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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1979年）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杨斌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110页）
2.……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1945年）
（同上书61页）
3.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1977年）
（同上书75页）
4.……儿童最容易受影响的，要使他们受到的影响全是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教师以身作则。（1962年）
（同上书196页）
5.老话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以为从小孩的坐正站直到舞蹈家的练基本功是同类的事，都是“以规矩”，成为有礼貌的孩子跟成为具有高度艺术的舞蹈家是同类的事，都是“成方圆”。（1980年）
（同上书131～132页）
6.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1984年）
（同上书206页）
上面这些话，可以说是叶圣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纲领，非常清晰，形成了三句话的公式：
教育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的主要方法是教师以身作则——所以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你会发现，这正是我国教育迄今为止的主流理念，我们对于教育，通常还就是这样理解的。中小学教育者每天在忙什么？就是在那里“立规矩”，训练学生的习惯，而一旦出现问题，校长首先想到的则是“师德教育”。这很合乎叶先生的思想，既然教育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那么工作没做好也就是教师“为人师表”不够。
愚以为这条思路问题不少，如果不加以清理和超越，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会一直停滞下去，很难有大的进步。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把教育窄化为“养成习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发展”是开放的，它只提出一个方向，并不确定发展成什么样子，而“养成良好习惯”则容易走向封闭——我先锁定某些习惯是良好的，把学生培养出这些习惯，就行了。另外，“养成习惯”特别容易导致教师中心的管理主义和训练主义，因为教师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主观决定的任何措施都说成是为了“培养良好习惯”，这就给行为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叶先生把“成为有礼貌的孩子跟成为具有高度艺术的舞蹈家”看成“同类的事”，就明显是行为主义观点，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而如果我们把教育的目标确定为促进学生发展，就比较容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因为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校不过帮助而已，这样教师的定位也就比较合理了。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的问题，与叶先生这样的定位有关。
虽然叶先生强调养成良好习惯的关键是教师以身作则，然而事实上学生生活与教师生活性质相差甚多，很多事情教师没有办法给学生做榜样。上课听讲，教师是讲课者；完成作业，教师是判作业的；考试，教师是阅卷的；个别谈话，教师可以训学生，学生无法训老师；讲礼貌，学生见到老师要先问好，教师就不必先问候学生……这样，以身作则的说法在很多方面其实很难落实，于是教师想培养学生习惯，只好转向“立规矩”，检查评比，奖勤罚懒，教师恰好给学生做了个“顶头上司”的样子，而学生想学这个“榜样”暂时没法学，因为他是被管理者。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这么说问题就更大了。首先，这一下就把教育工作道德化了，非常容易导致对专业技术的忽视，事实上多年来教师素质的主要问题都是不够专业，可是我们的判断却总是“师德不够”，因而没完没了地进行师德教育，遇见点事就急忙提高教师的“觉悟”，检查教师是否爱学生爱得不够。给人的感觉，教师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你的主要任务是“严格要求自己”，不说当圣人，起码也要做“完人”，否则你如何“为人师表”？愚以为这种要求过高了，不切实际，给教师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世界上很少有处处能作他人榜样的人，教师也都是凡人，非要拔高，只好作假，所以“以身作则”这句话，最后给人印象最深的竟是一个“做”字，做好姿态给人看。
再有，养成习惯也好，以身作则也好，都有明显的教师中心倾向，这里特别缺乏“了解学生”这一环节。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学生，你都要养成教师指定的那种好习惯，或者你要学习教师的光辉榜样。这正是一刀切的思想基础，肯定会削弱甚至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培养良好习惯，我也不反对教师以身作则，我的意思只是说，这些本来正确的想法应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一定限度内起作用，而不要把它们绝对化。
当心患上“习惯培养强迫症”
GBEAR：
对“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把教育窄化为‘养成习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完全同意！对教师的以身作则，经常是做不到的，直接跟学生说明，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小熊9612：
