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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社会科学超出生物学的领域描述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统一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发展，人类科学领域掀起了一阵以研究文化为主题的热潮。本文拟以意大利学者扬母巴蒂斯塔·维科的代表作《新科学》中关于人类，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论述，来探讨他的文化观，以及维科文化观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维科《新科学》文化
意大利学者扬母巴蒂斯塔·维科(1668—1774)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新科学》是论述各民族共同本性的重要论著，即论述每一个民族在起源，发展，成熟，衰退和死亡中都要展示的一种发育学模式的论著。《新科学》涉及多个主题：历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等等。而实际上它的本质是阐述了维科的文化史观，尽管“文化”一词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还没有在学术领域出现。维科认为所要研究的题材或内容从哪里起，学说或理论也应该从哪里起。因此人类学应该回溯到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之时，“在第一批人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在哲学家开始去反映理念时开始。”[1](p164)就是要考察各民族由非人变成人所依据的共同原则。他用部落自然法的全新体系来代替所有先前哲学家们的自然法。
一、维科的文化起源观
维科的《新科学》阐明了文化起源于“虔诚信仰”和“诗性智慧”。
所谓文化，即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的起源与人类或人性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个产物不是本来就有的，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但是人和人类文化这种不自然的现像是怎么从一个天然自然中发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起源观。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说上帝存在于人类经验以前，时间之外。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人类和其它一切生物都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唯物论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时，达尔文的理论总是试图说明人和任何动物都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不同。人之所以为人。当然是有其不同于一般物种的特性的。这就是文化。即维科所说的“民政社会”，与“天然自然”相对的一个概念。而这一“民政社会”是怎么出现的呢?维科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民政社会必定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他的原则能够而且一定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本身的变更中找到。”维科经过寻本溯源地考察第一批人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从非人变成人的过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化产生于“虔诚信仰”和“诗性智慧”。
《新科学》前言部分指出，这门科学首先是关于天神意旨的一种民事方面的理性神学。在这里，天神意旨不仅可以看作是最初野蛮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知而导致的盲目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而且是人类历史从产生到发展起来所依据并遵从的自然规律。“那些粗野的野蛮人起初都凭人类感觉所能体会的去体会天神意旨，这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方面得不到救济，在绝望中就祈求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他们(这就是我们订出本科学的方法时所依据的第一条原则)。[1](p188)例如打雷现象。今天的人凭借科学知识知道这是大气放电现象，但是原始人类对这种他们还不知道原因的巨大事变感到恐惧和惊慌。由于对于打雷这种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原始人就把自己的本性强加到外部事物当中去，认为打雷是天空在生气。他们凭借想象力把天空看作是像自己一样能够生气的巨大躯体。于是原始人类用类似于“雷”这种表现性的叫喊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这种叫声是表现性的，情绪性的，音乐性的，换言之，艺术性的或者诗性的。很容易想象，在没有雷电发生的时候。当有人仍然叫喊“雷”，原始人类同样能够感受到他们真正经历雷电时的感受，于是“雷”就有了指称作用。这意味着，叫声变成了词汇。语言产生了。由此可见，语言的产生并不是由人抽象地创造的，人们并不是把打雷这种自然现象随意性地、抽象地定位为“雷”这个字眼，而是“天神意旨”这种外在的强大力量推动人类语言的出现，也就是自然对人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适用于人类各民族，并且贯穿于人类历史。各个民族因为地区气候等等诸多差异而获得不同的特性，因此就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中称“雷”，英文称“thunder”。人们一直凭借这种“诗性智慧”给异于自身的，尚无法探究其成因的自然现象以各种神灵的名称。而天神用打雷这种发怒形式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指示呢?各种彗星，日食月食等自然界的离奇事物是什么意义呢?接下来原始人开始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占卜”形成。而最初被人公认为通晓占卜术的，也必然是地位较高的人，由他们主持牺牲等重大典礼。这便是最初的政治，即“诗性政治”产生。由此可以看到，维科的《新科学》——关于天神意旨的民事方面的理性神学，是指原始人类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据自己的理解建立的一套逐步完善的生活方式。随着人们在劳作中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们逐步能够理性的认识自然，得到相对正确的认识。至《新科学》成书的1725年，西方自然科学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人们已经能够理性的认识大自然。但是，原始人类受各种条件限制是不具备今天人的理性的，不具备各种抽象推理能力，他们凭感觉认识世界。我们不能像笛卡儿主义者那样本末倒置的认为人的这种理性思考能力本来就有，人的理性为大自然立法。
