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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以旱涝灾害威胁最大，历史上平均每两年发生较大旱涝灾害各一次。
近几年以来，人范围高强度的旱涝灾害更加频繁，动辄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蒙受巨人损失，城乡生产生活遭遇严重破坏。
我国处于世界最大大陆的东部，毗邻世界最大大洋，复杂多变的季风气候成了天气主导，加之全球气候变暖、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交替出现，无法回避的极端天气日益成为和谐持续发展的大敌。
中华民族记忆最深刻的传说.是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关注最深切的现实，仍然还是每年肆虐的洪灾。
在此之外，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年复一年出现的旱灾，都在为捉襟见肘的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中华民族伟人复兴注定无法绕过这个尴尬的“瓶颈”。
当共和国总理走在河南、云南的重旱地区查看灾情，当温家宝同志在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忧心忡忡，当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急转的极端天气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当京城的暴雨内涝震撼宇内，当华北东北西北缺水情况—年超过一年，是时候了，我们该迎来中国水问题解决的转机。
咆哮在旱世代里的洪峰 郑元春
旱世代，今年同样比较烦
2011年3月份以来，长江中下游省份遭遇罕见大旱，禾苗干枯，赤地千里。
这是近十年我国不同地区连续秋冬春季旱灾以来，又一次大范围的重度干旱，与去年集中在西南五省不同的是，今年全线北移到长江中下游。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平均降水量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少，达到极端气候事件标准。
截至5月27日，共有3483.3万人遭受旱灾，423.6万人发生饮水困难，506.5万人需救助，饮水困难大小牲畜107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705.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66.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9.4亿元。
受干旱影响，长江干流和各支流水位持续下降，干流各控制流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25％到70％，下游大通站流量1 4400立方米每秒，是常年同期的52％，为近11年以来同期最小值。南京高潮位仅为4.15米，比常年同期偏低1.5米以上，创下近11年来的最低值。
长江沿岸各大湖泊均极度缺水，鄱阳湖、洞庭湖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往日烟波浩渺的胜景，却变成了一碧万顷的江南大草原，在杂草中还依稀见得到搁浅的渔船和旱死的鱼虾。洪湖岸边干涸见底，湖水最深处只有30多厘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预计灾后水生物和水质至少需要连续10个正常年份才能恢复。
洪涝肆虐，咆哮的洪峰在杀人
从6月3日开始，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强降雨过程陆续出现。持续的强降雨使得该地区从旱灾状况骤然变成洪涝灾害。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贵州、重庆、四川、浙江等地先后出现大范围洪灾。
6月7日，贵州省望谟县出现持续特大暴雨，造成该县14人死亡，35人失踪，全县受灾人口8万余人，转移灾民4.5万余人，被困人口3000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500公顷。
6月9B，暴雨风雹灾害袭击湖北，17县市75.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5人、失踪1 2人，转移安置和紧急避险群众1 2.75万人，农作物受灾63.87千公顷，倒塌房屋2685户，直接经济损失8.66亿元。
6月10日，湖南省岳阳等5市19个县市区209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43.5万。詹桥镇观山村发生山洪泥石流冲垮民房，造成10人死亡、19人失踪。毛田乡、云山镇、相思乡因山洪地质灾害死亡5人、6人失踪。
6月16B，浙江省诸暨市的钱塘江支流浦阳江发生了两次决堤，造成该市2个村庄被淹没，5000多人受灾，6170亩良田被淹。
6月20日，浙江兰江流域再遇强降雨，钱塘江干流洪峰到达兰溪，洪峰水位33.75米，达到1955年以来最高水位。全省有10个市57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0441.3万人，因灾死亡2人、失踪1人。近2000家企业停产，转移群众29.2万人，解救受困群众.1.88万人。
截止6月20日本刊发稿时止，6月3日以来的中国南方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3省(自治区、直辖市)86个市(州)510个县(市、区)3657万人次受灾，175人死亡，86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64.2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50.2亿元。
“伤不起”的城市暴雨内涝 缪庆
6月23日下午，北京降下十年以来最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百年一遇”标准。大雨导致多条环路及主干道积水拥堵，北京城化作名副其实的“积水潭”：其中西四环五路桥南北双向、海淀区香泉路口等路段因路面积水道路基本中断，多条公交运营线路无法正常行驶；地铁1号线、4号线等线路部分区段停运，数百乘客在高架桥上受困。
早在6月9日，三场连降暴雨让武汉大学摇身一变，成为网友口口相传的“水族馆”、“梦中的蓬莱仙境”，江城武汉形同“东方水城威尼斯”。
有一种痛不能言说
内涝，—直是城市不能言说的痛。
自6月份以来，全国各地从亢旱中刚刚转入雨季。受第四号强热带风暴“海马”外围环流影响，南方大部份城市普降暴雨，几乎是一夜之间，城市变泽国。武汉人说，“每一辆行驶在城市的公交车，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冲锋舟”；杭州人不屑，杭州人说，“我们可以去西湖看海”；南昌人乐了，南昌人说，“那你们能在大街上钓鱼吗?”；上海人不服，上海人说，“我们的地铁可是在水帘洞里面的”；北京人乐了，“我可以带你坐船去钓鱼，带你去故宫看海，再去地铁看看瀑布……”车辆熄火、交通中断、住宅进水、商铺被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深陷严重内涝灾害中的城市，不禁慨叹：“伤不起啊!”
纵观过往，每逢遭遇内涝，城市因此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都以数千万计、数亿计。2007年7月一场暴雨后，济南银座地下购物商城被淹，损失惨重；2010年5月，暴雨倾城，广州不少地下停车场水深没顶，全省逾万车辆遭遇水浸，经受浸泡车辆损失初步估算即已逾亿；同年7月，浙江温岭城区在26日的暴雨后严重积水，城区交通基本瘫痪，数百辆轿车当街被淹，超过5000家工矿企业停产。年年下雨年年涝，让民众惊呼：“我们的排水管道在干什么?”