我觉得关键是看怎么理解习惯养成，德育、智育、体育与习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再细致一点，德育包括习惯养成吗，或者习惯养成包含德育，或是两者相互交叉却各有侧重？
一般来说，可以把习惯养成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来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看来似乎是习惯养成的范围更小。
二位老师的发言对我有启发，我继续往下说。
实际的教育活动内容很丰富，只要有利于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就可以，不可能都以“养成良好习惯”为宗旨，即使真想这么做，怕也做不到。比如学校有英语课，莫非开这门课，是为了让学生养成说英语的习惯？肯定不是。开这门课只是为了让学生多接触一门语言，培养全球视野，为以后有些学生深造提供基础，学了外语也可以加深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愚以为现在学生用于英语学习的时间过多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多说）。不但外语，就连语文，也不全是为了培养习惯。学生要写作文，那是为了培养他们写文章的习惯吗？并不是，那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至于以后他们把这能力用在何处，你管不了。再比如组织春游、发动学生学雷锋、开运动会，所有这些活动，都可能在其中培养学生的某些习惯，但都不能保证最终形成习惯。所以我想，教师组织各种活动包括教学的时候，最好都不要刻意培养某种习惯，凡是对学生发展有利的活动，组织就是了，最后成不成习惯，别老想掌控。 上课注意听讲，老师们巴不得学生人人有这种好习惯，但即使此事，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也没有必要掌控得过死。有的学生，教师认为他没有注意听讲的好习惯，说不定他有课下看书的好习惯，比听讲效率还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您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维持秩序维持秩序，至于是否每个学生都真正形成您所希望的“好习惯”，不要老念兹在兹。我不能说好习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那也太消极了，但是我可以说，教师最好不要患上“习惯培养强迫症”，徒然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失败连连。您放松一些，学生形成良好习惯的几率反而会更高。
我们的任务只是积极提供各种情境帮助和指导学生成长。我们可以告诉学生哪些是好习惯，哪些是不好的习惯，对于他们能形成哪些具体习惯，我们可以有个愿景，也可以有个大致的规划，但不要给自己定指标，你定了也没用。
“培养习惯”与“因材施教”难以兼顾
细想起来，人的习惯还可以分为“群体性习惯”与“个人习惯”。前者是与他人密切相关的习惯，后者则比较个人化，与他人关系不大。
那么教育者所说的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一种？我想应该是前一种，教育者对于后一种习惯，不怎么上心。请看叶圣陶先生怎么说：
“自我教育”好像是个人的事，其实凡是人的事决不是个人的，个人的思想行动必然牵涉到别人，思想行动必然在群众中间表现，所以养成好习惯须特别偏重在群的方面。在群的方面有了种种好习惯，其人还会有问题吗？在群的方面恪守秩序，在群的方面办好事，在群的方面修炼技能，这可以概括生活方式的全部了。（1942年）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杨斌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57页）
可以看出，叶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个群体主义者，后来他的这个思想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关注的养成习惯，基本上就是“群的习惯”。既然是群的习惯，那肯定就是相同或类似的习惯，叶先生所举的关于习惯的例子，也多是“大家都应该这样”的。这当然很容易走向“一刀切”。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叶先生心目中的良好习惯主要是指硬习惯（生活习惯，人际交往习惯，还有外显的学习习惯）了，因为软习惯指的是心理习惯和思维习惯，软习惯显然比硬习惯更具个人色彩，对这些方面，叶先生论述似乎不多，只是在讨论语文教学的时候，谈到一些情感问题和思维问题。
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关于因材施教的问题叶先生谈得也不多了。《如果我当教师》这本书，连因材施教的标题都没有。这么重要的教育思想，为什么不加强调呢？愚以为这不是偶然的。原来培养习惯是趋同的，而因材施教则相反，它是求异的。如果谁认为养成良好习惯就是教育的全部，或者最重要的部分，他肯定就会忽略因材施教，沿着某一种思路一直走下去，这是必然的结果，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近些年教育界许多人在倡导“个性化教育”，我可以肯定，这种人如果把培养习惯放在教育的绝对重要地位，他的所谓“个性化教育”基本上就会落空，他要谈论因材施教，你也别信。我见到魏书生也谈论过因材施教，感觉他恐怕只能泛泛而谈，他的路数，是很难落实因材施教的。
你会发现很多高喊“学生主体性”、“个性化教育”的老师，实际行动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这种言行不一致不能轻易看成是说一套、做一套，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原来他自己的理念就是矛盾的，他既想培养一大堆好习惯，又想因材施教，二者一冲突，他就身不由主地顺着传统思路滑下去了，这样毕竟阻力小一些，也容易出成绩。