《新科学》第二个主要方面是部落自然法体系《新科学》第一版的标题是《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维科所说的“部落自然法”可理解为“普遍法”，它即不是处理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法，也不是处理各民族的公民或集团之间的关系法。而是在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中分别创始的，各民族初期各种制度的共同性。后来这种部落自然法由于战争，信使往来，联盟和贸易才被承认是通行于全人类的。维科所说的“另一体系”指的是不同于格罗特、塞尔敦、和普芬道夫那些十七世纪的自然法理论家的一些体系。在这里，维科又一次回到了部落自然法产生的当时当地。得出了部落自然法的三大原则：(一)天神意旨，(二)婚姻以及他所带来的情欲的节制，(三)埋葬和有关的人类灵魂不朽观念。还举以上的事例，雷电惊动了某些正在性交的野人，使男女双方逃到附近的岩洞里去，动物性的随意交配行为演变成了永久的终生的配偶关系。这就是结婚和定居生活的起源。维科认为，这种对于尚未了解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恐惧成为各部落自然法制定的基础。而这种巨大的恐惧，就是最初的虔诚。出于虔诚之心，人类创立了宗教。婚礼就是在对某个神的畏惧之下来完成的。葬礼同样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神灵的敬畏。“从此。这类人就有了确凿可凭的父亲和确凿可凭的母亲养育出来 的确凿可凭的子女。”[1](p602)家族就出现了。随着在一个地区长期的居住和不断的繁衍生息，部落出现。一直以来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野蛮人开始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人类社会。由此可见，维科认为对于未知事物的虔诚信仰是部落自然法体系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面论述的维《新科学》的主要涉及的两个重要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点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这门科学是关于人类文化产生的科学，文化产生直接原因是人对于异于自身的强大自然界的畏惧，也就是维科所说的“虔诚信仰”。人们在虔诚信仰的支撑下想象着自然本身究竟是什么，种种迹象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想象是诗一般的创造，被维科称之为“诗性智慧”。
二、维科的文化发展观
维科所阐述的“人类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包括三个时代：神的、英雄的、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是由低级到高级线性发展螺旋上升的历史，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并和政治经济相适应。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圣奥古斯丁认为是上帝的推动作用。达尔文不承认人与其它动物有本质不同。因而他的学说中不存在文化发展的观念。笛卡尔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理性是一切认知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学科发展的基础，但他拒不承认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维科由文化起源于“诗性智慧”这一论点。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理性是逐步形成并发展的。而人类文化也是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认知推动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向前发展的。尽管各种文化变化多端纷纭万象，它们也经常出现一致性的地方。
维科关于“人类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分为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时代。这三个诸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发展的历程。即人对神顶礼膜拜的时代，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的英雄崇拜的时代，即《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人的理性逐步发展完善的时代，即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开始趋于理性的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出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他们就遵守三种部落自然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为着便于已进入人类社会的人们一方面互相交流上述三种主要制度，就形成了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另一方面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左以三种权威(或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1](p489)
