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舆论限制的放宽，不仅拓宽了民众监督政府的话语渠道，增强了对政府的约束，丰富了腐败线索来源，更加积极的意义在于：舆论反腐重新建立了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
与平时一样，朱瑞峰每天清晨4点就早早起床，检查自己网站的服务器是否运行正常，7点左右浏览各大网站新闻，早餐过后接收电子邮件和查看网站曝料平台是否有合适的线索，经过筛选后再与当事人联系、采访调查和进行发布。
不同的则是，随着轰动全国的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视频门”事发，并在令人惊讶的66小时内即被重庆市委免职和立案调查，最先曝光那段不雅视频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以及他的“人民监督网”，已以“网络反腐”的先锋姿态高调进入了公众视野。每天他都要抽出时间应付来自各方媒体的采访，短短20多天里，就已先后接受了100多家国内外媒体采访。在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他甚至被比作中国版“维基解密”。
而雷政富倒台前后的更大背景是，十八大后已有10余名厅局级以上高官因贪腐而相继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对于是轮汹涌而来的反腐新风暴，朱瑞峰多少还是没有足够的预料，“按照我以前的经验，通常需要7天左右，但没想到，66小时就扳倒了厅官雷政富。”他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
66小时“秒”倒雷政富
朱瑞峰并非不是有备而来。据介绍，早在2012年11月4日，他就从曝料人那里拿到了偷拍的雷政富与年轻女子开房的视频，之后着手进行调查采访论证，并找了新闻界较有名气的教授、学者请他们把关，共同商定的结果是——证据确凿，曝光时点可选在十八大后中纪委新书记上任和重庆新市委书记上任后，“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11月20日上午，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空降重庆兼任市委书记。当天16时41分，朱瑞峰就将调查文章发布到了人民监督网上，此后，经过3小时左右的微博转发和发酵，便引爆网络。雷政富事件后，人民监督网最多同时在线网民达20万人，以至于网站服务器都瘫痪了。幸好有慈善人士捐助了八九台服务器，帮助增加带宽以应对骤然暴涨的流量。
人民监督网创办于2006年6月，目前仅有朱瑞峰一人专职做独立调查。不过，他却非独自一人在战斗，自2007年首发揭露导致近百名儿童或死或残的山西疫苗事件后，就有一批志愿者一直在为该网提供技术支持。在其身后的专家后援团亦堪称豪华——法学泰斗、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分别為人民监督网题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等也提供帮助。但网站现今每年10多万元的运营经费，基本还是靠着朱瑞峰帮外媒做些调查采访工作获取劳务报酬来支撑。
据称，该网至今已揭露了全国各地众多贪腐大案，有28名部级、厅局级高官，近百名处级、科级腐败官员被监督曝光，导致部分官员被党纪处分、免职或送进监狱。
颇有反腐经验的朱瑞峰对本刊记者表示，之前人民监督网扳倒部分厅级干部一般都需要30天左右，比如2009年11月20日曝光原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余龙贪腐、年龄造假，44天后的2010年1月4日，赵被“双规”，此后又被免职；2011年9月14日曝光原山西省临汾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庆华年龄造假，30天后即2011年10月14日，沈被免职。而相较之下，官员淫乱这类事情会引发网友“狂欢”，消息更容易得到大量转发和迅速扩散，一般在10天左右就能收到成效。“这次曝料人提供的雷政富视频拍得非常‘到位’，证据特别确凿，因此我预计他可能7天左右就会被查。而实际速度之快，则与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的‘腐败涉及亡党亡国问题’表态精神相一致，新一届领导人确实是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了。”
以往在进行网络反腐时，被监督官员往往会找到北京相关部门，对人民监督网进行域名屏蔽，或是利用黑客攻击迫使网站关停，多时一天封杀上百次。而此次曝光雷政富事件后，该网并未遭遇到封杀和攻击。朱瑞峰在受到雷案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老板、自称侯军的人的威胁后，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方面也非常主动地予以配合。
朱瑞峰认为，十八大后一些被曝光的腐败问题迅速得到处理，将有助于树立民间对反腐败的信心，重塑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通过舆论监督66小时扳倒雷政富，让我对反腐的前途增添了不少信心。”
新一轮反腐风暴
此前，新一届中央领导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措辞严厉早已备受关注。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以“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滋生的危险，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提醒全党反腐的深远意义。
两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再次强调将反腐工作引向深入。中央纪委还印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表示要高度重视查办案件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舆论同时认为，王岐山在过往的从政经历中屡次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由这样一位拥有“处理危机的铁腕”的“解决问题的高手”来领衔肃贪倡廉，亦能进一步加强治理贪腐的力度。
在高层表态及部署下，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反腐风暴的猛烈。
在雷政富事件中，从朱瑞峰发布视频截图到次日重庆市纪委回应称已注意到此事，并开始核实，到11月22日确认视频并非PS，再到11月23日宣布对雷免职并立案调查，前后仅仅历时66小时，有人用“秒杀”一词来形容重庆纪检部门在这一事件中的反应速度。