有一种病叫“半身不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高楼林立，桥梁飞架，俨然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看得到的地面上达到与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持平的水准。然而，对比一下“下半身”的城市管网系统，中国只能望洋兴叹。
引起内涝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排水 系统的不顺畅。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建国伊始，我国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在城市给排水方面，人民政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填臭水沟疏通河道。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值中国号召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大行其道。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中国的重点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如南京、沈阳、天津、武汉等城市的排水系统，均在苏联专家的手把手的规划指导下进行排水工程建设。
然而，苏联地处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极少，排水系统设计保守。“苏联式排水”是在5到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排水管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无法缓解中国城市下水管道的排水压力。这便是中国城市目前“逢雨易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人同时在理论方面深刻贯彻“苏联模式”。1952年，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前提下，哈工大、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给水排水专业。1957年，中国人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制订了第一个排水设计规范。中国完全沿用苏联的下水道管渠标准进行建设。如果教材不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苏联标准”还将持续影响我国下水道管网建设。
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龙应台说：“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
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飘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窝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发展中国家。”
巴黎下水道虽然修建于十九世纪中期，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能驶过卡车、收留街头流浪汉的下水管道的设计者实在是目光深远。在日本，铺设地下排水系统的工程会和地铁轨道建设等工程一起进行规划，而不是待到地下管道承受不起城市发展规模之重时，再去撬开地面，亡羊补牢。
有一种行为叫做“急功近利”
不仅如此，城市的表面，还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这层“外衣”，阻断了降水渗透进地下的渠道。截至2010年底，全国城市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总量达到53.4万公里。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量涨势不断。水泥、混凝土等材料导致的地面硬化，加剧了涝灾的程度。另一方面，治理因过度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则更加费时费力。
随着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在沿江、沿海，以及我国北方内陆的一些大中城市，水资源已经难以满足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将手伸向了地下。地下水位的下降直接引起地面裂缝和建筑物开裂，铺设在地下的各种管道也会随之发生断裂错位。这样，原本可以顺畅流出去的雨水和城市污水便无法及时排放。深层地下水水质好、使用方便、直接开采成本低，以至于像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样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城市也热衷于深层地下水的开采，而高昂的环境损失成本却由社会和公众埋单。地面沉降引起防洪标准的降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据统计，仅长江三角洲以南地区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亿元，间接损失近3500亿元。而要通过人为手段补给地下水量，恢复地层高度，则远远不是千亿能解决的事情。
事实证明，要补救中国城市在大跃进的城市建设中所付出的代价，并非易事。由于城市规划设计上面的先天缺陷，在城市高速化的今天，再重新如同“拉链”一般打开地面，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花费惊人。2003年6月，江西南昌在暴雨中成为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随后，南昌投资20亿元人民币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政府的努力得到肯定：在今年6月14日，整座城市在历经31.5毫米的暴雨洗礼之后，“水上漂”已经不复存在，只是部分街道出现内涝。但是连日的降雨，终究还是让南昌斥巨资改造的城市五大排水系统显得“不堪一击”。
有一种评判：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如果说，因为是老城，所以地下管网建设没有跟上步伐，那我们不妨仰视一下前人的智慧和眼光。江西赣州，有一条修建于北宋时期的宋代排水系统：“福寿沟”，全长12.6公里，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近来，我国南方各省市因降雨连发忙得应接不暇，而赣州老城区因福寿沟的保护而独善其身。
福寿沟的最大特点，是依据城市地形整体谋篇布局。它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在青岛，百年前由德国侵略者留下来的一套排水系统，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其雨污分流的模式，很多中国城市在“现代化”的今天，仍未做到。
在“面子”上，城市的管理者不遗余力：大塑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充当政绩。根据相关法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在现实情况中，人大又往往难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实现对城市中长期发展的长远、持续、统一的规划。地方官如何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创造成绩?于是很多大工程纷纷上马，无关乎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无关乎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良心。一旦任期过了，这些工程即便有不合理之处，当事执政者也难以被问责。类似下水道管网建设这样紧系民生福祉的工程，因为耗资巨大、耗时持久、“看不见”屡遭搁浅。
反观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例，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也不长，每年都有部分改选。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重大事项交全民公决，决策中注重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在地方政府的日常决策中，选民可以利用其所在的非政府组织，出面参与政府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政府的某一项决策最后经过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决议实施中可能会有利益损失的选民，仍旧可以提出新的修改意见和提出新的利益损失补偿办法，要求地方政府予以考虑和解决。尽管每届政府任期很短，但无论是哪位执政者的执政诉求，最终都将被选民的利益所制约。在基于高度透明、民主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管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得以维持，因而，在关系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方面也能做出长远规划。
150年前，雨果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现在，时寒冰说，中国和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历年的洪涝灾害，让中国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不仅饱经考验，还饱受非议。排水系统在“考试”中屡“试”未爽，公众的目光自然投向了城市的决策管理者。
有一种代价：内涝让城市很糟糕
这几十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很多城市“上半身”成绩斐然。令地方政府感到尴尬的是，每到雨季，洪涝齐发；甚至旱季刚结束，就发生一日之内“旱涝急转”的戏剧性转变。年复—年抗涝救灾，狼狈不已。
固然，加快城市经济建设是地方政府创造GDP的直接来源，是地方政府博取政绩的重要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在现 实中有的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顾地面以上“可眼观”的部分；对于城市地下基础配套设施，因为花再多的钱也“看不见，摸不着”，不闻不问，即便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人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生命和财产的双重损失。
加速城市工业发展，加速扩大城市规模，执政者的初衷本应是为了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是缺乏长远目光，脱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而进行的“大跃进”式的城市建设，并不惜牺牲群众的长远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最终我们将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旱涝两极间的救灾减灾防灾 张梁
年初以来，旱魃与洪魔交替肆虐，十几个省市面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直接威胁。
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1％的自然灾害为气象灾害。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有关部门在完善气象防灾减灾法制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狠下功夫，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促进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大幅提升。
迅速反应，减小洪涝影响
6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重庆市严重暴雨洪涝灾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事实上，针对6月份以来南方严重暴雨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紧围绕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积极应对，多措并举。
