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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辑录了作者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词典过程中陆续听到、看到、说到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精彩言论。这些言论大都是前辈学者多年潜心词典编纂的经验总结，少数是笔者的个人体会。内容涉及辞书编辑的素质，辞书编纂的组织，辞书的框架、资料、编写、修订及辞书的规范等。
关键词 辞书编辑 辞书的组织 辞书编纂 辞书规范
辞书研究属于辞书理论范畴，辞书编写属于辞书实践范畴。辞书编写离不开辞书研究的指导，辞书研究最终要应用于辞书编写，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分得再细一点儿，在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那就是经验。经验同理论一样，也来自于实践，也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但是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理论的初级阶段。有些经验，可能已经或者正在上升为理论，一般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些经验，可能一时甚至长期不能上升为理论，但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短短的一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记录于下面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话，是笔者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听到的，看到的，说过的，印象极为深刻。其中主要是前辈老师对我的点拨，也有自己的感悟。这些话可能不过是“老生常谈”，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有些话说得不失精彩，权且统称为经典语言。
一、辞书编辑的素质
1、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
刚到词典室工作不久，就听几位老师说，编词典是“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这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但也是实情。此处所说的“好人”，是指业务水平高的人；所说的“坏人”，是指业务水平低的人，也包括业务水平不低，但过于自我、缺乏团队精神、甚至自私的人。李荣先生讲：“编词典这玩意儿，水平高的人不愿干，水平低的人又干不了。”表达就准确了。许逸民先生在写给林仲湘先生的信中说：“(辞书)高才者不屑为，低能者不能为。”意思是一样的。
高永伟先生在谈到辞书编辑的基本素质时，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dictionary-mindedness(词典头脑)；single-mindedness(专注)；like-mindedness(契思)；hard-working(吃苦耐劳)；Sitzfleish(铁屁股)。这里的“契思”指相契合的思想，是彼此之间的共识和默契；“铁屁股”说得很形象，即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嘛!坐不住的，那叫“猴屁股”，或者说“屁股长了尖儿”。
2、十项全能运动员
辞书编辑有些类似十项全能运动员，就某一方面的水平，全能运动员不如专项运动员，但全能运动员要求各项都比较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做学问的可以“扬长避短”，做辞书编辑的却“矛盾不可回避”。写文章的强调观点鲜明尖锐，编辞书的强调注释圆浑周到。在某种意义上，辞书编辑工作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要经过知识先摊平、再加厚的过程，要经过先学会整理资料，再培养主编意识的过程。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全身心地投入，通常会影响到自己的专长或爱好的发展。
辞书编辑的知识结构很特殊，周明鉴先生介绍了这样一种说法：“Acres wide，one inch deep.”(几英亩大，一英寸深。)意思是说：辞书编辑要有很宽的知识面(窄了肯定不够用)，而掌握的知识只要具备一定深度就可以了(当然越深越好)。
有些某一方面的专家看不起辞书编辑，我们似乎不必介意，也无须妄自菲薄。在某一方面不如他熟悉，而在其他方面又比他熟悉一些，这多少是由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样的一杯水，倒进试管里会显得很高，倒进茶盘里会显得很浅，这得看怎么个比法。做了辞书编辑，就要甘于平淡，勇于奉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术研究。纵观历史，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后来成为辞书学家的比较多，而一开始就从事辞书编写的人后来很少能够成为语言学家。所以，多能固然好，一专很重要。年轻的辞书编辑千万不可轻易放弃所学的专业，要善于在编辑辞书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