首先，神的时代(即人对神顶礼膜拜的时代，维科称为“神”的时代)人们在想象力方面最强而在推力方面最弱。是诗性的，因而也是“神”性的时代。人们按照每种事物的观念分配一些神给它们。因此这种时代的习俗都带有宗教虔诚色彩。他们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天神发号施令的，这是神谕或占卜的时代，神谕就是他们的典章制度。人们敬重神谕比进行推理要重要。最初的各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象形文字，这种想象，胜的。描绘性的文字用于求神问卜。这时最高的智慧是关于神的智慧，对于占卜的知识。最为权威的也是神的安排。不需要辩护理由。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可以看到这种神的体系。但维科所论证的并不是神话中的社会，而是由神话所反映的人类的社会，神话产生的时代。是生产力水平极端地下的时代人们的心头所想和所创造的文化。
接着，发展到英雄的时代。也就是《荷马史诗》的创作并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们相信自己来源于天神，是高贵的。这个时代的习俗是暴躁的。拘泥细节的，例如传说中的阿喀琉斯。这个时代的法是英雄的，强力的，这个时代有贵族政府，统治阶级占有一切民政权利。这个时代的文字凭着想象的文字进行归结，土俗字母出现。这个时代的法学也是英雄的，用某些妥帖的文字要预先费心斟酌。开始出现了在虔诚信仰下的推理。《荷马史诗》盛行的年代就是英雄的时代，维科用一卷书写“发现真正的荷马”，它不仅是在探究真正的荷马到底是谁居住何方，更重要的是阐述英雄时代的文化特征。
最后，历史发展到了“人”的时代，即人能够理性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习俗是有责任感的，并且有人道的政府，由人的理智来下各种判决。字母的运用完全代替象形文字(中国和西徐亚除外)。人的理性充分发展，因而各种自然学科发展起来。
通过对这三个时代特征的分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尽管维科的划分可能存有歧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判断，维科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思路是清晰的，社会文化是朝着进步的方向一步一步向上发展。这种线性发展螺旋上升的文化历史观也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思路。
三、维科文化观对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批判
如我们前文所说，维科的《新科学》是历史哲学的奠基，旨在反对笛卡尔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笛卡尔主义者们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机械地搬入人类历史研究当中。维科的《新科学》主要批判了笛卡尔主义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一、理性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二、上帝存在于人类经验以前。三、物理和数学方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标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启蒙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思潮。到1720年，批判笛卡尔主义机械做法的思想家已经出现。洛克曾在1690年公开发表文章批判笛卡尔主义。甚至法国有钦佩笛卡尔的思想家也在对其机械做法表示批判。但维科《新科学》不同于一般的批判做法在于，他用科学的，理性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人类历史产生于无理性，即“错误”、“诗性智慧”。对于自然的错误认识导致的丰富想象。人们在“诗性智慧”基础上建立了玄学、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些分门别类的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经高度系统化理论化，但寻根究底并不是像笛卡尔所认为的一开始就如此。
笛卡尔理性主义根本忽视历史的存在，认为比起物理数学这些自然学科，历史不值得研究。而维科却认为历史是比任何自然学科都深刻的科学。自然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不是由人所创造。而历史却是人的世界，是由各种各样人的意志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类的活动的背后，肯定有历史的规律性。
四、维科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意义
然而正像维科所论证的那样，人类的思想文化总是受所处时代制约的，维科对于各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的考察，也受十八世纪生产力水平制约。以今天的眼光考察他的很多做法是不成熟的。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十八世纪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交通往来有限的情况下，去探讨各个民族起源的共同本性难免以偏概全。例如，维科书中几次提到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语言，哲学，绘画。维科认为象形文字属原始人类的文字，是一种诗 性的秘密的文字，适合宗教用途。不是现代语言。“不知经过多少年，他们都没有和其它民族来往通商，正如一个人关在一件小黑屋里睡觉，在对黑暗的恐惧当中觉醒过来，才知道这间小屋必受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1](p54)“印刷在中国的运用不过比欧洲早二百年，孔子的昌盛也不过比基督早五百年。至于孔子的哲学，像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疏漏，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的人民应遵行的伦理。”[1](p54)维科在嘲讽中国文字、哲学的同时表现出了对这种古老文化的不甚了解。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势方面。维科惊讶于中国人的缺乏交通，也正反讽了他自己受各种条件限制缺少对中国的了解。由此，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各民族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其次，十八世纪的欧洲仍然是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维科对于人类起源直接诉诸上帝造人说。动辄就拿“天神意旨”解释。其实仔细分析就会知道他所谓的上帝与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念有根本性不同。奥古斯丁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论据。不是来自人类经验的研究，而是来自天启。维科试图探索的却是在神的意志之外的人类活动的规律性。但他仍摆脱不了基督教神学统治的社会大环境，在前有伽利略受教会迫害的事实面前，维科也很难彻底放弃有神论。
