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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改革开发的逐步深入，社会各个群体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其改革前景的认同情况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其中缺少对于公务员群体的相关研究。基于此问题背景和研究现状，本文选择公务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评估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量化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及群体差异。
关键词：新常态；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D03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3-0061-07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对政治体系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具体表现为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同意、服从和支持。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学界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发展迅速，这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关注的群体两方面的都可以得到了验证。
首先，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从图1中，我们发现，从2002年开始，政治认同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果增长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年，至今并无减弱的迹象。
其次，政治认同研究的关注群体逐渐拓展。从图2中，我们发现，国内政治认同的研究对象包括农民、城市居民、大学生（中学生）、少数民族、商人等各个群体，涉及我国转型期面临利益调整的各个阶层。显然，这些群体政治认同的研究对全面地了解我国公民关于深化改革的态度是大有裨益的。
我国政治认同的研究发展迅速，其关注的群体也在不断地拓展，但其中却疏忽了公务员这一特殊的群体。截至目前，中国期刊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没有一篇关于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而在本文看来，作为改革事业的实际执行者，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我们研究改革现状和未来动力的重要视角。正如肖唐镖教授所言，从体制内部的资源与基础入手研究政治改革，分析体制内能动的政治主体，即官员队伍的状况，既有助于科学认识和评价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 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肖唐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体制资源——对地方官员的一项初步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具体而言，该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公务员群体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直接反映了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际效果。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虽然不是什么“黑箱”，但不容否定的是，在专业界限日益分明的今天，科学地评价一个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公民来说，政治系统实际的运行过程并不是关心的重点，他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评价标准更多地来自于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的一致性，即其对于政治系统的需求（希望）与实际运行结果的相符程度。但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作为政治系统运行的 “亲历者”，他们更关注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也更了解其中的优劣所在。所以，对于客观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而言，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认同研究具有其他群体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其次，公务员群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实际效果。随着各项改革事业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就愈发显得重要， 其中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自然也不可或缺。如果说普通公民对一个政治系统的政治认同意味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意味着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话，那么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就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意味着政府的高效和廉洁。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研究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必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深化改革可能获得的支持以及可能面临的阻碍。
一、研究方案的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次调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务员的群体特征，根据观测变量提取了影响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并构建政治认同评估体系。与以往国内研究的评估体系不同，本文的评估体系新加入了一些新的影响因子：首先，加入了自我认同的评估因子。以往国内政治认同的评估体系研究主要分析国家、政党、公共政策、干部作风等影响因子对于政治认同度的影响，如蒋荣等将政治认同分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两个层次，并据此提取潜在因子建立分析模型。蒋荣、戴均：《政治认同结构的实证研究——基于结构方程建模法（SEM）的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提取的影响因子相对较少，容易厘清其中各因子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但缺陷就在于仅仅将影响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局限于国家政党等客体，容易忽视了个体自身因素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所以本次调查在设计政治认同评估体系时添加了个体自我认同的潜在因子，这样的做法虽然增加了潜在因子的数量和分析的复杂程度，但也提高评估体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其次，加入了一些公务群体特有的影响因子。公务员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中必然有一些是其他群体研究中所不具备或不必要的，本次调查主要提取了民众政治行为评价和公务员队伍评价两个影响因子。