3、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辞书编写没有理论指导不成，但是光说不练也不成。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应用于编写实践。说得好当然好，还要干得好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些专家误以为辞书编写没什么了不起，好像有了专业背景，有了高学历，会写文章了，就肯定能够编词典。可是一旦上了手，才发现真要编好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经过长期编写的锻炼，是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的。辞书的基本单位是义项，一部辞书里义项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几十万，要把它们一一排列得当，注释准确，既讲求理据，又晓得变通，宏观上以简驭繁，微观上不惮琐细，真得有“文武昆乱不挡”的功夫才行。结果很不容易出成绩，倒很容易出纰漏，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站在这个角度，编辑辞书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项编辑工作，辞书编辑“出师”也许费时最长，从上手到熟练，用心的少说也得三五年，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半途转行，拜拜了。辞书编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科技编辑里更为突出，因为科技涉猎太广，发展太快，拼的就是知识积累，不懂就是不懂，语感一点儿都帮不上忙。马静先生称“好的科技编辑属于稀缺动物”，我是赞成的。
4、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固然不错，但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这是吕叔湘先生的原话，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语言所的一次大会上听到的。吕先生当时讲的是关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修养，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主要指一个集体，仅凭刻苦努力、团结奋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合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否则的话难以成大器、成大事。
推而广之，这个意见对辞书编写队伍的组成同样适用。我们知道，辞书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编写队伍里需要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但不少单位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单位一律聘用硕士、博士，而没有配备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一般学历较低)，这样硕士、博士也要担负繁杂的编务、资料工作，人力上浪费不说，还不一定比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做得好。有的单位一律录用中文系的毕业生，而且尽量是语言学专业的，可即便是语文辞书，也涉及许多哲社、科技方面的知识，这就不是他们的所长了。假如照猫画虎地抄抄改改，那难免会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从历届辞书质量检查的结果看，语文辞书的科技条目是错误的高发区，原因即在于此。语言所组建词典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编写《现汉》始终保持着语文组、哲社组、科技组的建制，这在组织建设上使得辞书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近日读到李瑞环(2010)的文章，发现里面的一段文字与吕先生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摘录在此：
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 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二、辞书的组织
1、三分编写，七分组织
巢峰先生(2007)曾说：“辞书编写之难，在作者、编者和出版界中是有所了解的，而辞书的组织之难，却是一般人所不甚了解的。以我拙见，如果用‘三分编写，七分组织’来形容，是不过分的。”
巢峰先生作为《辞海》的常务副主编，参与了新《辞海》的编写和历次修订，这一番话乃是肺腑之言。试想，大型辞书，参与者众，如果都一头扎进编写里面而缺乏有效的组织，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弄不好就乱七八糟了。最近的三十多年里，《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其修订的领导班子、出版社的编辑队伍，特别是遍及各地的几千人的编者队伍是比较稳定的，有连续性的，加之每次修订都有周密的修订细则以及严格的编者培训，这就保证了该辞典始终保持着原有风格，又不断出新而长盛不衰。
一部辞书的编者队伍，通常由主编(包括副主编)、编辑、资料员三部分组成。人员的配备就中小型辞书说，主编一二人、编辑七八人、资料员一二人较为适宜。主编总是要选学术上有造诣，而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的，强调的是决策力；编辑要选有独立编写能力的，要善于理解主编的意图和要求，强调的是执行力；资料员要选头脑清楚、手脚勤快的，强调的是配合。主编多了，意见容易分歧，难于推动；编辑多了，编得快，统稿慢；资料员可以根据进度随时增减，但要保证有一个人贯穿始终。作为一个集体，不能要求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聪明人，但起码大多数得是明白人、厚道人。如果太算计了，生怕自己吃亏，那准坏事，辞书编不成、编不好不说，彼此之间还闹一肚子意见，结下冤仇，何苦来哉!下面再引用一段李瑞环(2010)的话，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多了也可能误事。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现在建筑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它可以经受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而钢筋混凝土是很讲究配比的。钢筋受拉好，受压力不行；混凝土受压好，受拉不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但如果把配比搞错了，或只用一种缺一种，这座建筑就会出问题，乃至发生事故。
