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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扶贫基金不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要统筹兼顾政策目标和市场原则。
“叔叔，和我一样的还有不少小伙伴，都上不了学。”不久前，王会生调研甘肃省基层扶贫工作时，一名国投公司资助的贫困小学生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后来，我们把50个贫困孩子编制在一个班里，每个干部认领一个，承诺支持到高中毕业”。
谈起扶贫，掌管着近5000亿元资产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会生在《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中几度哽咽。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称国投）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和管理基金规模最大的中央企业，自1995年成立起就从未停止过扶贫的脚步。
2016年10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参与组建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下称央企扶贫基金），首期资金122.03亿元，由国投、国家电网等51家中央企业共同出资，国投负责该基金的运营。
“这是一次扶贫攻坚战。”王会生说，国投将集结央企在产业布局、技术引领、融资融智等方面的广阔平台和优势力量，深入扶贫工作前线。
接下来，央企扶贫基金怎么用、怎么管？资金的使用效率及事后审计机制将如何？怎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怎样避免现有投资规则在贫困地区“水土不服”？等等，都成为了摆在国投和王会生面前的一道道难题。
央企扶贫总动员
《财经国家周刊》：国投始终践行着扶贫扶智这项社会责任，2002年起就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倡导人。多年扶贫有什么感触？央企应在扶贫中担起怎样的责任？
王会生：此前，我们更加关注教育扶贫，15年来一直资助贵州省罗甸、平塘两县的困难大学生，2005年起又拓展到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目前，公司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已达3466人次，累计捐助资金756.2万元。此外，我们2013年开始还在甘肃省合水县、宁县、华池县资助贫困高中生，2013年至2016年间累计捐助800人次，投入160万元，成立了8个特困高中生自强班。
一名学生曾告诉我，有了国投的资助，他可以少向别人借5个月的生活费，解决了吃饭问题，更让他看到了党和国家、看到了国投这样的央企对贫困学生的关注和帮助。
去年春节，我召集了外派到贫困地区挂职的十几个干部回京开会，他们有的在贫困村里当第一书记，有的在贫困县任副县长，被分派到很多不同的岗位和地区。但我明显感受到，他们无一例外地变得更实干、更有担当、更心系群众，正是扶贫工作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这两件事让我颇为感触。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排名全球第二位，但仍然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脱贫致富已成为全党、全国的战略性目标。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中央企业对于脱贫攻坚有着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支柱性力量，不但要有共识更要扛起央企扶贫的大旗。
《财经国家周刊》：央企扶贫基金的运营落在了国投肩上。目前，该基金成立情况、运营模式如何？与各家央企此前的扶贫模式有何不同？
王会生：央企扶贫基金成立于去年10月，得到了诸多央企的积极响应。一个多月内，就有51家央企认缴了122.03亿元。认缴时间截止后，还有不少央企要求参与，充分展现了央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担当。
基金组建的速度可谓前所未有，所需的全部文件拿到手，只用了一周时间——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基金设立方案;10月17日，在中国第三个“国家扶贫日”当天，召开了基金创立大会和首次股东大会。
对此，国投感受到了沉甸甸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早年设立的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投创益），被选定为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人。截至去年底，央企扶贫基金已投资了总额过14亿元的6个项目，实现了当年筹备、当年设立、当年投资10%以上的良好开局。
与市场化基金不同，央企扶贫基金具备几点特性：
在投资范围和领域上，央企扶贫基金政策性很强，只能把钱花在贫困地区的企业上，用于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适当投资养老、医疗、健康等民生产业。优先考虑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脱贫效果好的项目，且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
在收益目标上，不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要统筹兼顾政策目标和市场原则。体现产业扶贫基金的优势和特点，投资企业要适当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投资方式上，主要是直接投资即股权投资，尤以参股投资为主。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的合作方式，让农民得到土地租金、劳动报酬和股权分红等多项收入。并且，我们还在探索子基金的投资方式。例如，在河南和贵州两大省份发起设立了两个子基金，投资额均为4亿元，条件成熟后会逐步向其他省份推广。这种母子基金的方式，利于发挥央企扶贫基金的投資导向和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
除股权投资外，还会采取可转债、优先股、债权投资等灵活的投资方式，惠及更多贫困人口。