在此前后，大量网络举报包括实名举报如火如荼，经常接连数天每天都有官员因此倒台，其中不乏较高级别者。据本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17日的一个月内，全国共有12名厅局级以上高官因贪腐相继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其中仅广东省就有包括揭阳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深圳市卫人委主任江捍平等4名高官落马。 而副部级官员李春城的落马，无疑更令人瞩目。12月6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了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12月12日又证实，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李春城由此成为十八大后第一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他2011年11月上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在不久前刚刚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分析指出，从上述案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十八大后中共对舆论反腐的态度展现出新气象：其一，当局大大减少了舆论“封杀”，一改以往遮掩、回避的态度，使得网络贪腐举报能够迅速发挥作用；其二，纪委回应迅速，官员一旦被举报，纪检部门便迅速展开调查，且处理结果几日内就公布于众。
与朱瑞峰的看法相似，有观点认为，就目前的网络反腐案例来看，中共对舆论限制的放宽，不仅拓宽了民众监督政府的话语渠道，增强了对政府的约束，丰富了腐败线索来源，更加积极的意义在于：舆论反腐重新建立了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这种对反腐的信心和信任也充分体现在了最近民众对官员的诸多实名举报中。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也表示，相对于靠国家机关和共产党体系内部包括纪检、检察院来执行反腐的所谓“权力反腐”而言，现在这种运用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官员的批评权来揭露贪腐，某种意义上是更为民主和公平的“权利反腐”。在目前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形下，部分放开言论也可以有效暴露很多贪腐问题。相信官方是在有意识地引导这种反腐新动向，以求取得实效和收复部分民意。
反腐难在哪里
不过，在触及更高级别官员的贪腐举报时，事件进展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12月6日，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并详细列举了其腐败事实。当日，被举报人刘铁男正陪同王岐山赴莫斯科参加中俄能源谈判，他本人表示“已经得知此事”。数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罗昌平造假污蔑，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罗昌平对此回应：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委托律师浦志强、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
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一案，首次将舆论反腐所涉官员的级别推上了部级。毫无疑问，其所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举报失败，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将十分惨痛。因而有观点认为，该案例将成为舆论反腐的里程碑——不仅显示出举报者的勇气，将舆论反腐推向更高层次，更彰显出民众对中央反腐决心和力度的信任。
但迄今为止，刘铁男举报案尚未有任何正式的官方回应。一方面，国家能源局在声称报案之后，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就相关问题于12月6日发布统一的新闻稿”；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纪检等相关部门正在对刘铁男进行调查。
同时，从最近引发轰动的雷政富等案来看，最容易被迅速查处的也恰恰是这些涉及淫乱情事的官员，因为“证据比较直接，网民关注度也很高”。朱瑞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其他贪腐高官要扳倒，时间通常至少在1个多月到两三个月，有的甚至几年都没有被查处，往往是由于利益勾连的官员之间的相互袒护。他还曾对媒体表示，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曝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这些都说明了现有的反腐体制确实存在问题。”
在朱瑞峰看来，要推进反腐进程，最为有效的措施是严格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以此充分发挥公民舆论监督的作用。
而針对一直存在的“运动式反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则对媒体表示，这并非长久之计，“反腐败也需要走向法治化和程序化”。事实上，在11月30日中纪委组织专家座谈会时，王岐山也曾表态，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此外，作为全球普遍采取的一项反腐败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实施“阳光法案”，亦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其应当尽快推行也再一次得到外界的呼吁。12月4日，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广东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制度。”
