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前人经验 掌握编写规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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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辑录了作者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词典过程中陆续听到、看到、说到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精彩言论。这些言论大都是前辈学者多年潜心词典编纂的经验总结,少数是笔者的个人体会。内容涉及辞书编辑的素质,辞书编纂的组织,辞书的框架、资料、编写、修订及辞书的规范等。
  关键词 辞书编辑 辞书的组织 辞书编纂 辞书规范
  
  辞书研究属于辞书理论范畴,辞书编写属于辞书实践范畴。辞书编写离不开辞书研究的指导,辞书研究最终要应用于辞书编写,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如果分得再细一点儿,在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层次,那就是经验。经验同理论一样,也来自于实践,也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但是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是理论的初级阶段。有些经验,可能已经或者正在上升为理论,一般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些经验,可能一时甚至长期不能上升为理论,但同样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短短的一句话,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记录于下面的一些有关辞书编写的话,是笔者三十几年来在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听到的,看到的,说过的,印象极为深刻。其中主要是前辈老师对我的点拨,也有自己的感悟。这些话可能不过是“老生常谈”,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有些话说得不失精彩,权且统称为经典语言。
  
  一、辞书编辑的素质
  
  1、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
  刚到词典室工作不久,就听几位老师说,编词典是“好人不愿干,坏人干不了”。这多少有点儿自嘲的意味,但也是实情。此处所说的“好人”,是指业务水平高的人;所说的“坏人”,是指业务水平低的人,也包括业务水平不低,但过于自我、缺乏团队精神、甚至自私的人。李荣先生讲:“编词典这玩意儿,水平高的人不愿干,水平低的人又干不了。”表达就准确了。许逸民先生在写给林仲湘先生的信中说:“(辞书)高才者不屑为,低能者不能为。”意思是一样的。
  高永伟先生在谈到辞书编辑的基本素质时,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dictionary-mindedness(词典头脑);single-mindedness(专注);like-mindedness(契思);hard-working(吃苦耐劳);Sitzfleish(铁屁股)。这里的“契思”指相契合的思想,是彼此之间的共识和默契;“铁屁股”说得很形象,即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嘛!坐不住的,那叫“猴屁股”,或者说“屁股长了尖儿”。
  
  2、十项全能运动员
  辞书编辑有些类似十项全能运动员,就某一方面的水平,全能运动员不如专项运动员,但全能运动员要求各项都比较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做学问的可以“扬长避短”,做辞书编辑的却“矛盾不可回避”。写文章的强调观点鲜明尖锐,编辞书的强调注释圆浑周到。在某种意义上,辞书编辑工作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要经过知识先摊平、再加厚的过程,要经过先学会整理资料,再培养主编意识的过程。长期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全身心地投入,通常会影响到自己的专长或爱好的发展。
  辞书编辑的知识结构很特殊,周明鉴先生介绍了这样一种说法:“Acres wide,one inch deep.”(几英亩大,一英寸深。)意思是说:辞书编辑要有很宽的知识面(窄了肯定不够用),而掌握的知识只要具备一定深度就可以了(当然越深越好)。
  有些某一方面的专家看不起辞书编辑,我们似乎不必介意,也无须妄自菲薄。在某一方面不如他熟悉,而在其他方面又比他熟悉一些,这多少是由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样的一杯水,倒进试管里会显得很高,倒进茶盘里会显得很浅,这得看怎么个比法。做了辞书编辑,就要甘于平淡,勇于奉献,但是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学术研究。纵观历史,在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后来成为辞书学家的比较多,而一开始就从事辞书编写的人后来很少能够成为语言学家。所以,多能固然好,一专很重要。年轻的辞书编辑千万不可轻易放弃所学的专业,要善于在编辑辞书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
  
  3、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辞书编写没有理论指导不成,但是光说不练也不成。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应用于编写实践。说得好当然好,还要干得好才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些专家误以为辞书编写没什么了不起,好像有了专业背景,有了高学历,会写文章了,就肯定能够编词典。可是一旦上了手,才发现真要编好并不是那么简单。没有经过长期编写的锻炼,是很难真正领悟其中的奥妙和真谛的。辞书的基本单位是义项,一部辞书里义项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几十万,要把它们一一排列得当,注释准确,既讲求理据,又晓得变通,宏观上以简驭繁,微观上不惮琐细,真得有“文武昆乱不挡”的功夫才行。结果很不容易出成绩,倒很容易出纰漏,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站在这个角度,编辑辞书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项编辑工作,辞书编辑“出师”也许费时最长,从上手到熟练,用心的少说也得三五年,意志不坚定的往往就半途转行,拜拜了。辞书编辑“成活率”低的现象在科技编辑里更为突出,因为科技涉猎太广,发展太快,拼的就是知识积累,不懂就是不懂,语感一点儿都帮不上忙。马静先生称“好的科技编辑属于稀缺动物”,我是赞成的。
  