一是加强汛期应急值守，做好灾情监测评估。严格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范灾情动态监测和工作组报告制度，加强汛期24小时应急值守，及时上报有关情况。与前方工作组、灾区民政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多源遥感数据等科技手段，关注和跟踪灾情发展，加强对灾区的灾情监测和应急评估。
二是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合力做好救灾工作。民政部、国家减灾办加强与财政、气象、水利、农业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应急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情况通报，密切跟踪灾情的发展，共同分析灾区需求，合力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三是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协助开展救灾工作。目前为止，针对近期南方多轮强降雨过程，减灾委、民政部两次向南方部分省份下发紧急通知，先后启动2次国家救灾预警响应和6次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其中，三级应急响应1次，四级应急响应5次。共派出7个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四是调拨中央救灾款物，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财政部、民政部多次安排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暴雨洪涝灾区受灾人员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面对贵州、湖南、安徽三省洪灾，民政部紧急调运5000顶救灾专用帐篷和5)5床棉被，帮助灾区群众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财政部、民政部累计下拨16.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其中，针对6月份以来南方发生的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财政部、民政部共安排下拨3.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
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迅速反应，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积极行动，应对旱灾
6月23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由民政部、国家防办、气象局等单位参加的西北地区旱灾会商会，分析研判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旱情发展趋势，共同研究旱灾救灾工作。
今年以来，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部分地区冷暖起伏大、降水较常年偏少3至8成，阶段性干旱明显，甘肃西北部和东北部、宁夏大部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甘肃局地重旱，人畜饮水困难非常突出，尤其是部分县城出现供水困难，灾区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会商结果，6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持续严重旱灾给当地群众造成的生活困难，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开展救灾工作。
5月29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江西省严重旱灾，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较早前的5月26日，财政部、民政部紧急下拨55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用于帮助湖北、湖南重旱区解决受灾群众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更早的5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湖北、湖南两省严重旱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指导救灾工作。
做好预防，加强防灾减灾
长期以来，各部门不断致力于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5月13日，民政部与中国气象局在京签署《关于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双方将联合开展综合防灾减灾宣传，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和减灾社区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和灾害预警评估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分别代表双方在备忘录上签字。
根据《备忘录》内容，双方将建立综合防灾减灾的联合宣传工作机制，利用中国气象频道等资源联合开展综合防灾减灾宣传和科普活动，共同将中国气象频道建设成为面向综合防灾减灾的电视频道；双方将共建灾害信息员队伍，合作开展灾害信息员培训，共同推动灾害信息员稳定维持机制的建立等。
经历了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2007年淮河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北方严重干旱和“莫拉克”超强台风、2010年寒潮冰雪……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各类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体系日趋完善、各种气象应急措施细化到人、应急响应启动及时到位，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随着《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颁布施行，我国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得到明确，分类分级响应任务得到细化，气象灾害防御的各项政府职能落实到位。
目前我国已经有30个省(区、市)印发了地方政府气象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全国地(市)、县政府出台的气象灾害应急专项预案近1400个，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气象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建立。
而根据气象灾害预警服务部际联络员会议制度，我国组建了由25个国务院工作部门组成的部际联络员队伍，实现了气象灾害防御部际联动工作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在每次应急减灾过程中，气象部门和水利、民政、交通运输、农业、电力、民航等部门加强应急联动，在灾害防御中发挥出了更强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气象灾害的人工影响天气应急作业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作业装备水平和规模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增雨、防雹、扑火效能显著。数据显示，目前，30个省、区、市的2557个县均已开展了高炮、火箭增雨防雹作业，作业高炮有6874门、火箭发射架7028部；24个省、区、 市组织实施了飞机人工增雨作业，年均租用增雨飞机30余架；人工增雨面积360万平方公里，防雹保护面积44万平方公里。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和“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城乡”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
昙花一现的湖盆大草原——围湖造田致生态危机 张梁
谁能想到，如此“美景”并非出现在内蒙古大草原，而是出现在昔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湖盆上，严重干旱不仅让湖泊外貌改观，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5月开始，由于干旱，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90％接近干涸，湖底裸露，不少地方表面干裂。
这一次旱灾被认为是70年一遇，洪湖区域有2500户、近2万渔民受灾，直接损失或在数亿元。洪湖生态环境更是受到重创，95％的动物及90％的植物死亡，三五年之内无法恢复到原有生态。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6月中下旬，南方普降大雨，旱涝急转。有专家担心，暴雨之后，洪水或将挟带上游污水倾流而下，对旱灾致使自净能力大幅下降的洪湖和已接近绝收的渔民再次形成灾难性打击。
洪湖之灾，不仅是“天灾”，还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人祸”。
“中南之肾”亏损过半
持续几十年的围垦，是洪湖遭受到了内涝和干旱双重惩罚的重要原因。
洪湖位于流经湖北的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最重要的238个生态区之一，被誉为“中南之肾”。
湖北的江汉平原曾被称为四湖流域，从上游到下游有长湖、白露湖、三湖和洪湖四大湖，还有上百个小湖。以这四个湖泊为主的水系，承担着长江中游地区涵养水分的关键作用。缺水时，它们可直接缓解旱情。
洪湖处于四湖流域最下端，不仅要承接洪湖地区的降雨，而且也接纳了整个江汉平原上游的“客水”。对长江中游的防洪和抗旱，不可或缺。然而几十年来，当地疯狂的围湖造田已经对洪湖造成了相当大的侵害。
随着湖面的不断萎缩，“中南之肾”早已不复往日风采。
1969年7月20日，江汉平原发生持续特大暴雨，洪湖周边大部分农田被淹绝收。当地政府立下“插到湖心、收到湖底”的誓言，开始修建新堤大闸，目的就是抽排湖水围湖造田。历经两年，终于竣工。
在修新堤大闸之前，洪湖一直与长江相通。新堤大闸投入使用后，洪湖与长江彻底失去联系。
新堤大闸为洪湖围湖造田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抽排湖水、组织劳力围湖造田，数年间共修筑外垸16个，造田面积近20万亩。周围农民也大肆围垦湖区浅滩，洪湖湖面被围割成田地和鱼池。官方资料显示，洪湖的水面从100多万亩一次性锐减至62万亩，减少近半。
人们形容当时的景象是，“千年湖底成沃野，万顷荒滩变良田。”
随着对整个四湖流域乃至江汉平原的围湖造田，“四大湖”中的三湖、白露湖相继成为稻田，大部分小湖泊也先后消失。“百湖之县”洪湖，湖泊数量从102个锐减到10余个，它们承担的调蓄重担变得更重。
以“四大湖”为例，原来四个湖泊的调蓄功能由剩下的长湖、洪湖来承担，整个四湖地区的大小湖泊蓄洪能力降低了3／4。
在湖泊调蓄面积减少的同时，流域范围内用水量却持续提高。根据湖北省历年水资源公报，荆州全市用水在全省均为数一数二，总用水量长期在40亿立方米以上，农业用水约占3／4。用水结构变化和需求量发生变化，也是旱灾加重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在修建新堤大闸的10年前，螺山电排站的修建已经给洪湖带来致命性打击，共围去了洪湖4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这些湖面随后变成了监利县和洪湖市的几个乡镇。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几次围湖造田，直接使洪湖水域面积缩小到348.2平方公里。洪湖原面积总共有760平方公里，“中南之肾”在半个世纪“亏损”超过一半。
由于围湖造田、筑堤修闸，原本起着调蓄长江洪水作用的洪湖，如今非但不能为长江洪峰分忧，反而自身饱受内涝、干旱之灾。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水灾，当时的洪湖容纳了近200亿立方米洪水。如今，从“大盆”变成“小盘子”的洪湖最多只能容纳19亿立方米洪水。
长江湖泊逐年萎缩
今年的干旱已是洪湖地区短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极端天气现象。
去年夏天，洪湖周边下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暴雨”。连续降水量为平均566毫米，超历史同期最大值，导致当地出现大面积洪涝灾害，洪湖市街头的水有1米多深，城乡百姓和洪湖渔民损失惨重。
洪湖的命运也是长江流域诸多湖泊的缩影。
今年的旱情发生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让长江中下游不少从事水文工作的专家吃了一惊——桃花汛没了!