众所周知，中央各部委和各央企都有对口帮扶的贫困县，比如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在全国一共对口帮扶246个贫困县。国投就对口帮扶了贵州省黔南州平塘、罗甸和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宁县等4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同的是，对口帮扶是以无偿捐赠为主的“输血”方式，见效快但缺少可持续性。而央企扶贫基金是产业扶贫，要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国投要把对口帮扶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调动各方力量发展产业、增加就业，为贫困地区建起“搬不走的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国投一向以投资重化工、能源和制造业等产业为主，早前的扶贫也多为定点帮扶，央企扶贫基金为什么会落地国投？项目搜集、团队建设等怎么办？
王会生：国投被选为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人，并非偶然。
首先，国投是中国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和管理基金规模最大的中央企业，2016年实现利润180亿元，连续13年平均利润增长率在25%左右，连续12年获得国资委业绩考核A级，连续四个任期获得业绩考核优秀单位。并且，国投共管理基金44支，规模达1465亿元，基金种类覆盖企业生命全周期，在产业投资和基金管理上经验丰富。
其次，国投创益还管理着国内第一支市场化运作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该基金于2014年由财政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共同出资28亿元组建。2015年至2016年底，这支基金投资了约13亿元的30多个项目，在产业扶贫上摸索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投资管理流程，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做了充分准备。
其三，上级主管部门选择国投来运作基金，是对国投的信任，更是对国投能力的检验。一是国投有产业扶贫经验的积累;二是国投管理的各类基金种类丰富，规模接近1500亿，且基金管理经验丰富。三是国投和地方政府、其他央企、地方投资公司有密切联系。国投是国有投资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单位，该协会的成员企业遍布全国各省市，会员资产超过2万亿元。
至于项目库建设，目前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及部门、中国投资协会各会员等单位的推荐，今后还要加强与各央企及其对口帮扶县的联系，发现和挖掘投资机会，并以市场化方式主动在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寻找项目。
这些年，我们也十分重视对贫困地区的区域研究和产业专题研究，在挖掘特色资源、分析投资项目、甄选合作伙伴上，做到心中有数。
控风险，防流失
《财经国家周刊》：据悉，央企扶贫基金还将组建基金联盟以实现增资，预计2020年将达到千亿规模？如此巨量资产，将如何保障其投资和运行？
王会生：当前只走了第一步，今后还要做强做优央企扶贫品牌，做大基金规模。
二期募资是在国资委主导下，以未出资的央企为主，同时将在财政部配合下，启动金融、文化等领域其他央企增资。
此外，有些央企此前已组建了一些慈善、公益、扶贫基金，为了进一步凝聚力量，将在国资委统一协调下，央企的市场化扶贫基金和公益性扶贫基金将整合为基金联盟，规模逐步达到500亿-1000亿元。
届时，基金联盟将形成统一的央企扶贫品牌，以市场方式开展产业扶贫，最大限度地帮扶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这不是简单的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而是要扶持当地已有的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依靠有战略眼光、诚信经营的企业家，依靠有实力的产业集团以及当地不断成长的新型产业农民，把脱贫的根扎下来。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实践中，国投与其他央企如何沟通协作？央企又如何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更好给出扶贫攻坚的新解法？
王会生：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央企扶贫基金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每年一次，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每年至少两次。国投作为发起单位和股东，在“三会”上与相关央企充分沟通和协调。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也均在各央企中担任要职，在会上充分发表意见，对相关议题行使表决权。
同时，该基金将按照章程设立战略指导委员会，为基金运作提供前瞻性政策指导和战略性咨询建议。
战略委员会由财政部、国资委、国务院扶贫办派员与外部专家共同组成，下设理事会的成员主要由相关股东派员，为基金投资提供行业分析，推荐项目等。
国投创益与各央企的密切沟通主要在三方面：
一是上述“三会”由国投创益负责召集和筹备，和各央企保持紧密沟通和协作。二是各股东单位指定了专员负责联络工作，管理团队积极主动与各央企互动，了解各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共享投资信息和项目资源。三是管理团队定期编制《央企扶贫基金简报》，向各股东和相关单位报告基金运营情况和工作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央企均从事产业投资和经营，本身就是全国的产业龙头，在广大贫困地区也有很多投资项目，这成为了央企扶贫基金珍贵的背景资源。
同时，每家央企都有对口帮扶的贫困县，能与基金投资相结合来提高扶贫效果。眼下，部分央企已与基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会日渐深入。
央企扶贫基金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得以筹备和设立的，我们希望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委在基金运营、管理、后续筹资等方面继续给与指导和支持，也希望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投资企业在税收、资金上给予支持，并在企业规范管理上提供帮助。