显然，“培养习惯”与“因材施教”难以兼顾。但难以兼顾不等于绝对无法兼顾，真想兼顾的老师，必须减少对培养硬习惯的过分关注，必须适当减少“群体一致”的诉求，抽出精力来关注学生的软习惯，关注学生个体，关注他的特点，关注他个性化习惯，也就是，找到培养习惯和因材施教的平衡点。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要求教师真得有点专业水平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培养习惯这事，差不多谁都可以滥竽充数的。反正我认定一个好习惯，向学生提要求，然后检查评比，就貌似在培养良好习惯了。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要滥竽充数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你真得拿出对一个个学生的个案分析，而且得一个个说出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这相当于独奏，你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就显形了。
习惯好≠能力强
我想这方面的实例太多了。比如贝多芬，一身的毛病，其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习惯可批评之处甚多，他经常和邻居打架，不得不多次搬家。又比如乔布斯，整个是一个少年犯，胡作非为，还吸毒。但他们都是极有能力的人，对人类有不小的正面贡献。肯定有许多人习惯比他们好得多，有些人甚至无可挑剔，但是远没有取得他们那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教育者不能视而不见。
有人可能会说，贝多芬虽然一般习惯毛病较大，但在音乐方面习惯一定是很好的，乔布斯虽然表现差劲，但在思维习惯方面一定有过人之处。说得对，这说明，所谓培养良好习惯，并不是说必须均衡发展所有习惯，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说。但是单就贝多芬、乔布斯这类有特长的人来说，即使在特长方面，他的习惯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某方面的才能与这方面的习惯，并不全是正比关系。我想音乐家里面，一定有比贝多芬音乐习惯更好的，但是他们作不出贝多芬的曲子来。在学校，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一定是学习习惯最好的，有一些孩子学习习惯并不好，听讲常常不专心，作业也不规范，但是一考试，他的成绩就拔尖，你没办法。说明即使单从应试角度看，能力与习惯也不是完全对应的，更不用说整体素质了。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能力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习惯只是因素之一而已，光靠培养习惯是不能保证提高能力的。比如，能力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灵感。这种东西根本不属于习惯，靠重复某种行为是无法培养出灵感的。可见，培养能力与培养习惯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是相互间有联系的两回事。如此说来，我们若把教育简单地锁定为“养成良好习惯”，那就严重地窄化了教育领域，必定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弄不好还会妨碍能力培养，而培养学生能力，是教育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个人的经验，过分强调全面良好习惯的培养（这正是我们教育的主流趋势），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学生多半是中等人才，甚至是平庸之辈。他们很“完美”，却无法卓越。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杨斌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110页）
2.……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1945年）
（同上书61页）
3.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1977年）
（同上书75页）
4.……儿童最容易受影响的，要使他们受到的影响全是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教师以身作则。（1962年）
（同上书196页）
5.老话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以为从小孩的坐正站直到舞蹈家的练基本功是同类的事，都是“以规矩”，成为有礼貌的孩子跟成为具有高度艺术的舞蹈家是同类的事，都是“成方圆”。（1980年）
（同上书131～132页）
6.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1984年）
（同上书206页）
上面这些话，可以说是叶圣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纲领，非常清晰，形成了三句话的公式：
教育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的主要方法是教师以身作则——所以教师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你会发现，这正是我国教育迄今为止的主流理念，我们对于教育，通常还就是这样理解的。中小学教育者每天在忙什么？就是在那里“立规矩”，训练学生的习惯，而一旦出现问题，校长首先想到的则是“师德教育”。这很合乎叶先生的思想，既然教育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那么工作没做好也就是教师“为人师表”不够。
愚以为这条思路问题不少，如果不加以清理和超越，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会一直停滞下去，很难有大的进步。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把教育窄化为“养成习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发展”是开放的，它只提出一个方向，并不确定发展成什么样子，而“养成良好习惯”则容易走向封闭——我先锁定某些习惯是良好的，把学生培养出这些习惯，就行了。另外，“养成习惯”特别容易导致教师中心的管理主义和训练主义，因为教师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主观决定的任何措施都说成是为了“培养良好习惯”，这就给行为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叶先生把“成为有礼貌的孩子跟成为具有高度艺术的舞蹈家”看成“同类的事”，就明显是行为主义观点，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而如果我们把教育的目标确定为促进学生发展，就比较容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因为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校不过帮助而已，这样教师的定位也就比较合理了。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己的作用估计过高的问题，与叶先生这样的定位有关。