桃花汛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自然规律：每年4月底桃花盛开时，长江出现一个丰水过程，沿江湖泊借机开闸补水，对植被和鱼类补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降雨量少是桃花汛消失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推手”则是长江支流汇流能力差，一些地方快速发展的小水电站，不仅妨碍了抗旱，也阻碍了本可成为救命水的桃花汛。
人为的拦截，水资源被层层截留。“如果这次长江有水可提，旱情会轻得多。”一位专家说。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水网交错。多年围湖造田和泥沙淤积使湖泊容积大为减少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争水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今年5月至6月中旬，长江中下游数个大型淡水湖，水位均告异常。它们面临和洪湖一样的问题，“要它装水的时候它装不了水，要它泄洪时又力有不逮”。
自古以来，国人便有围湖造田的传统。建国后，在“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下，凭借新技术手段和空前的组织动员能力，速度更快。
上世纪50—70年代，长江和淮河中下游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围垦热潮，湖泊面积减少总量约1.2万平方公里，因围垦而消失的大小湖泊近1000个。五大淡水湖从1949年至今共围垦3609.5平方公里。其中，洞庭湖被围垦1700平方公里，鄱阳湖1466.9平方公里，太湖528.5平方公里，洪泽湖220.4平方公里，巢湖62.0平方公里。
1958年“大跃进”期间，湖南省对洞庭湖实施“围湖造田”，大批农民迁到湖区，建立了许多大坝，将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湖”变成“三百里洞庭湖”。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20世纪50年代有湖泊1066个，总面积达8300平方公里，但目前仅存309个，总面积缩小到2656平方公里。江汉平原的一些浅水湖泊，如沉湖、排湖、三湖、回露湖、刁汉湖、米湖、鼓湖等相继消亡，湖泊面积50年代减少到5960平方公里，80年代减为2983平方公里。
放眼全国，经几十年的围垦，湖泊及湖滨滩地造田面积13万平方公里，超过五大淡水湖面积总和，平均每年因围湖减少 湖泊面积14.69平方公里(据1949—1985年统计)，因围垦而消失天然湖泊近1000个。
1998年特大洪水后，中央提出“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32字方针，国务院斥资百亿元用于长江及洞庭湖、鄱阳湖退田还湖。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说，那次洪水的流量并非历史最多，水位却是历史最高，重要原因之一是河道被占，“水灾教训了我们，必须退田还湖”。
2002年6月，朱镕基赴湖南考察，指示要“恢复浩浩汤汤洞庭湖”，第一步先将湖区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第二步是在沿湖以外的地方规划几个城市，把基础设施逐步建好后，一年一年让人往里搬，围着湖的几个大城市，将来以旅游为主业。
后来，湖南省政府高调公布《洞庭湖4350还湖工程规划》，计划实现移民百万宏大愿景。不过，该规划至今没有下文。
由气象干旱发展为生态干旱
人的一举一动，深刻影响着大自然，也反过来牵连着自己。
此次严重的气象旱灾重创了洪湖以及中游各大湖泊的生态系统。
以洪湖为例，2005年整治后，被视为重要生态指标之一的荷花，从零星分布一跃到连片生长，面积达到8万—10万亩，并由此获得世界湖泊保护实践奖。但去年一场水灾，荷花淹死，今年旱灾后，原来生长荷花的地方变成滩涂，“刚刚开始好转的环境，连续遭遇灭顶之灾。”荆州市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接受采访时说。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旱灾导致洪湖洲滩增加面积达108平方公里，约占整个洪湖湿地保护区面积的1／4。此外，大量水生植物死亡，生态系统受损严重。
如果说湿地是地球的肾脏，那湖岸线则是“肾脏的肾脏”，大部分的水生植物、鱼类和鸟类都集中在湖岸线一带，湖边湿地是它们繁衍生息的天堂。但大旱之下，湖水见底，很多水生生物死亡，直接严重破坏了生态复杂性和生物多样性。
曾晓东说，根据多年湿地保护的经验，这次春旱导致的洪湖湿地生态破坏是空前的，至少需要10年才能恢复。
而一江之隔的洞庭湖，情况更糟。
干旱使洞庭湖大面积洲滩裸露在外，芦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长环境，情况岌岌可危。连锁反应是：芦苇变旱田，鱼虾蟹难以存活，渔业经济严重受损在所难免，迁徙洞庭湖的越冬候鸟将会因缺少食物和栖息地同样成为受害者。
鄱阳湖是中国如今最大的淡水湖，丰水年份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而在不久前的干旱期间，鄱阳湖曾经万鸟翱翔的景象不再，出现湿地面积锐减、生态受到威胁、生产生活用水困难等状况。
“鄱阳湖缺水不仅严重影响湖区生产生活，对湖泊水生态系统也造成极大危害。”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认为，鄱阳湖严重缺水，湖区水生植物生存空间大面积缩减，沉水植物遭遇灭顶之灾。作为白鹤等候鸟的重要越冬地，鄱阳湖遭受旱灾将影响今冬越冬候鸟的“生计”。
虽然干旱不至于使水生生物全部灭绝，但数量锐减，甚至种类上都将减少。由于极端气候不断出现，现在已由气象干旱发展为生态干旱，对水生动植物的影响日益加剧。
据洪湖湿地保护局的估计，从目前洪湖生态破坏程度来看，预计恢复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曾晓东说：“人工修复措施需要配备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如果做得好，洪湖生态五年后可以基本恢复。”
为了保护鄱阳湖，阻止发生干旱时湖水过度向长江自然排放，江西省已经提出修建拦湖大坝的构想，能否获批，建成后将会带来怎样后果，目前都还只是未知数。
祸起三门峡 张梁
因为理想化而无视事实?因为个人崇拜而漠视科学?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再加上一个错误的决定，播种一个“龙种”，却收获了一堆“跳蚤”。
这就是三门峡工程。