2、要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不要打到哪儿，指到哪儿
这里说指到哪儿，就是明确地指出具体目标；打到哪儿，则是指具体目标的最终实现。陆宗达先生说过：“辞书的编纂，成败不在一词一语诠释的得失，而在取舍、编排、查检方法和处理纷繁的具体问题的原则的科学而得当。”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总体设计的重要性。
编写辞书，就怕没有计划，或者有了计划却不周详，或者计划周详了却不实施，安排工作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打乱仗。到了总结的时候，做到了什么地步，就追认说，我的计划原本如此，嘻嘻。一次两次应付差事倒还罢了，老是照方抓药，非露馅不可。辞书的读者对象是谁，辞书的特点(亮点)在哪里，在动手之前就要设计好，不能书都印出来了才“回头看”，临时抱佛脚，现趸现卖。茫无秩序不好，不承认无秩序，老为无秩序找辙，更不好。比如明明是配套词顾此失彼，收录不全，却偏说是为了突出重点；明明是主副条两处都详注，文字有参差，属于照应不周，却偏说为了读者查找方便等。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第四期“辞书编辑人员资格培训班”的作业就是“辞书设计”，要求在辞书编写之前做好市场调查和尽可能详细的总体规划，许多学员反映，做了和不做体会大不一样，这个基本功我们必须掌握才是。当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要有适当的调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那已是另外层次的问题了。
3、雄心太大，后果可怕
这里借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李军长的一句台词。编写辞书或修订辞书，工作量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没有接触过或接触不多的人于此难免缺乏认识，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制定计划、安排工作，为了表现有决心，有干劲，很容易往大里想，往满里说，结果往往“眼大肚子小”，迟迟收拾不起来。从人员上说，一编几年，不敢拍胸脯个个都能坚持到底；从时间上说，不算年节，多多少少也要插进些其他的事情。只要出现了原来没想到的事，就得停下来研究研究，问题一多，头都大了，谁收摊谁扛着，苦不堪言，承受的压力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做计划的时候一定得有自知之明，留有充分的余地。丑话说在头里不算丑，说丑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4、倒算账
只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编写辞书，那么无论水平是高是低，人员是多是少，总会感觉时间过得太快，而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太多，于是按时完成任务的凤毛麟角，一拖再拖的反而屡见不鲜了。至于原因嘛，都用得上“种种”二字，这里不一一列举。为了抓紧时间，避免陷入“苦海无边”的境地，辞书在交稿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倒算账。“倒算账”即今天所说的“倒计时”，它以最后出书的日期为限，向眼下所在的年月日细数过来，除去印刷、装订时间(这是无法通融缩减的)，印刷之前什么时候付型，付型之前一共需要校对多少次，每一校次各需要几天，校对之前稿子什么时候“齐清定”，要做到“齐清定”还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必须做，哪些可以放一放，等等。通常是将各项任务的时间和负责人列一张大表贴在墙上，到时间就要求交任务，任务交不出来就要加班，就要追究责任。如此毫不留情，毫不松动，辞书才可能赶出来，即便赶不出来也拖不太久。辞书出版前的一段时间(少说也有一年半载)是最要紧的，每每出书后，参与其中的编辑人员精疲力竭，就像大病一场，好些日子恢复不过来。
5、瓶口细
“瓶口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瓶颈问题”。辞书的编写队伍通常是个塔形结构：编初稿的人多，复审的人就少了，定稿的人则更少。到了最后，所有的疑难问题都等主编拍板，急不得恼不得，安排不好便成了几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又干着急，插不上手。想当初《现汉》快交稿的阶段，丁声树先生就老被后面的稿子催着，天天上班天天忙，还是赶不上，他早来晚走是家常便饭，甚至星期天还来语言所加班。那时我们就有“瓶口细”的说法，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性问题。
为了解决“瓶口细”问题，丁先生手下组织了一个“看稿组”，三四个人，水平都很高，他们先处理稿子，帮丁先生开路，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才留给丁先生，进度因此加快了不少。其他的人一律参加通读和专项检查，稿子多打磨几遍肯定没有坏处，大家手底下都忙着，既不窝工，又有实效，辞书自然编得顺畅，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6、拉抽屉
