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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库寿宁说明来意后，中学教师宋传典有点茫然。库寿宁要让宋传典跟随他的妻子做生意，宋传典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过商人的生活。要知道，在20世纪初的山东益都（今青州），中学教师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然而，宋传典是一个教徒，既然“上帝的仆人”要让他那么做，他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和勇气。
宋传典在教会学校从ABC开始学习，受到了当时难得的现代教育。成绩优异的宋传典从教会学校毕业后，立刻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中学教授化学和英文，收入不错。此后，他甚至当上了一个私立小学的校长。稳定、充实的生活使他对上帝和他的仆人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他的生活又要改变了。他不知道自己做生意后日子会变得怎么样。
上帝赐给了一个“馅饼”
丝质花边是高档女装的饰品，在当时的欧洲需求量很大。钩制花边本来是库寿宁的妻子在英国时的业余爱好，她来到山东后发现当地许多妇女都在编制草帽辫，这种与花边制作原理类似的东西使这个英国女人产生了商业灵感：她可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大量生产花边出口到欧洲去。
此时，义和团大闹山东，当地的洋人受到很大的冲击，尽管库寿宁夫妇在当地口碑不错，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年轻伶俐的宋传典更是四下活动、动员乡邻积极支持库寿宁夫妇的生意，再加上他会说英语，亲自到烟台、青岛、济南的洋行与老板直接对话，在宋氏父子的帮助下，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花边庄一直维持了正常的经营。宋氏父子赢得了库寿宁夫妇的彻底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竟然成了宋氏家族历史上的转折点。一战中，英国和德国成了交战对手，由于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库寿宁夫妇接到了国内的撤退命令。库寿宁夫妇登上海轮，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曾经帮助的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后代，此后竟然在山东乃至中国的政坛和商界扮演了重要角色。
库寿宁夫妇走了，他们把花边庄留给了包括宋传典在内的四个学生。四个人很快成立了一家叫“德昌”的新花边庄，继续原来的生意。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也是花边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随着战争的深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花边作为高档女装配饰的奢侈品，需求量越来越小，德昌花边庄的生意遭到致命打击。怎么办？受过西式教育、熟稔欧洲风土人情的宋传典意识到，当时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发网生意有很大发展潜力。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少女用来保护头发，孕妇要把发网垂到眉毛，而寡妇则需要用发网把整个脸遮住。战争制造了无数的寡妇，发网的需求量大增。由于发网只能用手工编织，所以许多欧洲商人愿意在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加工，宋传典立即率领众人调整经营方向，建立了德昌发网庄。开始是进口欧洲的头发原料加工，后来，宋传典率人刻苦攻关，终于掌握了头发着色技术，这样，就可以用更加便宜的中国人的头发做原料。这一技术使发网庄的利润大增，为宋氏家族完成了原始积累。
1898年，宋传典的长子、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宋斐卿出生了。他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受到了父亲的严格管教，中学毕业后，宋斐卿考取刚成立不久的齐鲁大学，后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后赴美攻读商学，为他后来成为工商巨子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红顶商人——当选省议长
1919年，又一次社会变革影响了宋传典的人生轨迹。“五四运动”唤起了民众的民主精神，当时的山东省长沈铭昌为了缓和内外矛盾，便想拉拢工商界人士帮助其稳定政局，他提请北洋政府嘉奖山东一些知名工商界人士——这样既可以给他们精神刺激，也可以乘机搜刮钱财。当然，此举也颇合一些刚刚暴发、急于得到社会承认的商界人士的心意。宋传典也不例外，他花了银子，得到了一枚六等嘉禾章、一块“通商惠工”的匾额，山东省政府也嘉奖他一块“实业勋荣”的匾额。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县议员，1922年又花2万多元当上了山东省议员。但是，他的政治目标不止这些。
