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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堪称近年来出版的一部经典之作，可评述的角度很多，对其艺术上的成就，在此不再赘述。写在前面，是想澄清一下我对该小说的评价并不低，并非刻意要从中挑刺。本文主要从性别角度出发，探讨作者（及其所代表的一类男性文人）对性别问题的认知状态。
难以自省的厌女症
《繁花》中是否存在性别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读者（非女权主义者）都提出过相关疑问，大致有两点：一是为什么作者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可爱的人，大多自私、放荡、苟且、阴暗、变态、愚昧……毫无上海女人的优雅、精致，让人心生厌恶；二是为何小说中女性结局大多悲惨。作者对前一问是如此解释的：“蓓蒂，阿婆，姝华，雪芝，春香，大妹妹，黎老师，李李，甚至小阿姨身上，都散发出钻石般的高贵光华，这种高贵，是混合在朴素的人性中，不宜再浓，就像正常的画一样，比较自然……《繁花》的女人，都是花一样绽放，都是很美的。”假设作者所言出于肺腑，这就让人不禁要问，为何读者与作者的审美观有如此大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作者也有交代，即“做人很尴尬，男女都一样”。但认真看起来，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女性的结局不但悲惨，而且大多让人难以同情。例如，梅瑞被自己母亲骗、被母亲的继任丈夫骗，万贯家财瞬间灰飞烟灭，最后寄人篱下，看前夫和前婆婆脸色过日子，本来是很可怜，但她之前的各种算计、对母亲的薄情寡义，让人感觉她最终落魄是咎由自取；汪小姐怀孕不知是谁的种，丈夫和情人都不想负责，还可能是个双头怪胎，人生多少尴尬，但只要一想到是她自己拎不清，送上门去给人占便宜，借着生二胎的机会出轨，背叛丈夫，就无论如何也同情不起来了。
对男人则不同，顾飞曾在书评中写道：“小毛最后下岗、病死，沪生和阿宝其实也混得不怎么样，人前没有多少风光，背后同样有很多的心事与烦恼，但作者总是把他们写得体体面面的，懂世故，知人情，不卑不亢，从不叫他们塌了架子掉了身份，像待自家弟弟，或者自己。”尽管如作者所言，“小毛死前如僵尸”，但离开人世前，床边莺莺燕燕围了一堆，他临死尚在教导女性要如何经营婚姻，可谓至死没有塌台。况且说到他的病，也是帮人办病退照X光落下的根，自然不免让人同情，甚至有些敬佩起来。按此标准，作者在写女性时远没有这么体贴，甚至连客观中立都没能做到。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个案。小说中小琴的故事是有原型的，作者这样说：“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离婚后跟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家里来。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法院取证，打开女服务员日记，结婚三年，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在说：我缺钱，我这个月要挣多少钱……我太需要钱了。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个男的太可怜了，最后法院判他15年徒刑，本来这种案子肯定判死刑。”
作者怎么改编这个案例的呢？在他笔下，并非男人看不到明显的事实（女人不喜欢他，经常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一厢情愿付出，而是女人为达到想结婚的目的，假装百依百顺，通过种种（欺骗）手段将男人俘获，用尽心思拆散了对方家庭。故事结局也不是男人杀死女人（因杀人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也无法辩解），而是女人诱骗成功后，乐极生悲，失足坠楼。这一段描写巧妙地洗脱了男人的罪责，让他成为一个清白的人，同时置这个阴险无情的女人于死地。在这个前提下，日记本的作用不是令人对男方的罪行有所同情，而是进一步让女人的真面目曝光，将她之前的种种好处完全抵消，令读者对其好感荡然无存，细思极恐。她的死被归责于自己的错误，而死人是没办法为自己辩解的。作者对其中最大的改编（女方诱骗男方并自行坠楼）甚为得意，因为他竟如此说：“小琴和陶陶的交往，从阳台坠楼的描写，都很美，读书不能只看结局，要看过程。”
这种将客观事实通过改写来贬损女性的做法，是“厌女症”（misogyny）的一种潜意识流露。所谓厌女症，指的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病症”，具体表现为对女性、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在《繁花》中，女人经常让人感觉讨厌，她们说话啰唆，行事愚蠢，心思太重，过于功利……通过刻画种种让人讨厌的女性形象，作者流露的是自己对女性的一种负面评价。至于作者所言可爱高贵的女性形象，并非不存在，但大多转瞬即逝，只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状态，仅能用于怀想。