什么是拉抽屉?此乃比喻说法，指上面布置下某一项工作之后，下面已经干起来了，干得挺欢，甚至都干完了，结果上面的主意又变了，成命收回，向后转走——白忙活了，劳而无功。辞书编写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指挥者要了然于 胸，千万不能灵机一动，随着感觉走，或者听到风就是雨。假使没有十分的把握，那就不妨问问周围知道的人，商量着办。又不太懂又自以为懂了的人常常一条道走到黑，要多麻烦有多麻烦。偌大的一部辞书，即便是其中某一个小体例中途变化了，全书都要随之改动，翻来覆去的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所以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拉抽屉交学费。拉抽屉一辈子记不上账，最让干活儿的人泄气。
7、水磨工夫
“水磨工夫”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的口头禅。“水磨”即“加水细磨”，“水磨砖”、“水磨年糕”之类都是加水细磨的上等货色。“水磨工夫”用在辞书编写上，意思是稿子编好后还必须反复打磨。词条编出来不难，打算“一挥而就”，努努力也许做得到，但想要“一字不易”，成为“不刊之论”，那就不容易了。自己写的稿子，当时一定感觉满意了才肯罢手，可过些日子“回头看”，说不定就能看出毛病，不满意了，于是修修补补，或者推倒重来，这是自己的“水磨”；个人的稿子编好了，再拿给别人看看，听听意见，这是相互之间的“水磨”。一个人的水平再高也有知识盲点，自己瞪大眼睛也发现不了的问题，别人可能一望而知；自己绞尽脑汁都找不到的合适表达，别人可能一语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上级给下级审，提高；下级给上级看，补漏；同级给同级读，互助。如此读来改去，文字就锤炼得臻于完美了，甚至于到最后语言风格也变得十分接近，几乎分不清初稿出自何人之手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词典室的编辑老师有将近二十人，编写《现汉》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亲见亲历。
8、别想图省事，早晚得找补上
辞书编写是个系统工程，是个完整细密的整体，工作流程环环相扣，各个步骤之间可以紧密衔接，以提高效率，但不能随意删减缺省，“跳跃式前进”。辞书编写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事先考虑周到，忽视了哪个环节，到头来还得补课，费了劲还落埋怨。不补课行不行呢?不行，那样辞书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受到惩罚。这跟窗户纸破了不糊上，挡不住往里灌风是一个道理。
以收词为例，任何一部辞书开编之初，都有必要根据其收词原则确定一个词表，注意，仅有个原则，只列一二三四是不够的，需要拿出来的是一个由多少个字、多少个词组成的依次排列的完整词表。有的人嫌太麻烦，上万个字、几万个词，谁有那个耐心呀，干脆参加编写的诸位比照着收词原则自己体会吧。结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了一段下来，彼此之间的差别很大。原因在于大家对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不一样，搞古代的，搞现代的，搞方言的，搞语法的，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兴奋点不同，不在一起商量商量绝对统一不了思想。开始的时候好像省了点儿事，后来不断地开会，反复地调整，一些编了的要删掉，一些没编的要补上，不更费事吗?不光有收词平衡问题，还有体例一致问题，相关条目照应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该做而未做的，如果在出版之前还没有找补上，那势必就留下了隐患，留待出版后辞书质量检查之时再算账了。
9、铺摊子是本事，收摊子更是本事
编辑辞书，大而化之地说不外两件事情：一是铺摊子，二是收摊子。铺摊子主要包括确定选题、设计框架、组织队伍，安排进度；收摊子主要包括统稿、通读、专项检查、校对付型。能铺摊子是本事，一般人都知道，不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是推不动的。但能收摊子更是本事，许多人就不清楚了，这里用个“更”字无非是想强调一下。铺摊子基本上属于宏观范畴，指出方向，拿出计划，不要求严丝合缝，一成不变，一时定不下来的可以放一放，日后再议；收摊子则基本上属于微观范畴，稿子中的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要处理，不处理就无法形成“一棵菜”。这时候假如你心里没个底数，不能瞻前顾后，分清轻重缓急，忙恐怕也忙不到点子上。市场上的一些辞书，设想挺好，也有创意，最后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是不太会收摊子，也没有得力的人收摊子。收摊子的人要业务比较纯熟，既会大处着眼，又能小处着手，还得有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个编写集体中，能收摊子的人总得有几个、多几个才好，应该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10、辞书是妥协的产物
“辞书是妥协的产物”这句话，是我跟汪耀楠先生聊天时听到的，后来又听说原创者为严庆龙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足见其对于辞书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只有对辞书有了深刻理解的人，才能听得懂其中的含义。第一，辞书本身具有学术性，但又不等同于学术著作。辞书理应广泛吸收各种研究的新成果，而不可囿于一家之说，喜欢的不喜欢的要兼收并蓄，得有点儿包容精神才行。第二，辞书编写集体里各类人才都有，你说这么编好，他说那么编好，条条道路通罗马，有时难分高下，这就要各自让一步，选择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方案。第三，辞书是专家编的，市场上卖的。专家说这么编能体现学术水平，市场说那么编能卖得好，这就要两方面综合考虑了，如果找得出“黄金分割点”，岂不是两全其美?辞书的内容包罗万象，编写时碰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不奇怪，有时需要迎上去解决它，有时需要转过身来绕着走，需要妥协的地方很多，和和稀泥是免不了的。编辞书不能一根筋，一根筋不是执著。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巢峰.出版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李瑞环.务实求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关键词 辞书编辑 辞书的组织 辞书编纂 辞书规范
