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新的语言近乎一次新的生命，单词和语法将你重塑，你悄悄步入另一种逻辑，开启另一份感知。
　　对于举家迁至罗马、潜心用意大利语写作的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而言，這句话是对自己长达三年的语言冒险的最好注释。她在英文世界的写作生涯极其顺遂，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就摘下二○○○年度普利策奖，此后的三本小说同样好评如潮，其中《不适之地》（Unaccustomed Earth）在二○○八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公布短名单当日就直接获奖，《低地》（The Lowland）进入奥巴马的书单，并为她赢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她笔下的英语如流水一般，清澈、柔软、有力，每一句话读来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竟然主动放弃英语，转而用大学时期才接触的意大利语写作。
　　是否因为人生太过顺利，少了吃糠咽菜升级打怪的经历？是否因为写作进入瓶颈，需要一个断点，一段自我放逐？抑或如她自己的揣测，只是在追寻“对不完美的感知”—一个源自移民家庭、延续一生的人生主题？从登上去罗马的飞机那天起，她开始了一段行为艺术，留下的痕迹就是这本用意大利语写成的随笔《换句话说》 （In Other Words，意大利语版In Altre Parole由埃莱娜·费兰特的美国译者译成英文）。
　　这是一本真诚的书，只是拉希莉对意大利语的爱过于私密，读起来不免让人有偷窥的感觉。书中最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作家主动与母语剥离、努力靠近另一种语言的状态。母语承载着个人的成长经历，也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思维方式。用一种陌生语言表达时，人仿佛踩在浮萍上。一旦作家丧失了对语言的发言权（authority），她如何自称作家（author）？然而，这种牺牲换来了谦卑，这是在母语写作中难得的气质。谦卑让人回到语言最基本的元素—字词，帮人避开被历史的泥沙固化的表达。她在意大利语写作中大量使用比喻，比如她先后将意大利语比作大海、恋人、孩子、毛衣、脚手架、威尼斯的倒影。这不难理解：比喻的背后是图像，而图像是共通的、无需翻译的，这也是人类原初的思维方式。以此为起点走下去，她意外地发现一个新的声音，虽然脚步蹒跚，却是鲜活的存在。在一次双语研讨会之前，她勉强把自己的意大利语短文译回英文，她惊讶于两种语言在脑海中的对抗—它们像自己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却绝非彼此的镜像。她意识到：“你无法变成另一个作家，你只可能成为两个作家。”
　　接近一门语言是一种奇妙的历程。记得我初到美国，在从机场去学校的车上，透过车窗望着绿色路牌上的白色字母，隐隐有些漂浮的不安定感。第一次上课更是感觉隔了一层雾，声音似乎滞后一秒才能进入大脑。这层雾日渐稀薄，英语成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但依然还是一门“外”语。到了毕业前的那一年，常常夜里十一点开车去实验室，车里放着地方电台的广播，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和自己用英文说话。时间长了，发现自己开始用英语想一些事。大概由于中文过于含蓄，在涉及内心想法和情感的时候英语就成了更自由的载体（vehicle这个词或更准确—既是“载体”，也是“工具”）。用英文思考时会有些微的不同，恰如拉希莉在书中描述的各种感觉，仿佛步入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于是英语短暂地成为一种“内”语。
　　现在常有人调侃白领说话夹带英文词。确实，这种说话方式里隐含着一种惰性和一丝炫耀的意味，但它也有自身的趣味，就像马蒂斯晚年的剪贴画（Collage）。
　　新的语言为人推开一扇窗，但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优越感。记得在我长大的小区里有一个皮匠，摊子摆在我上学和父母上班都要经过的路口，几十年不变。从我记事起，家里的鞋总是请他补。有一次休假回国，我和父亲去他的摊子，和他打招呼。他问，在美国说什么话？我爸说，美国话，你听不懂的。他抬起头，用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不解地说，都是人话，怎么可能听不懂？旁边土主村的话土到阴沟里了，我也能听懂。我爸笑着说，你个皮匠，搞不懂的。当时我也是跟着笑，然后看着他娴熟地为我的美国皮鞋垫了一块牛皮。现在回想起来，皮匠那样天真简单地过一辈子也没什么不好，人类在修建巴别塔之前不就是讲同一种语言吗？人生的维度有很多，语言只是旅行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