力,败在没有一个相应的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民主决策机制来制约这种权力,从而屡屡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剧。所以说,市场机制的失败不是因为行政权力弱化,而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强化。企业大起大落,不是出在企业家没有权力,而是出在企业家权力没有制约。政府定位不清,甚至出现行政权力市场化的趋势,这是造成畸形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同样,没有一个有效的企业决策民主制,企业家的性格才能成为左右企业前途的主要因素。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这段时间由医疗改革话题引发的对经济改革的反思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危险的苗头, “伪市场”的失败让行政之手直接干预经济获得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从未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健康的、有效的市场机制,现在却找到了许多放弃市场的理由。我们没有着手限制行政权力,培育健康市场,却开始强化行政手段,削弱市场机制。
　　如果说在我们几十年的改革进程中,行政权力从来没有真正地将自己与市场行为分开来,那么一旦市场行为出现失误,行政权力就会通过简单的逻辑推断否定市场化,重举行政之手。这种冲动与习惯性回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改革方向的决策者,无论是面对宏观的经济体制,还是面对微观的公司治理,轻率地否定市场化方向都是不足取的。简单的方向选择不能解决已日趋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市场这剂药必须辅以民主这剂药才能真正起效,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点。“市场化改革”出现失误是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化”的一个宝贵契机,也是行政权力定位的宝贵契机,这种行政权力的重定位应该是我们此次对经济改革反思的着力点,也是政治改革的源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