《财经国家周刊》：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难，比如贫困地区缺乏经营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等，均可能叠加风险。如何防范投资风险？央企扶贫基金一旦达到千亿规模，风控压力会有多大？
王会生：这些都是共性难题，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控制风险。
一方面，国投本身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在风控上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和流程。产业扶贫初期，管理团队主要参照国投原有的制度和流程，制订投资策略，开展项目选择、投资决策。
另一方面，经过两年多的投资实践，结合贫困地区特点和现状，我们也总结、提升，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标准和流程，并加大了投后管理的力度。
为了提升投后企业团队的专业能力，国投创益每年会定期召开企业交流座谈会，开展财务预算、市场营销、法律实务、资本运作等专业培训，提高企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目前来看，通过优化流程、加强投后管理服务等措施，在提升贫困地区企业规范意识和管理水平，提升基金管理团队自身风控水平方面，效果明显。
《财经国家周刊》：“十三五”时期，我国各方扶贫资金的投入是巨量的，需要事前規划、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央企扶贫基金的事后审计机制如何？怎样既调动各方积极性，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风险？
王会生：建议有关部门在事后审计中，能够充分考虑扶贫工作实践的颇多障碍，给予基金管理团队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我们在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和运营中，一方面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秉承公正、客观、廉洁的态度，严格遵循现有的章程和其他各项规定;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关部委在部分扶贫工作试点地区和项目上，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不适用于贫困地区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做到一县一策、一村一策甚至一户一策，完善央企资金投资和使用的容错、纠错机制。
应该以真扶贫、扶真贫的原则来考核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的效果——是否有效的发挥了国有资本的杠杆撬动作用？是否真正引导贫困人口形成“造血”机制？是否切实支持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是否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都应该纳入到央企扶贫基金的最终考核、审计标准中。
“叔叔，和我一样的还有不少小伙伴，都上不了学。”不久前，王会生调研甘肃省基层扶贫工作时，一名国投公司资助的贫困小学生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后来，我们把50个贫困孩子编制在一个班里，每个干部认领一个，承诺支持到高中毕业”。
谈起扶贫，掌管着近5000亿元资产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会生在《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中几度哽咽。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称国投）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和管理基金规模最大的中央企业，自1995年成立起就从未停止过扶贫的脚步。
2016年10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参与组建了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下称央企扶贫基金），首期资金122.03亿元，由国投、国家电网等51家中央企业共同出资，国投负责该基金的运营。
“这是一次扶贫攻坚战。”王会生说，国投将集结央企在产业布局、技术引领、融资融智等方面的广阔平台和优势力量，深入扶贫工作前线。
接下来，央企扶贫基金怎么用、怎么管？资金的使用效率及事后审计机制将如何？怎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怎样避免现有投资规则在贫困地区“水土不服”？等等，都成为了摆在国投和王会生面前的一道道难题。
央企扶贫总动员
《财经国家周刊》：国投始终践行着扶贫扶智这项社会责任，2002年起就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倡导人。多年扶贫有什么感触？央企应在扶贫中担起怎样的责任？
王会生：此前，我们更加关注教育扶贫，15年来一直资助贵州省罗甸、平塘两县的困难大学生，2005年起又拓展到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目前，公司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已达3466人次，累计捐助资金756.2万元。此外，我们2013年开始还在甘肃省合水县、宁县、华池县资助贫困高中生，2013年至2016年间累计捐助800人次，投入160万元，成立了8个特困高中生自强班。
一名学生曾告诉我，有了国投的资助，他可以少向别人借5个月的生活费，解决了吃饭问题，更让他看到了党和国家、看到了国投这样的央企对贫困学生的关注和帮助。
