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休墓壁画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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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休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庄村,2014年发掘。据墓志文献记载,墓主韩休(672—740),系京兆长安人,宰相,为官清廉正直,文采颇丰,擅长音乐,其夫人柳氏卒后,与韩休合葬于少陵原。该墓最精彩的是两幅壁画,东壁一幅用红框框出来的山水图,高2.2、宽2米,画的是环山中的一处亭台楼阁,是首次发现唐代的大幅独屏山水画(图1),将山水画的成熟期提前至唐代。西壁绘有精彩的乐舞图(图2),与棺床正对,说明画中人物场景与墓主属于同一世界,中间绘有芭蕉树。这两幅壁畫技法娴熟,水平十分高超,保存清晰完整,题材罕见。
  ●   山水画、乐舞图属于典型的文人画写意画风格
  首先确定,韩休墓山水图、乐舞图是文人写意画,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人画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宗教、诗文、书法等多种文化形态所滋育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可称得上是东方艺术的综合交响乐章,就其所达到的艺术深度而言,它是诸种中国文化所垒成的高塔,极其丰厚艰深,因而不易为一般观赏者所理解,以至近代遭到被抑制、冷落的命运,它是中国最独特的、最富有魅力的民族绘画。
  韩休、王维都是文人,都喜欢作诗,都喜欢音乐、舞蹈,也都喜欢山水,喜欢游山玩水,也有很多交际,很多爱好是共同的,为人正直,刚正不阿。
  文人画的视点是流动的,往往通过一个画眼而得“气韵”使之活跃,将万物串联一气,万物流动,自在活泼,从而顾盼生辉、欲散还连、和谐共生,形成一种“流动性”,物象是动态的视觉,还可谓神与物游。重表现而非再现,是“印象”与表现的结合,体现了对描绘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因此,在造型上“不求形似”洗练概括,单纯简古,用笔天趣、自然、古淡,看似疏淡的线条表现,实则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哲学关系表达,用墨高枯,淡雅素洁,皴法自在率真,用色古雅平淡,具有浓厚的黑白两色的象征意味。石绿渲染的青绿山水,往往是淡墨枯笔,寥寥数笔而尽得神韵、气象万千,体现了对描述物象高度的集中、概括和提炼。它是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陈衡恪解释说:“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说明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有所区别,独树一帜。韩休墓山水图都能看出这些。
  恰恰是意境“出于象外”。比如,韩休墓山水图中水从低向高处流、亭的比例问题、山的向内倾斜、乐舞图的芭蕉等,这些让我坚定此两幅为王维画的辅助依据之一,他开创了中国“文人画”先河。王维虽然师法吴道子,“其画山水数石,踪似吴生”,绝不亦步亦趋,唯师独钟,而是师法自然,以致“风致特出”。后世公认他在中国山水画有两个主要创建:一是“皴染法”,二是“泼墨法”。这就极大地继承、丰富和拓展了传统中国画的技法,首开写实向写意文人化方向转变。
  大诗人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其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性喜山水,诗多以山水田园为内容,状物传神,精深入微。王维“不衣文采”的创作思想,对后世文人画影响极大,晚年隐居辋川,过着隐逸生活,谈禅说佛。其兼通音乐,工书法,精绘画,擅画平远景,常以“破墨”写山水松石。曾绘《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笔力雄浑,被董其昌推为山水画南宗之祖。
  文人画出现于唐代,文人画的标志即在于有一种超越凡俗、遗世独立的精神,其画家被人谓之为“痴”。唐代张彦远把文人画限制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之间。董其昌提出“文人画”觉于《画禅室随笔画诀》中,“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即王维)”始。
  陈衡恪在《文人画之价值》中,提出文人画的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可见文人画与一般绘画的不同点,即在于它不只是需要绘画技巧,而且需要动用文人画家在古典文学、诗词、题跋、书法等许多方面的学问、才智和技能,需要集合全部智能于一体,从而创作出超形传神、意趣盎然的画幅。
  文人画不以直接说教的方法进行创作,而是以一种变形、夸张、雅谑的笔调、调侃的意趣,直抒通脱之气。使某些哲理禅眼从深层透入内涵,从而具有一种异于流俗的深沉含蓄的特点。这种风致格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为中国艺术所独有。唐代以肥为美,其实就是一种写意,就是写大唐之意,中国写意艺术在世界上是一个最高峰,是世界艺术的极致和峰巅。
  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记有:“人有画奏乐图,(王)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太平广记》卷二一四引《卢氏杂说》,记有相似的故事:“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辅,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这类故事的前提是,被观者辩读时“一无差谬”的绘画,在绘制时必须也是“一无差谬”。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王维《黄梅出山图》原文:“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阅读二人传记,再看王维所画,可以想见二人的真实形象。
