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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义工服务本质上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有助于摒弃“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心态。义务工作能凝聚各界力量,建立关怀、互助、文明的和谐社会,这并非金钱所能衡量。
青海玉树地震,也让国人记住了一位专门到当地孤儿院做义工的香港人黄福荣。本已经逃过大难,却因重返孤儿院救援被困的孩子和老师,在余震中不幸牺牲,其舍己救人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
其实,黄福荣仅仅是近年来奔波于内地的数以万计的香港义工之一,如果不是在这场大灾难中迸发出生命最后的绚丽和悲壮,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知道他人格的伟大。最真最善的一面在人性表白上显得格外质朴和自然,甚至在他家人眼中,谈及荣誉都是对他品性的一种玷污,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对别人的关爱,就像亲人之间一样自然,发自心底,没有华丽的宣传包装,甚至不愿留下任何痕迹,纯粹的奉献,并体验着被需要的快乐。这正是义工的核心价值观,自觉自愿地帮助他人,不谋求一己之利。在感动于其至善至美的慈行义举之时,香港的义工文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香港义工文化源远流长
“义工” ,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香港称“义工”;台湾叫“志工”;内地冠之以“志愿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出自个人意愿将个人劳动与服务社会结合而成的活动,是利用自己业余时间所从事的、利他的一种活动。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本质是服务社会,透过义务工作表现出人性以及弘扬宗教的善性。
据记载,香港早期的义工是出现在东华医院的赠药活动中。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的慈善机构,缘起于1870年,那时香港社会的草根阶层九成是华人,既无社会地位,又无经济能力,旅港华人生活于上环一带,死伤病者很多。一些华人社会贤达于是决定把有能力的人组织起来,义务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在附近建医院,并向患者赠医施药,形成早期的义工。再后来,大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70多年间,香港保良局、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乐施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世界宣明会等多家慈善机构,在不同时期应运而生,一直活跃至今,为香港构建义工文化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经过百多年的发展,香港的义工队伍逐渐庞大起来。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全港义工运动以来,香港义工运动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最新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 月底,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数据显示,2009年香港义工的总服务时数8700万小时。全港登记义工人数已达80万人,差不多每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做义工,比例冠绝全球。而参与义务工作机构的数字增长更相当惊人,从1998年至2009年,香港登记参与义务工作的机构由122家大增至1943家,增幅达15倍。不过,就参与程度而言,香港相比起欧美地区依然有很大的距离。眾多国家中,美国人最投入义务工作,2009年平均有近60%的成人参加过义工,参加义工的加拿大人也有近50%。
香港义工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形成潮流。港人普遍认为,义务工作是发动全港市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
推动义工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香港义工参与活动的动力不外乎三类。
第一类是自我取向,参与者着重个人学习与成长,获取个人内在的满足感,依个人感受来决定参与义工。57岁的马兴和于2009年获评为香港“超人义工”, 全年服务达3000小时,每个月平均会到10家机构提供表演及探访服务,老人、智障者、盲人等都曾是他的服务对象,他还经常要在家“加班”,为义工服务编排流程、表演项目等,其间也会“跳出香港”到内地偏远地区做探访。2005年加入义务工作发展局、当时身为警察的他,只在工余及假期时间做义工,至两年前才当上“全职义工”。“见到受惠对象开心,加上得到机构的赞赏,是我最大的动力”。他最难忘的是一次有位老人家,坐在门口等他们来,可见老人家对他们来临的渴望,那份满足感油然而生,“只要自己体力及精神可以,都会一直做下去”。义务工作越来越被香港市民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义工经验能令市民感到生活有意义,缔造更丰盛满足的人生。