而在分析公务员政治认同群体差异的时候，本次调查根据国内外研究的既有框架，并参考了公务群体的特征，主要选择性别、年龄、入党年龄、学历以及行政级别作为研究变量，分析了公务员内部存在的群体差异。此外，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Z省六个地级市，其中既有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内陆相对落后地区。本次研究共涉及调查对象606人，其中男性463人，女性143人。本次研究的调查样本分布合理、调查方法属于随机抽样，舍弃包含缺失值的问卷，最终获得606个样本数据。
二、新时期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现状及其评估体系分析
（一）政治认同的描述性统计
1.自我认同：三级量表（C01-C02、C04）
本次调查根据人际信任的高低、工作满意、生活认同的高低程度分别进行赋值，具体为：人际信任度（1-很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一般 4-比较信任 5-很信任）、工作满意度（1-很不满意 2-不太满意 3-一般 4-比较满意 5-很满意）、生活认同感（1-很弱 2-比较弱 3-一般 4-比较强 5-很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关系中，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度最高（4.03），其次为下属，对组织信任度最低。在工作环境中，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对薪水报酬的满意度最低。在生活认同感方面，职业认同感最强，组织归属感和个人幸福感都比较低。
2.集体认同（五级量表：C03、C05-C08）
本次调查对评价、前景信心和认同程度的高低分别进行赋值，具体为： 1-很不认同，2-不太认同，3-一般认同，4-比较认同，5-很认同。
本次调查如表2所示，首先考察了公务员群体对民众政治行为的感知，本次调查的样本公务员群体认为民众的权利义务意识是最强的，但是其对民众政治素养的认同比较低。
其次，调查了公务员群体对改革效果的感知，本次调查的样本公务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最明显，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不太显著。
第三，考察公务员群体对现有体制的感知，本次调查的公务员样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认同的，该样本群体对体制的认同感依次排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府威信”、“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威信高”、“干部任用风气好”、“组织制度非常公平”、“国内民主现状好”、“现有考核制度非常合理”。
第四，考察公务员对自身队伍的评价，样本对该队伍“与时俱进”给的评价最高，对“社会形象好”给出的评价最低。
第五，考察公务员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样本对“经济建设”信心最强，对“政治建设”信心最弱。
（二）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对样本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作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不断的调整拟合，确定公务员群体政治认同的相关影响因素（详见表3）。经过因子分析，公务员的政治认同主要受以下两个因子影响，分别为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模型解释力为64.896%，模型巴特球形检验KMO值为0.877，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次观测变量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中自我认同因子包含：人际信任度、工作满意度、生活认同度。在这三个观测变量中工作满意度的标准差最大，为0.658，即说明当前公务员群体在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上，个体感知差异较大。同时对整体自我认同因子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也是工作满意度，因子荷载为0.759。
集体认同因子包含：民众政治行为评价、改革效果评价、政治体制认同度、公务员队伍评价、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在这五个观测变量中政治体制认同的标准差最大，为0.688，即说明政治体制认同的公务员个体差异较大。对集体认同因子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政治体制认同度，其因子荷载为0.865。
因此，公务员群体在政治认同中最看重的为工作满意度与政治体制认同度。
（三）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层次分析法
根据影响因子分析分别确定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两个影响因素，并进一步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上述两个变量的计算公式。
本次调查根据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分别请政治学研究专家一名，处级以上公务员一名，以及Z省党校组织人事处公务员管理人员一名。根据他们多年从业经验，他们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对目标层（政治认同），准则层（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以及方案层进行比较附值。最后通过系统分析人员反复调试，通过系统的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组合权重如表4。计算政治认同的公式：A1 = ∑ki * Ci （i=01，02，03，04，05，06，07，08）
其中Ci是各备选方案层的评价值，ki是Ci的组合权重。专家赋值认为其中人际信任度与民众政治行为评价应该赋予最大的权重。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发现，根据公式，某公务员张三的政治自信=0.5023×4（人际信任度比较信任）+0.1632×3（工作满意度一般）+0.1401×3（生活认同感一般）+0.0809×2（民众政治行为评价不高）+0.0339×4（改革效果评价比较好）+00204×4（政治认同度比较高）+0.0427×3（公务员队伍评价一般）+0.0165×4（发展前景信心比较乐观）=2.9101.这样其政治认同的水平可以直接与李四或王五比较。
三、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群体差异检验
（一）不同性别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详见表5）
（二）不同年龄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0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年龄段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年龄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7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年龄有一定的正相关，即年龄越大，政治认同越强。其相关系数为0.178。
（三）不同学历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3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11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入党年龄有一定的负相关，即入党年龄越大，政治认同越弱。其相关系数为负的0.148。
（五）不同行政级别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0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行政级别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行政级别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13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22，显然比前面几大变量的相关性更强，即行政级别越高，政治认同越强。