以男男关系为核心
《繁花》作为一部小说，结构上略显散漫，有旧章回小说的模式。动不动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这几朵也并非女子，而是男人，他们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而他们之间（沪生、小毛、阿宝）的关系，更是构成了小说的经纬，搭起了整部小说的框架。
以小毛为例，他跟沪生、阿宝的决裂看起来与其情人银凤有极大关系（银凤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实质上真正让他伤透心的并不是银凤的翻脸无情，而是痛感结义弟兄对自己的心境毫无体会，在背后拿来调笑。从后来的情节发展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小毛娶了春香，对银凤日益淡忘，但沪生、阿宝对他的意义却不可替代。知夫莫若妻，一个对丈夫深爱的女子是能体会出来的，即使丈夫对此缄口不言。春香多次暗示乃至明示想请沪生和阿宝来玩，在临死前还谆谆嘱咐：“老公太孤单了……老公要答应我，不可以忘记自家的好朋友。”这个细节非常奇怪，因为一般女人在辞世之前，多是期待老公不要忘记自己；如果害怕老公孤单，就会嘱咐老公另行娶妻，尤其他们并没有孩子，不用担心后母虐待自己骨肉。但春香一句都没有提，就只提到了老公的朋友。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其实就是作者）心里明白，小毛真正需要、真正无法忘怀的是兄弟之谊。
男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理解、体谅乃至安慰，即使在不（尽）相知的个体中也普遍存在。比如，KTV包房中恶魔一般调戏女人的陆总，康总却肯陪他一起等喜欢的服务员小妹，直到凌晨三点半，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生意场上的应酬所需；沪生不赞同陶陶离婚，但帮其劝说芳妹放人却尽心尽力，也显然不是为了赚有限的律师费。反观女性之间，情况就截然不同。小姐妹情谊大多靠不住，实际上是尔虞我诈、互相利用。如小琴和玲子，表面亲热，其实互相看不惯甚至讨厌，小琴在日记本里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而玲子则是在酒醉后破口大骂。不但如此，全书中最可怕的欺骗和报复，也发生在女性之间，即小芙蓉骗李李去新加坡做色情服务，而李李则找人弄死了小芙蓉。整件事之肮脏程度，远超过猥琐男徐总的不经行径，令人齿寒。 为说明这种表述方法的问题，先介绍一个国外的案例。据英美媒体报道，瑞典电影工业最近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电影分类方式，用于测验电影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标准大致是三条：（1）影片中至少有两位女性；（2）她们要面对面地谈话；（3）谈论的问题不是男人而是其他。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就获得一个“A”标志认证。据称按此标准，多数经典电影都无法突围，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只有一部能幸存。这种新的电影分类方式看似无厘头，但其提出和实施挑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电影制作，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让人重新审视本已司空见惯的现象，反思大众媒体如何呈现女性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些对我们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借鉴此标准，《繁花》无疑是一部不太合格的作品。其中女性大多以男女关系为核心生活要义，她们之间的关系被男性所定义，隐含着一种竞争性。如汪小姐跟其他女人的关系基本都如此，她跟梅瑞争夺宝总、跟李李争夺徐总、跟苏安争夺徐总……梅瑞也可算一个典型案例，她甚至突破伦理的阻碍，跟自己的姆妈都变成了竞争关系（与母亲的后夫上海小开暧昧）。即使如兰兰和雪芝这种不存在明显竞争性的姐妹，其交往的主要内容也围绕着男性，比如结伴去国外嫖男妓等。
女女关系的难以建立，在许多作家那里都是一个问题。沪上女作家王安忆早年写《弟兄们》，就曾企图建立一种女性间的联系，但该努力在小说中宣告失败了，自称为兄弟的女人们最终因家庭的阻碍而疏离。不过王安忆并未放弃这个念头，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仍可以看到类似倾向，比如，晚近的作品《天香》，就构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世界。她通过想象，在一个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时代，将男女情爱抽离之后，女性间的关系（妯娌、妻妾……）终于占到了故事的中心。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女性世界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父权制家庭中女性抱团取暖的一种边缘生活方式，它如何能在当代生活中实现仍然是个谜。