第二类是人际或团体取向,参与者看重他人和团体的影响,其目的是结识朋友,获得肯定。香港许多普通民众都热衷于参与慈善活动。比如,每年年初香港都会组织“公益金百万行”的活动,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参加到步行募捐的队伍中来。而许多到过香港旅行的游客也往往会看到这样一道特别的风景:无论车站、机场或是公共社区,总有一些义工。这里面有年长的,有年轻的,甚至还有小学生。 与1997年之前比较,如今香港义务工作的社会赞赏程度和公众参与程度大大提高。
国际非营利组织“仁人家园”,2009年11月由美国前总统卡特带领,在中国(四川)、泰国、越南等五个亚洲国家,举行“仁人家园义工周”活动,约3000名出钱出力义工,协助当地贫困家庭,建筑了175所房屋,这当中就包括150名香港义工。该组织称,中国及东南亚贫困地区,约5000万人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他们的目标既要建屋,更要改善贫穷地区的社区生活水平,唤起国际社会对亚洲贫穷家庭居住问题的关注。
第三类是情境取向,他们参与是为了回应社会责任,并获得社会的认可。自2006年以来,“全球义工日”为花旗集团每年举办的全球大型义工项目,一年中特别选定一天让花旗集团员工及其亲友和客户组成环球义工团队,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义务工作,致力为当地的社区出一份力。几年来,香港花旗集团参与“全球义工日”的义工人数不断增加,已超过3000名。香港花旗集团的义工队伍由公司管理层、员工及其亲友和企业客户组成。在2009年第四届“全球义工日”活动中,花旗集团香港区行长章晟曼表示,在当前面对金融危机及其各种挑战时,我们更应该借此机会,提醒自己、同事和其家人回馈社会的重要性。
义工文化在香港不断拓展。过去很多人会说香港人做事“利”字当头,工作勤奋是为了“赚钱”,但近年香港做义工的人数不断上升,许多成年人以至长者,都参与义务工作,部分人到达退休年龄、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后,索性开展以公益为主的第二段人生历程,贡献自己的经验才智,同时追寻人生的价值。以往很多人误以为担任义工只是因为无所事事,有太多空闲时间的人才会做;也有人以为义工只参与低层次工作。然而,香港大学2009年的一份相关调查指出,香港义工构成日益呈现出较年轻、学历较佳、收入较好的情况。其中,有52%义工为全职雇员,有41.7%义工具有大专、大学或以上学历;56%义工年龄介于15至39岁;25.4%义工月薪达1.5万元以上;有49.4%义工是经理或专业人士。此外,香港义工服务的范围也正逐步扩展至宣传、推广运动,环保或教育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医疗服务、辅导服务、技能培训及管理服务等,层次慢慢提升。
香港义工的生产力也不容小视,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义务工作生产力反而不断增加。义务工作发展局的“香港义务工作研究”指出,2009年香港义务工作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55亿港元,即义工服务相当于为香港带来55亿元的经济效益,约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0.34%,或相等于41500份全职工作。香港义务工作生产力庞大,很多市民都花尽工余时间、持续不断地去服务社会,未来可研究进一步深入社会各界,向不同市民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义务工作稳健增长,证明了香港人逐渐体会到义务工作在经济及社会贡献方面的价值,两者其实没有冲突。义工最强调的就是帮助人,乐于奉献爱心。更重要的是,帮助人的过程是双向的,义工从中可以得到快乐感和满足感,实现自我成长和理想实现。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义工享受这一过程而持续他们的工作,而做得越长远其贡献也就越大。随着更多义工开始参与环保服务、辅导服务、技能培训等,义工服务发展也愈来愈多元化及专门化。
义工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
香港的特点是社会机构、社会团体众多,义工组织分散在数以千计的社团之中。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关心公平、公正,越来越多人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帮助弱势群体。义工的发展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对义工工作进行支持和保障。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下,1970年,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作为义工人员社团正式成立,并逐渐减少直接开展服务的职能,突出支持和保障义工组织开展服务的职能,成为协助政府、协助社会统筹义工事业的机构。至今,义工发展局拥有个人会员5000人,团体会员60多个,属下义工近20000人,相關服务项目近千个,成为受社会各界欢迎的义工统筹机构。另外,香港青年协会是本地区最大的青年组织,也是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青年组织,专门成立“青年义工网络”,管理和协调青少年的义工服务,如今拥有青年义工超过12万人,获得民众的广泛欢迎。