数十年来，官员、学者、一般公众、库区移民，都一直在不断反思，那个决定是如何产生；如何堂而皇之得到多数专家的交口称赞；如何一步一步从纸面化身为实际工程，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灾难；今后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拥有良好的初衷，实际效果却背道而驰，这样的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反思三门峡工程的点点滴滴，才能为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
圣人出，黄河清
自民国开始，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曾设想在黄河筑坝以根治黄河灾患，都无果而终。新中国成立后，根治黄河水患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53年，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敲定156个援建项目，根治黄河正是其中之一。1954年1月，以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中苏专家沿着黄河进行勘查，敲定现在的三门峡坝址。
1954年4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着手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工程被确定为该规划的首期重点工程。同年底，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在年底出台。
报告中，三门峡水利枢纽成为黄河综合利用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高程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其主要任务是：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拦蓄上游全部来沙，实现“黄河清”；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改善下游航运。
同时，《规划报告》也提出了两大难题：一是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以及巨大移民人数；二是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在25到30年后将被淤平。
中方专家对水土保持的期望过高。根据1954年编制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中方专家认为：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50年之后，来沙可减少100％。
多年之后，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被拦腰砍一半，修改为25％与50％。针对移民问题，科洛略夫提出，“用淹没换取库容”。
如果说一开始的勘查和论证还能比较冷静地立足水利科学和“合理”假想，接下来的决策方式却完全改变了性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反对工程上马就等于否认毛泽东是“圣人”，于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下闸蓄水拦沙。 1962年2月，第一台1525千瓦机组试运转。至此，黄河在三门峡大坝前停滞下来，泥沙在库底淤积，没有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倾泻而出。黄河水在流出三门峡后真的变清了。
渭水成灾
事实证明，此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预言成真，泥沙淤积是三门峡工程最大的噩梦。
三门峡工程的一大设计缺陷，是想当然地认为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根本没有泄流排沙的设计。巨量的泥沙淤积在库区，造成潼关附近的黄河水位高企。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潼关水位高，渭河下泄流速就减慢，水中携带的泥沙大量沉淀，形成严重淤积。
而决定潼关水位高低的，就是100多公里以东的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位越高，潼关的黄河水流越慢，泥沙淤积越严重，潼关水位变得更高。
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黄河三门峡段自然水位只有285米左右，之后的40多年-里，为了发电，三门峡水库水位常年保持在316米左右。在汛期拦洪蓄水，三门峡减轻了黄河下游的防洪压力；在非汛期，三门峡水库仍然常年保持高水位用于发电。其7台发电机组中，1至5号水位低于305米时无法发电，6号和7号机组水位低于313米时不能发电。
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水库发电和泥沙淤积矛盾尖锐，原本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减淤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工程，进亦难，退亦难。
资料显示，渭河下游流域几乎每年都要不同程度地发生洪水，洪水行进的速度一年慢于一年。起先一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7到8个小时，后来需要20多个小时。即使是枯水年份，关中地区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
2003年，渭河发生洪灾，实际洪峰最高流量仅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门峡筑坝以前5年一遇的洪水。但陕西西安和渭南等地却有108072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7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什么原因放大了水灾?
根据陕西水利部门实际观测，这一场“大水”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每小时仅行进3公里；每吨渭河洪水的泥沙含量，竟达到了486公斤!洪水变成了粘稠的泥浆。
小水大灾，成了渭河水患最突出的特点。炸掉三门峡?
