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文艺男女喜欢怀念“民国范儿”，画家陈丹青说：“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此话确实有些道理，范儿是一种样子，一种气质，应该烙印着某个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感，是一种无法模仿，也很难找回的东西。


　　说到民国时期的照片，我们似乎熟悉不少人的不少作品，其实，对那一时期的摄影研究还有很多欠缺，很多人的东西都还没能发现或重视起来，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比如后来成为大画家的叶浅予，在1932发表的他拍摄的一幅表现三位女青年的摄影作品，让人刮目相看到吃惊，既然有一幅如此水准的摄影，相信他定是在摄影上下过一番功夫，而且还应该有更多精彩之作，只是我们尚不了解。
　　民国时期的摄影者多为画家身份，今天介绍的这位陶冷月，也是作为从民国走出来的画家曾经活跃于上海，而其家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偶然发现了他青年时期拍摄的近千幅没有特别制作，尺寸很小且多为样片式的照片和零星底片，使这位摄影圈的陌生人，加入到民国摄影者行列。
　　复旦大学顾铮教授确认了陶冷月摄影的学术价值，在他的鼎力帮助与陶冷月家人的努力下，2015年10月31日，陶冷月诞辰120周年当天，上海市文史研究院举办了“取景神妙—陶冷月民国写真展”并出版同名摄影集。
　　1895年出生的陶冷月毕生以画画、教书为业，他的摄影多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他拍摄的首要目的是从画家的立场出发，为自身绘画所用，其拍摄题材大致有风景、建筑、百姓生活，间或城市、花卉、静物。他的摄影不受当时摄影社团的美学原理所限，不追随潮流或曲意逢迎某种摄影美学趣味，他坚持志业，一路向前，他的拍摄只服从自己作为现代文人画家对于山川形制的观看的兴趣，服从于“存在过”、“看到过”这一简单而深奥的摄影真谛。
　　陶冷月摄影起步时，恰是他在绘画上自创“新中国画”时期，那时的中国摄影，正处在追求西式绘画表面效果的画意摄影风格受到广泛接受的阶段，其主流多为呈朦胧态的作品，极少有明快呈现现实的作品。而陶冷月不受主流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服从摄影的观看法则与原理，对照片不做“手脚”使其具有“画意效果”，如顾铮所言：“体现着他硬朗的现实主义态度”。


　　陶冷月为绘画的拍摄，并非是为日后的临摹，他曾说：照照片画是画匠，看照片是回忆到当时出游的意境”。或许这些照片于陶冷月虽然不是直接翻制对象，但照片中所保留的景色以及被他保存于画面中的“意境”，则有可能成为他在营造画面，提升画面意趣时的某种视觉保障。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陶冷月拍摄的照片，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被一种陌生的安静无声地撞击着，这些带有时间“包浆”的场景把人们带回梦幻般恍惚的时空，曾经以为亘古不变的山川花草，在他的照片中强烈地区别着今天所具的风貌，某种无法言说的味道，以超然的气质弥漫在发黄皱褶的相纸上，从中似乎可以嗅出近百年前那个中国的特殊气味。
　　我们被陶冷月照片中太多的细节吸引，这些不经意的记录，在今天看来已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描写。这些照片在时间的冲洗下，聚合着视觉与心灵的力量，引领我们回望与思考；在历史的动荡与变迁后，它们也成为后人据以考察拍摄当时历史情境的弥足珍贵的视觉文献。
　　当一些游戏般的所谓当代摄影混沌于网络与展厅的时候，陶冷月的照片确如他的名字冷月般地透射下一缕理智的凉光。以技巧追逐的“当代”摄影终将被浅显的心思打败，来势汹汹的“当代”几经探索尝试或许还要回到曾经的本真，在陶冷月早在百年前的影像中，我们就能轻易找到令今人汗颜的“当代”表达。
　　艺术是关乎心灵的，不论生在民国，还是活在当下，没有境界的生命是如何也创造不出有意义或令人感兴趣的作品。
　　关于陶冷月的摄影，顾铮教授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对其摄影的意义和价值专门撰写了长文《“离摄影真谛最近的”—论陶冷月的摄影实践》，同时作为对民国时期摄影与绘画关系的背景介绍，本刊同时刊发了顾铮的《他们如何接纳摄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摄影》。我们还邀请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许希景教授，就相关话题撰写了《画家的另一支笔—民国时期“美术摄影”的画意诗情》。陶冷月之子陶为衍医生把对父亲的情感与生活中的父亲放在《我的父亲陶冷月》当中。
　　这些近百年前的照片，在一牙民国冷月的辉耀下，让我们窥见了历史瞬间的一瞥，也给我们对生命以及摄影的体会带来有分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