1998年,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署顺应社团、民众的呼吁,倡导“义工运动”,并且将“义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义务工作统筹课,由政府提供支持与服务。协助制订政策和策略,全面推广义工精神,推广全港性的义工运动。社会福利署义工统筹课、义务工作发展局、青年义工网络发挥的统筹、支持、协调、引导作用非常突出,奠定了香港义务工作的特殊地位。目前,义工运动委员会每年进行评选、嘉奖、宣传、推广活动,鼓励社区、社团、企业、个人参与义工服务,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投身义务工作要出心出力,专业上的培训也十分重要。义工经常要和不同人士接触,沟通技巧不能忽视,一不小心便可能弄出误会或误解。香港许多机构都设有义工提供培训课程,为义工建立义工智能(Volunteer Quotient)培训,使其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经悉心培养,市民就能成为优质义工。观念方面,着重知、情和行三方面。知,就是灌输基本的义工服务知识;情,就是培养义务工作信念和态度;行,就是义工服务体验和生活融合。通过有系统的训练课程,可逐渐提升义工的素质和服务信心。香港规定,凡年满15岁或以上、有志投入义务工作及提高义工服务素质的人士,都有机会参与。完成个别项目课程,便可获取有关课程的出席证明信。修满指定学分及服务时数,更可获发VQ(Volunteer Quality ,优质义工)奖项。
在西方成熟经济中,义工服务早已发展成社会文化的一环。对学生而言,要从事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增加对生活的体验。而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被裁的员工,也投入义工行列,他们通过义务工作,支援有需要人士,同时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因为被裁而失去动力和目标。这表明,义工不单可以帮助需要受助的人士,实际上也成了社会矛盾的“缓冲”。
在香港,经过多年的推广,义工运动已经深入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融入日常生活中,目前也开始影响到内地,广州已经成立“阿福(黄福荣)义工队”。香港义工服务本质上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有助摒弃“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心态,义务工作能凝聚各界力量,建立关怀、互助、文明的和谐社会,这并非金钱所能衡量。当愈来愈多人成为义工,香港便能成为一个“义工之城”,为这个商业大都会增添新特色。
青海玉树地震,也让国人记住了一位专门到当地孤儿院做义工的香港人黄福荣。本已经逃过大难,却因重返孤儿院救援被困的孩子和老师,在余震中不幸牺牲,其舍己救人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
其实,黄福荣仅仅是近年来奔波于内地的数以万计的香港义工之一,如果不是在这场大灾难中迸发出生命最后的绚丽和悲壮,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知道他人格的伟大。最真最善的一面在人性表白上显得格外质朴和自然,甚至在他家人眼中,谈及荣誉都是对他品性的一种玷污,正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对别人的关爱,就像亲人之间一样自然,发自心底,没有华丽的宣传包装,甚至不愿留下任何痕迹,纯粹的奉献,并体验着被需要的快乐。这正是义工的核心价值观,自觉自愿地帮助他人,不谋求一己之利。在感动于其至善至美的慈行义举之时,香港的义工文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香港义工文化源远流长
“义工” ,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香港称“义工”;台湾叫“志工”;内地冠之以“志愿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出自个人意愿将个人劳动与服务社会结合而成的活动,是利用自己业余时间所从事的、利他的一种活动。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本质是服务社会,透过义务工作表现出人性以及弘扬宗教的善性。
