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遍及整个欧洲”。这是米歇尔·福柯在1961年谈到17世纪新型监禁机构突然且快速增长时所写到的，这些监禁机构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将成千上万的人关进监狱。福柯在其著作中，将讨论新型监禁机构增长的主要章节定名为“大禁闭”。
　　“大禁闭”这个标题，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所处的20世纪后期欧洲监狱的状况。我们虽然无法在数字和比例方面做出精确的比较，但是这个现象在20世纪后期也“扩及了整个欧洲”。
　　我们这个时代就如同17世纪一样，一些主要的西欧大国在监狱人口大量增长方面占领先地位。如果再加上北美洲的情况，这个时代在这方面的景象更为完整。
　　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前西德以及意大利这4个西方大国，自1970到1985年间的监狱人口变化状况中，美国占上升的领先地位。该国在1970年每10万人中约有180名受刑人，到1985年上升至将近320名，即在15年内增加了大约78%。英格兰和威尔士则从每10万人中有不到80名受刑人增长到将近100名受刑人。意大利在同一时期中，从每10万人中有40多名受刑人增长到70多名受刑人，监狱人口在15年内增长将近1倍。虽然意大利的监狱人口在这段时期之后有所下降，但在这段时期内，这4个国家中唯一呈现下降趋势的是前西德。该国在1983年之前，监狱人口显著上升，但在这一年之后却大幅下降。
　　前西德的监狱人数为何会下降？当时的失业率（急剧上升而非下降）无法解释这个转变，人口因素也只能做有限的解释（当时的出生队列较小，但是出生队列的大小，最快也只能从1988年开始对成人刑事法庭产生一些重大影响）。犯罪率无法用来做任何解释（犯罪率是上升的，但是可判处监禁的罪行则稍微降低），在立法方面也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因此，专家认为该国监狱人数下降，可归因于检察机关或法官的实务改变。是否因为德国在近期经历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或至少没有相同程度的）黑暗的政治经验，而这个经验警告人们，是否不能让国家的实际权力无限增长？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判决的执行似乎是抑制监狱人数的一个因素。
　　然而前西德是这段时期的一个特例，不仅与上述其他3个国家相比较是如此，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亦是如此。除此以外，在一些如瑞典、丹麦和挪威等较小的欧洲国家，监狱系统的压力也相当大，这些国家的监狱行政人员也非常关切监狱超过负荷的问题。在挪威，这个压力虽未造成监狱人口的显著上扬，但却增长了一大串的等候名单，也就是说“排队”等着去服刑。挪威在平时监狱人数约在2000名左右，但在1985年约有6500人在等候名单上，该等候名单在1981到1985年之间增长了49%。然而，在这个队伍中，当然有一些人具有“优先权”：毒犯和暴力犯无须等候。芬兰的监狱人数一直很高，但在这段期间，该国是唯一监狱人数持续下降的北欧国家。
　　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在1986年2月1日的监狱人数是以1983年2月1日的监狱人数为基准数100而计算的。只有4个国家低于1983年的基准数：奥地利下降到95，前西德91，马耳他89，瑞典85，在瑞典的下降是暂时的，主要是受到该国在1983年释放政策改变的影响。我们可从以下的数据看出，其他15个会员国的监狱人数或多或少都有提升的现象：比利时提升到119，塞浦路斯110，丹麦109，法国122，希腊109，爱尔兰145，冰岛106，意大利120，卢森堡116，荷兰124，挪威103，葡萄牙183，西班牙104，英格兰/威尔士105，苏格兰108。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塞浦路斯和希腊这3个国家的监狱人数在1984年有过短暂的高峰，随后就一直下降到1986年。但是，总体趋势仍十分明显。
　　监狱人数的增长表示，一些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对于改变监狱系统发展所做的努力，很快就被其他的力量轻易击溃了。
　　在许多国家监狱系统中，各种程度的监狱人数增长带来了许多监狱兴建计划。这种兴建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公众讨论的主要问题，当时《时代周刊》在1983年12月5日提到“持续增长的监狱危机”，并详述“要容纳所有新进的囚犯，新的监狱还盖得不够快……仅是建筑的费用就相当惊人：在未来的10年内，整个美国兴建监狱和看守所的计划约为47亿美元”。整个费用相当庞大。此外，在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监狱私营化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以营利为导向的市场机制，目前正逐渐渗入饱受压力的监狱系统。1985年的秋季，在英格兰/威尔士有16个新监狱正在筹划中，总值约为5亿英镑，其中包括了1.2万个囚位。这个计划在英格兰被称为“史上最大的监狱兴建计划”。
