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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来到。在今年的重庆“两会”上，‘三农’又一次成为代表和委员们最关心的热点，从宅基地确权试点，到办好十件实事，从重庆不再有农民工称呼到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从投资建设公共租赁房到培育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农村土地、林权等生产要素抵押、质押和涉农保险试点。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未来的新农村该有怎样的锦绣色彩，参加重庆“两会”的各级领导、代表和委员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哪些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十件实事关注民生
重庆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奇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2010年拟新增75亿元，突出办好十件实事，而这十件实事中几乎件件关乎三农发展。
——建成廉租房220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公共租赁房500万平方米，新建3万户巴渝新居，改造3万户农村危旧房。
——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国有企业“双解”人员和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范围扩大到全市。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区县60周岁以上人员应保尽保，新建改建区县社会福利中心5个、乡镇敬老院94所、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00个，新增城乡养老服务床位1，2万张。
——实行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普查，城乡孕产妇和新生儿保险补助范围实现全覆盖。
——继续实行儿童免疫免费接种。将城乡孤残儿童救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00元。
——新建残疾人康复示范社区120个，改造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3000户，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6000例。
——扩大贫困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范围，确保应援尽援。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完成60％，新建寄宿制学校400所、中小学塑胶运动场414片。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及涉农专业中职学生学费。
——全面完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任务。提高社区(村)组织办公经费最低保障标准和村干部误工补助标准。
——新建改造100个集镇自来水厂。解决200万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修建农村便道1万公里。新建农村沼气池15万口、大中型沼气工程35处。建成农贸市场100个、标准化菜市场50个。
代表委员建言“三农”
——代表呼吁采取“订单式培训”
重庆市人大代表、“民间劳务第一人”孙辉菊疾为重庆农民工的培训现状忧心忡忡。
“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对称，其实早就露出了端倪。”孙辉菊说，这几年，她年年都组织几千人去沿海工厂打工。其中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号称”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并持有相关证书。但去了人家的厂里，就是不能熟练操作机器，有的甚至连机器都不会开。接收工人的厂家只好再开培训班，对农民工进行“二次深造”。一边是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一边是用人单位找不到高素质的技工；一边是政府相关部门、培训机构的热闹，一边却是农民工的冷落——农民工培训似乎陷入困局。
究其原因，孙辉菊凭着多年的经验分析说：“对农民工的培训内容单一、重复、针对性不强，各培训机构所开设的专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像电工、车工、缝纫、面点制作等都是老专业了，很多农民对此并不感兴趣。劳务市场上真正需求的电焊、汽修、车辆驾驶等技术含量稍高的技能培训并不多，即使有，也大多停留在入门水平。”
孙辉菊说，目前在沿海，有熟练技能的技工工资，比一般生手高两三倍。如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
重庆的农民工最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如何才能找一份“含金量”高的工作?
“只有一条出路——订单式对口培训。”孙辉菊说，农民工培训要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首先要问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本地再开什么样的培训班。这样。就能避免“培训了用不上，培训后又过时”的尴尬。
说到最后，孙辉菊有些激动。她调查到。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获得几百元的财政补贴，政府每年都要为此花上亿元。“改变培训现状，绝不能再拖了，莫让政府再花冤枉钱!”
——为农民工子女设义务教育基金
“农民工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也应该多关注他们，特别是他们下一代的教育和心理等问题。”市人大代表、骑龙火锅连锁企业董事长任鸿秀建议，设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基金，关注“贫二代”的教育和住宿等条件。任鸿秀说，作为火锅企业，他们的员工90％以上是农民工。据了解。目前。农民工适龄子女就学现状不尽如人意，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接受的义务教育远远不能和城市同龄孩子接受的教育相比。
任鸿秀建议，设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基金，把中央政府从转移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中拿出适当份额并转化为教育券，学生流动到哪里，就把教育经费带到哪里，实现钱随人走。从而建立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共同分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协调分担机制。
——农村妇女主任有望领月薪
重庆市人大代表、秀山县妇联副主席徐燕发言称，现在农村村支书、村主任、文书以及各基层的专干都有工资，但是村妇女主任没有一点工资，而现在偏远地区的农村很多人都外出打工，妇女干部有很多工作要做。