机会终于来了。1923年，山东第三届议长选举，野心勃勃的宋传典在青州同乡的支持下参加了议长竞选。宋传典作为英美教会支持的势力，是中间力量，最后，在直皖两系的鹬蚌相争下，宋传典击败了另一个商人候选人陈鸾书，当选为省议长。当然，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此次竞选先后投入了20多万元，几乎抽空了他的商业资金；被他击败的陈鸾书在1928年终于找机会报了一箭之仇，并且使宋传典客死上海滩。
当选议长后的宋传典在济南安了家，把家族的大部分生意也搬到了济南，成立了“德昌洋行”，并在青岛、烟台、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设立了分行。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宋传典带头拥护，张宗昌投桃报李，委以宋传典山东赎路督办的肥缺，并且不准议会改选，宋传典的议长位子得以保留。
1928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到了济南城下，张宗昌弃城而逃。城头变换了大王旗，新上任的省长陈调元下令逮捕查办山东“四凶”，其中包括张宗昌和宋传典。宋传典慌忙收拾细软，连夜逃往天津，随后又逃到上海，躲进了基督教青年会里。
通过活动，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撤消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可惜当宋传典听到这个消息后由于过度兴奋，脑溢血突发去世。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见风使舵，归还了宋氏被没收的财产，还在宋传典的灵柩回青州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如今，宋传典的墓仍然在他的老家——山东青州的宋旺村。
宋斐卿为韩复榘改“装甲”
随着宋传典的去世，宋氏在山东的势力已经被雨打风吹去。而此时，宋传典的儿子宋斐卿正在天津预谋着家族的复兴。1921年，宋斐卿从美国留学回国。几年下来，通过炒汇，宋斐卿盈利颇丰，为宋家的企业填平了许多资金赤字。
宋斐卿之所以选择天津创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宋氏家族靠洋教起家，天津是基督教传入的重要口岸，宋斐卿一到天津就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进入了青年会的核心组织“联青社”。
开始，宋斐卿经营的天津德昌洋行主要代理汽车进口，销售一种“飞德禄”牌汽车。洋行的业务副总赵子贞为德昌拉到了一单大生意：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要用他们的车。赵子贞亲自把进口的汽车送到北京的韩府，韩复榘对这个新玩艺很感兴趣，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汽车能不能帮助他打仗。在法国攻读过机械专业的赵子贞发挥了他的专业才能，从发动机功率谈到装甲钢板厚度，又谈到了海外的武装汽车现状，最后他说出了令韩复榘最兴奋的话：可以用民用汽车改装装甲车。此后，德昌洋行为韩复榘的部队装备过自行车、改装过装甲车，发了一笔军火财。
然而，靠军阀做生意终究不是留洋归来的宋斐卿的梦想，在美国时就生成的实业情结再一次在宋斐卿的脑海里浮现。此时，宋斐卿的弟弟宋宇涵也从美国学成归来，兄弟两个想到了一起：创办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毛纺厂。
他们建厂的起点很高，租借了大面积的土地，仅租金每个月就有1200两白银，租期10年，为了解决不稳定的供电问题，他们花大价钱从德国进口了火力发电机组，纺织机械也从英国进口。但由于铺的摊子很大，自有资金很快就用完了，关键时候，宋斐卿再次展示了新一代企业家的魄力：放弃独资办厂，招股集资、办股份制企业。
韩复榘成了第一个招股对象，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5万银元。宋斐卿又找到了在联青社结识的老乡徐燕珊，他是北洋政府前总理徐世昌的侄子，实力雄厚。通过同乡和教会系统的朋友，一共筹集了20多万元资本金，大小股东14人，宋斐卿任总经理。
在公司起名时，大家都想着用吉、瑞、祥等喜庆字讨个口彩，但宋斐卿一概否定，他认为这样的传统店号没有新鲜感，更谈不上“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最后他拍板公司名叫“东亚”，立志为中国实业赢得在全球应有的位置。
“抵羊”抵抗洋货
当时的天津精英荟萃、巨贾云集，而朱继圣担任总经理的 “仁立”是由孔祥熙等一批欧美留学生为主体发起成立的一个大型毛纺企业，是宋斐卿事业发展的最大对手。
我们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天，在天津那个西式小楼上宋斐卿和朱继圣都聊了些什么，但谈话肯定比较愉快，因为此后两个竞争对手一直配合默契：各自做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市场，并且还互通信息、互相扶持，两个以实业兴邦为己任的年轻人成为了知己。后来宋斐卿多次提到：我与朱兄是“酒逢知己，将遇良才”。