辞书研究属于辞书理论范畴，辞书编写属于辞书实践范畴。辞书编写离不开辞书研究的指导，辞书研究最终要应用于辞书编写，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分得再细一点儿，在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那就是经验。经验同理论一样，也来自于实践，也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但是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理论的初级阶段。有些经验，可能已经或者正在上升为理论，一般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些经验，可能一时甚至长期不能上升为理论，但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短短的一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记录于下面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话，是笔者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听到的，看到的，说过的，印象极为深刻。其中主要是前辈老师对我的点拨，也有自己的感悟。这些话可能不过是“老生常谈”，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有些话说得不失精彩，权且统称为经典语言。
一、辞书编辑的素质
1、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
刚到词典室工作不久，就听几位老师说，编词典是“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这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但也是实情。此处所说的“好人”，是指业务水平高的人；所说的“坏人”，是指业务水平低的人，也包括业务水平不低，但过于自我、缺乏团队精神、甚至自私的人。李荣先生讲：“编词典这玩意儿，水平高的人不愿干，水平低的人又干不了。”表达就准确了。许逸民先生在写给林仲湘先生的信中说：“(辞书)高才者不屑为，低能者不能为。”意思是一样的。
高永伟先生在谈到辞书编辑的基本素质时，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dictionary-mindedness(词典头脑)；single-mindedness(专注)；like-mindedness(契思)；hard-working(吃苦耐劳)；Sitzfleish(铁屁股)。这里的“契思”指相契合的思想，是彼此之间的共识和默契；“铁屁股”说得很形象，即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嘛!坐不住的，那叫“猴屁股”，或者说“屁股长了尖儿”。
2、十项全能运动员
辞书编辑有些类似十项全能运动员，就某一方面的水平，全能运动员不如专项运动员，但全能运动员要求各项都比较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做学问的可以“扬长避短”，做辞书编辑的却“矛盾不可回避”。写文章的强调观点鲜明尖锐，编辞书的强调注释圆浑周到。在某种意义上，辞书编辑工作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要经过知识先摊平、再加厚的过程，要经过先学会整理资料，再培养主编意识的过程。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全身心地投入，通常会影响到自己的专长或爱好的发展。
辞书编辑的知识结构很特殊，周明鉴先生介绍了这样一种说法：“Acres wide，one inch deep.”(几英亩大，一英寸深。)意思是说：辞书编辑要有很宽的知识面(窄了肯定不够用)，而掌握的知识只要具备一定深度就可以了(当然越深越好)。
有些某一方面的专家看不起辞书编辑，我们似乎不必介意，也无须妄自菲薄。在某一方面不如他熟悉，而在其他方面又比他熟悉一些，这多少是由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样的一杯水，倒进试管里会显得很高，倒进茶盘里会显得很浅，这得看怎么个比法。做了辞书编辑，就要甘于平淡，勇于奉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术研究。纵观历史，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后来成为辞书学家的比较多，而一开始就从事辞书编写的人后来很少能够成为语言学家。所以，多能固然好，一专很重要。年轻的辞书编辑千万不可轻易放弃所学的专业，要善于在编辑辞书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