童之伟教授还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纪检、检察院系统反腐效果现在看来不佳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反腐机构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可类似香港廉政公署实行垂直领导，比如直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家主席负责，因为目前反腐过多地受到了本地、本级党委或者党委书记的制约。
与平时一样，朱瑞峰每天清晨4点就早早起床，检查自己网站的服务器是否运行正常，7点左右浏览各大网站新闻，早餐过后接收电子邮件和查看网站曝料平台是否有合适的线索，经过筛选后再与当事人联系、采访调查和进行发布。
不同的则是，随着轰动全国的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视频门”事发，并在令人惊讶的66小时内即被重庆市委免职和立案调查，最先曝光那段不雅视频的“公民记者”朱瑞峰以及他的“人民监督网”，已以“网络反腐”的先锋姿态高调进入了公众视野。每天他都要抽出时间应付来自各方媒体的采访，短短20多天里，就已先后接受了100多家国内外媒体采访。在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中，他甚至被比作中国版“维基解密”。
而雷政富倒台前后的更大背景是，十八大后已有10余名厅局级以上高官因贪腐而相继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对于是轮汹涌而来的反腐新风暴，朱瑞峰多少还是没有足够的预料，“按照我以前的经验，通常需要7天左右，但没想到，66小时就扳倒了厅官雷政富。”他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
66小时“秒”倒雷政富
朱瑞峰并非不是有备而来。据介绍，早在2012年11月4日，他就从曝料人那里拿到了偷拍的雷政富与年轻女子开房的视频，之后着手进行调查采访论证，并找了新闻界较有名气的教授、学者请他们把关，共同商定的结果是——证据确凿，曝光时点可选在十八大后中纪委新书记上任和重庆新市委书记上任后，“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11月20日上午，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空降重庆兼任市委书记。当天16时41分，朱瑞峰就将调查文章发布到了人民监督网上，此后，经过3小时左右的微博转发和发酵，便引爆网络。雷政富事件后，人民监督网最多同时在线网民达20万人，以至于网站服务器都瘫痪了。幸好有慈善人士捐助了八九台服务器，帮助增加带宽以应对骤然暴涨的流量。
人民监督网创办于2006年6月，目前仅有朱瑞峰一人专职做独立调查。不过，他却非独自一人在战斗，自2007年首发揭露导致近百名儿童或死或残的山西疫苗事件后，就有一批志愿者一直在为该网提供技术支持。在其身后的专家后援团亦堪称豪华——法学泰斗、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分别為人民监督网题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等也提供帮助。但网站现今每年10多万元的运营经费，基本还是靠着朱瑞峰帮外媒做些调查采访工作获取劳务报酬来支撑。
据称，该网至今已揭露了全国各地众多贪腐大案，有28名部级、厅局级高官，近百名处级、科级腐败官员被监督曝光，导致部分官员被党纪处分、免职或送进监狱。
颇有反腐经验的朱瑞峰对本刊记者表示，之前人民监督网扳倒部分厅级干部一般都需要30天左右，比如2009年11月20日曝光原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余龙贪腐、年龄造假，44天后的2010年1月4日，赵被“双规”，此后又被免职；2011年9月14日曝光原山西省临汾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沈庆华年龄造假，30天后即2011年10月14日，沈被免职。而相较之下，官员淫乱这类事情会引发网友“狂欢”，消息更容易得到大量转发和迅速扩散，一般在10天左右就能收到成效。“这次曝料人提供的雷政富视频拍得非常‘到位’，证据特别确凿，因此我预计他可能7天左右就会被查。而实际速度之快，则与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日前的‘腐败涉及亡党亡国问题’表态精神相一致，新一届领导人确实是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了。”
以往在进行网络反腐时，被监督官员往往会找到北京相关部门，对人民监督网进行域名屏蔽，或是利用黑客攻击迫使网站关停，多时一天封杀上百次。而此次曝光雷政富事件后，该网并未遭遇到封杀和攻击。朱瑞峰在受到雷案一名交涉者，据说是北京一家大型KTV老板、自称侯军的人的威胁后，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方面也非常主动地予以配合。
朱瑞峰认为，十八大后一些被曝光的腐败问题迅速得到处理，将有助于树立民间对反腐败的信心，重塑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通过舆论监督66小时扳倒雷政富，让我对反腐的前途增添了不少信心。”
新一轮反腐风暴
此前，新一届中央领导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措辞严厉早已备受关注。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以“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滋生的危险，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提醒全党反腐的深远意义。
两天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再次强调将反腐工作引向深入。中央纪委还印发了《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表示要高度重视查办案件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舆论同时认为，王岐山在过往的从政经历中屡次担当“救火队长”的角色，由这样一位拥有“处理危机的铁腕”的“解决问题的高手”来领衔肃贪倡廉，亦能进一步加强治理贪腐的力度。
在高层表态及部署下，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反腐风暴的猛烈。
在雷政富事件中，从朱瑞峰发布视频截图到次日重庆市纪委回应称已注意到此事，并开始核实，到11月22日确认视频并非PS，再到11月23日宣布对雷免职并立案调查，前后仅仅历时66小时，有人用“秒杀”一词来形容重庆纪检部门在这一事件中的反应速度。