问题的严重性早已引起各界关注，受三门峡工程影响最严重的陕西省反映最强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多次向党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直接告了“御状”。
1962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提出了两个确保：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当年的改建中，三门峡增加了“两洞四管”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三门峡进行第二次改建，在坝底打开了八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但泥沙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可靠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专家至此仍存争议。一派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位是当前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
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在三门峡大坝论证阶段曾大胆谏言：黄河不必变清，也不可以变清，黄河一旦拦沙变清，不仅严重削弱了下游的造陆作用，还将引起河道下切。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
2004年，当年曾参加三门峡工程论证的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前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向水利部呼吁，希望三门峡水利枢纽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张光斗认为：“钱正英副主席和我是老搭档了，都主张三门峡水电站废弃。放掉水，不要发电了，就是说全年畅水，放低水位。”
当整个社会对黄河以及三门峡大坝作用的认识回到黄万里“原点”的时候，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渭南移民，仍生活在持续了几十年“人祸”里。
渭南书案
三门峡工程引发的问题还包括移民。
2010年8月，陕西渭南警方进京将作家谢朝平刑拘，引发公众关注，媒体将之称为“渭南书案”。
谢朝平自费572元出版的《大迁徙》一书，是唯一记录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来整段历史的专著，其中披露了渭南市官方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及各种涉嫌存在的贪腐问题，被陕西渭南相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物”。
也正是因为此书，三门峡工程引发的移民问题短时间内广为人知。
根据资料，为了三门峡工程，有近20万移民相继迁移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当时全部属于甘肃省)和渭北地区。1960年水库蓄水之后，又后靠迁移8万多人。
不少移民的回忆，搬迁前的生活非常惬意，之后30年充满饥饿困窘、颠沛流离。
以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县为例，其县志记载，大荔、朝邑(后并入大荔县)两县移民23629户，107827人，被淹没的耕地达649784亩。而其境内的朝邑滩和华阴滩被称为关中“白菜心”，土地肥沃，黄河、渭河与洛河涨水不成灾，反而能给土地增加肥力。
根据女作家冷梦《黄河大移民》一书记载：1956年，朝邑县上八户村的劳动日值4～5元，全年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而当时县上一般干部的月收入30元左右，仅是上八户村收入的四分2_--。
当时干部不见得人人买得起自行车，但对关中农民却非稀罕物，进口的“菊花”、“富士”自行车，多是农民们骑进城的。
搬迁之后，移民的生活急剧下滑。和原籍地相比，所到之处均是非常贫瘠的地方。
1956年到1958年，三门峡移民开始自行返回库区。他们偷渡黄河，或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过沙漠，取道山西回家。正常返陕路线，必须东渡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越毛乌素沙漠，进入山西，再从潼关入陕。
1962年夏，移民们的大规模逃亡返库和上访引起注意：陕西、宁夏两省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整个移民过程，很多家庭人 口已在饥荒中冻馁而死，人数减少了一半。
而当这部分移民回到家乡时，原来的土地或已成为汪洋，或被他人占据。部分地区政府救济措施缺位，存在暗箱操作、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之类问题。多年来，移民上访从未止息。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黄万里
谈到三门峡，自然避不开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黄万里。
黄万里的头顶曾有一顶扼杀他政治和科研生命的“帽子”：右派分子，现在他又被人们尊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黄万里的一生与中国两大水利工程紧紧相联，一个是三门峡大坝，一个是三峡大坝。
在两个工程论证之初，黄万里均表示反对，其意见均未被采纳。
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后来回忆，1956年，黄万里即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在一次论证大会上，他甚至对国家领导人直言：“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参会70位专家中，表示反对的只有黄万里_人。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认为：“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黄万里认为，不能在三门峡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着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违反自然规律，不现实，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即使是在全国人大已形成决议的情况下，黄万里还特别提出，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预留排沙孔洞。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逐渐成为另类。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入海。后来，黄万里更是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认为：“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当三峡即将建设大坝的消息传出之后，黄万里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曾六次上书，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而呼：“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坚守了一位科学家的良心，他关于三峡大坝的反对意见，仍需留待历史检验。
水资源利用对撼生态环保 张梁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狂飙还将继续。
6月19日，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正加快推进和建设。其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
实际上，早在三峡大坝建设之际，金沙江上的这4座电站就已经悄然开工。金沙江被密集的水电站占据，已有多年。
大坝困锁金沙江
溪洛渡水电站于2005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3年投产发电，装机总量为1386万千瓦，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于2006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2年投产发电，总装机总量为640万千瓦。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梯级开发的二期工程。
这意味着金沙江下游水电站开发的全面发展。上述电站建成后，金沙江将成为“西电东送”最大基地。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2003年10月编制的《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报告》梯级开发方案，金沙江水电开发将由19个梯级组成。目前，金沙江中下游规划兴建梯级电站数量已增加到12座，装机总容量为5858万千瓦。
除了位于雅砻江口至宜宾下游河段的上述四座水电站，奔子栏至雅砻江口的金沙江中游计划开发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龙开口、金安桥、鲁地拉、观音岩一库八级水电站，装机总容量将超过2000万千瓦，相当于另外一个三峡工程。
金沙江流经青、藏、川、滇四省区，全长3464千米(含通天河)，约占长江全长的55％；流域面积47.32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26％。其水量充沛而稳定，落差大而集中，水能资源的富集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从资源开发前景看，由于金沙江干流有虎跳峡“龙头”水库，又有溪洛渡、白鹤滩两大水库，加上主要支流雅砻江上有两河口、锦屏、二滩(已建)等大水库，梯级水库调节性能好，电能质量高。
目前，我国电力建设仍以燃煤火电为主。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占全国的67.8％(含西藏)，其中四川、重庆、云南三省市可开发水电装机达.1.78亿千瓦，年发电量达9698.4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国的47％及50.4％。
我国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和华中地区，人口占全国50％左右，工业产值占全国60％左右，而煤炭和水能资源却不到全国的20％，“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是我国能源配置的基本格局。
其实早在几年前，金沙江的一些水电工程项目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水电建设狂飙
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中一直存在未批先建的先例。
2005年，由华电、华能、大唐、华睿、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金沙江中游西起云南丽江石鼓镇，东至攀枝花市的雅碧江口，共规划了龙盘、两家人、阿海、梨园、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一库八级”电站，电站总装机容量相当于1.1个三峡。
2008年7月，金安桥水电站审核未通过，而该项目在2006年1月9日已实现截流。2009年6月11日，环保部叫停鲁地拉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工程。在此之前，两个工程均已开工。同时，按照“区域限批”原则，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被叫停。同年6月20，CCTV《新闻周刊》播出《谁来保护金沙江》，称：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仍在施工。随后环保部派员现场监督停工。
有专家指出，通常大型水电项目投资以数十亿、上百亿元计，禁令发出时，大多都生米煮成了熟饭。叫停只是给予短期停工的威慑，基本不可能再否决项目本身。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基本停批了所有大型水电工程。直到去年。
2010年7月，金安桥水电站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按照水电开发审批程序，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准生证”后，有水利厅批准企业的开工申请，才可进入主体工程 的实施阶段。同年11月25日，该水电站已经可以下闸蓄水。
同年，被叫停的龙开口和鲁地拉水电站也通过了环评。