情爱之性别差异
尽管《繁花》以男男关系为核心构建情节，但其中男女情爱也占据了相当篇幅。分析这些关系的特点，可以发现一个倾向，即几乎所有情爱关系都是女性主动、男性被动，这与传统的性别规范似乎产生了某种矛盾。那么，是女性的性别意识已大幅度提升，以至于可以在男女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以沪生为例来看，小说中他一共经历了4段情爱关系，初恋姝华，两人发生关系后，姝华因下乡插队，主动结束关系；后是兰兰，因兰兰娘要女儿嫁给香港人，两人结束；再是梅瑞，因其移情阿宝而结束；最后是白萍，结婚后白萍出国，一直未归。这几段关系，多是女方主动的情况下发生和结束，沪生基本采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主义。看起来，他没有为这些关系（的延续）努力过什么，但他也从不责怪对方。相反，当对方有难，如姝华精神失常回到上海，披头散发，身上一股恶臭，他碰到会小心照顾；梅瑞最终落魄，不成人样，也是沪生来安慰，提供金钱资助。通过这种修辞手法，作者把一个生性懦弱、随遇而安、缺乏担当的人，描述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让人几乎忘了他在谈恋爱时如何脚踏两只船，最后因贪图女方房子与其结婚……种种并不绅士的行径。
从本质上而言，《繁花》中男人放弃的不是对两性关系的主导，而是因此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女人主动求索的也不仅是情爱，更有物质利益的驱使。由于两性在物质资源占据上的差异，才导致了女性更主动的局面，因她更需要通过这种关系获得利益，一旦无利可图，则需要保存自身实力（色相）；男性的被动和小心谨慎，也并非是对情爱看重，而是自身因掌握资源，居于被利用、被勒索的地位。虽然人生无处不尴尬，但两者境遇是截然不同的。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了为何汪小姐勾搭年老的徐总、梅瑞娘痴缠香港小开、梅瑞暗恋康总宝总……凡此种种，脱不过一个“利”字，单纯用情感是无法解释的。
随时代推移，两性关系中的交易性丝毫未减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依稀可看到二三十年代甚至晚清时代的旧上海风情。甚至书中许多饭局的描写，跟《海上花列传》的吃花酒、钓恩客如出一辙。小说中的女人也大致只有三类，一类是在高档酒店、娱乐场所出没的“白领”交际花，以梅瑞和李李为代表；二类是通常能自食其力，但生活目标是钓男人的小家碧玉，以摆摊卖衣服的小琴为代表；三类就是下层欢场女子，可参考小毛请来陪兄弟喝酒的几个发廊妹，连名字也没有。有读者奇怪为何书中不谈孩子，其实作者也不怎么谈妻子，唯一的贤妻春香可谓全书中最乏味的一个女子，除新婚夜略有风情外，没能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早早地死去，给小毛的兄弟情谊让路。只要你想明白了作者笔下的女子多以出卖色相为生，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尤其是男性）所想象的妓女生活并不以夫妻、孩子为核心。
为何过了100年，在男性文人的笔下，男人依然是嫖客，女人还是妓女？这是真实的社会图景，还是作者的一种想象呢？我以为兼而有之。即由于性别不平等的广泛存在，女性处境相对改善但依然弱势，所以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仍随处可见，只是未必完全表现为女性以色相来谋求经济利益，且非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也普遍存在。至于为何作者的描述重点倾向于前者，我认为这是由其审美情趣和性别意识所决定的。
小结
如果对海派文学做一个梳理，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其中的性别差异，包括作者的性别差异以及基于此的小说人物的性别差异。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倾向于对女性做负面描述、以男男关系为核心、将两性关系物质化等，是一个通病而非个别人的偏好。归之于时代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现象，更有说服力的大概还是“厌女症”，即基于自身性别的局限，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女性及相关的性别关系。