去年春节，我召集了外派到贫困地区挂职的十几个干部回京开会，他们有的在贫困村里当第一书记，有的在贫困县任副县长，被分派到很多不同的岗位和地区。但我明显感受到，他们无一例外地变得更实干、更有担当、更心系群众，正是扶贫工作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这两件事让我颇为感触。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排名全球第二位，但仍然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脱贫致富已成为全党、全国的战略性目标。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中央企业对于脱贫攻坚有着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支柱性力量，不但要有共识更要扛起央企扶贫的大旗。
《财经国家周刊》：央企扶贫基金的运营落在了国投肩上。目前，该基金成立情况、运营模式如何？与各家央企此前的扶贫模式有何不同？
王会生：央企扶贫基金成立于去年10月，得到了诸多央企的积极响应。一个多月内，就有51家央企认缴了122.03亿元。认缴时间截止后，还有不少央企要求参与，充分展现了央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担当。
基金组建的速度可谓前所未有，所需的全部文件拿到手，只用了一周时间——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基金设立方案;10月17日，在中国第三个“国家扶贫日”当天，召开了基金创立大会和首次股东大会。
对此，国投感受到了沉甸甸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早年设立的专业化基金管理公司——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国投创益），被选定为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人。截至去年底，央企扶贫基金已投资了总额过14亿元的6个项目，实现了当年筹备、当年设立、当年投资10%以上的良好开局。
与市场化基金不同，央企扶贫基金具备几点特性：
在投资范围和领域上，央企扶贫基金政策性很强，只能把钱花在贫困地区的企业上，用于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等，适当投资养老、医疗、健康等民生产业。优先考虑吸纳就业人数多、带动力强、脱贫效果好的项目，且重点支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
在收益目标上，不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要统筹兼顾政策目标和市场原则。体现产业扶贫基金的优势和特点，投资企业要适当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提供有力支持。
投资方式上，主要是直接投资即股权投资，尤以参股投资为主。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龙头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的合作方式，让农民得到土地租金、劳动报酬和股权分红等多项收入。并且，我们还在探索子基金的投资方式。例如，在河南和贵州两大省份发起设立了两个子基金，投资额均为4亿元，条件成熟后会逐步向其他省份推广。这种母子基金的方式，利于发挥央企扶贫基金的投資导向和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
除股权投资外，还会采取可转债、优先股、债权投资等灵活的投资方式，惠及更多贫困人口。
众所周知，中央各部委和各央企都有对口帮扶的贫困县，比如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在全国一共对口帮扶246个贫困县。国投就对口帮扶了贵州省黔南州平塘、罗甸和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宁县等4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同的是，对口帮扶是以无偿捐赠为主的“输血”方式，见效快但缺少可持续性。而央企扶贫基金是产业扶贫，要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国投要把对口帮扶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调动各方力量发展产业、增加就业，为贫困地区建起“搬不走的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国投一向以投资重化工、能源和制造业等产业为主，早前的扶贫也多为定点帮扶，央企扶贫基金为什么会落地国投？项目搜集、团队建设等怎么办？
王会生：国投被选为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人，并非偶然。
首先，国投是中国最大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和管理基金规模最大的中央企业，2016年实现利润180亿元，连续13年平均利润增长率在25%左右，连续12年获得国资委业绩考核A级，连续四个任期获得业绩考核优秀单位。并且，国投共管理基金44支，规模达1465亿元，基金种类覆盖企业生命全周期，在产业投资和基金管理上经验丰富。
其次，国投创益还管理着国内第一支市场化运作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该基金于2014年由财政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共同出资28亿元组建。2015年至2016年底，这支基金投资了约13亿元的30多个项目，在产业扶贫上摸索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投资管理流程，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做了充分准备。
其三，上级主管部门选择国投来运作基金，是对国投的信任，更是对国投能力的检验。一是国投有产业扶贫经验的积累;二是国投管理的各类基金种类丰富，规模接近1500亿，且基金管理经验丰富。三是国投和地方政府、其他央企、地方投资公司有密切联系。国投是国有投资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单位，该协会的成员企业遍布全国各省市，会员资产超过2万亿元。
至于项目库建设，目前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及部门、中国投资协会各会员等单位的推荐，今后还要加强与各央企及其对口帮扶县的联系，发现和挖掘投资机会，并以市场化方式主动在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寻找项目。
这些年，我们也十分重视对贫困地区的区域研究和产业专题研究，在挖掘特色资源、分析投资项目、甄选合作伙伴上，做到心中有数。
控风险，防流失