四、结论
通过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的建立及群体差异的量化分析，本文发现，新时期我国公务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改革开放都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结合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有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我国公务员对现有政治体制和改革开放都持一种较为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其群体特征并没有达到固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程度。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我国的公务员群体已经固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可能会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改革，他们与普通公民持有不同态度。但从本文的量化分析来看，这种观点似乎缺乏依据，具体而言，可从两方面的数据加以说明：第一，公务员群体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与普通公民的评价相当一致，其中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群体特点。例如，在中国社科院最近一次所做的调查研究中，普通公民对于各项建设事业的满意程度排名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经济建设，第二名是党的建设，第三、四名别是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最后一名则是政治建设。参见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7页。这样的结果与表2中公务员群体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非常一致。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公务员的群体特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并无大的区别。第二，公务员群体对于自身队伍的评估持有一种较为开放和客观的态度。例如，当前社会反映比较大的公务员道德水准、廉洁自律、社会形象和办事效率等几方面，在公务员队伍评价的统计中分值也都普遍偏低，这说明新时期公务员群体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客观和清醒的。
其次，虽然公务员群体政治认同总体状况良好，但不同指标之间差距较大，这在表2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具体而言，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前景分值偏低，其政治认同度和信心指数与其他改革事业差距较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指数明显低于理论认同和道路认同，说明制度建设是影响新时期公务员政治认同的主要问题。第三，在政治制度认同上，顶层制度的分值明显高于具体制度，说明具体制度是影响新时期公务员政治制度认同的主要因素。第四，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威信较高，而地方政府的威信与前二者相比差距明显，说明新时期影响党和政府威望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行为。
最后，虽然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与普通公民在政治认同上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其内部却体现出了较大的群体差异，这也提醒我们在今后干部教育和公务员培训中要有所侧重，根据群体差异有的放矢。仅从本文的数据分析中，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性别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有限，男女公务员之间并没有体现出较大的不同。第二，年龄因素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年轻公务员的教育。第三，学历因素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低学历公务员的教育。第四，入党年龄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入党年龄大的公务员的教育。第五，行政级别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级别较低，特别是科级及其以下公务员的教育。
（责任编辑：王宁）
关键词：新常态；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群体差异
中图分类号：D03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3-0061-07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对政治体系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具体表现为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同意、服从和支持。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学界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发展迅速，这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关注的群体两方面的都可以得到了验证。
首先，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从图1中，我们发现，从2002年开始，政治认同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成果增长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年，至今并无减弱的迹象。
其次，政治认同研究的关注群体逐渐拓展。从图2中，我们发现，国内政治认同的研究对象包括农民、城市居民、大学生（中学生）、少数民族、商人等各个群体，涉及我国转型期面临利益调整的各个阶层。显然，这些群体政治认同的研究对全面地了解我国公民关于深化改革的态度是大有裨益的。
我国政治认同的研究发展迅速，其关注的群体也在不断地拓展，但其中却疏忽了公务员这一特殊的群体。截至目前，中国期刊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没有一篇关于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而在本文看来，作为改革事业的实际执行者，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我们研究改革现状和未来动力的重要视角。正如肖唐镖教授所言，从体制内部的资源与基础入手研究政治改革，分析体制内能动的政治主体，即官员队伍的状况，既有助于科学认识和评价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 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肖唐镖：《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体制资源——对地方官员的一项初步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具体而言，该研究视角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首先，公务员群体对于政治体制的认同程度直接反映了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际效果。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虽然不是什么“黑箱”，但不容否定的是，在专业界限日益分明的今天，科学地评价一个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对于大多数的普通公民来说，政治系统实际的运行过程并不是关心的重点，他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评价标准更多地来自于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的一致性，即其对于政治系统的需求（希望）与实际运行结果的相符程度。