3、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辞书编写没有理论指导不成，但是光说不练也不成。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应用于编写实践。说得好当然好，还要干得好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些专家误以为辞书编写没什么了不起，好像有了专业背景，有了高学历，会写文章了，就肯定能够编词典。可是一旦上了手，才发现真要编好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经过长期编写的锻炼，是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的。辞书的基本单位是义项，一部辞书里义项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几十万，要把它们一一排列得当，注释准确，既讲求理据，又晓得变通，宏观上以简驭繁，微观上不惮琐细，真得有“文武昆乱不挡”的功夫才行。结果很不容易出成绩，倒很容易出纰漏，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站在这个角度，编辑辞书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项编辑工作，辞书编辑“出师”也许费时最长，从上手到熟练，用心的少说也得三五年，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半途转行，拜拜了。辞书编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科技编辑里更为突出，因为科技涉猎太广，发展太快，拼的就是知识积累，不懂就是不懂，语感一点儿都帮不上忙。马静先生称“好的科技编辑属于稀缺动物”，我是赞成的。
4、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固然不错，但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这是吕叔湘先生的原话，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语言所的一次大会上听到的。吕先生当时讲的是关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修养，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主要指一个集体，仅凭刻苦努力、团结奋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合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否则的话难以成大器、成大事。
推而广之，这个意见对辞书编写队伍的组成同样适用。我们知道，辞书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编写队伍里需要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但不少单位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单位一律聘用硕士、博士，而没有配备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一般学历较低)，这样硕士、博士也要担负繁杂的编务、资料工作，人力上浪费不说，还不一定比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做得好。有的单位一律录用中文系的毕业生，而且尽量是语言学专业的，可即便是语文辞书，也涉及许多哲社、科技方面的知识，这就不是他们的所长了。假如照猫画虎地抄抄改改，那难免会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从历届辞书质量检查的结果看，语文辞书的科技条目是错误的高发区，原因即在于此。语言所组建词典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编写《现汉》始终保持着语文组、哲社组、科技组的建制，这在组织建设上使得辞书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近日读到李瑞环(2010)的文章，发现里面的一段文字与吕先生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摘录在此：
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 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二、辞书的组织
1、三分编写，七分组织
巢峰先生(2007)曾说：“辞书编写之难，在作者、编者和出版界中是有所了解的，而辞书的组织之难，却是一般人所不甚了解的。以我拙见，如果用‘三分编写，七分组织’来形容，是不过分的。”
巢峰先生作为《辞海》的常务副主编，参与了新《辞海》的编写和历次修订，这一番话乃是肺腑之言。试想，大型辞书，参与者众，如果都一头扎进编写里面而缺乏有效的组织，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弄不好就乱七八糟了。最近的三十多年里，《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其修订的领导班子、出版社的编辑队伍，特别是遍及各地的几千人的编者队伍是比较稳定的，有连续性的，加之每次修订都有周密的修订细则以及严格的编者培训，这就保证了该辞典始终保持着原有风格，又不断出新而长盛不衰。
一部辞书的编者队伍，通常由主编(包括副主编)、编辑、资料员三部分组成。人员的配备就中小型辞书说，主编一二人、编辑七八人、资料员一二人较为适宜。主编总是要选学术上有造诣，而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的，强调的是决策力；编辑要选有独立编写能力的，要善于理解主编的意图和要求，强调的是执行力；资料员要选头脑清楚、手脚勤快的，强调的是配合。主编多了，意见容易分歧，难于推动；编辑多了，编得快，统稿慢；资料员可以根据进度随时增减，但要保证有一个人贯穿始终。作为一个集体，不能要求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聪明人，但起码大多数得是明白人、厚道人。如果太算计了，生怕自己吃亏，那准坏事，辞书编不成、编不好不说，彼此之间还闹一肚子意见，结下冤仇，何苦来哉!下面再引用一段李瑞环(2010)的话，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多了也可能误事。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现在建筑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它可以经受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而钢筋混凝土是很讲究配比的。钢筋受拉好，受压力不行；混凝土受压好，受拉不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但如果把配比搞错了，或只用一种缺一种，这座建筑就会出问题，乃至发生事故。