虽然叶先生强调养成良好习惯的关键是教师以身作则，然而事实上学生生活与教师生活性质相差甚多，很多事情教师没有办法给学生做榜样。上课听讲，教师是讲课者；完成作业，教师是判作业的；考试，教师是阅卷的；个别谈话，教师可以训学生，学生无法训老师；讲礼貌，学生见到老师要先问好，教师就不必先问候学生……这样，以身作则的说法在很多方面其实很难落实，于是教师想培养学生习惯，只好转向“立规矩”，检查评比，奖勤罚懒，教师恰好给学生做了个“顶头上司”的样子，而学生想学这个“榜样”暂时没法学，因为他是被管理者。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这么说问题就更大了。首先，这一下就把教育工作道德化了，非常容易导致对专业技术的忽视，事实上多年来教师素质的主要问题都是不够专业，可是我们的判断却总是“师德不够”，因而没完没了地进行师德教育，遇见点事就急忙提高教师的“觉悟”，检查教师是否爱学生爱得不够。给人的感觉，教师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你的主要任务是“严格要求自己”，不说当圣人，起码也要做“完人”，否则你如何“为人师表”？愚以为这种要求过高了，不切实际，给教师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世界上很少有处处能作他人榜样的人，教师也都是凡人，非要拔高，只好作假，所以“以身作则”这句话，最后给人印象最深的竟是一个“做”字，做好姿态给人看。
再有，养成习惯也好，以身作则也好，都有明显的教师中心倾向，这里特别缺乏“了解学生”这一环节。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什么学生，你都要养成教师指定的那种好习惯，或者你要学习教师的光辉榜样。这正是一刀切的思想基础，肯定会削弱甚至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培养良好习惯，我也不反对教师以身作则，我的意思只是说，这些本来正确的想法应该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一定限度内起作用，而不要把它们绝对化。
当心患上“习惯培养强迫症”
GBEAR：
对“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把教育窄化为‘养成习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我完全同意！对教师的以身作则，经常是做不到的，直接跟学生说明，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小熊9612：
我觉得关键是看怎么理解习惯养成，德育、智育、体育与习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再细致一点，德育包括习惯养成吗，或者习惯养成包含德育，或是两者相互交叉却各有侧重？
一般来说，可以把习惯养成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来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看来似乎是习惯养成的范围更小。
二位老师的发言对我有启发，我继续往下说。
实际的教育活动内容很丰富，只要有利于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就可以，不可能都以“养成良好习惯”为宗旨，即使真想这么做，怕也做不到。比如学校有英语课，莫非开这门课，是为了让学生养成说英语的习惯？肯定不是。开这门课只是为了让学生多接触一门语言，培养全球视野，为以后有些学生深造提供基础，学了外语也可以加深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愚以为现在学生用于英语学习的时间过多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多说）。不但外语，就连语文，也不全是为了培养习惯。学生要写作文，那是为了培养他们写文章的习惯吗？并不是，那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至于以后他们把这能力用在何处，你管不了。再比如组织春游、发动学生学雷锋、开运动会，所有这些活动，都可能在其中培养学生的某些习惯，但都不能保证最终形成习惯。所以我想，教师组织各种活动包括教学的时候，最好都不要刻意培养某种习惯，凡是对学生发展有利的活动，组织就是了，最后成不成习惯，别老想掌控。 上课注意听讲，老师们巴不得学生人人有这种好习惯，但即使此事，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也没有必要掌控得过死。有的学生，教师认为他没有注意听讲的好习惯，说不定他有课下看书的好习惯，比听讲效率还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您该干什么干什么，该维持秩序维持秩序，至于是否每个学生都真正形成您所希望的“好习惯”，不要老念兹在兹。我不能说好习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那也太消极了，但是我可以说，教师最好不要患上“习惯培养强迫症”，徒然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失败连连。您放松一些，学生形成良好习惯的几率反而会更高。
我们的任务只是积极提供各种情境帮助和指导学生成长。我们可以告诉学生哪些是好习惯，哪些是不好的习惯，对于他们能形成哪些具体习惯，我们可以有个愿景，也可以有个大致的规划，但不要给自己定指标，你定了也没用。
“培养习惯”与“因材施教”难以兼顾
细想起来，人的习惯还可以分为“群体性习惯”与“个人习惯”。前者是与他人密切相关的习惯，后者则比较个人化，与他人关系不大。
那么教育者所说的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一种？我想应该是前一种，教育者对于后一种习惯，不怎么上心。请看叶圣陶先生怎么说：