但对于公务员群体而言，作为政治系统运行的 “亲历者”，他们更关注政治系统的实际运行过程，也更了解其中的优劣所在。所以，对于客观评价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而言，新时期公务员的政治认同研究具有其他群体研究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其次，公务员群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实际效果。随着各项改革事业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就愈发显得重要， 其中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自然也不可或缺。如果说普通公民对一个政治系统的政治认同意味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意味着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话，那么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就意味着政治系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意味着政府的高效和廉洁。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研究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必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深化改革可能获得的支持以及可能面临的阻碍。
一、研究方案的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次调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务员的群体特征，根据观测变量提取了影响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并构建政治认同评估体系。与以往国内研究的评估体系不同，本文的评估体系新加入了一些新的影响因子：首先，加入了自我认同的评估因子。以往国内政治认同的评估体系研究主要分析国家、政党、公共政策、干部作风等影响因子对于政治认同度的影响，如蒋荣等将政治认同分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两个层次，并据此提取潜在因子建立分析模型。蒋荣、戴均：《政治认同结构的实证研究——基于结构方程建模法（SEM）的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提取的影响因子相对较少，容易厘清其中各因子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但缺陷就在于仅仅将影响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局限于国家政党等客体，容易忽视了个体自身因素对于政治认同的影响。所以本次调查在设计政治认同评估体系时添加了个体自我认同的潜在因子，这样的做法虽然增加了潜在因子的数量和分析的复杂程度，但也提高评估体系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其次，加入了一些公务群体特有的影响因子。公务员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政治认同的潜在因子中必然有一些是其他群体研究中所不具备或不必要的，本次调查主要提取了民众政治行为评价和公务员队伍评价两个影响因子。
而在分析公务员政治认同群体差异的时候，本次调查根据国内外研究的既有框架，并参考了公务群体的特征，主要选择性别、年龄、入党年龄、学历以及行政级别作为研究变量，分析了公务员内部存在的群体差异。此外，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Z省六个地级市，其中既有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内陆相对落后地区。本次研究共涉及调查对象606人，其中男性463人，女性143人。本次研究的调查样本分布合理、调查方法属于随机抽样，舍弃包含缺失值的问卷，最终获得606个样本数据。
二、新时期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现状及其评估体系分析
（一）政治认同的描述性统计
1.自我认同：三级量表（C01-C02、C04）
本次调查根据人际信任的高低、工作满意、生活认同的高低程度分别进行赋值，具体为：人际信任度（1-很不信任 2-不太信任 3-一般 4-比较信任 5-很信任）、工作满意度（1-很不满意 2-不太满意 3-一般 4-比较满意 5-很满意）、生活认同感（1-很弱 2-比较弱 3-一般 4-比较强 5-很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关系中，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度最高（4.03），其次为下属，对组织信任度最低。在工作环境中，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对薪水报酬的满意度最低。在生活认同感方面，职业认同感最强，组织归属感和个人幸福感都比较低。
2.集体认同（五级量表：C03、C05-C08）
本次调查对评价、前景信心和认同程度的高低分别进行赋值，具体为： 1-很不认同，2-不太认同，3-一般认同，4-比较认同，5-很认同。
本次调查如表2所示，首先考察了公务员群体对民众政治行为的感知，本次调查的样本公务员群体认为民众的权利义务意识是最强的，但是其对民众政治素养的认同比较低。
其次，调查了公务员群体对改革效果的感知，本次调查的样本公务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最明显，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不太显著。
第三，考察公务员群体对现有体制的感知，本次调查的公务员样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最认同的，该样本群体对体制的认同感依次排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府威信”、“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威信高”、“干部任用风气好”、“组织制度非常公平”、“国内民主现状好”、“现有考核制度非常合理”。
第四，考察公务员对自身队伍的评价，样本对该队伍“与时俱进”给的评价最高，对“社会形象好”给出的评价最低。
第五，考察公务员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样本对“经济建设”信心最强，对“政治建设”信心最弱。
（二）政治认同的影响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对样本公务员群体的政治认同作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不断的调整拟合，确定公务员群体政治认同的相关影响因素（详见表3）。经过因子分析，公务员的政治认同主要受以下两个因子影响，分别为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模型解释力为64.896%，模型巴特球形检验KMO值为0.877，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次观测变量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中自我认同因子包含：人际信任度、工作满意度、生活认同度。在这三个观测变量中工作满意度的标准差最大，为0.658，即说明当前公务员群体在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上，个体感知差异较大。同时对整体自我认同因子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也是工作满意度，因子荷载为0.759。
集体认同因子包含：民众政治行为评价、改革效果评价、政治体制认同度、公务员队伍评价、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在这五个观测变量中政治体制认同的标准差最大，为0.688，即说明政治体制认同的公务员个体差异较大。对集体认同因子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政治体制认同度，其因子荷载为0.865。
因此，公务员群体在政治认同中最看重的为工作满意度与政治体制认同度。
（三）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层次分析法
