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慈善对于杨澜，由“一时兴起的善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杨澜说初衷很简单，“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她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
　　
　　“初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
　　
　　与多数人一样，杨澜第一次接触慈善是个偶然。“那时候我刚刚生完小孩三四个月，整个人还胖乎乎的呢，‘希望工程’的人找我做一部片子的义务主持人。”1996年底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杨澜留给中国观众的印象更多的还是“正大综艺”中模样清纯的大女孩。“希望工程”看中的是杨澜作为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对杨澜来说，“离开中国两年了，我很怕脱离了真实生活，回来后急切地想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很想做些事情”。在美国时，杨澜也听说了国内的“希望工程”，“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到大家做的工作，觉得挺感动的”。
　　第一次合作，“希望工程”推出了一部“中华成语故事”的系列片，由杨澜做主持人给小朋友讲成语故事，在上海录制了两周多。按照当时的运作模式，几十集的节目发行到各电视台，每个电视台不用支付节目制作费，但是必须出钱建立一所希望小学。这次简单的合作，让杨澜感受到做慈善事业的艰辛，“那些做希望工程的人真是不容易，从筹集资金、制作节目、发行到联系各种机构和人，非常琐碎的事情，一大堆工作都由这个项目的几个人去完成”。
　　1997年她写的书《凭海临风》出版，“我把第一笔稿费30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这笔钱的具体开销上，她的要求是，“我想直接帮助贫困的孩子，所以其中10万元给了上海100名贫困的中小学生做助学金，”另外20万元的用处，直接缘于杨澜第一次与“希望工程”合作的感受，“当时想到海外对希望工程了解不多，所以我跑到大别山等地去采访，做了一组片子来宣传希望工程”。
　　
　　“慈善不仅仅是同情和理解”
　　
　　说到自己的个性，杨澜觉得她与先生吴征都是同情心比较重的人。“有一年在北京过中秋，晚上我俩在马路上散步，天已经很凉了，一个老太太还在守着报摊。吴征就一下子走过去，买了所有的报纸说，让老人家回去好好过节吧。”杨澜非常欣赏吴征的善良，而作为一个女性，她觉得女人的魅力总来自一种母性的特质——包容、关切、温情。“这和她们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关系，她让人觉得可亲，她知道人生的缺憾、人性的弱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依然会去理解和同情。所以当我们夫妇俩零碎地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悲情故事时，就会想到帮人一把。”
　　“上海有一家人，男主人出车祸死了，女人下岗了，带着一个读书的孩子，没钱交学费。吴征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报社记者问地址，去到这家人家里给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吴征突然又想起这母子俩，说，我俩一起去看看吧。”感激的女主人已经给杨澜的孩子织了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裤，“就是市面上买来的蓝色毛线，但是我当时挺感动的，觉得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单纯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人。我让两个孩子都穿过这身衣裳，觉得心里很温暖。”之后，江苏盐城的一个女孩患重病瘫痪了，付不起几万元的医药费，杨澜知道后帮助了这个女孩。“朱军邀请我去做《艺术人生》节目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请来了这个女孩，她已经完全站起来了。”杨澜觉得，自己稍微出点力，就能够给其他人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