据记载,香港早期的义工是出现在东华医院的赠药活动中。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的慈善机构,缘起于1870年,那时香港社会的草根阶层九成是华人,既无社会地位,又无经济能力,旅港华人生活于上环一带,死伤病者很多。一些华人社会贤达于是决定把有能力的人组织起来,义务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在附近建医院,并向患者赠医施药,形成早期的义工。再后来,大致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70多年间,香港保良局、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乐施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世界宣明会等多家慈善机构,在不同时期应运而生,一直活跃至今,为香港构建义工文化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经过百多年的发展,香港的义工队伍逐渐庞大起来。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全港义工运动以来,香港义工运动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最新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 月底,香港劳工及福利局数据显示,2009年香港义工的总服务时数8700万小时。全港登记义工人数已达80万人,差不多每10个香港人就有一个做义工,比例冠绝全球。而参与义务工作机构的数字增长更相当惊人,从1998年至2009年,香港登记参与义务工作的机构由122家大增至1943家,增幅达15倍。不过,就参与程度而言,香港相比起欧美地区依然有很大的距离。眾多国家中,美国人最投入义务工作,2009年平均有近60%的成人参加过义工,参加义工的加拿大人也有近50%。
香港义工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形成潮流。港人普遍认为,义务工作是发动全港市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有效途径。
推动义工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香港义工参与活动的动力不外乎三类。
第一类是自我取向,参与者着重个人学习与成长,获取个人内在的满足感,依个人感受来决定参与义工。57岁的马兴和于2009年获评为香港“超人义工”, 全年服务达3000小时,每个月平均会到10家机构提供表演及探访服务,老人、智障者、盲人等都曾是他的服务对象,他还经常要在家“加班”,为义工服务编排流程、表演项目等,其间也会“跳出香港”到内地偏远地区做探访。2005年加入义务工作发展局、当时身为警察的他,只在工余及假期时间做义工,至两年前才当上“全职义工”。“见到受惠对象开心,加上得到机构的赞赏,是我最大的动力”。他最难忘的是一次有位老人家,坐在门口等他们来,可见老人家对他们来临的渴望,那份满足感油然而生,“只要自己体力及精神可以,都会一直做下去”。义务工作越来越被香港市民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义工经验能令市民感到生活有意义,缔造更丰盛满足的人生。
第二类是人际或团体取向,参与者看重他人和团体的影响,其目的是结识朋友,获得肯定。香港许多普通民众都热衷于参与慈善活动。比如,每年年初香港都会组织“公益金百万行”的活动,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参加到步行募捐的队伍中来。而许多到过香港旅行的游客也往往会看到这样一道特别的风景:无论车站、机场或是公共社区,总有一些义工。这里面有年长的,有年轻的,甚至还有小学生。 与1997年之前比较,如今香港义务工作的社会赞赏程度和公众参与程度大大提高。
国际非营利组织“仁人家园”,2009年11月由美国前总统卡特带领,在中国(四川)、泰国、越南等五个亚洲国家,举行“仁人家园义工周”活动,约3000名出钱出力义工,协助当地贫困家庭,建筑了175所房屋,这当中就包括150名香港义工。该组织称,中国及东南亚贫困地区,约5000万人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他们的目标既要建屋,更要改善贫穷地区的社区生活水平,唤起国际社会对亚洲贫穷家庭居住问题的关注。
第三类是情境取向,他们参与是为了回应社会责任,并获得社会的认可。自2006年以来,“全球义工日”为花旗集团每年举办的全球大型义工项目,一年中特别选定一天让花旗集团员工及其亲友和客户组成环球义工团队,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义务工作,致力为当地的社区出一份力。几年来,香港花旗集团参与“全球义工日”的义工人数不断增加,已超过3000名。香港花旗集团的义工队伍由公司管理层、员工及其亲友和企业客户组成。在2009年第四届“全球义工日”活动中,花旗集团香港区行长章晟曼表示,在当前面对金融危机及其各种挑战时,我们更应该借此机会,提醒自己、同事和其家人回馈社会的重要性。
义工文化在香港不断拓展。过去很多人会说香港人做事“利”字当头,工作勤奋是为了“赚钱”,但近年香港做义工的人数不断上升,许多成年人以至长者,都参与义务工作,部分人到达退休年龄、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后,索性开展以公益为主的第二段人生历程,贡献自己的经验才智,同时追寻人生的价值。以往很多人误以为担任义工只是因为无所事事,有太多空闲时间的人才会做;也有人以为义工只参与低层次工作。然而,香港大学2009年的一份相关调查指出,香港义工构成日益呈现出较年轻、学历较佳、收入较好的情况。其中,有52%义工为全职雇员,有41.7%义工具有大专、大学或以上学历;56%义工年龄介于15至39岁;25.4%义工月薪达1.5万元以上;有49.4%义工是经理或专业人士。此外,香港义工服务的范围也正逐步扩展至宣传、推广运动,环保或教育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医疗服务、辅导服务、技能培训及管理服务等,层次慢慢提升。