  王维的一生,都伴随着诗、书画和音乐。他从小学画,画境深长悠远,绝迹天机。宋代苏东坡奉王维为文人画之祖,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所提的这一标准十分重要,这就规定了文人画的综合性,形成诗书画一体的格局。人们逐渐抛弃了追踪形似、模拟自然的画匠习气,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儒道佛等中国古代哲理的意蕴,可见文人画由于其内涵深奥而较难理解。王维由于生活于六朝佛儒交替之世,因而多有超世绝俗之思想,为发挥其自由的文人情致,则往往在绘画中表现出寄情于髙旷、荒率之境的描绘,以及意出尘外的构想。
  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抒发“性灵”或“个人抱负”,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唐代王维,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黄公望、王蒙、马远、夏圭,明代文徵明、唐寅,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等都是文人画的杰出代表。   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王维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寻味,尤其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
  文人画在艺术语言的内涵上,远离了宫廷绘画的审美。其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有着显著区别,独树一帜。千年以来,文人画家置身世俗政治的森严壁垒,借寓梅兰竹菊和山水,以艺术品位和人生意境的高度,以自由、野逸與疏放的移情,抵挡官场黑暗与异族压迫带来的心灵压抑,以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丰满了中华文化的羽翼,所以,文人画一直以来都是画家抒发胸怀、言明心态的艺术载体。
  专家一致认为山水图、乐舞图根据绘画笔法色彩应该是同一画家,我也完全同意专家看法。如果是这样,同时能画山水画也能画人物画,唐代韩休墓这两幅壁画就除了王维,恐怕再无其他人了,而这也是我鉴定的辅助依据之一。
  王维的艺术才华是全方位的,而且也都是最高层次的,随便一项都是大师级别,哪怕是音乐。他出身音乐世家,第一份工作就是太乐丞,善弹古琴、琵琶。可见创作乐舞图就不奇怪了。
  王维有一幅画《雪中芭蕉》,是中国绘画史上争论极多的一幅画,他在大雪里画了一株绿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芭蕉又是南方热带的植物,一个芭蕉如何在大雪里不死?像《渔洋诗话》说他“只取远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引用张彦远的话说他“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说,“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其实这里描写的就是韩休墓中出现的红蕉(图3),这里王维凭超人的想象力作为寓意,他的绘画不能光以写实写景观之,里边不可避免地有抒情和寄意。
  他自己说过“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新唐书》的王维本传说他“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独到,学者所不及也”。我认为,一位“意在笔先”天机独到的画家,在画里将芭蕉种在大雪之中,并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天才的纤运。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艺术。恰恰是那株芭蕉使我们想起了王维,他纵是在无边的大雪里,也有动人的翠绿之姿,能经霜雪而不凋谢。这种超拔于时空的创作,绝不是地理的求证所能索解的。也许我们不能在关外苦寒之地,真正见到芭蕉开花,但是伟大的心灵往往能突破樊笼,这正是寄意,正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寒冰有什么可畏的呢?应该这样理解。王维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芭蕉易坏,表达了不朽的思想。
  “山水”两个字不是简单的风景概念,它包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含义和象征。比如山是阳,水是阴,象征阴阳互补;山是刚,水是柔,体现了刚柔相济;还有山是实,水是虚,又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叙事相生的概念。以墨为主,强调形韵神合,讲究形神统一、虚实结合,层次、明暗、远近、高低,体、面和线条的变化、神韵,一种整体的美感,给观赏者一种见山生志、见水生情的独特感受,为的是再造一片精神天地,是画家性情的呈现,将一切喧器与杂念隔绝于山水之外,是高于生活的自然美化。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中国历代文人雅士皆喜山乐水,崇尚自然,寄情于山水之间。中华民族是一个写意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不只是物质的,是物质和精神并存的。艺术的核心是表情达意。文人画被称“怪”原因有二:其一,他们摒弃了当时所谓正统画派的创作风格;其二这些画家追求思想解放,并以画笔为利剑赤裸裸地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不公现象,这些行为在正统画家眼中均是不可接受的“异端”做法,其实正是画家对文人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己内心的映射,展现了文人画家趣味浓厚的特点,是对传统文人画边界的拓展和创新。
