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山西官场继续“地震”，统战部部长白云、副省长任润厚同一天被公布接受调查。至此，山西13个人的省委常委班子，已经有5人落马。在肃贪风暴中，“山西系”后发先至，超过“石油系”、“四川系”，成为“塌方”最严重的官场。
　　9月1日，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空降山西，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另有任用。三年前袁纯清到山西，曾描绘山西转型路线图，提出“五年再造山西”。上任三个月即开始整风，查处421名享乐官员。据山西省纪委数据，两年来被免职、问责官员至少2000名。动作不可谓不大，三年之后，山西仍然重磅贪腐频发，自己也黯然去职。
　　山西的问题由来已久，但多大的问题，能使封疆大吏束手？一言以概之，一个“煤”字，跟山西的煤有关。近十余年来，围绕着煤经济，山西的结构转型、企业改制与资源寻租、官商勾结等问题混在一起。如此棘手的问题，如打了死结的绳子，除挥刀斩乱麻，已难寻更有效的解决路径。
　　山西是经济不发达省份，又是资源大省，多年来经济结构单一，主要靠煤炭支撑本省经济，煤炭价格的起落，让山西的经济飘忽不定。上世纪九十年代，煤炭成为夕阳行业，大批国有煤矿倒闭，令山西陷入困境。重压之下，山西的煤矿开始私有化，小煤矿如雨后春笋出现。2005年，山西就有合法煤矿4200多个，而非法煤矿更多。随着煤炭价格飙升，山西的煤成了黑色金子，煤老板和他们依托的官场，一起开始了捞钱的“交谊舞”。曾主政山西的于幼军感慨：“（煤矿）是山西的老顽症，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做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
　　当煤炭成为金子，在缺少权力监督机制的环境下，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权力对煤矿执照的分配，简直成了金钱的直接派发，势必成为肆无忌惮的寻租游戏。每一次煤改，都会造就多个煤炭巨富，这些老板又与官员“勾肩搭背”。而以资源分肥为目的的官商勾结，又成为山西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山西官场，如山西贫瘠的土地，地下满是窟窿。
　　山西的这些年，已不是“失去的十年”那么轻巧，这片被贪官与不义富人劫掠的土地，和栖息在土地上的山西民众，是山西政坛乱局的最大受害者。几只“大老虎”的落马，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喜悦，对掠夺者亡羊补牢的清算，如同迟来的正义，其价值也打了折扣。
　　回首山西政坛悲剧，有太多教训需要反思。首先：过去十年，山西煤炭开发的主体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收归国有，政策反复，行政主导，政府掌控资源，给权力创造了最大的寻租机会。一次次的洗牌，即是一批批的腐败机会。
　　其次：十年以来，山西官场落马官员多矣，但仍“前赴后继”，“赴汤蹈火”，从基层官员到省级高官一网打尽，绝非用人审查不严、用人失误的问题，而是缺少对官员的监督机制。
　　第三：在山西政坛，法院、检察院成了沉默的影子，而他们的“顶头上司”金道铭，一路担任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省煤炭反腐工作的负责人，当他成为腐败官员的保护伞，本应独立执法的法院、检察院成为摆设在意料之中。监督机制的严重不合理，正是导致山西政坛“矿难”的制度因素。
　　山西的每一条教训，实际都归结到了一个问题：要人治还是要法治。这又是老生常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