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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分析理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理论和批评方法影响了一大批作家，鲁迅就是最早介绍并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的现代作家，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潜意识、性欲本能等精神因子。文章从精神心理学角度剖析其作品中人物阿Q的心理状态，除史学角度外，把阿Q作为一个原始意义上的人进行精神本源解剖，希望从中发现其独立的本体色彩，以延宕其在文学史上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 性本能 性欲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国民劣根性
一、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小说创作
苏联学者谢曼诺夫曾说：“鲁迅小说之吸引读者，是依靠朴素自然、匠心设计的结构、精选的典型细节和深刻的心理描绘。”[1]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迅小说中深刻的描写技巧之一——心理描绘，关于这一点，鲁迅颇受西方思潮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涌入中国大地，对于一直奉行“拿来主义”的鲁迅来说，这一思潮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实，早在日本仙台学习医学时，鲁迅就接触到了这一学说，并且在其小说创作中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他曾说自己“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3]。《补天》是鲁迅将原始人类的性欲本能和创造欲望注入文本中来激发人类摆脱外界束缚的性压抑，而性压抑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产物。刘毓庆认为女娲乃女生殖器的生命化、人格化。在《补天》中我们从文章来头“女娲从梦中醒来，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中看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因子，弗洛伊德认为“焦急神经病的最常见的原因为未经发泄的冲动。基力的冲动已被唤起，但无从满足或实践；这种基力既失其用，于是焦急乃代之而起。我且认为这未经满足的基力尽可直接化为焦急”[4]。结合刘毓庆的考释和鲁迅对女娲压抑得不到释放的描述，我们可以将这种“焦急神经病”阐释为“性压抑”。
弗洛伊德称性本能可以用“力比多”这个专业术语代替，因此，女娲此时力比多流动的河床受到了阻塞，性本能受到了压抑。正如鲁迅所认为，欲望的洪水被压抑的闸门堵住了泄口而不得释放，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间苦”。女娲的“人间苦”迫使她转移主体正常的性目的状态并使她找寻一种替代物——造人，在艺术的创造中她找到了发泄的洪口，她感到“未曾有的永往和愉快”，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的转移和升华，即将情感转移到他物，女娲的这种行为是包蕴着鲁迅伟大的赞美和鼓励的。向来最为人诟道的性本能，鲁迅却毫不避讳地指出它的合理性，除了《补天》，《肥皂》、《高老夫子》等作品均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分析学的吸收借鉴。
1924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鲁迅手中结束了它的语言转换使命，在文中二人都认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5]。鲁迅的大多数作品确实浸濡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分子，然而对于弗洛伊德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是颇不满的，他开始对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泛性论”进行质疑。在1933年进一步批判其性欲理论：“婴儿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吗？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6]这与荣格所主张的婴儿营养说是有不谋而合之处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俯拾皆是的外来思想并不是不辨黑白、一味拿来的，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中不合理成分的质疑和勇于批判是对当时中国所谓不撄主义的一种反拨，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进行实地实情的扬弃，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泰纳认为：“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7]鲁迅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精神气候下创作的。
二、阿Q的性本能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评判标准就是他创造出的为他人所没有创作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不朽的贡献。鲁迅为我们创造的不朽的贡献之一便是让阿Q跻身世界人物画廊。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论道：“英国侵略使旧中国开始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腐败一样。”[8]外界的入侵造成一个国家的长久禁锢被打破，鲁迅的一支笔正像革命的爆破力一般，冲击出阿Q这个“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的灵魂。