  “意”就是一种想法,在绘画中是通过“象”表达,中华民族是一个写意的民族,写意是一种功夫,唐代以肥为美,实际就是一种大写意,它是世界艺术的极致和疯癫。从幻境入门是理解中国画内在秘密的关键,正因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它幻而不真,是追寻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不断变化过程中的环节。生命如幻,人生一沤。这样的幻境带有大彻大悟的人生感,就是在虚幻的形式中,追求生命的霞光。
  ●   从王维经历及绘画题材深刻理解山水图乐舞图作者
  开元十七年(729),王维从淇上归长安,不久就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凡是王公贵族的家宴和酒局,都会给他送一份烫金请柬。大家实在太喜欢王维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晓陆说,熟悉秦岭的人,会注意到山水图位于墓室北壁,很像翠华山、南五台、嘉午台、仙游寺等处关中平原、渭河方向的近峪口处,坐南向北,方向一致。这一带恰恰是隋唐时期园林别墅密集处。这个画面清新自然,来龙去脉,开合清楚,顺情合理,节奏分明,卷云出岫,春水涌动,翠竹摇曳,黄花(可能是杜仲类)灿然。显然,原本的作者是熟悉终南山风光的写生高手,季节也合与墓主人去世的暮春时节。这座园林,背靠如图,两山回护,碧水潺潺,远方小山如珠如案,是一处龙、砂、水、穴俱佳的上好风水格局,这与韩休的身份地位、情趣兴致都十分般配。隋唐时代皇室与官僚贵族,在秦岭北麓,更是广建园林别墅,例如皇家的仙游宫、翠微宫、华清宫等,私家园林亦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要数王维的辋川别墅了。
  王维在文学史上一向以山水诗著称,赠别序与宴会序最有成就。宴会诗序《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王维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春天:“……欢心格于上帝,喜气降为阳春。时则有若太子太师徐国公、左丞相稷山公、右丞相始兴公、少师宜阳公(韩休)、少侏崔公……以诣夫道逍遥谷焉。”题目中“韦氏逍遥谷”,是唐中宗时期韦嗣立的别墅,是京郊著名的风景名胜。这是一次典型的盛世游宴场面。它位于骊山深处,是初唐时期皇亲贵戚游乐佳地,风光宜人,尽情享受美妙的春光之后,便是宴会。王维真切地展现了当年群公性情开张、笙歌宴舞、欢乐无际的场面,字里行间洋溢着盛世祥和的欢乐气氛。   从这里可见王维与韩休交往至深。
  ●   韩休墓山水图乐舞图中芭蕉及丛竹意象中看王维绘画
  王维最擅画人物、山水、丛竹。韩休墓山水图、乐舞图两幅画中,都画有大量丛竹,这也是我判定两幅画为王维画的辅助依据之一。他是最早画竹画雪的画家。大概受禅宗“青青翠竹,总是法身、南朝文士‘不可一日无竹’”,和爱妻葬于竹乡淇上的共同影响,王维知竹、惜竹、爱竹,更爱画竹。苏东坡曾在开元寺看到过王维画的竹画并题诗《观王维吴道子画》。由于强大的影响力,自王维始,竹画成为相对独立的绘画题材,至今成为很多画家的挚爱,因而可以说王维引领了一种可以穿越千载的经久的绘画时尚。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两方北宋时期的摹刻《王维画竹》石刻。我至今还清楚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小时候,曾听已故文博考古专家何正璜给贵宾讲解,说这方石刻是以后鉴定王维绘画的依据。我又多次对该石刻进行考察,该石刻线条清晰,其中跋文更是详细介绍了此画的流传及摹刻过程,为后代了解王维的绘画技艺,尤其是为画竹的技法提供了重要线索。《王维画竹》石刻,原是王维画于凤翔开元寺东塔院墙上,游师雄于熙宁年间到凤翔看到,考虑到日久天长画迹浸灭,便在元祐六年(1091)模本勒石立于寺中,后移于西安碑林中保存至今。对中国古代画竹的源流及传承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邓椿《画继》卷八,其中记载有王维的《雪竹图》,竹画是后世文人画的一个重要题材,在宋以后尤为风盛,对于了解竹画传承有一定参考价值。尤其山水图的三丛竹、二丛竹,在韩休墓这两幅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模一样。
  古代书画落款问题。其实宋代之前,古代画家大多不署名,而宋代绘画中有的也只有穷款、隐款,山水、人物、花鸟各画科都存在这一现象,而且宋代以前的画家,基本上没有加盖印章的习惯。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第一隐居修行场所,相传陶渊明、姜子牙、王维等历史名人都曾在此下榻。古时是文人权贵的避暑之处,“世外桃源”,留下了王维很多足迹。西安周边的寺院也都留有王维大量的足迹,如大雁塔、香积寺等。可见佛道对王维影响有多深。
  周晓陆教授认为画家熟悉终南山,我非常赞同,我更认为其实山水图很明显是画的秦岭终南山,毫无疑问此画出自王维。
  ●   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王维山水诗和山水画二者关系而来,很具体提出在欣赏王维山水画时的审美态度。一生创作两千余首,留存后世诗篇四百余首,自然山水和田园隐居诗,达到诗歌史上无人逾越的高峰。王维是唐诗巨擘,中国人一直以来都认为他是山水诗画结合的鼻祖。虽然真迹难寻,但他的诗仍在。他的画几乎在诗中找到应景。他把诗画很好地结合,难怪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的诗也是我鉴定唐韩休墓山水图、乐舞图为王维所画的主要依据之一。他的山水诗意境悠远、风格鲜明,描绘自然风景的高度成就,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对陶渊明诗清新自然有所吸收,成为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是音、诗、画、禅四者的统一。