再次，维科试图建立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因而要考察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共同性。然而由于地域气候环境等等因素，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伊塞亚·伯林说：“对一个维科的追随者来说，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的那种抽象的完美社会的理念，不过是企图把一些本来属于不同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与其不可分离又不能随意缝合在一起的不相容的品质、特点、理想、天赋、才能和价值硬给焊接在一起的结果：这种理念必然是绝对荒谬的。其荒谬性在于，比如说，使阿基米德成为杰出人物的东西，与使苏格拉底或米开朗基罗或斯宾诺莎或莫扎特或释迦牟尼成为值得赞赏的人物的东西，其间是有巨大的冲突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各自的文化，也只有在这种文化中一定人物的成就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4]他在寻找共同性的同时忽视了各个民族自己的特色，有时甚至削足适履。他以西方为中心来展望这个世界。以希伯来人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各个民族，这种文化观也必然会引起各民族的不平等，引起“文化沙文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然而维科的伟大却是超越时代的。马克思发现了维科与他的思想的共同之处。“这两位伟大的思想者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释了人类历史。马克思发现了维科的人类世界，并给我们指出了怎样才能探究其中的合理性。”[3]他们二者的学说中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马克思很自然的把维科看作是他的先导之一。
维科的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社会的世界必定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他的原则能够而且一定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本身的变更中找到。”维科对于人类历史的理性探索显然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西方思想史沿柏拉图时代发展几千年的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终于在二十世纪出现了“语言的转向”。人们发现了语言的比喻性质和符号性质，与此同时，对于文化的研究蜂拥而来。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维科的《新科学》中都曾经被系统论述过。朱光潜先生说：《新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尝试。”[2]义赛亚·白林说：“我认为维科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第一人。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观念。”[4]
作者简介：陈凡，四川外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化研究。
[关键词]维科《新科学》文化
意大利学者扬母巴蒂斯塔·维科(1668—1774)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他的代表作《新科学》是论述各民族共同本性的重要论著，即论述每一个民族在起源，发展，成熟，衰退和死亡中都要展示的一种发育学模式的论著。《新科学》涉及多个主题：历史、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等等。而实际上它的本质是阐述了维科的文化史观，尽管“文化”一词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还没有在学术领域出现。维科认为所要研究的题材或内容从哪里起，学说或理论也应该从哪里起。因此人类学应该回溯到人类及其文化的产生之时，“在第一批人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在哲学家开始去反映理念时开始。”[1](p164)就是要考察各民族由非人变成人所依据的共同原则。他用部落自然法的全新体系来代替所有先前哲学家们的自然法。
一、维科的文化起源观
维科的《新科学》阐明了文化起源于“虔诚信仰”和“诗性智慧”。
所谓文化，即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的起源与人类或人性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个产物不是本来就有的，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但是人和人类文化这种不自然的现像是怎么从一个天然自然中发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起源观。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代表人物圣奥古斯丁说上帝存在于人类经验以前，时间之外。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人类和其它一切生物都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这一唯物论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时，达尔文的理论总是试图说明人和任何动物都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不同。人之所以为人。当然是有其不同于一般物种的特性的。这就是文化。即维科所说的“民政社会”，与“天然自然”相对的一个概念。而这一“民政社会”是怎么出现的呢?维科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民政社会必定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他的原则能够而且一定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本身的变更中找到。”维科经过寻本溯源地考察第一批人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从非人变成人的过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化产生于“虔诚信仰”和“诗性智慧”。