《阿Q正传》这个名称便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要知道阿Q是一个无名又无姓，无田又无钱的流浪雇农，威廉·莱尔说：“他（鲁迅）的讽刺经常指向‘名’与‘实’之间的割裂。名，是传统的社会公认的理想的美妙名称；实，是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9]现实确实是这样，阿Q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他人的嘲笑和欺压，靠给别人做一些零活维持温饱。基本的生计是解决了，但社会地位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同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10]。就因为阿Q自称姓赵，结果被赵太爷打了一巴掌，对于这样一个卑贱的人，生活尚不能自足，何谈娶妻生子，但阿Q毕竟是一个有欲望、有活力的人，是一个对女人也有想法的男人。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说道：“这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着想之极为奇拔的地方，对于变态心理、性欲学等的研究，却实在开拓了一个境界。”[11]不可否认，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确实是一种奇崛的发现，其理论认为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是追求性欲和攻击欲望的满足。阿Q在社会上处于安弱守雌的地位，可他毕竟是一个已到而立之年的男人，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性欲压抑之苦，阿Q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性本能的呢？是在被假洋鬼子打了棒子后遇到小尼姑开始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女人，女人！……”。阿Q这种滑腻的对于女性的欲望开始萌发了，这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概括则是“初始性目的的固着”。阿Q对于女人是有着本能冲动反应的，只是由于羞耻、道德等这些力量的压抑（弗洛伊德把它稱之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性本能被外界压制的历史沉淀物），然而当环境一给出信号，它们就及时冒出来。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但封建伦理道德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且用这伦理教条禁锢形形色色男女，正是儒家的这种对人欲的严防死守，压抑住了人的原始欲求。在阿Q向吴妈“告白”之前，他只能暂时将自己的性目的转移到小尼姑身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性目的的转移之前是有一个渐变过程的，而这个渐变过程是通过“抚摸”和“观看”实现的。 五六年前，阿Q偷偷摸过女人的大腿，现在他又开始摸尼姑滑腻的光头了。“他扭住伊的面颊。……再用力地一拧，才放手”。阿Q在抚摸之后有些飘飘然，对小尼姑的抚摸（这抚摸过于粗暴）给他带来愉悦感，还让他产生源源不断的兴奋。另一步是观看，弗洛伊德认为观看是一种衍生自抚摸的行为，在这里，“观看”蒙上了性的色彩，他（阿Q）留心注意那些想“勾引”男人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对他施以青睐，阿Q是想行使本能的，然而“男女之大防”根深蒂固的藩篱并没有松懈，只能通过观看这类行为缓解自己的欲望。阿Q想吸引别人的关注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阿Q朝小尼姑吐唾沫、扭尼姑脸、朝男女掷小石子这类近似暴力的举动说明他的性本能已经压抑到变态的施虐的程度，为什么阿Q性本能的实施会以残暴的行为出现，而不是温柔以待呢？对于性本能和残暴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这样认为：“根据一些权威观点，性本能的攻击成分实质上是同类相残这种欲望的残留物。”[12]这正应了鲁迅的判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13]
三、阿Q的爱情心理
性欲已经压抑至变态程度的阿Q，表现出癔症患者的二重人格，一方面是对性的极端厌恶，另一方面是对性的极端渴望。其实“厌恶”正是“渴望”而不得的情绪极端异化的衍生物。阿Q在礼教规范的压制下强烈地排斥着性本能，以致到了性成熟阶段还对性一无所知。在小尼姑骂出那句“断子绝孙的阿Q”后，阿Q意识到自己承担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使命，他需要寻找能繁衍后代的工具（他根本不懂得爱，他所有的只是观念本能、性本能），这时他向吴妈“告白”的那句“我和你困覺，我和你困觉”便是极端夸张的原始本能压倒礼教的藩篱而肆虐发泄的产物。癔症发作的本能冲动将阿Q的夸张性欲表露无遗，这又与社会的贞操观念格格不入，也就造成他恋爱的悲剧。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析阿Q为什么要选择吴妈作为他的性对象，很明显这是他的性本能冲动在作祟，然而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的分析中可窥见其“告白”心理形成的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选择对象有两条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当事人绝不应该将一个自由的女人选为恋爱对象——只有这种女人被另一个男人宣布拥有权之后，当事人才会对她产生兴趣。在吴妈向阿Q闲谈赵家家事时，阿Q想到“女人……吴妈……这小孤孀……”。似乎是一想到吴妈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阿Q就下意识地迸出那句“我和你困觉”；第二个先决条件被弗洛伊德称为“非妓不爱”，大意是如果某个女性纯洁善良、品行端正，没有过性经历，那她对当事人不会产生任何吸引力，但是只要某个女性在性方面或多或少声名狼藉，她的忠诚度和可信度惹人怀疑，她就能赢得青睐。那么吴妈真的符合这些条件吗？《阿Q正传》中提到吴妈坐在长凳上和阿Q谈闲天时说的都是赵府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事，“老爷要买一个小的……”“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我们的少奶奶……”，封建社会中下人是要三缄其口的。