香港义工的生产力也不容小视,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义务工作生产力反而不断增加。义务工作发展局的“香港义务工作研究”指出,2009年香港义务工作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55亿港元,即义工服务相当于为香港带来55亿元的经济效益,约占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0.34%,或相等于41500份全职工作。香港义务工作生产力庞大,很多市民都花尽工余时间、持续不断地去服务社会,未来可研究进一步深入社会各界,向不同市民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务。
义务工作稳健增长,证明了香港人逐渐体会到义务工作在经济及社会贡献方面的价值,两者其实没有冲突。义工最强调的就是帮助人,乐于奉献爱心。更重要的是,帮助人的过程是双向的,义工从中可以得到快乐感和满足感,实现自我成长和理想实现。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义工享受这一过程而持续他们的工作,而做得越长远其贡献也就越大。随着更多义工开始参与环保服务、辅导服务、技能培训等,义工服务发展也愈来愈多元化及专门化。
义工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
香港的特点是社会机构、社会团体众多,义工组织分散在数以千计的社团之中。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关心公平、公正,越来越多人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帮助弱势群体。义工的发展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对义工工作进行支持和保障。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下,1970年,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作为义工人员社团正式成立,并逐渐减少直接开展服务的职能,突出支持和保障义工组织开展服务的职能,成为协助政府、协助社会统筹义工事业的机构。至今,义工发展局拥有个人会员5000人,团体会员60多个,属下义工近20000人,相關服务项目近千个,成为受社会各界欢迎的义工统筹机构。另外,香港青年协会是本地区最大的青年组织,也是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青年组织,专门成立“青年义工网络”,管理和协调青少年的义工服务,如今拥有青年义工超过12万人,获得民众的广泛欢迎。
1998年,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署顺应社团、民众的呼吁,倡导“义工运动”,并且将“义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义务工作统筹课,由政府提供支持与服务。协助制订政策和策略,全面推广义工精神,推广全港性的义工运动。社会福利署义工统筹课、义务工作发展局、青年义工网络发挥的统筹、支持、协调、引导作用非常突出,奠定了香港义务工作的特殊地位。目前,义工运动委员会每年进行评选、嘉奖、宣传、推广活动,鼓励社区、社团、企业、个人参与义工服务,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
投身义务工作要出心出力,专业上的培训也十分重要。义工经常要和不同人士接触,沟通技巧不能忽视,一不小心便可能弄出误会或误解。香港许多机构都设有义工提供培训课程,为义工建立义工智能(Volunteer Quotient)培训,使其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经悉心培养,市民就能成为优质义工。观念方面,着重知、情和行三方面。知,就是灌输基本的义工服务知识;情,就是培养义务工作信念和态度;行,就是义工服务体验和生活融合。通过有系统的训练课程,可逐渐提升义工的素质和服务信心。香港规定,凡年满15岁或以上、有志投入义务工作及提高义工服务素质的人士,都有机会参与。完成个别项目课程,便可获取有关课程的出席证明信。修满指定学分及服务时数,更可获发VQ(Volunteer Quality ,优质义工)奖项。
在西方成熟经济中,义工服务早已发展成社会文化的一环。对学生而言,要从事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增加对生活的体验。而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被裁的员工,也投入义工行列,他们通过义务工作,支援有需要人士,同时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因为被裁而失去动力和目标。这表明,义工不单可以帮助需要受助的人士,实际上也成了社会矛盾的“缓冲”。
在香港,经过多年的推广,义工运动已经深入社会各阶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融入日常生活中,目前也开始影响到内地,广州已经成立“阿福(黄福荣)义工队”。香港义工服务本质上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有助摒弃“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狭隘心态,义务工作能凝聚各界力量,建立关怀、互助、文明的和谐社会,这并非金钱所能衡量。当愈来愈多人成为义工,香港便能成为一个“义工之城”,为这个商业大都会增添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