2、要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不要打到哪儿，指到哪儿
这里说指到哪儿，就是明确地指出具体目标；打到哪儿，则是指具体目标的最终实现。陆宗达先生说过：“辞书的编纂，成败不在一词一语诠释的得失，而在取舍、编排、查检方法和处理纷繁的具体问题的原则的科学而得当。”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总体设计的重要性。
编写辞书，就怕没有计划，或者有了计划却不周详，或者计划周详了却不实施，安排工作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打乱仗。到了总结的时候，做到了什么地步，就追认说，我的计划原本如此，嘻嘻。一次两次应付差事倒还罢了，老是照方抓药，非露馅不可。辞书的读者对象是谁，辞书的特点(亮点)在哪里，在动手之前就要设计好，不能书都印出来了才“回头看”，临时抱佛脚，现趸现卖。茫无秩序不好，不承认无秩序，老为无秩序找辙，更不好。比如明明是配套词顾此失彼，收录不全，却偏说是为了突出重点；明明是主副条两处都详注，文字有参差，属于照应不周，却偏说为了读者查找方便等。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第四期“辞书编辑人员资格培训班”的作业就是“辞书设计”，要求在辞书编写之前做好市场调查和尽可能详细的总体规划，许多学员反映，做了和不做体会大不一样，这个基本功我们必须掌握才是。当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要有适当的调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那已是另外层次的问题了。
3、雄心太大，后果可怕
这里借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李军长的一句台词。编写辞书或修订辞书，工作量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没有接触过或接触不多的人于此难免缺乏认识，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制定计划、安排工作，为了表现有决心，有干劲，很容易往大里想，往满里说，结果往往“眼大肚子小”，迟迟收拾不起来。从人员上说，一编几年，不敢拍胸脯个个都能坚持到底；从时间上说，不算年节，多多少少也要插进些其他的事情。只要出现了原来没想到的事，就得停下来研究研究，问题一多，头都大了，谁收摊谁扛着，苦不堪言，承受的压力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做计划的时候一定得有自知之明，留有充分的余地。丑话说在头里不算丑，说丑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4、倒算账
只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编写辞书，那么无论水平是高是低，人员是多是少，总会感觉时间过得太快，而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太多，于是按时完成任务的凤毛麟角，一拖再拖的反而屡见不鲜了。至于原因嘛，都用得上“种种”二字，这里不一一列举。为了抓紧时间，避免陷入“苦海无边”的境地，辞书在交稿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倒算账。“倒算账”即今天所说的“倒计时”，它以最后出书的日期为限，向眼下所在的年月日细数过来，除去印刷、装订时间(这是无法通融缩减的)，印刷之前什么时候付型，付型之前一共需要校对多少次，每一校次各需要几天，校对之前稿子什么时候“齐清定”，要做到“齐清定”还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必须做，哪些可以放一放，等等。通常是将各项任务的时间和负责人列一张大表贴在墙上，到时间就要求交任务，任务交不出来就要加班，就要追究责任。如此毫不留情，毫不松动，辞书才可能赶出来，即便赶不出来也拖不太久。辞书出版前的一段时间(少说也有一年半载)是最要紧的，每每出书后，参与其中的编辑人员精疲力竭，就像大病一场，好些日子恢复不过来。
5、瓶口细
“瓶口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瓶颈问题”。辞书的编写队伍通常是个塔形结构：编初稿的人多，复审的人就少了，定稿的人则更少。到了最后，所有的疑难问题都等主编拍板，急不得恼不得，安排不好便成了几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又干着急，插不上手。想当初《现汉》快交稿的阶段，丁声树先生就老被后面的稿子催着，天天上班天天忙，还是赶不上，他早来晚走是家常便饭，甚至星期天还来语言所加班。那时我们就有“瓶口细”的说法，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性问题。
为了解决“瓶口细”问题，丁先生手下组织了一个“看稿组”，三四个人，水平都很高，他们先处理稿子，帮丁先生开路，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才留给丁先生，进度因此加快了不少。其他的人一律参加通读和专项检查，稿子多打磨几遍肯定没有坏处，大家手底下都忙着，既不窝工，又有实效，辞书自然编得顺畅，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6、拉抽屉
什么是拉抽屉?此乃比喻说法，指上面布置下某一项工作之后，下面已经干起来了，干得挺欢，甚至都干完了，结果上面的主意又变了，成命收回，向后转走——白忙活了，劳而无功。辞书编写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指挥者要了然于 胸，千万不能灵机一动，随着感觉走，或者听到风就是雨。假使没有十分的把握，那就不妨问问周围知道的人，商量着办。又不太懂又自以为懂了的人常常一条道走到黑，要多麻烦有多麻烦。偌大的一部辞书，即便是其中某一个小体例中途变化了，全书都要随之改动，翻来覆去的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所以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拉抽屉交学费。拉抽屉一辈子记不上账，最让干活儿的人泄气。