由此可以看出吴妈是一个爱嚼舌头的长舌妇，当陷入疯狂想女人状态中的阿Q对吴妈说要和她困觉时，吴妈的反应是先是“啊呀”一声，然后愣了一息，到这阿Q并没有过分的举动，吴妈完全可以给阿Q一巴掌或者骂他几句，可是这个自以为清白，自以为忠贞的吴妈却又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把这件事闹大了，故意要证明自己有多正经似的，正像阿Q后来所说的那样，吴妈是假正经，阿Q选择吴妈为性对象，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更何况有见缝插针，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邹七嫂的那句“谁不知道你正经”更让我们怀疑吴妈是否真正经，但是她虚伪是的的确确的，阿Q死前她不是也分得了一杯羹吗？总结下来，男人特别是性饥渴的男人选择恋爱对象的先决条件，吴妈是符合的，既然如此，吴妈的虚伪就表现在她完全可以拒绝阿Q，却顶着圣女的帽子将阿Q往死亡深渊又推进了一步。阿Q的“恋爱”是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它必然是失败的，带着封建镣铐跳舞的阿Q的原始本能至死也没有得到满足。
鲁迅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14]。鲁迅大概是欣赏这种做法的，因此他用精神分析法将阿Q灵魂放大看，一幕幕民族的血泪史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国民精神、生理的变态，心灵受封建罗网折磨，似乎已成了民族具有普遍阉割性的缩影，这种缩影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阿Q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价值在鲁迅小说乃至文学史上的美学意义，即对于自身的解放，生理和心理。
参考文献：
[1]B.H.谢曼诺夫.鲁迅及其先驱者[M].莫斯科：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97.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3.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4][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0.
[5]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
[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3.
[7]泰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5.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9]威廉.莱尔.国外鲁迅研究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62.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3.
[11]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0.
[12][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和爱情心理学[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30.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14]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5.
关键词： 性本能 性欲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国民劣根性
一、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小说创作
苏联学者谢曼诺夫曾说：“鲁迅小说之吸引读者，是依靠朴素自然、匠心设计的结构、精选的典型细节和深刻的心理描绘。”[1]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迅小说中深刻的描写技巧之一——心理描绘，关于这一点，鲁迅颇受西方思潮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涌入中国大地，对于一直奉行“拿来主义”的鲁迅来说，这一思潮给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实，早在日本仙台学习医学时，鲁迅就接触到了这一学说，并且在其小说创作中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他曾说自己“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3]。《补天》是鲁迅将原始人类的性欲本能和创造欲望注入文本中来激发人类摆脱外界束缚的性压抑，而性压抑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产物。刘毓庆认为女娲乃女生殖器的生命化、人格化。在《补天》中我们从文章来头“女娲从梦中醒来，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中看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因子，弗洛伊德认为“焦急神经病的最常见的原因为未经发泄的冲动。基力的冲动已被唤起，但无从满足或实践；这种基力既失其用，于是焦急乃代之而起。我且认为这未经满足的基力尽可直接化为焦急”[4]。结合刘毓庆的考释和鲁迅对女娲压抑得不到释放的描述，我们可以将这种“焦急神经病”阐释为“性压抑”。
弗洛伊德称性本能可以用“力比多”这个专业术语代替，因此，女娲此时力比多流动的河床受到了阻塞，性本能受到了压抑。正如鲁迅所认为，欲望的洪水被压抑的闸门堵住了泄口而不得释放，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人间苦”。女娲的“人间苦”迫使她转移主体正常的性目的状态并使她找寻一种替代物——造人，在艺术的创造中她找到了发泄的洪口，她感到“未曾有的永往和愉快”，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原欲的转移和升华，即将情感转移到他物，女娲的这种行为是包蕴着鲁迅伟大的赞美和鼓励的。向来最为人诟道的性本能，鲁迅却毫不避讳地指出它的合理性，除了《补天》，《肥皂》、《高老夫子》等作品均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分析学的吸收借鉴。