根据影响因子分析分别确定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两个影响因素，并进一步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上述两个变量的计算公式。
本次调查根据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分别请政治学研究专家一名，处级以上公务员一名，以及Z省党校组织人事处公务员管理人员一名。根据他们多年从业经验，他们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对目标层（政治认同），准则层（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以及方案层进行比较附值。最后通过系统分析人员反复调试，通过系统的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组合权重如表4。计算政治认同的公式：A1 = ∑ki * Ci （i=01，02，03，04，05，06，07，08）
其中Ci是各备选方案层的评价值，ki是Ci的组合权重。专家赋值认为其中人际信任度与民众政治行为评价应该赋予最大的权重。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发现，根据公式，某公务员张三的政治自信=0.5023×4（人际信任度比较信任）+0.1632×3（工作满意度一般）+0.1401×3（生活认同感一般）+0.0809×2（民众政治行为评价不高）+0.0339×4（改革效果评价比较好）+00204×4（政治认同度比较高）+0.0427×3（公务员队伍评价一般）+0.0165×4（发展前景信心比较乐观）=2.9101.这样其政治认同的水平可以直接与李四或王五比较。
三、公务员政治认同的群体差异检验
（一）不同性别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详见表5）
（二）不同年龄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0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年龄段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年龄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7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年龄有一定的正相关，即年龄越大，政治认同越强。其相关系数为0.178。
（三）不同学历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3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11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入党年龄有一定的负相关，即入党年龄越大，政治认同越弱。其相关系数为负的0.148。
（五）不同行政级别群体政治认同差异检验
经过方差分析，整体检验显著性P=0.000<0.05，故拒绝原假设，表示在95%置信水平下行政级别不同的公务员，它们的政治认同不同，显示了行政级别的不同会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一步做事后的多重平均数比较检验，采用Scheffe（薛费法）法检验： 在补充进行的相关分析即表13中可以看出，P=0.000<0.05，表明政治认同与行政级别有一定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22，显然比前面几大变量的相关性更强，即行政级别越高，政治认同越强。
四、结论
通过公务员政治认同评估体系的建立及群体差异的量化分析，本文发现，新时期我国公务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改革开放都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结合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有以下三点主要结论：
首先，我国公务员对现有政治体制和改革开放都持一种较为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其群体特征并没有达到固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程度。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我国的公务员群体已经固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可能会损害到自身利益的改革，他们与普通公民持有不同态度。但从本文的量化分析来看，这种观点似乎缺乏依据，具体而言，可从两方面的数据加以说明：第一，公务员群体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与普通公民的评价相当一致，其中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群体特点。例如，在中国社科院最近一次所做的调查研究中，普通公民对于各项建设事业的满意程度排名中，满意度最高的是经济建设，第二名是党的建设，第三、四名别是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最后一名则是政治建设。参见房宁主编：《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7页。这样的结果与表2中公务员群体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非常一致。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公务员的群体特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各项改革事业的评价，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并无大的区别。第二，公务员群体对于自身队伍的评估持有一种较为开放和客观的态度。例如，当前社会反映比较大的公务员道德水准、廉洁自律、社会形象和办事效率等几方面，在公务员队伍评价的统计中分值也都普遍偏低，这说明新时期公务员群体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客观和清醒的。
其次，虽然公务员群体政治认同总体状况良好，但不同指标之间差距较大，这在表2各项统计数据的对比中体现的十分明显。具体而言，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建设前景分值偏低，其政治认同度和信心指数与其他改革事业差距较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指数明显低于理论认同和道路认同，说明制度建设是影响新时期公务员政治认同的主要问题。第三，在政治制度认同上，顶层制度的分值明显高于具体制度，说明具体制度是影响新时期公务员政治制度认同的主要因素。第四，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威信较高，而地方政府的威信与前二者相比差距明显，说明新时期影响党和政府威望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行为。
最后，虽然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与普通公民在政治认同上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其内部却体现出了较大的群体差异，这也提醒我们在今后干部教育和公务员培训中要有所侧重，根据群体差异有的放矢。仅从本文的数据分析中，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性别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有限，男女公务员之间并没有体现出较大的不同。第二，年龄因素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年轻公务员的教育。第三，学历因素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低学历公务员的教育。第四，入党年龄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入党年龄大的公务员的教育。第五，行政级别对政治认同影响较大，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这提醒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级别较低，特别是科级及其以下公务员的教育。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