7、水磨工夫
“水磨工夫”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的口头禅。“水磨”即“加水细磨”，“水磨砖”、“水磨年糕”之类都是加水细磨的上等货色。“水磨工夫”用在辞书编写上，意思是稿子编好后还必须反复打磨。词条编出来不难，打算“一挥而就”，努努力也许做得到，但想要“一字不易”，成为“不刊之论”，那就不容易了。自己写的稿子，当时一定感觉满意了才肯罢手，可过些日子“回头看”，说不定就能看出毛病，不满意了，于是修修补补，或者推倒重来，这是自己的“水磨”；个人的稿子编好了，再拿给别人看看，听听意见，这是相互之间的“水磨”。一个人的水平再高也有知识盲点，自己瞪大眼睛也发现不了的问题，别人可能一望而知；自己绞尽脑汁都找不到的合适表达，别人可能一语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上级给下级审，提高；下级给上级看，补漏；同级给同级读，互助。如此读来改去，文字就锤炼得臻于完美了，甚至于到最后语言风格也变得十分接近，几乎分不清初稿出自何人之手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词典室的编辑老师有将近二十人，编写《现汉》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亲见亲历。
8、别想图省事，早晚得找补上
辞书编写是个系统工程，是个完整细密的整体，工作流程环环相扣，各个步骤之间可以紧密衔接，以提高效率，但不能随意删减缺省，“跳跃式前进”。辞书编写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事先考虑周到，忽视了哪个环节，到头来还得补课，费了劲还落埋怨。不补课行不行呢?不行，那样辞书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受到惩罚。这跟窗户纸破了不糊上，挡不住往里灌风是一个道理。
以收词为例，任何一部辞书开编之初，都有必要根据其收词原则确定一个词表，注意，仅有个原则，只列一二三四是不够的，需要拿出来的是一个由多少个字、多少个词组成的依次排列的完整词表。有的人嫌太麻烦，上万个字、几万个词，谁有那个耐心呀，干脆参加编写的诸位比照着收词原则自己体会吧。结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了一段下来，彼此之间的差别很大。原因在于大家对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不一样，搞古代的，搞现代的，搞方言的，搞语法的，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兴奋点不同，不在一起商量商量绝对统一不了思想。开始的时候好像省了点儿事，后来不断地开会，反复地调整，一些编了的要删掉，一些没编的要补上，不更费事吗?不光有收词平衡问题，还有体例一致问题，相关条目照应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该做而未做的，如果在出版之前还没有找补上，那势必就留下了隐患，留待出版后辞书质量检查之时再算账了。
9、铺摊子是本事，收摊子更是本事
编辑辞书，大而化之地说不外两件事情：一是铺摊子，二是收摊子。铺摊子主要包括确定选题、设计框架、组织队伍，安排进度；收摊子主要包括统稿、通读、专项检查、校对付型。能铺摊子是本事，一般人都知道，不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是推不动的。但能收摊子更是本事，许多人就不清楚了，这里用个“更”字无非是想强调一下。铺摊子基本上属于宏观范畴，指出方向，拿出计划，不要求严丝合缝，一成不变，一时定不下来的可以放一放，日后再议；收摊子则基本上属于微观范畴，稿子中的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要处理，不处理就无法形成“一棵菜”。这时候假如你心里没个底数，不能瞻前顾后，分清轻重缓急，忙恐怕也忙不到点子上。市场上的一些辞书，设想挺好，也有创意，最后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是不太会收摊子，也没有得力的人收摊子。收摊子的人要业务比较纯熟，既会大处着眼，又能小处着手，还得有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个编写集体中，能收摊子的人总得有几个、多几个才好，应该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10、辞书是妥协的产物
“辞书是妥协的产物”这句话，是我跟汪耀楠先生聊天时听到的，后来又听说原创者为严庆龙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足见其对于辞书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只有对辞书有了深刻理解的人，才能听得懂其中的含义。第一，辞书本身具有学术性，但又不等同于学术著作。辞书理应广泛吸收各种研究的新成果，而不可囿于一家之说，喜欢的不喜欢的要兼收并蓄，得有点儿包容精神才行。第二，辞书编写集体里各类人才都有，你说这么编好，他说那么编好，条条道路通罗马，有时难分高下，这就要各自让一步，选择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方案。第三，辞书是专家编的，市场上卖的。专家说这么编能体现学术水平，市场说那么编能卖得好，这就要两方面综合考虑了，如果找得出“黄金分割点”，岂不是两全其美?辞书的内容包罗万象，编写时碰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不奇怪，有时需要迎上去解决它，有时需要转过身来绕着走，需要妥协的地方很多，和和稀泥是免不了的。编辞书不能一根筋，一根筋不是执著。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巢峰.出版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李瑞环.务实求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