1932年4月15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正式揭牌。宋斐卿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工厂上。他亲自深入张家口、大同、包头等羊毛产区，挤客栈入羊圈，详细考察了剪毛、打包、运输的环节，对一些奸商的搀杂使假、缺斤少量都有了应对的办法。宋斐卿对质量要求非常苛刻，他经常爬在膻臊的原料羊毛堆里检查杂质，也经常与工程师研究改进工艺。质量过硬的产品很快赢得了忠实的用户。
宋斐卿笼络了许多顶尖的人才，企业的重要部门负责人可谓阵容豪华：总工程师是国内呢绒技术权威张汉文；负责染色研究的化学试验部主任是留学英国的原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公司人事部主任是心理学博士何清儒；广告部主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储揖唐。另外还有英国皇家学院的冯兰洲博士、血清专家杨少轩博士、农业专家王绍曾、纺织工程师马师尚等，东亚专门为这些高级人才盖了博士楼，为他们设立小食堂、派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薪水也大多高于经理。
但是，当东亚揭牌的时候，东北已经陷落于日军，国破人亡的民族屈辱激起了宋斐卿的民族气节，“实业救国”的理想更加具体。当时，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日本麻雀牌充斥中国市场，宋斐卿觉得东亚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赶走这些洋货，于是“抵洋”（抵抗洋货）的品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后来觉得太直白，于是改成了“抵羊”，既有原来抵抗洋货的意思，又有两羊相撞、奋力拼搏的含义，还含有羊毛的形象。宋斐卿专门让人从山东老家挑选了两头健壮的公羊，让人临摹，最终绘出了商标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在天津云南路上仍然保存着一对“抵羊”汉白玉大石雕，那是宋斐卿在英租界兴建新厂时特意请人制作的。
“抵羊”的爱国情结
日军在中国日益猖獗，在洋货特别是日货的围剿下，东亚的日子非常困难。东亚副经理、素有外交家之称的赵子贞又立奇功，他说服了韩复榘，让他给部下官兵每人发一套毛衣裤，几万套的需求量帮助东亚渡过了难关。
由于宋斐卿拒绝与外商合作，这受到了有志之士的尊重，再加上宋斐卿在上流社会的广泛联系，他的产品作为国货代表纳入了政府的重点扶持计划：免征海关转口税两年，享受铁路、航运半价，实业部还要求各地教育系统优先购买“抵羊”产品，1938年东亚揭牌纪念日时，国民政府要员纷纷题词祝贺，“抵羊”风光一时。
1932年在上海还发生了一场外商诋毁“抵羊”的谣言风波，在处理这场公关危机中宋斐卿的超人胆识再次显现。由于“抵羊”冲击了外商的毛线市场，他们放出谣言说，其实“抵羊”乃洋货冒充，实由某外国大银行抵押进口的劣质品。这样就击中了“抵羊”的要害。一时间，流言传遍全国，中华工商总会也发信质询，东亚处境异常被动。
尽管东亚不断出面解释，但效果并不好。1932年12月2日，上海各大报纸出现醒目标题：“天津东亚毛呢股份公司为抵羊牌毛线悬赏百万反证国货声明”，正文注明，如有谁找到了“抵羊”是冒牌国货的证据，奖励百万；如果拿不出冒牌的证据，将把造谣者告上法庭，并附有上海名律师江庸的声明。这是一个大手笔的危机公关活动，此报一出，各界哗然，纷纷指责不负责任的造谣者，结果不仅“抵羊”没有被挤出上海市场，并且名声大震，许多商家纷纷要求代理东亚的产品。
抗日战争期间，宋斐卿把工厂开到了英租界，面对日本企业的“围剿”，他高举起了爱国的旗帜，融入了“提倡国货”的洪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宋斐卿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他总结了“东亚公司主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实行劳资互惠，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他在大门山墙上挂着标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饭堂墙上写上“军事纪律、基督精神”。东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甚至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了知名的保健大夫，职工患病可以去疗养，每个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修养。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凝聚力。