《新科学》前言部分指出，这门科学首先是关于天神意旨的一种民事方面的理性神学。在这里，天神意旨不仅可以看作是最初野蛮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知而导致的盲目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而且是人类历史从产生到发展起来所依据并遵从的自然规律。“那些粗野的野蛮人起初都凭人类感觉所能体会的去体会天神意旨，这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方面得不到救济，在绝望中就祈求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拯救他们(这就是我们订出本科学的方法时所依据的第一条原则)。[1](p188)例如打雷现象。今天的人凭借科学知识知道这是大气放电现象，但是原始人类对这种他们还不知道原因的巨大事变感到恐惧和惊慌。由于对于打雷这种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原始人就把自己的本性强加到外部事物当中去，认为打雷是天空在生气。他们凭借想象力把天空看作是像自己一样能够生气的巨大躯体。于是原始人类用类似于“雷”这种表现性的叫喊来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这种叫声是表现性的，情绪性的，音乐性的，换言之，艺术性的或者诗性的。很容易想象，在没有雷电发生的时候。当有人仍然叫喊“雷”，原始人类同样能够感受到他们真正经历雷电时的感受，于是“雷”就有了指称作用。这意味着，叫声变成了词汇。语言产生了。由此可见，语言的产生并不是由人抽象地创造的，人们并不是把打雷这种自然现象随意性地、抽象地定位为“雷”这个字眼，而是“天神意旨”这种外在的强大力量推动人类语言的出现，也就是自然对人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适用于人类各民族，并且贯穿于人类历史。各个民族因为地区气候等等诸多差异而获得不同的特性，因此就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中称“雷”，英文称“thunder”。人们一直凭借这种“诗性智慧”给异于自身的，尚无法探究其成因的自然现象以各种神灵的名称。而天神用打雷这种发怒形式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指示呢?各种彗星，日食月食等自然界的离奇事物是什么意义呢?接下来原始人开始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占卜”形成。而最初被人公认为通晓占卜术的，也必然是地位较高的人，由他们主持牺牲等重大典礼。这便是最初的政治，即“诗性政治”产生。由此可以看到，维科的《新科学》——关于天神意旨的民事方面的理性神学，是指原始人类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据自己的理解建立的一套逐步完善的生活方式。随着人们在劳作中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们逐步能够理性的认识自然，得到相对正确的认识。至《新科学》成书的1725年，西方自然科学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人们已经能够理性的认识大自然。但是，原始人类受各种条件限制是不具备今天人的理性的，不具备各种抽象推理能力，他们凭感觉认识世界。我们不能像笛卡儿主义者那样本末倒置的认为人的这种理性思考能力本来就有，人的理性为大自然立法。
《新科学》第二个主要方面是部落自然法体系《新科学》第一版的标题是《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维科所说的“部落自然法”可理解为“普遍法”，它即不是处理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法，也不是处理各民族的公民或集团之间的关系法。而是在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中分别创始的，各民族初期各种制度的共同性。后来这种部落自然法由于战争，信使往来，联盟和贸易才被承认是通行于全人类的。维科所说的“另一体系”指的是不同于格罗特、塞尔敦、和普芬道夫那些十七世纪的自然法理论家的一些体系。在这里，维科又一次回到了部落自然法产生的当时当地。得出了部落自然法的三大原则：(一)天神意旨，(二)婚姻以及他所带来的情欲的节制，(三)埋葬和有关的人类灵魂不朽观念。还举以上的事例，雷电惊动了某些正在性交的野人，使男女双方逃到附近的岩洞里去，动物性的随意交配行为演变成了永久的终生的配偶关系。这就是结婚和定居生活的起源。维科认为，这种对于尚未了解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恐惧成为各部落自然法制定的基础。而这种巨大的恐惧，就是最初的虔诚。出于虔诚之心，人类创立了宗教。婚礼就是在对某个神的畏惧之下来完成的。葬礼同样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于神灵的敬畏。“从此。这类人就有了确凿可凭的父亲和确凿可凭的母亲养育出来 的确凿可凭的子女。”[1](p602)家族就出现了。随着在一个地区长期的居住和不断的繁衍生息，部落出现。一直以来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野蛮人开始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人类社会。由此可见，维科认为对于未知事物的虔诚信仰是部落自然法体系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上面论述的维《新科学》的主要涉及的两个重要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点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这门科学是关于人类文化产生的科学，文化产生直接原因是人对于异于自身的强大自然界的畏惧，也就是维科所说的“虔诚信仰”。人们在虔诚信仰的支撑下想象着自然本身究竟是什么，种种迹象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想象是诗一般的创造，被维科称之为“诗性智慧”。
二、维科的文化发展观
