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睛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时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和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可是，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史地教员，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是带着他姐姐华连卡一起来的。后来，由于校长太太的尽力撮合，华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明白地表示好感了。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况且，华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尤其要紧的，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
　　但是华连卡的弟弟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
　　现在，你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了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神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难堪极了。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走到城郊的一个小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竟有这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得要命！”
　　他俩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脸色从发青到发白。他站住，瞧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似乎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神不宁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就只碰到她弟弟。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懷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讲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问。“难道这还用解释吗，密哈益·沙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件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坏了！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到底要怎么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