徐燕说，以秀山为例，很多村的妇女主任每年的工资，就是村里拨的每年250元，是不是让村妇女主任能每个月领工资，让他们也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让徐燕高兴的是，她的发言得到了代市长黄奇帆的响应，讲话最开始就提到了徐燕的建议。
黄奇帆说，徐燕委员提到的村妇女干部待遇问题要专题深入研究，农村里面多是留守妇女，全市1万多个妇女干部挑大梁，应该有些津贴，请妇联先核实一下。
——别让农民工只会“打麻将”
1月18日上午10时，东方花苑饭店一楼大厅政协会议报到处，已有不少提前来的委员。如何发挥好各自的优势，为重庆发展建言献策，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新闻出版界苏伟委员的提案关注的是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苏伟在提案中说，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业余文化生活却相对受忽视。他认为，大部分农民工业余生活就是“打麻将”、“斗地主”，这虽然与自身文化素质低有关，但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文化消费成本较高，如歌剧院、旅游景点：书刊杂志等，甚至一些公共场馆，如规划馆、科技馆也要收费。农民工只能“望而却步”。
苏伟建议，由市政府牵头，选择一批文化含量高的收费文化休闲场所。给农民工发放“文化休闲优惠卡”，实行费用上的减免
黄奇帆对话农民工
黄奇帆对话农民工代表时表示，农民工称呼只是暂时的，以后没“农民工”这个词了
代市长黄奇帆来到江津代表团，和代表们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位农民工代表建议，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安个家。黄奇帆随即表示。农民工进了城，我们就应该安顿好他们。
——“城里安个家，太难了”
在江津区代表团。有一位农民工代表聂高贵，他带领3万多农民工在北京闯荡。
聂高贵讲起了农民工进城买房的问题。“很多农民工，在外打了20多年工。但还是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民工在城市安个家，太难了!”聂高贵举例，自己手下有不少农民工都是江津人，部分农民工回到江津，想买套房子。
聂高贵算了算账：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一年收人2—3万元，他们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一年剩下的也不多了。
“怎么买得起房?”聂高贵说，农民工进城，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安个家。
——“进了城，就该安顿好你们”
“农民工进了城，我们就应该要安顿好他们。”黄奇帆听完聂高贵的建议后说，农民工进了城，居住的确是个问题。要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可以从三个层次着手：一是到开发区打工，企业应该为他们建宿舍，提供临时性居住的地方：二是政府建了一部分农民工公寓，部分农民工进城，以后身份发生了变化，还可以申请住公租房；三是部分发展好点的农民工，可以买商品房。
对“农民工”的称呼，黄奇帆说。这个叫法，也只是暂时的。
“农民工进城了，就应该是城市居民了。而现在之所以还有‘农民工’的叫法，是因为社会观念还没有完全改变，机制改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黄奇帆说：“我相信，以后在重庆就没有‘农民工’这个词语了。”这番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本刊记者
范蕾蕾 黄昌银
十件实事关注民生
重庆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奇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2010年拟新增75亿元，突出办好十件实事，而这十件实事中几乎件件关乎三农发展。
——建成廉租房220万平方米，开工建设公共租赁房500万平方米，新建3万户巴渝新居，改造3万户农村危旧房。
——将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国有企业“双解”人员和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补助范围扩大到全市。
——确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区县60周岁以上人员应保尽保，新建改建区县社会福利中心5个、乡镇敬老院94所、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00个，新增城乡养老服务床位1，2万张。
——实行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普查，城乡孕产妇和新生儿保险补助范围实现全覆盖。
——继续实行儿童免疫免费接种。将城乡孤残儿童救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00元。
——新建残疾人康复示范社区120个，改造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3000户，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6000例。
——扩大贫困弱势群体法律援助范围，确保应援尽援。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完成60％，新建寄宿制学校400所、中小学塑胶运动场414片。免除家庭经济困难及涉农专业中职学生学费。
——全面完成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任务。提高社区(村)组织办公经费最低保障标准和村干部误工补助标准。
——新建改造100个集镇自来水厂。解决200万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修建农村便道1万公里。新建农村沼气池15万口、大中型沼气工程35处。建成农贸市场100个、标准化菜市场50个。
代表委员建言“三农”
——代表呼吁采取“订单式培训”
重庆市人大代表、“民间劳务第一人”孙辉菊疾为重庆农民工的培训现状忧心忡忡。
“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对称，其实早就露出了端倪。”孙辉菊说，这几年，她年年都组织几千人去沿海工厂打工。其中约有一半的农民工，“号称”参加了政府组织的技能培训，并持有相关证书。但去了人家的厂里，就是不能熟练操作机器，有的甚至连机器都不会开。接收工人的厂家只好再开培训班，对农民工进行“二次深造”。一边是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一边是用人单位找不到高素质的技工；一边是政府相关部门、培训机构的热闹，一边却是农民工的冷落——农民工培训似乎陷入困局。
究其原因，孙辉菊凭着多年的经验分析说：“对农民工的培训内容单一、重复、针对性不强，各培训机构所开设的专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像电工、车工、缝纫、面点制作等都是老专业了，很多农民对此并不感兴趣。劳务市场上真正需求的电焊、汽修、车辆驾驶等技术含量稍高的技能培训并不多，即使有，也大多停留在入门水平。”
孙辉菊说，目前在沿海，有熟练技能的技工工资，比一般生手高两三倍。如熟练车工，一个月能拿到5000多元。
重庆的农民工最需要什么样的培训?如何才能找一份“含金量”高的工作?