今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2010年中国水电十件大事”。其中包括‘(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步伐全面加快”：12月29B，金沙江中游第二个项目——阿海水电站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标志着—度因‘未批先建一叫停’的金沙江中游水电‘解禁’。”
“梨园和观音岩慢一些。”2010年8月19日，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盈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7月，位于云南迪庆州、丽江市、怒江州的“三江并流”区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年8月，《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通过评审：华能集团将在邻近的虎跳峡修建水电站。环保界、学术界和科学界反响巨大：此举将对怒江峡谷的脆弱地质，生物多样性，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温家宝总理批示：“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虎跳峡水电站被暂停。
实际上，早在2002年该工程即已开工。上次风波后，该水电站更名为龙盘水电站。2011年3月25日，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网站一条消息称，“华电集团领导一行现场考察了中南院设计的龙盘水电站，并听取了水电站建设的汇报。”
减排催动水电开发
今年初以来，电荒再次席卷中国。日本大地震后，许多国民开始担心核电的危害。火电以煤为燃料，受煤炭价格的影响大，加之污染多，排放温室气体多。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
2009年4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减排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次年年初，国家能源局称，要实现上述目标，常规水电装机应确保达到3.3亿—3.5亿千瓦。
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公布，强调“积极发展水电，加强水能资源管理，规范开发许可，强化水电安全监管。大力发展农村水电。”“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并明确未来5年将开工建设1.2亿千瓦水电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水电大开发格局已初露端倪。这是在“弥补被落下的功课”，有学者如此认为。
目前，中国电力能源结构中，主力是火电和水电，二者占总量的98％。而新能源技术，如核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短期内尚无法改变电力格局。
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约为48.5—53.5亿吨标煤。如果按照我国2020年能源总量控制在50亿吨计算，那么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的15％必须要达到7.5亿吨标准煤。折算发电量为2.3万亿度。
这一压力成为水电松绑的政策动因。作为目前技术最成熟、最具市场竞争力，且可以大规模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水电建设迎来了春天。
目前，电力巨头们已基本完成对中国水电框架的划分。黄河上游北干流、金沙江、澜沧江上中游、大渡河、珠江水系干流等主要水域的开发，电力央企几乎都已介入，即便没有开工，项目规划也早已出来。
水电因其低成本备受电力企业青睐。从投资角度来看，水电不会因火电存在燃料而产生脱硫等问题，运行成本水电要远远低于火电。
另外，一座百万千瓦以上水电站投资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假如一年内同时开工数个项目，一个地区仅水电投资就可能突破1000亿元。
同时，水电站在建设期与运行期分别要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以四川为例，一座装机容量260万千瓦的水电站所需缴纳的建设税费超过20亿元。建成后，按30年经营期计算，增值税(17％)、教育附加费、地方附加费等各类上缴税费总计高达407.6亿元。
出于拉动GDP和税收增长的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力推水电站“全面、同步”开发，默许甚至怂恿企业边施工、边申请核准。
这也是水电建设大面积“违规开工”的深层次原因。
梯级水坝对河流生态影响大
一边是亟待改善的能源结构，一边是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鱼和熊掌似乎不可兼得。
有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梯级开发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级接一级的整体开发，这几乎就是疯狂之举。”目前的水电开发更像是上世纪50至90年代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的翻版。长江生物基因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缺陷，生物多样性正在破损。
据粗略计算，按照梯级开发，结合高坝和低坝方案相比较得出的水能资源蕴藏量，我国已开发的水能资源量大致为总量的20％—30％。
这只是平均数。因为几乎所有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水电项目都集中在了较容易开发的区域，如大渡河、金沙江等。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如果河流水资源开发量超过40％，将会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2011年6月9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其中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国水电站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长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可能将当地珍稀鱼类逼至绝境，三峡工程的蓄水运行则使洞庭湖、鄱阳湖的枯水期提前。
报告主编、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认为，许多长江上游特有的鱼类喜欢急流环境，鱼卵要顺着激流在江面上漂浮一段时间才能孵化。电站建设后，水流速度变慢，导致鱼卵沉入水底。另外，金沙江下游是许多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鱼类产卵场都分布于此。梯级水库建设将造成洄游性鱼类生命通道阻隔，当地珍稀鱼类将处于绝境。
在长江中下游河段，因受三峡工程影响，“四大家鱼”产卵生长出现与水文节律不一致的现象。
长江中下游河段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的主要产卵地，仅中游河段就有产卵场19处。每年5月，河流水位陡涨，形成的洪峰能够刺激“四大家鱼”产卵。水库的建设完全改变了“四大家鱼”的生育环境，降低鱼类的繁殖能力。
如果各水系自然环境下的主要淡水经济鱼类因此出现种群萎缩，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必将传导到人本身。
把脉多病多艰的水利设施 郑元春
进入2011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大旱导致长江流域江河、湖泊水位异常偏低，鄱阳湖、洞庭湖面积减少约2／3，洪湖1／4湖区干裂湖水最深处仅有30厘米，昔日碧波千顷的湖面变为大草原，湖中的渔船多被搁浅在泥泞的浅水洼中，渔民生活困苦不堪。
截至5月29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旱情较为严重，耕地受旱面积为4535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43.4％。另有329万人、9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分别占全国的50.6％和24％。
然而自6月3日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 区陆续出现74次强降水过程，一些地区旱涝急转，并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3省(自治区、直辖市)86个市(州)510个县(市、区)3657万人次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64.2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50.2亿元。
无论是前5个月的大旱，还是进入6月以来的洪涝灾害，都对当地的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这个问题几乎是年年都有。面对如此旱涝灾害，人们难免要问，我们的水利设施哪里去了?在这些旱涝灾害面前，为什么水利设施的作用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究竟是此次旱涝灾害确实严重到我们无力回天，还是我们的水利设施本就脆弱不堪?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被重视程度低
农田水利设施是国家宏观水利设施的最基层部分，同时也是和农业、农村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良好的水利设施既能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最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这不仅有利于当代经济发展，更可以使子孙后代福荫良多，我国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座始建于公元前256年、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现在依旧在灌溉田地，造福当地人民。
从此次旱涝灾情来看，重大损失多集中在农村、山区，对城市的影响相对较轻。这是因为过去很多水利的投资集中到了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农村、农民、农业的用水投入太少。十一五期间全国水利投资规模达6300亿元，远超预计的4628亿元。国家每年水利投资力度很大，但多集中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得到重视。目前我国农村很多渠系工程都是三四十年前所建，几十年后，很多工程都出现了老化失修现象。
水利部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国家总共投资了763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也多达580亿元。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有些地区连维修的工作都废弛了，很多渠道和水库或被泥沙堵塞，或被用来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中国病险水库水利设施已经占到了总数的42.5％；全国41118座小二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农业抗灾能力薄弱。江西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张文捷称，江西现有9700多座水库，但能够进行水量调节的大中型水库不到2％，余下的小型水库多处于病险状态。
在资金投入和水利建设方面，水利部门往往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更加关注的是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工业用水的保障，对于农业用水缺乏投入。而地方政府同样因为农田水利投资创造的GDP太低而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方面。