“自我教育”好像是个人的事，其实凡是人的事决不是个人的，个人的思想行动必然牵涉到别人，思想行动必然在群众中间表现，所以养成好习惯须特别偏重在群的方面。在群的方面有了种种好习惯，其人还会有问题吗？在群的方面恪守秩序，在群的方面办好事，在群的方面修炼技能，这可以概括生活方式的全部了。（1942年）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杨斌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57页）
可以看出，叶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个群体主义者，后来他的这个思想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因此他关注的养成习惯，基本上就是“群的习惯”。既然是群的习惯，那肯定就是相同或类似的习惯，叶先生所举的关于习惯的例子，也多是“大家都应该这样”的。这当然很容易走向“一刀切”。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叶先生心目中的良好习惯主要是指硬习惯（生活习惯，人际交往习惯，还有外显的学习习惯）了，因为软习惯指的是心理习惯和思维习惯，软习惯显然比硬习惯更具个人色彩，对这些方面，叶先生论述似乎不多，只是在讨论语文教学的时候，谈到一些情感问题和思维问题。
于是你也就明白为什么关于因材施教的问题叶先生谈得也不多了。《如果我当教师》这本书，连因材施教的标题都没有。这么重要的教育思想，为什么不加强调呢？愚以为这不是偶然的。原来培养习惯是趋同的，而因材施教则相反，它是求异的。如果谁认为养成良好习惯就是教育的全部，或者最重要的部分，他肯定就会忽略因材施教，沿着某一种思路一直走下去，这是必然的结果，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近些年教育界许多人在倡导“个性化教育”，我可以肯定，这种人如果把培养习惯放在教育的绝对重要地位，他的所谓“个性化教育”基本上就会落空，他要谈论因材施教，你也别信。我见到魏书生也谈论过因材施教，感觉他恐怕只能泛泛而谈，他的路数，是很难落实因材施教的。
你会发现很多高喊“学生主体性”、“个性化教育”的老师，实际行动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这种言行不一致不能轻易看成是说一套、做一套，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原来他自己的理念就是矛盾的，他既想培养一大堆好习惯，又想因材施教，二者一冲突，他就身不由主地顺着传统思路滑下去了，这样毕竟阻力小一些，也容易出成绩。
显然，“培养习惯”与“因材施教”难以兼顾。但难以兼顾不等于绝对无法兼顾，真想兼顾的老师，必须减少对培养硬习惯的过分关注，必须适当减少“群体一致”的诉求，抽出精力来关注学生的软习惯，关注学生个体，关注他的特点，关注他个性化习惯，也就是，找到培养习惯和因材施教的平衡点。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要求教师真得有点专业水平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培养习惯这事，差不多谁都可以滥竽充数的。反正我认定一个好习惯，向学生提要求，然后检查评比，就貌似在培养良好习惯了。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要滥竽充数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你真得拿出对一个个学生的个案分析，而且得一个个说出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这相当于独奏，你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就显形了。
习惯好≠能力强
我想这方面的实例太多了。比如贝多芬，一身的毛病，其生活习惯和人际交往习惯可批评之处甚多，他经常和邻居打架，不得不多次搬家。又比如乔布斯，整个是一个少年犯，胡作非为，还吸毒。但他们都是极有能力的人，对人类有不小的正面贡献。肯定有许多人习惯比他们好得多，有些人甚至无可挑剔，但是远没有取得他们那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教育者不能视而不见。
有人可能会说，贝多芬虽然一般习惯毛病较大，但在音乐方面习惯一定是很好的，乔布斯虽然表现差劲，但在思维习惯方面一定有过人之处。说得对，这说明，所谓培养良好习惯，并不是说必须均衡发展所有习惯，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说。但是单就贝多芬、乔布斯这类有特长的人来说，即使在特长方面，他的习惯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某方面的才能与这方面的习惯，并不全是正比关系。我想音乐家里面，一定有比贝多芬音乐习惯更好的，但是他们作不出贝多芬的曲子来。在学校，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一定是学习习惯最好的，有一些孩子学习习惯并不好，听讲常常不专心，作业也不规范，但是一考试，他的成绩就拔尖，你没办法。说明即使单从应试角度看，能力与习惯也不是完全对应的，更不用说整体素质了。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能力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习惯只是因素之一而已，光靠培养习惯是不能保证提高能力的。比如，能力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灵感。这种东西根本不属于习惯，靠重复某种行为是无法培养出灵感的。可见，培养能力与培养习惯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是相互间有联系的两回事。如此说来，我们若把教育简单地锁定为“养成良好习惯”，那就严重地窄化了教育领域，必定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弄不好还会妨碍能力培养，而培养学生能力，是教育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个人的经验，过分强调全面良好习惯的培养（这正是我们教育的主流趋势），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学生多半是中等人才，甚至是平庸之辈。他们很“完美”，却无法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