解放后，宋斐卿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财经委委员。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民族资本企业，据王光英回忆，刘少奇在天津期间谈得最多的就是宋斐卿，说宋斐卿的“抵羊”体现了民族精神，还答应让宋斐卿继续做大，“将来可以多给你一些厂子，十个八个都归你管”，宋斐卿当时激动万分，专门向刘少奇呈递了几万字的发展计划《我的梦》。
1950年3月，宋斐卿去香港筹款买设备，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无法回到内地，辗转到了巴西，他在那里经营了一段橡胶生意后破产，晚年到了美国，1956年病逝，享年58岁。
宋传典在教会学校从ABC开始学习，受到了当时难得的现代教育。成绩优异的宋传典从教会学校毕业后，立刻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中学教授化学和英文，收入不错。此后，他甚至当上了一个私立小学的校长。稳定、充实的生活使他对上帝和他的仆人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他的生活又要改变了。他不知道自己做生意后日子会变得怎么样。
上帝赐给了一个“馅饼”
丝质花边是高档女装的饰品，在当时的欧洲需求量很大。钩制花边本来是库寿宁的妻子在英国时的业余爱好，她来到山东后发现当地许多妇女都在编制草帽辫，这种与花边制作原理类似的东西使这个英国女人产生了商业灵感：她可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大量生产花边出口到欧洲去。
此时，义和团大闹山东，当地的洋人受到很大的冲击，尽管库寿宁夫妇在当地口碑不错，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年轻伶俐的宋传典更是四下活动、动员乡邻积极支持库寿宁夫妇的生意，再加上他会说英语，亲自到烟台、青岛、济南的洋行与老板直接对话，在宋氏父子的帮助下，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花边庄一直维持了正常的经营。宋氏父子赢得了库寿宁夫妇的彻底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竟然成了宋氏家族历史上的转折点。一战中，英国和德国成了交战对手，由于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库寿宁夫妇接到了国内的撤退命令。库寿宁夫妇登上海轮，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们曾经帮助的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后代，此后竟然在山东乃至中国的政坛和商界扮演了重要角色。
库寿宁夫妇走了，他们把花边庄留给了包括宋传典在内的四个学生。四个人很快成立了一家叫“德昌”的新花边庄，继续原来的生意。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也是花边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随着战争的深入，欧洲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花边作为高档女装配饰的奢侈品，需求量越来越小，德昌花边庄的生意遭到致命打击。怎么办？受过西式教育、熟稔欧洲风土人情的宋传典意识到，当时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发网生意有很大发展潜力。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少女用来保护头发，孕妇要把发网垂到眉毛，而寡妇则需要用发网把整个脸遮住。战争制造了无数的寡妇，发网的需求量大增。由于发网只能用手工编织，所以许多欧洲商人愿意在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加工，宋传典立即率领众人调整经营方向，建立了德昌发网庄。开始是进口欧洲的头发原料加工，后来，宋传典率人刻苦攻关，终于掌握了头发着色技术，这样，就可以用更加便宜的中国人的头发做原料。这一技术使发网庄的利润大增，为宋氏家族完成了原始积累。
1898年，宋传典的长子、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宋斐卿出生了。他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受到了父亲的严格管教，中学毕业后，宋斐卿考取刚成立不久的齐鲁大学，后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读书，后赴美攻读商学，为他后来成为工商巨子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红顶商人——当选省议长
1919年，又一次社会变革影响了宋传典的人生轨迹。“五四运动”唤起了民众的民主精神，当时的山东省长沈铭昌为了缓和内外矛盾，便想拉拢工商界人士帮助其稳定政局，他提请北洋政府嘉奖山东一些知名工商界人士——这样既可以给他们精神刺激，也可以乘机搜刮钱财。当然，此举也颇合一些刚刚暴发、急于得到社会承认的商界人士的心意。宋传典也不例外，他花了银子，得到了一枚六等嘉禾章、一块“通商惠工”的匾额，山东省政府也嘉奖他一块“实业勋荣”的匾额。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县议员，1922年又花2万多元当上了山东省议员。但是，他的政治目标不止这些。