男性文人喜欢将女性比作花朵，他们看女性大多出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或是批判性的旁观，缺乏赞赏和认同。这并非他们在有意歧视女性，而是中了“厌女症”的毒，虽然痛惜繁花凋谢，却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他们的作品也正如诗人倪瓒所言：“春与繁花俱欲谢，愁如中酒不能醒。”而只有从这种醉酒的症候中清醒过来，我们才有希望看到真正性别平等的文学作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娟）
难以自省的厌女症
《繁花》中是否存在性别问题？这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读者（非女权主义者）都提出过相关疑问，大致有两点：一是为什么作者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可爱的人，大多自私、放荡、苟且、阴暗、变态、愚昧……毫无上海女人的优雅、精致，让人心生厌恶；二是为何小说中女性结局大多悲惨。作者对前一问是如此解释的：“蓓蒂，阿婆，姝华，雪芝，春香，大妹妹，黎老师，李李，甚至小阿姨身上，都散发出钻石般的高贵光华，这种高贵，是混合在朴素的人性中，不宜再浓，就像正常的画一样，比较自然……《繁花》的女人，都是花一样绽放，都是很美的。”假设作者所言出于肺腑，这就让人不禁要问，为何读者与作者的审美观有如此大的差异？
第二个问题作者也有交代，即“做人很尴尬，男女都一样”。但认真看起来，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女性的结局不但悲惨，而且大多让人难以同情。例如，梅瑞被自己母亲骗、被母亲的继任丈夫骗，万贯家财瞬间灰飞烟灭，最后寄人篱下，看前夫和前婆婆脸色过日子，本来是很可怜，但她之前的各种算计、对母亲的薄情寡义，让人感觉她最终落魄是咎由自取；汪小姐怀孕不知是谁的种，丈夫和情人都不想负责，还可能是个双头怪胎，人生多少尴尬，但只要一想到是她自己拎不清，送上门去给人占便宜，借着生二胎的机会出轨，背叛丈夫，就无论如何也同情不起来了。
对男人则不同，顾飞曾在书评中写道：“小毛最后下岗、病死，沪生和阿宝其实也混得不怎么样，人前没有多少风光，背后同样有很多的心事与烦恼，但作者总是把他们写得体体面面的，懂世故，知人情，不卑不亢，从不叫他们塌了架子掉了身份，像待自家弟弟，或者自己。”尽管如作者所言，“小毛死前如僵尸”，但离开人世前，床边莺莺燕燕围了一堆，他临死尚在教导女性要如何经营婚姻，可谓至死没有塌台。况且说到他的病，也是帮人办病退照X光落下的根，自然不免让人同情，甚至有些敬佩起来。按此标准，作者在写女性时远没有这么体贴，甚至连客观中立都没能做到。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个案。小说中小琴的故事是有原型的，作者这样说：“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离婚后跟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家里来。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法院取证，打开女服务员日记，结婚三年，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在说：我缺钱，我这个月要挣多少钱……我太需要钱了。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个男的太可怜了，最后法院判他15年徒刑，本来这种案子肯定判死刑。”
作者怎么改编这个案例的呢？在他笔下，并非男人看不到明显的事实（女人不喜欢他，经常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一厢情愿付出，而是女人为达到想结婚的目的，假装百依百顺，通过种种（欺骗）手段将男人俘获，用尽心思拆散了对方家庭。故事结局也不是男人杀死女人（因杀人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也无法辩解），而是女人诱骗成功后，乐极生悲，失足坠楼。这一段描写巧妙地洗脱了男人的罪责，让他成为一个清白的人，同时置这个阴险无情的女人于死地。在这个前提下，日记本的作用不是令人对男方的罪行有所同情，而是进一步让女人的真面目曝光，将她之前的种种好处完全抵消，令读者对其好感荡然无存，细思极恐。她的死被归责于自己的错误，而死人是没办法为自己辩解的。作者对其中最大的改编（女方诱骗男方并自行坠楼）甚为得意，因为他竟如此说：“小琴和陶陶的交往，从阳台坠楼的描写，都很美，读书不能只看结局，要看过程。”
这种将客观事实通过改写来贬损女性的做法，是“厌女症”（misogyny）的一种潜意识流露。所谓厌女症，指的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病症”，具体表现为对女性、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在《繁花》中，女人经常让人感觉讨厌，她们说话啰唆，行事愚蠢，心思太重，过于功利……通过刻画种种让人讨厌的女性形象，作者流露的是自己对女性的一种负面评价。至于作者所言可爱高贵的女性形象，并非不存在，但大多转瞬即逝，只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状态，仅能用于怀想。
