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走后，农场各个岗位人手奇缺。由于人才匮乏，领导对留下来的知青特别重用。1981年，我被调到十三连任支部书记；1984年年底，又被调到海洋分场任党委副书记。
　　1988年我在海洋工作期间，接待上级下派的整党检查组时，巧遇一位和我一样没有返城的上海知青。据他透露，上海有政策，可以接受离婚生活困难的知青回沪。他说：“我已经在办了，马上能批下来。”我问他回沪理由，他说：“就说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生活困难即可，不过只能通过劳动局，以工人的身份办，干部是不能办的。”
　　八年前的返城梦在我心头燃起。回到家，我对妻子说了新政策，接着说：“前提是我们要办离婚，你怕不怕？”“我才不怕呢，你要想甩我，八年前就可以，何必拖到今天呢？”我确信她对我坚信不疑。“那你去问问爸妈同意不。”当晚她就去问了，回来告诉我：“妈妈同意，只是爸有些犹豫，怕假戏真做。”我说：“你放心地去告诉他们，等我们回到上海，生活工作都有了着落，把他们也接去上海。”最终全家达成了统一。
　　不久，我通过总场劳资科向上海徐汇区劳动局发去了请调信。头一次我通过关系开了离婚证明，但没有通过，上海劳动局要求必须是正式离婚。当时我们一起办的有13名知青，13名知青都是以离婚的理由返城，一时引起了上海徐汇区劳动局的怀疑。
　　为了解事实真相，上海方面还特派专人前来调查此事，我代表13名知青见到了上海来的一位姓高的同志和一位姓管的同志。我向他们反映了想返城的理由：“由于农场近几年改革遇到困难，目前为止已经有三年发不出工资，我当领导，生活还不成问题，粮米、油盐、烧煤都能赊账，其他当工人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没有了工资收入，生活就发生了困难。当年我们这些人留下来，就决心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没有再想过返城的事，而如今没了经济来源，连起码的生存都难以保证，这才又打算回上海。而上海劳动局要求返城的条件是，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生活困难才能接收，要想返城，只有离婚一条路，何况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这就是我们想通过离婚返城的事实，你们可以找总场领导了解情况。”
　　高、管两位同志听了我的陈述后深表同情，向总场领导了解情况后，对我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回上海后，我们会及时如实向领导汇报你们的情况。”第三天一早，我去客運站送他们。临上车前，管同志还嘱咐我：“你最好把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上海徐汇区和市劳动局，这样能引起领导的重视。”
　　我遵照管同志的嘱咐，把我们为什么大返城时不回去，现在又想到返城的理由，详实地写了材料寄到上海徐汇区和市劳动局。不久，我还亲自为返城的事去了上海，找了当时在区劳动局任仲裁科科长的昔日战友余正湖。他见着我就说：“你们的情况局里已经了解清楚，你写的信也得到了领导重视，我可以告诉你，局领导已经默认了你们的假离婚，有意接收你们回上海，但前提必须是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你回去就办，办好了再回来，把正式的离婚证交给我就行。”
　　到了农场家里，我和妻子一起去了总场乡政府，乡政府的办事员大多认识我，见我和妻子进去，好奇地问：“黄书记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啊？”我直率地说：“今天我是为离婚而来。”大家一时都愣住了，不解地问：“真的还是假的啊？”“当然是真的了。”接着我就把来乡政府的意图告诉了他们。大家一听说我是为了回上海办假离婚，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有的还和我妻子开玩笑说：“大姐，你可要想清楚哦，这离婚证一开，可是真的哦，将来姐夫把你甩了，我们可不负责任哦。”我妻子很自信地说：“甩了就甩了，甩了大不了再打回老家呗。”
　　离婚协议中，离婚理由是：夫妻双方感情不和。离婚以后财产的分割和子女的归属问题是：女儿随男方，家中所有财产归女方。在拿到离婚证的一瞬间，双方没有一丁点伤痛之感，有的只是万分的激动。
　　办妥了户口迁移证后，我赶紧买了火车票，还买了20斤糖果，返回农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和妻子一起二进乡政府。到了乡政府，大家看我们又来了，赶忙问我：“办好了吗？”我把从上海带来的糖果往办公桌上一撒，郑重地说：“今天我和夫人二进乡政府，首先感谢大家对我返城的理解、支持和帮忙；其二，我们今天来是复婚的，今天又是我们结婚的喜庆日子，请大家吃喜糖。”大家边吃喜糖，边为我们办了新的结婚证书。
　　我这一生还真有点戏剧性，一生办了两张结婚证、一张离婚证。虽说也算二婚，不过都是同一个主儿。虽说几经周折，大返城时没有回去，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叶落归根。命运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