  4、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固然不错,但三个不懂英语的还是不懂英语”,这是吕叔湘先生的原话,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语言所的一次大会上听到的。吕先生当时讲的是关于科研人员的学术修养,他认为,搞科研的人,主要指一个集体,仅凭刻苦努力、团结奋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合理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否则的话难以成大器、成大事。
  推而广之,这个意见对辞书编写队伍的组成同样适用。我们知道,辞书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编写队伍里需要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但不少单位却偏偏忽视了这一点。有的单位一律聘用硕士、博士,而没有配备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一般学历较低),这样硕士、博士也要担负繁杂的编务、资料工作,人力上浪费不说,还不一定比专职的编务、资料人员做得好。有的单位一律录用中文系的毕业生,而且尽量是语言学专业的,可即便是语文辞书,也涉及许多哲社、科技方面的知识,这就不是他们的所长了。假如照猫画虎地抄抄改改,那难免会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从历届辞书质量检查的结果看,语文辞书的科技条目是错误的高发区,原因即在于此。语言所组建词典室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编写《现汉》始终保持着语文组、哲社组、科技组的建制,这在组织建设上使得辞书质量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近日读到李瑞环(2010)的文章,发现里面的一段文字与吕先生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摘录在此:
  一个领导班子……必须有熟悉和擅长各方面的人才。如同一个好的乐队,有会吹的、有会打的、有会弹的、有会拉的,还得有会指挥的,否则就不可能演奏出好的乐章。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 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二、辞书的组织
  
  1、三分编写,七分组织
  巢峰先生(2007)曾说:“辞书编写之难,在作者、编者和出版界中是有所了解的,而辞书的组织之难,却是一般人所不甚了解的。以我拙见,如果用‘三分编写,七分组织’来形容,是不过分的。”
  巢峰先生作为《辞海》的常务副主编,参与了新《辞海》的编写和历次修订,这一番话乃是肺腑之言。试想,大型辞书,参与者众,如果都一头扎进编写里面而缺乏有效的组织,七嘴八舌,七手八脚,弄不好就乱七八糟了。最近的三十多年里,《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其修订的领导班子、出版社的编辑队伍,特别是遍及各地的几千人的编者队伍是比较稳定的,有连续性的,加之每次修订都有周密的修订细则以及严格的编者培训,这就保证了该辞典始终保持着原有风格,又不断出新而长盛不衰。
  一部辞书的编者队伍,通常由主编(包括副主编)、编辑、资料员三部分组成。人员的配备就中小型辞书说,主编一二人、编辑七八人、资料员一二人较为适宜。主编总是要选学术上有造诣,而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的,强调的是决策力;编辑要选有独立编写能力的,要善于理解主编的意图和要求,强调的是执行力;资料员要选头脑清楚、手脚勤快的,强调的是配合。主编多了,意见容易分歧,难于推动;编辑多了,编得快,统稿慢;资料员可以根据进度随时增减,但要保证有一个人贯穿始终。作为一个集体,不能要求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聪明人,但起码大多数得是明白人、厚道人。如果太算计了,生怕自己吃亏,那准坏事,辞书编不成、编不好不说,彼此之间还闹一肚子意见,结下冤仇,何苦来哉!下面再引用一段李瑞环(2010)的话,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但这种人也不能多,多了也可能误事。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现在建筑常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它可以经受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而钢筋混凝土是很讲究配比的。钢筋受拉好,受压力不行;混凝土受压好,受拉不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但如果把配比搞错了,或只用一种缺一种,这座建筑就会出问题,乃至发生事故。
  
  2、要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不要打到哪儿,指到哪儿
  这里说指到哪儿,就是明确地指出具体目标;打到哪儿,则是指具体目标的最终实现。陆宗达先生说过:“辞书的编纂,成败不在一词一语诠释的得失,而在取舍、编排、查检方法和处理纷繁的具体问题的原则的科学而得当。”这段话充分反映了总体设计的重要性。
  编写辞书,就怕没有计划,或者有了计划却不周详,或者计划周详了却不实施,安排工作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打乱仗。到了总结的时候,做到了什么地步,就追认说,我的计划原本如此,嘻嘻。一次两次应付差事倒还罢了,老是照方抓药,非露馅不可。辞书的读者对象是谁,辞书的特点(亮点)在哪里,在动手之前就要设计好,不能书都印出来了才“回头看”,临时抱佛脚,现趸现卖。茫无秩序不好,不承认无秩序,老为无秩序找辙,更不好。比如明明是配套词顾此失彼,收录不全,却偏说是为了突出重点;明明是主副条两处都详注,文字有参差,属于照应不周,却偏说为了读者查找方便等。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第四期“辞书编辑人员资格培训班”的作业就是“辞书设计”,要求在辞书编写之前做好市场调查和尽可能详细的总体规划,许多学员反映,做了和不做体会大不一样,这个基本功我们必须掌握才是。当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要有适当的调整,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那已是另外层次的问题了。
  