以男男关系为核心
《繁花》作为一部小说，结构上略显散漫，有旧章回小说的模式。动不动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这几朵也并非女子，而是男人，他们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而他们之间（沪生、小毛、阿宝）的关系，更是构成了小说的经纬，搭起了整部小说的框架。
以小毛为例，他跟沪生、阿宝的决裂看起来与其情人银凤有极大关系（银凤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实质上真正让他伤透心的并不是银凤的翻脸无情，而是痛感结义弟兄对自己的心境毫无体会，在背后拿来调笑。从后来的情节发展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小毛娶了春香，对银凤日益淡忘，但沪生、阿宝对他的意义却不可替代。知夫莫若妻，一个对丈夫深爱的女子是能体会出来的，即使丈夫对此缄口不言。春香多次暗示乃至明示想请沪生和阿宝来玩，在临死前还谆谆嘱咐：“老公太孤单了……老公要答应我，不可以忘记自家的好朋友。”这个细节非常奇怪，因为一般女人在辞世之前，多是期待老公不要忘记自己；如果害怕老公孤单，就会嘱咐老公另行娶妻，尤其他们并没有孩子，不用担心后母虐待自己骨肉。但春香一句都没有提，就只提到了老公的朋友。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她（其实就是作者）心里明白，小毛真正需要、真正无法忘怀的是兄弟之谊。
男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理解、体谅乃至安慰，即使在不（尽）相知的个体中也普遍存在。比如，KTV包房中恶魔一般调戏女人的陆总，康总却肯陪他一起等喜欢的服务员小妹，直到凌晨三点半，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生意场上的应酬所需；沪生不赞同陶陶离婚，但帮其劝说芳妹放人却尽心尽力，也显然不是为了赚有限的律师费。反观女性之间，情况就截然不同。小姐妹情谊大多靠不住，实际上是尔虞我诈、互相利用。如小琴和玲子，表面亲热，其实互相看不惯甚至讨厌，小琴在日记本里写出了自己的心声，而玲子则是在酒醉后破口大骂。不但如此，全书中最可怕的欺骗和报复，也发生在女性之间，即小芙蓉骗李李去新加坡做色情服务，而李李则找人弄死了小芙蓉。整件事之肮脏程度，远超过猥琐男徐总的不经行径，令人齿寒。 为说明这种表述方法的问题，先介绍一个国外的案例。据英美媒体报道，瑞典电影工业最近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电影分类方式，用于测验电影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标准大致是三条：（1）影片中至少有两位女性；（2）她们要面对面地谈话；（3）谈论的问题不是男人而是其他。如果达到这个标准，就获得一个“A”标志认证。据称按此标准，多数经典电影都无法突围，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只有一部能幸存。这种新的电影分类方式看似无厘头，但其提出和实施挑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电影制作，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让人重新审视本已司空见惯的现象，反思大众媒体如何呈现女性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些对我们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借鉴此标准，《繁花》无疑是一部不太合格的作品。其中女性大多以男女关系为核心生活要义，她们之间的关系被男性所定义，隐含着一种竞争性。如汪小姐跟其他女人的关系基本都如此，她跟梅瑞争夺宝总、跟李李争夺徐总、跟苏安争夺徐总……梅瑞也可算一个典型案例，她甚至突破伦理的阻碍，跟自己的姆妈都变成了竞争关系（与母亲的后夫上海小开暧昧）。即使如兰兰和雪芝这种不存在明显竞争性的姐妹，其交往的主要内容也围绕着男性，比如结伴去国外嫖男妓等。
女女关系的难以建立，在许多作家那里都是一个问题。沪上女作家王安忆早年写《弟兄们》，就曾企图建立一种女性间的联系，但该努力在小说中宣告失败了，自称为兄弟的女人们最终因家庭的阻碍而疏离。不过王安忆并未放弃这个念头，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仍可以看到类似倾向，比如，晚近的作品《天香》，就构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世界。她通过想象，在一个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时代，将男女情爱抽离之后，女性间的关系（妯娌、妻妾……）终于占到了故事的中心。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女性世界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是父权制家庭中女性抱团取暖的一种边缘生活方式，它如何能在当代生活中实现仍然是个谜。