“只有一条出路——订单式对口培训。”孙辉菊说，农民工培训要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首先要问问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本地再开什么样的培训班。这样。就能避免“培训了用不上，培训后又过时”的尴尬。
说到最后，孙辉菊有些激动。她调查到。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获得几百元的财政补贴，政府每年都要为此花上亿元。“改变培训现状，绝不能再拖了，莫让政府再花冤枉钱!”
——为农民工子女设义务教育基金
“农民工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也应该多关注他们，特别是他们下一代的教育和心理等问题。”市人大代表、骑龙火锅连锁企业董事长任鸿秀建议，设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基金，关注“贫二代”的教育和住宿等条件。任鸿秀说，作为火锅企业，他们的员工90％以上是农民工。据了解。目前。农民工适龄子女就学现状不尽如人意，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接受的义务教育远远不能和城市同龄孩子接受的教育相比。
任鸿秀建议，设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基金，把中央政府从转移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中拿出适当份额并转化为教育券，学生流动到哪里，就把教育经费带到哪里，实现钱随人走。从而建立中央政府、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共同分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协调分担机制。
——农村妇女主任有望领月薪
重庆市人大代表、秀山县妇联副主席徐燕发言称，现在农村村支书、村主任、文书以及各基层的专干都有工资，但是村妇女主任没有一点工资，而现在偏远地区的农村很多人都外出打工，妇女干部有很多工作要做。
徐燕说，以秀山为例，很多村的妇女主任每年的工资，就是村里拨的每年250元，是不是让村妇女主任能每个月领工资，让他们也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让徐燕高兴的是，她的发言得到了代市长黄奇帆的响应，讲话最开始就提到了徐燕的建议。
黄奇帆说，徐燕委员提到的村妇女干部待遇问题要专题深入研究，农村里面多是留守妇女，全市1万多个妇女干部挑大梁，应该有些津贴，请妇联先核实一下。
——别让农民工只会“打麻将”
1月18日上午10时，东方花苑饭店一楼大厅政协会议报到处，已有不少提前来的委员。如何发挥好各自的优势，为重庆发展建言献策，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新闻出版界苏伟委员的提案关注的是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苏伟在提案中说，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业余文化生活却相对受忽视。他认为，大部分农民工业余生活就是“打麻将”、“斗地主”，这虽然与自身文化素质低有关，但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城市文化消费成本较高，如歌剧院、旅游景点：书刊杂志等，甚至一些公共场馆，如规划馆、科技馆也要收费。农民工只能“望而却步”。
苏伟建议，由市政府牵头，选择一批文化含量高的收费文化休闲场所。给农民工发放“文化休闲优惠卡”，实行费用上的减免
黄奇帆对话农民工
黄奇帆对话农民工代表时表示，农民工称呼只是暂时的，以后没“农民工”这个词了
代市长黄奇帆来到江津代表团，和代表们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位农民工代表建议，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工在城市安个家。黄奇帆随即表示。农民工进了城，我们就应该安顿好他们。
——“城里安个家，太难了”
在江津区代表团。有一位农民工代表聂高贵，他带领3万多农民工在北京闯荡。
聂高贵讲起了农民工进城买房的问题。“很多农民工，在外打了20多年工。但还是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农民工在城市安个家，太难了!”聂高贵举例，自己手下有不少农民工都是江津人，部分农民工回到江津，想买套房子。
聂高贵算了算账：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一年收人2—3万元，他们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一年剩下的也不多了。
“怎么买得起房?”聂高贵说，农民工进城，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安个家。
——“进了城，就该安顿好你们”
“农民工进了城，我们就应该要安顿好他们。”黄奇帆听完聂高贵的建议后说，农民工进了城，居住的确是个问题。要解决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可以从三个层次着手：一是到开发区打工，企业应该为他们建宿舍，提供临时性居住的地方：二是政府建了一部分农民工公寓，部分农民工进城，以后身份发生了变化，还可以申请住公租房；三是部分发展好点的农民工，可以买商品房。
对“农民工”的称呼，黄奇帆说。这个叫法，也只是暂时的。
“农民工进城了，就应该是城市居民了。而现在之所以还有‘农民工’的叫法，是因为社会观念还没有完全改变，机制改变还需要一段时间。”
黄奇帆说：“我相信，以后在重庆就没有‘农民工’这个词语了。”这番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本刊记者
范蕾蕾 黄昌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