  3、雄心太大,后果可怕
  这里借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南征北战》中国民党李军长的一句台词。编写辞书或修订辞书,工作量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没有接触过或接触不多的人于此难免缺乏认识,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制定计划、安排工作,为了表现有决心,有干劲,很容易往大里想,往满里说,结果往往“眼大肚子小”,迟迟收拾不起来。从人员上说,一编几年,不敢拍胸脯个个都能坚持到底;从时间上说,不算年节,多多少少也要插进些其他的事情。只要出现了原来没想到的事,就得停下来研究研究,问题一多,头都大了,谁收摊谁扛着,苦不堪言,承受的压力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做计划的时候一定得有自知之明,留有充分的余地。丑话说在头里不算丑,说丑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4、倒算账
  只要以认真严谨的态度编写辞书,那么无论水平是高是低,人员是多是少,总会感觉时间过得太快,而没有处理好的地方太多,于是按时完成任务的凤毛麟角,一拖再拖的反而屡见不鲜了。至于原因嘛,都用得上“种种”二字,这里不一一列举。为了抓紧时间,避免陷入“苦海无边”的境地,辞书在交稿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倒算账。“倒算账”即今天所说的“倒计时”,它以最后出书的日期为限,向眼下所在的年月日细数过来,除去印刷、装订时间(这是无法通融缩减的),印刷之前什么时候付型,付型之前一共需要校对多少次,每一校次各需要几天,校对之前稿子什么时候“齐清定”,要做到“齐清定”还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哪些工作必须做,哪些可以放一放,等等。通常是将各项任务的时间和负责人列一张大表贴在墙上,到时间就要求交任务,任务交不出来就要加班,就要追究责任。如此毫不留情,毫不松动,辞书才可能赶出来,即便赶不出来也拖不太久。辞书出版前的一段时间(少说也有一年半载)是最要紧的,每每出书后,参与其中的编辑人员精疲力竭,就像大病一场,好些日子恢复不过来。
  
  5、瓶口细
  “瓶口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瓶颈问题”。辞书的编写队伍通常是个塔形结构:编初稿的人多,复审的人就少了,定稿的人则更少。到了最后,所有的疑难问题都等主编拍板,急不得恼不得,安排不好便成了几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又干着急,插不上手。想当初《现汉》快交稿的阶段,丁声树先生就老被后面的稿子催着,天天上班天天忙,还是赶不上,他早来晚走是家常便饭,甚至星期天还来语言所加班。那时我们就有“瓶口细”的说法,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性问题。
  为了解决“瓶口细”问题,丁先生手下组织了一个“看稿组”,三四个人,水平都很高,他们先处理稿子,帮丁先生开路,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才留给丁先生,进度因此加快了不少。其他的人一律参加通读和专项检查,稿子多打磨几遍肯定没有坏处,大家手底下都忙着,既不窝工,又有实效,辞书自然编得顺畅,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6、拉抽屉
  什么是拉抽屉?此乃比喻说法,指上面布置下某一项工作之后,下面已经干起来了,干得挺欢,甚至都干完了,结果上面的主意又变了,成命收回,向后转走——白忙活了,劳而无功。辞书编写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指挥者要了然于 胸,千万不能灵机一动,随着感觉走,或者听到风就是雨。假使没有十分的把握,那就不妨问问周围知道的人,商量着办。又不太懂又自以为懂了的人常常一条道走到黑,要多麻烦有多麻烦。偌大的一部辞书,即便是其中某一个小体例中途变化了,全书都要随之改动,翻来覆去的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所以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拉抽屉交学费。拉抽屉一辈子记不上账,最让干活儿的人泄气。
  