在此前后，大量网络举报包括实名举报如火如荼，经常接连数天每天都有官员因此倒台，其中不乏较高级别者。据本刊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17日的一个月内，全国共有12名厅局级以上高官因贪腐相继被宣布接受调查或被双规，其中仅广东省就有包括揭阳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深圳市卫人委主任江捍平等4名高官落马。 而副部级官员李春城的落马，无疑更令人瞩目。12月6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了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12月12日又证实，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李春城由此成为十八大后第一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他2011年11月上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在不久前刚刚当选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分析指出，从上述案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十八大后中共对舆论反腐的态度展现出新气象：其一，当局大大减少了舆论“封杀”，一改以往遮掩、回避的态度，使得网络贪腐举报能够迅速发挥作用；其二，纪委回应迅速，官员一旦被举报，纪检部门便迅速展开调查，且处理结果几日内就公布于众。
与朱瑞峰的看法相似，有观点认为，就目前的网络反腐案例来看，中共对舆论限制的放宽，不仅拓宽了民众监督政府的话语渠道，增强了对政府的约束，丰富了腐败线索来源，更加积极的意义在于：舆论反腐重新建立了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这种对反腐的信心和信任也充分体现在了最近民众对官员的诸多实名举报中。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之伟也表示，相对于靠国家机关和共产党体系内部包括纪检、检察院来执行反腐的所谓“权力反腐”而言，现在这种运用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官员的批评权来揭露贪腐，某种意义上是更为民主和公平的“权利反腐”。在目前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形下，部分放开言论也可以有效暴露很多贪腐问题。相信官方是在有意识地引导这种反腐新动向，以求取得实效和收复部分民意。
反腐难在哪里
不过，在触及更高级别官员的贪腐举报时，事件进展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12月6日，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并详细列举了其腐败事实。当日，被举报人刘铁男正陪同王岐山赴莫斯科参加中俄能源谈判，他本人表示“已经得知此事”。数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罗昌平造假污蔑，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罗昌平对此回应：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委托律师浦志强、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
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一案，首次将舆论反腐所涉官员的级别推上了部级。毫无疑问，其所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举报失败，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将十分惨痛。因而有观点认为，该案例将成为舆论反腐的里程碑——不仅显示出举报者的勇气，将舆论反腐推向更高层次，更彰显出民众对中央反腐决心和力度的信任。
但迄今为止，刘铁男举报案尚未有任何正式的官方回应。一方面，国家能源局在声称报案之后，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就相关问题于12月6日发布统一的新闻稿”；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纪检等相关部门正在对刘铁男进行调查。
同时，从最近引发轰动的雷政富等案来看，最容易被迅速查处的也恰恰是这些涉及淫乱情事的官员，因为“证据比较直接，网民关注度也很高”。朱瑞峰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其他贪腐高官要扳倒，时间通常至少在1个多月到两三个月，有的甚至几年都没有被查处，往往是由于利益勾连的官员之间的相互袒护。他还曾对媒体表示，根据资料库他得出，90％的曝料人来自官场内部，他们往往出于斗争的需要。“这些都说明了现有的反腐体制确实存在问题。”
在朱瑞峰看来，要推进反腐进程，最为有效的措施是严格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以此充分发挥公民舆论监督的作用。
而針对一直存在的“运动式反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则对媒体表示，这并非长久之计，“反腐败也需要走向法治化和程序化”。事实上，在11月30日中纪委组织专家座谈会时，王岐山也曾表态，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此外，作为全球普遍采取的一项反腐败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实施“阳光法案”，亦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其应当尽快推行也再一次得到外界的呼吁。12月4日，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广东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制度。”
童之伟教授还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纪检、检察院系统反腐效果现在看来不佳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反腐机构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可类似香港廉政公署实行垂直领导，比如直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家主席负责，因为目前反腐过多地受到了本地、本级党委或者党委书记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