维科所阐述的“人类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包括三个时代：神的、英雄的、人的时代。这三个时代是由低级到高级线性发展螺旋上升的历史，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并和政治经济相适应。
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圣奥古斯丁认为是上帝的推动作用。达尔文不承认人与其它动物有本质不同。因而他的学说中不存在文化发展的观念。笛卡尔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的理性是一切认知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学科发展的基础，但他拒不承认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维科由文化起源于“诗性智慧”这一论点。进一步说明了人的理性是逐步形成并发展的。而人类文化也是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认知推动下分阶段有步骤地向前发展的。尽管各种文化变化多端纷纭万象，它们也经常出现一致性的地方。
维科关于“人类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分为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时代。这三个诸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发展的历程。即人对神顶礼膜拜的时代，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的英雄崇拜的时代，即《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人的理性逐步发展完善的时代，即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开始趋于理性的时代。“我们将看到诸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根据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与果之间经常的不间断的次第前进。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出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他们就遵守三种部落自然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为着便于已进入人类社会的人们一方面互相交流上述三种主要制度，就形成了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另一方面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左以三种权威(或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1](p489)
首先，神的时代(即人对神顶礼膜拜的时代，维科称为“神”的时代)人们在想象力方面最强而在推力方面最弱。是诗性的，因而也是“神”性的时代。人们按照每种事物的观念分配一些神给它们。因此这种时代的习俗都带有宗教虔诚色彩。他们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天神发号施令的，这是神谕或占卜的时代，神谕就是他们的典章制度。人们敬重神谕比进行推理要重要。最初的各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象形文字，这种想象，胜的。描绘性的文字用于求神问卜。这时最高的智慧是关于神的智慧，对于占卜的知识。最为权威的也是神的安排。不需要辩护理由。我们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可以看到这种神的体系。但维科所论证的并不是神话中的社会，而是由神话所反映的人类的社会，神话产生的时代。是生产力水平极端地下的时代人们的心头所想和所创造的文化。
接着，发展到英雄的时代。也就是《荷马史诗》的创作并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英雄们相信自己来源于天神，是高贵的。这个时代的习俗是暴躁的。拘泥细节的，例如传说中的阿喀琉斯。这个时代的法是英雄的，强力的，这个时代有贵族政府，统治阶级占有一切民政权利。这个时代的文字凭着想象的文字进行归结，土俗字母出现。这个时代的法学也是英雄的，用某些妥帖的文字要预先费心斟酌。开始出现了在虔诚信仰下的推理。《荷马史诗》盛行的年代就是英雄的时代，维科用一卷书写“发现真正的荷马”，它不仅是在探究真正的荷马到底是谁居住何方，更重要的是阐述英雄时代的文化特征。
最后，历史发展到了“人”的时代，即人能够理性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习俗是有责任感的，并且有人道的政府，由人的理智来下各种判决。字母的运用完全代替象形文字(中国和西徐亚除外)。人的理性充分发展，因而各种自然学科发展起来。
通过对这三个时代特征的分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尽管维科的划分可能存有歧义，但我们仍然可以判断，维科关于文化发展的观点思路是清晰的，社会文化是朝着进步的方向一步一步向上发展。这种线性发展螺旋上升的文化历史观也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思路。
三、维科文化观对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批判
如我们前文所说，维科的《新科学》是历史哲学的奠基，旨在反对笛卡尔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对笛卡尔主义者们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机械地搬入人类历史研究当中。维科的《新科学》主要批判了笛卡尔主义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一、理性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二、上帝存在于人类经验以前。三、物理和数学方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标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启蒙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思潮。到1720年，批判笛卡尔主义机械做法的思想家已经出现。洛克曾在1690年公开发表文章批判笛卡尔主义。甚至法国有钦佩笛卡尔的思想家也在对其机械做法表示批判。但维科《新科学》不同于一般的批判做法在于，他用科学的，理性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人类历史产生于无理性，即“错误”、“诗性智慧”。对于自然的错误认识导致的丰富想象。人们在“诗性智慧”基础上建立了玄学、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些分门别类的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经高度系统化理论化，但寻根究底并不是像笛卡尔所认为的一开始就如此。