  7、水磨工夫
  “水磨工夫”是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的口头禅。“水磨”即“加水细磨”,“水磨砖”、“水磨年糕”之类都是加水细磨的上等货色。“水磨工夫”用在辞书编写上,意思是稿子编好后还必须反复打磨。词条编出来不难,打算“一挥而就”,努努力也许做得到,但想要“一字不易”,成为“不刊之论”,那就不容易了。自己写的稿子,当时一定感觉满意了才肯罢手,可过些日子“回头看”,说不定就能看出毛病,不满意了,于是修修补补,或者推倒重来,这是自己的“水磨”;个人的稿子编好了,再拿给别人看看,听听意见,这是相互之间的“水磨”。一个人的水平再高也有知识盲点,自己瞪大眼睛也发现不了的问题,别人可能一望而知;自己绞尽脑汁都找不到的合适表达,别人可能一语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上级给下级审,提高;下级给上级看,补漏;同级给同级读,互助。如此读来改去,文字就锤炼得臻于完美了,甚至于到最后语言风格也变得十分接近,几乎分不清初稿出自何人之手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词典室的编辑老师有将近二十人,编写《现汉》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我亲见亲历。
  
  8、别想图省事,早晚得找补上
  辞书编写是个系统工程,是个完整细密的整体,工作流程环环相扣,各个步骤之间可以紧密衔接,以提高效率,但不能随意删减缺省,“跳跃式前进”。辞书编写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事先考虑周到,忽视了哪个环节,到头来还得补课,费了劲还落埋怨。不补课行不行呢?不行,那样辞书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受到惩罚。这跟窗户纸破了不糊上,挡不住往里灌风是一个道理。
  以收词为例,任何一部辞书开编之初,都有必要根据其收词原则确定一个词表,注意,仅有个原则,只列一二三四是不够的,需要拿出来的是一个由多少个字、多少个词组成的依次排列的完整词表。有的人嫌太麻烦,上万个字、几万个词,谁有那个耐心呀,干脆参加编写的诸位比照着收词原则自己体会吧。结果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做了一段下来,彼此之间的差别很大。原因在于大家对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不一样,搞古代的,搞现代的,搞方言的,搞语法的,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兴奋点不同,不在一起商量商量绝对统一不了思想。开始的时候好像省了点儿事,后来不断地开会,反复地调整,一些编了的要删掉,一些没编的要补上,不更费事吗?不光有收词平衡问题,还有体例一致问题,相关条目照应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凡是该做而未做的,如果在出版之前还没有找补上,那势必就留下了隐患,留待出版后辞书质量检查之时再算账了。
  
  9、铺摊子是本事,收摊子更是本事
  编辑辞书,大而化之地说不外两件事情:一是铺摊子,二是收摊子。铺摊子主要包括确定选题、设计框架、组织队伍,安排进度;收摊子主要包括统稿、通读、专项检查、校对付型。能铺摊子是本事,一般人都知道,不具备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组织能力是推不动的。但能收摊子更是本事,许多人就不清楚了,这里用个“更”字无非是想强调一下。铺摊子基本上属于宏观范畴,指出方向,拿出计划,不要求严丝合缝,一成不变,一时定不下来的可以放一放,日后再议;收摊子则基本上属于微观范畴,稿子中的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要处理,不处理就无法形成“一棵菜”。这时候假如你心里没个底数,不能瞻前顾后,分清轻重缓急,忙恐怕也忙不到点子上。市场上的一些辞书,设想挺好,也有创意,最后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是不太会收摊子,也没有得力的人收摊子。收摊子的人要业务比较纯熟,既会大处着眼,又能小处着手,还得有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个编写集体中,能收摊子的人总得有几个、多几个才好,应该重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10、辞书是妥协的产物
  “辞书是妥协的产物”这句话,是我跟汪耀楠先生聊天时听到的,后来又听说原创者为严庆龙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足见其对于辞书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只有对辞书有了深刻理解的人,才能听得懂其中的含义。第一,辞书本身具有学术性,但又不等同于学术著作。辞书理应广泛吸收各种研究的新成果,而不可囿于一家之说,喜欢的不喜欢的要兼收并蓄,得有点儿包容精神才行。第二,辞书编写集体里各类人才都有,你说这么编好,他说那么编好,条条道路通罗马,有时难分高下,这就要各自让一步,选择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方案。第三,辞书是专家编的,市场上卖的。专家说这么编能体现学术水平,市场说那么编能卖得好,这就要两方面综合考虑了,如果找得出“黄金分割点”,岂不是两全其美?辞书的内容包罗万象,编写时碰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不奇怪,有时需要迎上去解决它,有时需要转过身来绕着走,需要妥协的地方很多,和和稀泥是免不了的。编辞书不能一根筋,一根筋不是执著。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巢峰.出版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李瑞环.务实求理(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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