1924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鲁迅手中结束了它的语言转换使命，在文中二人都认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5]。鲁迅的大多数作品确实浸濡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分子，然而对于弗洛伊德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望”里的偏见是颇不满的，他开始对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泛性论”进行质疑。在1933年进一步批判其性欲理论：“婴儿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他想和异性接吻吗？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6]这与荣格所主张的婴儿营养说是有不谋而合之处的，作为一个民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俯拾皆是的外来思想并不是不辨黑白、一味拿来的，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中不合理成分的质疑和勇于批判是对当时中国所谓不撄主义的一种反拨，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进行实地实情的扬弃，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泰纳认为：“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7]鲁迅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精神气候下创作的。
二、阿Q的性本能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评判标准就是他创造出的为他人所没有创作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不朽的贡献。鲁迅为我们创造的不朽的贡献之一便是让阿Q跻身世界人物画廊。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论道：“英国侵略使旧中国开始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腐败一样。”[8]外界的入侵造成一个国家的长久禁锢被打破，鲁迅的一支笔正像革命的爆破力一般，冲击出阿Q这个“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的灵魂。
《阿Q正传》这个名称便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要知道阿Q是一个无名又无姓，无田又无钱的流浪雇农，威廉·莱尔说：“他（鲁迅）的讽刺经常指向‘名’与‘实’之间的割裂。名，是传统的社会公认的理想的美妙名称；实，是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9]现实确实是这样，阿Q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他人的嘲笑和欺压，靠给别人做一些零活维持温饱。基本的生计是解决了，但社会地位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同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10]。就因为阿Q自称姓赵，结果被赵太爷打了一巴掌，对于这样一个卑贱的人，生活尚不能自足，何谈娶妻生子，但阿Q毕竟是一个有欲望、有活力的人，是一个对女人也有想法的男人。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说道：“这精神分析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着想之极为奇拔的地方，对于变态心理、性欲学等的研究，却实在开拓了一个境界。”[11]不可否认，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确实是一种奇崛的发现，其理论认为人的本质中最重要的是追求性欲和攻击欲望的满足。阿Q在社会上处于安弱守雌的地位，可他毕竟是一个已到而立之年的男人，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受到性欲压抑之苦，阿Q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自己压抑已久的性本能的呢？是在被假洋鬼子打了棒子后遇到小尼姑开始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女人，女人！……”。阿Q这种滑腻的对于女性的欲望开始萌发了，这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概括则是“初始性目的的固着”。阿Q对于女人是有着本能冲动反应的，只是由于羞耻、道德等这些力量的压抑（弗洛伊德把它稱之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性本能被外界压制的历史沉淀物），然而当环境一给出信号，它们就及时冒出来。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但封建伦理道德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且用这伦理教条禁锢形形色色男女，正是儒家的这种对人欲的严防死守，压抑住了人的原始欲求。在阿Q向吴妈“告白”之前，他只能暂时将自己的性目的转移到小尼姑身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性目的的转移之前是有一个渐变过程的，而这个渐变过程是通过“抚摸”和“观看”实现的。 五六年前，阿Q偷偷摸过女人的大腿，现在他又开始摸尼姑滑腻的光头了。“他扭住伊的面颊。……再用力地一拧，才放手”。阿Q在抚摸之后有些飘飘然，对小尼姑的抚摸（这抚摸过于粗暴）给他带来愉悦感，还让他产生源源不断的兴奋。另一步是观看，弗洛伊德认为观看是一种衍生自抚摸的行为，在这里，“观看”蒙上了性的色彩，他（阿Q）留心注意那些想“勾引”男人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对他施以青睐，阿Q是想行使本能的，然而“男女之大防”根深蒂固的藩篱并没有松懈，只能通过观看这类行为缓解自己的欲望。阿Q想吸引别人的关注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阿Q朝小尼姑吐唾沫、扭尼姑脸、朝男女掷小石子这类近似暴力的举动说明他的性本能已经压抑到变态的施虐的程度，为什么阿Q性本能的实施会以残暴的行为出现，而不是温柔以待呢？对于性本能和残暴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这样认为：“根据一些权威观点，性本能的攻击成分实质上是同类相残这种欲望的残留物。”[12]这正应了鲁迅的判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13]