笛卡尔理性主义根本忽视历史的存在，认为比起物理数学这些自然学科，历史不值得研究。而维科却认为历史是比任何自然学科都深刻的科学。自然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存在，不是由人所创造。而历史却是人的世界，是由各种各样人的意志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人类的活动的背后，肯定有历史的规律性。
四、维科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历史意义
然而正像维科所论证的那样，人类的思想文化总是受所处时代制约的，维科对于各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的考察，也受十八世纪生产力水平制约。以今天的眼光考察他的很多做法是不成熟的。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十八世纪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交通往来有限的情况下，去探讨各个民族起源的共同本性难免以偏概全。例如，维科书中几次提到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语言，哲学，绘画。维科认为象形文字属原始人类的文字，是一种诗 性的秘密的文字，适合宗教用途。不是现代语言。“不知经过多少年，他们都没有和其它民族来往通商，正如一个人关在一件小黑屋里睡觉，在对黑暗的恐惧当中觉醒过来，才知道这间小屋必受所能摸到的地方要大得多。”[1](p54)“印刷在中国的运用不过比欧洲早二百年，孔子的昌盛也不过比基督早五百年。至于孔子的哲学，像埃及人的司祭书一样，在少数涉及物理自然时都很疏漏，几乎全是凡俗伦理，即由法律规定的人民应遵行的伦理。”[1](p54)维科在嘲讽中国文字、哲学的同时表现出了对这种古老文化的不甚了解。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势方面。维科惊讶于中国人的缺乏交通，也正反讽了他自己受各种条件限制缺少对中国的了解。由此，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各民族只有在相互交流中才能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其次，十八世纪的欧洲仍然是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维科对于人类起源直接诉诸上帝造人说。动辄就拿“天神意旨”解释。其实仔细分析就会知道他所谓的上帝与奥古斯丁的神学观念有根本性不同。奥古斯丁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论据。不是来自人类经验的研究，而是来自天启。维科试图探索的却是在神的意志之外的人类活动的规律性。但他仍摆脱不了基督教神学统治的社会大环境，在前有伽利略受教会迫害的事实面前，维科也很难彻底放弃有神论。
再次，维科试图建立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因而要考察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共同性。然而由于地域气候环境等等因素，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伊塞亚·伯林说：“对一个维科的追随者来说，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的那种抽象的完美社会的理念，不过是企图把一些本来属于不同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与其不可分离又不能随意缝合在一起的不相容的品质、特点、理想、天赋、才能和价值硬给焊接在一起的结果：这种理念必然是绝对荒谬的。其荒谬性在于，比如说，使阿基米德成为杰出人物的东西，与使苏格拉底或米开朗基罗或斯宾诺莎或莫扎特或释迦牟尼成为值得赞赏的人物的东西，其间是有巨大的冲突的，因为这些东西只适用于各自的文化，也只有在这种文化中一定人物的成就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4]他在寻找共同性的同时忽视了各个民族自己的特色，有时甚至削足适履。他以西方为中心来展望这个世界。以希伯来人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各个民族，这种文化观也必然会引起各民族的不平等，引起“文化沙文主义”、“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然而维科的伟大却是超越时代的。马克思发现了维科与他的思想的共同之处。“这两位伟大的思想者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释了人类历史。马克思发现了维科的人类世界，并给我们指出了怎样才能探究其中的合理性。”[3]他们二者的学说中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马克思很自然的把维科看作是他的先导之一。
维科的另一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社会的世界必定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他的原则能够而且一定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本身的变更中找到。”维科对于人类历史的理性探索显然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西方思想史沿柏拉图时代发展几千年的理性主义的主导地位，终于在二十世纪出现了“语言的转向”。人们发现了语言的比喻性质和符号性质，与此同时，对于文化的研究蜂拥而来。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在维科的《新科学》中都曾经被系统论述过。朱光潜先生说：《新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尝试。”[2]义赛亚·白林说：“我认为维科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第一人。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观念。”[4]
作者简介：陈凡，四川外语学院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