《财经国家周刊》：据悉，央企扶贫基金还将组建基金联盟以实现增资，预计2020年将达到千亿规模？如此巨量资产，将如何保障其投资和运行？
王会生：当前只走了第一步，今后还要做强做优央企扶贫品牌，做大基金规模。
二期募资是在国资委主导下，以未出资的央企为主，同时将在财政部配合下，启动金融、文化等领域其他央企增资。
此外，有些央企此前已组建了一些慈善、公益、扶贫基金，为了进一步凝聚力量，将在国资委统一协调下，央企的市场化扶贫基金和公益性扶贫基金将整合为基金联盟，规模逐步达到500亿-1000亿元。
届时，基金联盟将形成统一的央企扶贫品牌，以市场方式开展产业扶贫，最大限度地帮扶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这不是简单的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而是要扶持当地已有的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依靠有战略眼光、诚信经营的企业家，依靠有实力的产业集团以及当地不断成长的新型产业农民，把脱贫的根扎下来。
《财经国家周刊》：具体实践中，国投与其他央企如何沟通协作？央企又如何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更好给出扶贫攻坚的新解法？
王会生：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央企扶贫基金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每年一次，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每年至少两次。国投作为发起单位和股东，在“三会”上与相关央企充分沟通和协调。各股东代表、董事、监事也均在各央企中担任要职，在会上充分发表意见，对相关议题行使表决权。
同时，该基金将按照章程设立战略指导委员会，为基金运作提供前瞻性政策指导和战略性咨询建议。
战略委员会由财政部、国资委、国务院扶贫办派员与外部专家共同组成，下设理事会的成员主要由相关股东派员，为基金投资提供行业分析，推荐项目等。
国投创益与各央企的密切沟通主要在三方面：
一是上述“三会”由国投创益负责召集和筹备，和各央企保持紧密沟通和协作。二是各股东单位指定了专员负责联络工作，管理团队积极主动与各央企互动，了解各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共享投资信息和项目资源。三是管理团队定期编制《央企扶贫基金简报》，向各股东和相关单位报告基金运营情况和工作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央企均从事产业投资和经营，本身就是全国的产业龙头，在广大贫困地区也有很多投资项目，这成为了央企扶贫基金珍贵的背景资源。
同时，每家央企都有对口帮扶的贫困县，能与基金投资相结合来提高扶贫效果。眼下，部分央企已与基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会日渐深入。
央企扶贫基金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得以筹备和设立的，我们希望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委在基金运营、管理、后续筹资等方面继续给与指导和支持，也希望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投资企业在税收、资金上给予支持，并在企业规范管理上提供帮助。
《财经国家周刊》：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难，比如贫困地区缺乏经营人才、管理人才以及缺乏规范的财务制度等，均可能叠加风险。如何防范投资风险？央企扶贫基金一旦达到千亿规模，风控压力会有多大？
王会生：这些都是共性难题，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控制风险。
一方面，国投本身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在风控上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和流程。产业扶贫初期，管理团队主要参照国投原有的制度和流程，制订投资策略，开展项目选择、投资决策。
另一方面，经过两年多的投资实践，结合贫困地区特点和现状，我们也总结、提升，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标准和流程，并加大了投后管理的力度。
为了提升投后企业团队的专业能力，国投创益每年会定期召开企业交流座谈会，开展财务预算、市场营销、法律实务、资本运作等专业培训，提高企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目前来看，通过优化流程、加强投后管理服务等措施，在提升贫困地区企业规范意识和管理水平，提升基金管理团队自身风控水平方面，效果明显。
《财经国家周刊》：“十三五”时期，我国各方扶贫资金的投入是巨量的，需要事前規划、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央企扶贫基金的事后审计机制如何？怎样既调动各方积极性，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风险？
王会生：建议有关部门在事后审计中，能够充分考虑扶贫工作实践的颇多障碍，给予基金管理团队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我们在央企扶贫基金的管理和运营中，一方面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秉承公正、客观、廉洁的态度，严格遵循现有的章程和其他各项规定;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关部委在部分扶贫工作试点地区和项目上，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不适用于贫困地区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做到一县一策、一村一策甚至一户一策，完善央企资金投资和使用的容错、纠错机制。
应该以真扶贫、扶真贫的原则来考核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的效果——是否有效的发挥了国有资本的杠杆撬动作用？是否真正引导贫困人口形成“造血”机制？是否切实支持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是否有效改善了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都应该纳入到央企扶贫基金的最终考核、审计标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