  何时何地读之都能体会它的美妙境地。
  《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绝美的描绘,最喜欢的就是“空山”。《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也是如此。又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同样写的是空山,同样塑造了空山不见人的极致境界。“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这首脍炙人口、唯美的诗作,写出最唯美的田园风情,写出了对生活的深情厚谊及对人生最深刻的感悟,将对大自然的深切描写体现得淋漓尽致。隐居是历代文人的理想生活。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境,成为流芳百世的千古名篇诗。《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你完全感受不到孤独,只感受到王维那风流的潇洒气度。《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处,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是王维隐居终南山时的诗,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维很享受一个人独自的生活,而且,他将孤独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风流潇洒。他的诗以景喻禅,流动空灵,是公认的“诗佛”。只有王维,才是一个真正热爱孤独的人;只有王维,才是一个能将寂寞孤独的生活过得风流潇洒的人。
  ●   以禅入画
  唐代文人以禅入诗、以禅入画,始于王维,他将禅意与诗情融合在其空灵清寂的山水画中,开拓出诗境,禅境与画境高度统一的美学境界,充分体现了空淡清幽的艺术风格,王维在山水画上的高深造诣在中国画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他是最早以佛理禅趣入诗入画的文人,他将禅的空与静巧妙地融入艺术作品中,着墨不多,但意境深远,被赞誉为“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观其作品体现最为显著的是一个“境”字,是造禅境诗情于画境的超绝者,他借取禅宗力求心地静寂,去除尘欲,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追求的是清静淡泊、超然物外的人生理想。王维在《山水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在他眼中水墨画的简朴,体现着老庄哲学“道”的自然之性,道法自然的特性。把对禅的领悟引入山水画的创作,他用水墨的浓淡渲染,采用“破墨”新技法。这一技法,打破之前的青绿重彩和线条勾勒的束缚,从而使山水画的艺术风格发生质的变化。追求笔墨形式本身的感人力量和作品的天然志趣,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相融两忘的境界。他的作品喜欢留有空白,讲究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供自己驰骋于山水之间,也为欣赏者创造广袤的意象,他不但是文人画之祖,而且是禅画的滥觞,他影响了像石涛、八大山人、石恪等一批禅画大师,终日沉浸于白云、青林等大自然的境界之中,在画中也多数选择自然中最能表现宁静清旷的景物为素材,如幽谷、冷泉、明月、远山、古寺、亭等营造寂静自得的意境,有中之无,无中之有,空白与水墨虚实相生。王维“诗名冠代”“画绝天机”,在山水、人物绘画方面成就非凡。朱光潜在《山水诗与自然美》中说过:“山水诗和山水画是密切结合的,山水诗人大半同时是山水画家。”钱锺书说:“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让人感受无穷的意外之志、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壁画作品,而且成就极高。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是寺观壁画,一类是私人宅第壁画。如凤翔开元寺壁画、蓝天清源寺壁画、长安千福寺壁画、长安慈恩寺东院(大雁塔)、石瓮寺壁画(华清宫北门);私人宅第壁画有:故庚右丞斋画壁(朱雀门第三街)、崔圆斋画壁、李林莆斋画壁等,主要以人物画、山水画、竹画为主。盛唐时期,歌舞乐娱乐形式在上层非常流行。仕女的造型面庞丰腴身躯趋向肥硕,是优裕生活的表现。植物配置很有特色,象征意义明确,如芭蕉、柳树、翠竹,方园代表天圓地方,显得豪华,再现韩休日常生活场景,更是丝路交流的历史见证。
  通过以上研究,毋容置疑,韩休墓乐舞图出自王维之手。文人画而言,究其源头,诗人画家王维当属第一。高倡水墨为上,诗书画结合,创立了破墨技法,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画。韩休墓壁画是对美术史最珍贵的补充,由于它有具体的年代,也是鉴定传世唐画的准确标尺,王维对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把诗书画提升到人类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反思,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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