情爱之性别差异
尽管《繁花》以男男关系为核心构建情节，但其中男女情爱也占据了相当篇幅。分析这些关系的特点，可以发现一个倾向，即几乎所有情爱关系都是女性主动、男性被动，这与传统的性别规范似乎产生了某种矛盾。那么，是女性的性别意识已大幅度提升，以至于可以在男女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以沪生为例来看，小说中他一共经历了4段情爱关系，初恋姝华，两人发生关系后，姝华因下乡插队，主动结束关系；后是兰兰，因兰兰娘要女儿嫁给香港人，两人结束；再是梅瑞，因其移情阿宝而结束；最后是白萍，结婚后白萍出国，一直未归。这几段关系，多是女方主动的情况下发生和结束，沪生基本采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主义。看起来，他没有为这些关系（的延续）努力过什么，但他也从不责怪对方。相反，当对方有难，如姝华精神失常回到上海，披头散发，身上一股恶臭，他碰到会小心照顾；梅瑞最终落魄，不成人样，也是沪生来安慰，提供金钱资助。通过这种修辞手法，作者把一个生性懦弱、随遇而安、缺乏担当的人，描述成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让人几乎忘了他在谈恋爱时如何脚踏两只船，最后因贪图女方房子与其结婚……种种并不绅士的行径。
从本质上而言，《繁花》中男人放弃的不是对两性关系的主导，而是因此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女人主动求索的也不仅是情爱，更有物质利益的驱使。由于两性在物质资源占据上的差异，才导致了女性更主动的局面，因她更需要通过这种关系获得利益，一旦无利可图，则需要保存自身实力（色相）；男性的被动和小心谨慎，也并非是对情爱看重，而是自身因掌握资源，居于被利用、被勒索的地位。虽然人生无处不尴尬，但两者境遇是截然不同的。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了为何汪小姐勾搭年老的徐总、梅瑞娘痴缠香港小开、梅瑞暗恋康总宝总……凡此种种，脱不过一个“利”字，单纯用情感是无法解释的。
随时代推移，两性关系中的交易性丝毫未减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依稀可看到二三十年代甚至晚清时代的旧上海风情。甚至书中许多饭局的描写，跟《海上花列传》的吃花酒、钓恩客如出一辙。小说中的女人也大致只有三类，一类是在高档酒店、娱乐场所出没的“白领”交际花，以梅瑞和李李为代表；二类是通常能自食其力，但生活目标是钓男人的小家碧玉，以摆摊卖衣服的小琴为代表；三类就是下层欢场女子，可参考小毛请来陪兄弟喝酒的几个发廊妹，连名字也没有。有读者奇怪为何书中不谈孩子，其实作者也不怎么谈妻子，唯一的贤妻春香可谓全书中最乏味的一个女子，除新婚夜略有风情外，没能给读者留下任何印象，早早地死去，给小毛的兄弟情谊让路。只要你想明白了作者笔下的女子多以出卖色相为生，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尤其是男性）所想象的妓女生活并不以夫妻、孩子为核心。
为何过了100年，在男性文人的笔下，男人依然是嫖客，女人还是妓女？这是真实的社会图景，还是作者的一种想象呢？我以为兼而有之。即由于性别不平等的广泛存在，女性处境相对改善但依然弱势，所以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仍随处可见，只是未必完全表现为女性以色相来谋求经济利益，且非交易性的两性关系也普遍存在。至于为何作者的描述重点倾向于前者，我认为这是由其审美情趣和性别意识所决定的。
小结
如果对海派文学做一个梳理，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其中的性别差异，包括作者的性别差异以及基于此的小说人物的性别差异。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倾向于对女性做负面描述、以男男关系为核心、将两性关系物质化等，是一个通病而非个别人的偏好。归之于时代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现象，更有说服力的大概还是“厌女症”，即基于自身性别的局限，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女性及相关的性别关系。
男性文人喜欢将女性比作花朵，他们看女性大多出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或是批判性的旁观，缺乏赞赏和认同。这并非他们在有意歧视女性，而是中了“厌女症”的毒，虽然痛惜繁花凋谢，却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他们的作品也正如诗人倪瓒所言：“春与繁花俱欲谢，愁如中酒不能醒。”而只有从这种醉酒的症候中清醒过来，我们才有希望看到真正性别平等的文学作品。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