机会终于来了。1923年，山东第三届议长选举，野心勃勃的宋传典在青州同乡的支持下参加了议长竞选。宋传典作为英美教会支持的势力，是中间力量，最后，在直皖两系的鹬蚌相争下，宋传典击败了另一个商人候选人陈鸾书，当选为省议长。当然，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此次竞选先后投入了20多万元，几乎抽空了他的商业资金；被他击败的陈鸾书在1928年终于找机会报了一箭之仇，并且使宋传典客死上海滩。
当选议长后的宋传典在济南安了家，把家族的大部分生意也搬到了济南，成立了“德昌洋行”，并在青岛、烟台、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设立了分行。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宋传典带头拥护，张宗昌投桃报李，委以宋传典山东赎路督办的肥缺，并且不准议会改选，宋传典的议长位子得以保留。
1928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到了济南城下，张宗昌弃城而逃。城头变换了大王旗，新上任的省长陈调元下令逮捕查办山东“四凶”，其中包括张宗昌和宋传典。宋传典慌忙收拾细软，连夜逃往天津，随后又逃到上海，躲进了基督教青年会里。
通过活动，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撤消了对宋传典的通缉令。可惜当宋传典听到这个消息后由于过度兴奋，脑溢血突发去世。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见风使舵，归还了宋氏被没收的财产，还在宋传典的灵柩回青州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如今，宋传典的墓仍然在他的老家——山东青州的宋旺村。
宋斐卿为韩复榘改“装甲”
随着宋传典的去世，宋氏在山东的势力已经被雨打风吹去。而此时，宋传典的儿子宋斐卿正在天津预谋着家族的复兴。1921年，宋斐卿从美国留学回国。几年下来，通过炒汇，宋斐卿盈利颇丰，为宋家的企业填平了许多资金赤字。
宋斐卿之所以选择天津创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宋氏家族靠洋教起家，天津是基督教传入的重要口岸，宋斐卿一到天津就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进入了青年会的核心组织“联青社”。
开始，宋斐卿经营的天津德昌洋行主要代理汽车进口，销售一种“飞德禄”牌汽车。洋行的业务副总赵子贞为德昌拉到了一单大生意：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要用他们的车。赵子贞亲自把进口的汽车送到北京的韩府，韩复榘对这个新玩艺很感兴趣，但他最感兴趣的是汽车能不能帮助他打仗。在法国攻读过机械专业的赵子贞发挥了他的专业才能，从发动机功率谈到装甲钢板厚度，又谈到了海外的武装汽车现状，最后他说出了令韩复榘最兴奋的话：可以用民用汽车改装装甲车。此后，德昌洋行为韩复榘的部队装备过自行车、改装过装甲车，发了一笔军火财。
然而，靠军阀做生意终究不是留洋归来的宋斐卿的梦想，在美国时就生成的实业情结再一次在宋斐卿的脑海里浮现。此时，宋斐卿的弟弟宋宇涵也从美国学成归来，兄弟两个想到了一起：创办一个大型的现代化毛纺厂。
他们建厂的起点很高，租借了大面积的土地，仅租金每个月就有1200两白银，租期10年，为了解决不稳定的供电问题，他们花大价钱从德国进口了火力发电机组，纺织机械也从英国进口。但由于铺的摊子很大，自有资金很快就用完了，关键时候，宋斐卿再次展示了新一代企业家的魄力：放弃独资办厂，招股集资、办股份制企业。
韩复榘成了第一个招股对象，以他儿子的名义投资5万银元。宋斐卿又找到了在联青社结识的老乡徐燕珊，他是北洋政府前总理徐世昌的侄子，实力雄厚。通过同乡和教会系统的朋友，一共筹集了20多万元资本金，大小股东14人，宋斐卿任总经理。
在公司起名时，大家都想着用吉、瑞、祥等喜庆字讨个口彩，但宋斐卿一概否定，他认为这样的传统店号没有新鲜感，更谈不上“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最后他拍板公司名叫“东亚”，立志为中国实业赢得在全球应有的位置。
“抵羊”抵抗洋货
当时的天津精英荟萃、巨贾云集，而朱继圣担任总经理的 “仁立”是由孔祥熙等一批欧美留学生为主体发起成立的一个大型毛纺企业，是宋斐卿事业发展的最大对手。
我们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那一天，在天津那个西式小楼上宋斐卿和朱继圣都聊了些什么，但谈话肯定比较愉快，因为此后两个竞争对手一直配合默契：各自做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市场，并且还互通信息、互相扶持，两个以实业兴邦为己任的年轻人成为了知己。后来宋斐卿多次提到：我与朱兄是“酒逢知己，将遇良才”。
1932年4月15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正式揭牌。宋斐卿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工厂上。他亲自深入张家口、大同、包头等羊毛产区，挤客栈入羊圈，详细考察了剪毛、打包、运输的环节，对一些奸商的搀杂使假、缺斤少量都有了应对的办法。宋斐卿对质量要求非常苛刻，他经常爬在膻臊的原料羊毛堆里检查杂质，也经常与工程师研究改进工艺。质量过硬的产品很快赢得了忠实的用户。