三、阿Q的爱情心理
性欲已经压抑至变态程度的阿Q，表现出癔症患者的二重人格，一方面是对性的极端厌恶，另一方面是对性的极端渴望。其实“厌恶”正是“渴望”而不得的情绪极端异化的衍生物。阿Q在礼教规范的压制下强烈地排斥着性本能，以致到了性成熟阶段还对性一无所知。在小尼姑骂出那句“断子绝孙的阿Q”后，阿Q意识到自己承担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使命，他需要寻找能繁衍后代的工具（他根本不懂得爱，他所有的只是观念本能、性本能），这时他向吴妈“告白”的那句“我和你困覺，我和你困觉”便是极端夸张的原始本能压倒礼教的藩篱而肆虐发泄的产物。癔症发作的本能冲动将阿Q的夸张性欲表露无遗，这又与社会的贞操观念格格不入，也就造成他恋爱的悲剧。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析阿Q为什么要选择吴妈作为他的性对象，很明显这是他的性本能冲动在作祟，然而我们从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的分析中可窥见其“告白”心理形成的机制。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选择对象有两条先决条件，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当事人绝不应该将一个自由的女人选为恋爱对象——只有这种女人被另一个男人宣布拥有权之后，当事人才会对她产生兴趣。在吴妈向阿Q闲谈赵家家事时，阿Q想到“女人……吴妈……这小孤孀……”。似乎是一想到吴妈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阿Q就下意识地迸出那句“我和你困觉”；第二个先决条件被弗洛伊德称为“非妓不爱”，大意是如果某个女性纯洁善良、品行端正，没有过性经历，那她对当事人不会产生任何吸引力，但是只要某个女性在性方面或多或少声名狼藉，她的忠诚度和可信度惹人怀疑，她就能赢得青睐。那么吴妈真的符合这些条件吗？《阿Q正传》中提到吴妈坐在长凳上和阿Q谈闲天时说的都是赵府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事，“老爷要买一个小的……”“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我们的少奶奶……”，封建社会中下人是要三缄其口的。由此可以看出吴妈是一个爱嚼舌头的长舌妇，当陷入疯狂想女人状态中的阿Q对吴妈说要和她困觉时，吴妈的反应是先是“啊呀”一声，然后愣了一息，到这阿Q并没有过分的举动，吴妈完全可以给阿Q一巴掌或者骂他几句，可是这个自以为清白，自以为忠贞的吴妈却又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把这件事闹大了，故意要证明自己有多正经似的，正像阿Q后来所说的那样，吴妈是假正经，阿Q选择吴妈为性对象，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更何况有见缝插针，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邹七嫂的那句“谁不知道你正经”更让我们怀疑吴妈是否真正经，但是她虚伪是的的确确的，阿Q死前她不是也分得了一杯羹吗？总结下来，男人特别是性饥渴的男人选择恋爱对象的先决条件，吴妈是符合的，既然如此，吴妈的虚伪就表现在她完全可以拒绝阿Q，却顶着圣女的帽子将阿Q往死亡深渊又推进了一步。阿Q的“恋爱”是失败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它必然是失败的，带着封建镣铐跳舞的阿Q的原始本能至死也没有得到满足。
鲁迅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14]。鲁迅大概是欣赏这种做法的，因此他用精神分析法将阿Q灵魂放大看，一幕幕民族的血泪史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国民精神、生理的变态，心灵受封建罗网折磨，似乎已成了民族具有普遍阉割性的缩影，这种缩影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阿Q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价值在鲁迅小说乃至文学史上的美学意义，即对于自身的解放，生理和心理。
参考文献：
[1]B.H.谢曼诺夫.鲁迅及其先驱者[M].莫斯科：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97.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3.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7.
[4][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0.
[5]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
[6]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3.
[7]泰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5.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9]威廉.莱尔.国外鲁迅研究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62.
[10]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3.
[11]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0.
[12][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和爱情心理学[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30.
[1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0.
[14]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