　　监狱系统的增长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增长？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也很难给予明确的答案。我以下针对3个可能性，做简短的讨论。
　　第一个可能性：监狱系统的增长是由犯罪率增加造成的，尤其是当被记录的犯罪率增加时，情况更为显著。随着法院成为一种干预机制，被记录的犯罪率可能直接反映在较高的监狱人数上。但是这个解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此列出其中的两个问题。
　　一方面，我们有具体的实证资料显示，监禁率下降时，被记录的犯罪率也可能上升。反之亦然。前西德在某些方面可作为前者的例子，而20世纪70年代则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许多国家在这10年中的犯罪率飙升，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监狱人数却不是下滑就是持平。
　　另一方面，目前的犯罪率不一定在增长。美国在80年代早期的全国犯罪率是下降的，但是当时的监狱人数却急剧上升。倘若真的有一般犯罪率直接反映在监狱人数上的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将它解释为政治决策的结果：这可能表示，我们所关注的国家一直遵循着与以前相同的刑事政策。换句话说，甚至连这种直接的反映都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而这是一件常被忽视的事实。但是，由于这种直接的反映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更清楚地显示了政治决策是主要的因素。
　　第二个可能性：犯罪化的模式正在改变。新的行为模式可能被纳入刑事政策范围，并加以犯罪化或是更严厉地犯罪化。一些欧洲国家在毒品犯罪方面，似乎已经开始有这种现象。在荷兰和挪威这些国家，针对毒品犯罪而加强犯罪化以及执行更严苛的立法和审判，显得相当重要。例如，挪威在1982年将使用毒品的罪行类别从轻罪改成重罪，也因此增加了犯罪化的程度。
　　在几年之内，挪威已将与毒品相关犯罪的最高刑罚从10年监禁改到15年，再改到21年，这是一个影响审判执行的主要因素。当然，从记录的犯罪率上显示，一些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也有所增加。但倘若不是犯罪化的增强，以及上述最高刑罚的大幅提高，监狱中长期监禁的毒犯人数也不会增加到如此之多。然而，这些人数不仅堵塞了整个监狱系统，也是在挪威出现排队等待服刑的主因。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普遍加重某些犯罪类型的惩罚程度。证据显示，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形，有的是经由立法，有的是通过审判的执行，有的则是两者并用。以美国为例，该国的强制判决立法，规定某些犯罪类型的罪犯或是累犯必须入监服刑，便属于这个模式。比如说，1978年的一则法律，规定法官必须将所有暴力重罪罪犯判处监禁，这可能是造成纽约州立监狱爆满的一个因素。同时，许多州的最短监狱刑期也大幅增长。在挪威，长期无条件监禁刑罚（表示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监禁）的数字从1981年开始增长。但是，短期监禁刑罚的数字则维持不变。与毒品相关的长期刑期犯罪数字，可能是这个现象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了针对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以外，对于一些其他的犯罪也采取更严厉的惩罚，似乎成了普遍趋势，挪威的情况正是如此。
　　上述的三个解释中，第一个有关直接反映的理论已经差不多被排除了。第二和第三个解释，即新的犯罪化模式和惩罚程度的普遍加重，就比较有可能性。如同前面所述，各个国家在这两个解释上各有差别。以此为观点，我们或许可以说，监禁机构增长模式并不是仅有单一因素。但在较为一般的层面上，这两个解释有一些相同点：不论是新的犯罪化模式或是更严厉的立法或审判执行，意味着更严厉的刑事政策，以及以更积极的方式使用监禁刑罚来面对犯罪行为，是监狱系统增长的主因。总之，更加严厉的刑事政策，以及积极地运用监狱，似乎是许多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模式。
　　（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受审判的监狱》 译者：胡菀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