宋斐卿笼络了许多顶尖的人才，企业的重要部门负责人可谓阵容豪华：总工程师是国内呢绒技术权威张汉文；负责染色研究的化学试验部主任是留学英国的原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公司人事部主任是心理学博士何清儒；广告部主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才生储揖唐。另外还有英国皇家学院的冯兰洲博士、血清专家杨少轩博士、农业专家王绍曾、纺织工程师马师尚等，东亚专门为这些高级人才盖了博士楼，为他们设立小食堂、派专人照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薪水也大多高于经理。
但是，当东亚揭牌的时候，东北已经陷落于日军，国破人亡的民族屈辱激起了宋斐卿的民族气节，“实业救国”的理想更加具体。当时，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日本麻雀牌充斥中国市场，宋斐卿觉得东亚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赶走这些洋货，于是“抵洋”（抵抗洋货）的品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后来觉得太直白，于是改成了“抵羊”，既有原来抵抗洋货的意思，又有两羊相撞、奋力拼搏的含义，还含有羊毛的形象。宋斐卿专门让人从山东老家挑选了两头健壮的公羊，让人临摹，最终绘出了商标图案，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在天津云南路上仍然保存着一对“抵羊”汉白玉大石雕，那是宋斐卿在英租界兴建新厂时特意请人制作的。
“抵羊”的爱国情结
日军在中国日益猖獗，在洋货特别是日货的围剿下，东亚的日子非常困难。东亚副经理、素有外交家之称的赵子贞又立奇功，他说服了韩复榘，让他给部下官兵每人发一套毛衣裤，几万套的需求量帮助东亚渡过了难关。
由于宋斐卿拒绝与外商合作，这受到了有志之士的尊重，再加上宋斐卿在上流社会的广泛联系，他的产品作为国货代表纳入了政府的重点扶持计划：免征海关转口税两年，享受铁路、航运半价，实业部还要求各地教育系统优先购买“抵羊”产品，1938年东亚揭牌纪念日时，国民政府要员纷纷题词祝贺，“抵羊”风光一时。
1932年在上海还发生了一场外商诋毁“抵羊”的谣言风波，在处理这场公关危机中宋斐卿的超人胆识再次显现。由于“抵羊”冲击了外商的毛线市场，他们放出谣言说，其实“抵羊”乃洋货冒充，实由某外国大银行抵押进口的劣质品。这样就击中了“抵羊”的要害。一时间，流言传遍全国，中华工商总会也发信质询，东亚处境异常被动。
尽管东亚不断出面解释，但效果并不好。1932年12月2日，上海各大报纸出现醒目标题：“天津东亚毛呢股份公司为抵羊牌毛线悬赏百万反证国货声明”，正文注明，如有谁找到了“抵羊”是冒牌国货的证据，奖励百万；如果拿不出冒牌的证据，将把造谣者告上法庭，并附有上海名律师江庸的声明。这是一个大手笔的危机公关活动，此报一出，各界哗然，纷纷指责不负责任的造谣者，结果不仅“抵羊”没有被挤出上海市场，并且名声大震，许多商家纷纷要求代理东亚的产品。
抗日战争期间，宋斐卿把工厂开到了英租界，面对日本企业的“围剿”，他高举起了爱国的旗帜，融入了“提倡国货”的洪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宋斐卿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他总结了“东亚公司主义”：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使游资游才得到相互配合，实行劳资互惠，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他在大门山墙上挂着标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饭堂墙上写上“军事纪律、基督精神”。东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甚至还在北京西山建了一所疗养院，聘请了知名的保健大夫，职工患病可以去疗养，每个职工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家，也可以去西山修养。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凝聚力。
解放后，宋斐卿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财经委委员。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民族资本企业，据王光英回忆，刘少奇在天津期间谈得最多的就是宋斐卿，说宋斐卿的“抵羊”体现了民族精神，还答应让宋斐卿继续做大，“将来可以多给你一些厂子，十个八个都归你管”，宋斐卿当时激动万分，专门向刘少奇呈递了几万字的发展计划《我的梦》。
1950年3月，宋斐卿去香港筹款买设备，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无法回到内地，辗转到了巴西，他在那里经营了一段橡胶生意后破产，晚年到了美国，1956年病逝，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