水利欠账积重积深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建设了8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公社体制又客观上为农田水利设施提供了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田水利投入呈现逐渐弱化和恶化的趋势。从改革前后农村农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变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投入的状况客观上一直处于恶化趋势，由此导致原有的供给水平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水利设施淤塞和农田道路失修，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政府过分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农灌水库建设投入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水利建设中的布局出现错位。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因此，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政绩考核要求而难以投入。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还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地方水利设施盲目建设。设计方案“从上不从实”
基层政府的官员升迁考评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中，出现基层政府不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于当地民众和当地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基础设施，而用于上级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一般说来只有当下级官员的行为得到上级认可的前提下才有升迁的可能。这就形成基层政府在基础设施提供中‘(从上不从实”。
各级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提供花费资金多、而短期效益不明显的农村基础设施，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格局扭曲甚至主体缺位。这样也就形成一种错位，即国家只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对基层农民真正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公里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此外，对最后一公里影响最大的“两工”制度也于前几年取消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切断了修补农田水利设施的主要支点。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A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则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
“两工”对农田水利建设极其重要，取消“两工”等于让他们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再加上“一事一议”成了什么都难议，灾难最终演变成了望天收，还有不少地方—直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吃老本。
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存在严重缺水问题，每年春播时都必须依靠从附近大观镇的土溪水库引水，土溪水库建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建成一条长达25公里的主干渠通往白沙镇，但之后的30多年里就再没修整过，仅靠每年放水时应急性的清淤补漏。主干渠的水根本流不到渠尾，相应地，大量农户的田地也就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灌溉。
农村剩余劳力大量转移，加剧基层水利尴尬处境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靠的是农民义务工的形式，随着传统农区小农经济全面恢复，农民个体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投入与自己的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关度提高，农民在维护中存在搭便车现象，维护投人明显不足，降低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灌溉效率低下。
建设基层农田水利设施的产出效益具有很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所以从社会资源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资金来源单一，筹资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 入，以及其它社会资源的参与。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机会成本越来越大。20世纪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自从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沟塘渠堰的修改维护就越来越不被重视。
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山区和丘陵区的沟塘渠堰却相对投入重视不够。许多山区丘陵区农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泥沙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一到夏天雨季，就发生涝灾，一到春夏交替的旱季就无水可用，发生旱灾。
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需要劳动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增加，阻碍了农民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据湖南省2000年农业生产效益调查：每亩水田种粮食获得的纯收入仅150.7元(不含劳动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6.6元。而外出打工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这种情况下，青壮农民都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人员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难以担负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当前农业效益过低，制约农民增加基层水利投入
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激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风险高、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并且我国农业比较收益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很难获得预期收益，尤其是像农田水利这样纯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更是如此。对于私人企业或民间资本来说，农村的市场环境远不如城市，融资渠道狭窄，相应的社会服务落后，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高、效益低，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
以山西为例，一亩地粮食产量在800到1000斤，其间需要4到5次灌溉。而如果不灌溉的话，单靠降雨，成本就会降低。虽然农民不会完全靠天吃饭，但是他们会选择尽量减少人工灌溉。因为在各项成本中，水是成本较高的。如果遇到水价和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农民每亩地的纯收入只有100元左右，并且还不算人工成本。
去年春天大旱，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就对河南省部分受灾严重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农地旁就有可供灌溉使用的水井，但由于电网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却无法通过电力带动水泵将水井中的水抽取出来。有些地区浇地要使用工程用电，电价和油价非常高，如果用不起就只好听天由命。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需要创新
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相对滞后的水利建设问题形成了一对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多主题、多渠道、多元化的新兴水利建设格局。
国家应根据农田水利的不同性质，建立起由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问题。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小型的农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因为可以使农民直接受益，并且投资不大，可以采取农民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的方式来投资建设。
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充足的资金资源是重要保证。过去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而事实表明，仅仅靠政府财政远远不能为广大农村提供足够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服务。因此，需要构建多渠道筹资新范式，以此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融资难题，可以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发行彩票渠道和其它渠道。
多元化即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资源动员新格局。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以财政资金聚合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逐步构建起对农业、农村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贮水于民才能加强基层抗灾能力
我国一直是季节性气候很明显的国家，雨季多雨，旱季又有可能几个月都不下雨。解决方法最根本的就是贮水于民，即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到大江大河的治理，小到沟田渠、堰塘的维护等等。以其贮藏功能，改变水资源的时间分配。
西北地区经常半年滴雨不落，但对当地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根源在于西北地区农民都有水窖，在下雨时把雨水储藏起来，等到不下雨时使用。
想要彻底解决少雨则旱，多雨则涝的恶性局面，需要国家重新关注基层农田水利设施，至少应该把财政已放弃投入20多年的农村沟塘渠堰给捡起来，拨出专门经费，让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
这项工程既可以增加大量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有效地贮水于民，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具体操作起来，可以适当给农村拨款，以工代赈，增加农民积极性，促使其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管理好。
水殇围困“可持续” 郑元春
今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旱涝急转过程。无论是年初至5月末的大旱，还是自6月以来的大涝，都对灾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员死伤、粮食减产、农业受损、房屋被毁，城市交通不畅，经济发展受影响……
这场持续多月的水危机再次使水问题进入全国人民的关注视野。其实综合来看，无论干旱还是洪涝都是中国水问题的集中表现而已，灾害背后折射出来的全国性水危机才是真正需要严肃面对的根本症结所在。同时，这也是影响居民生活和经济良性发展的病痛之源。
总水量不足，水资源患寡又患不均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四分2_--。全国各地缺水现象时时都在发生，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国内多个地区蔓延发展，进入21世纪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1999年—200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旱灾，旱情一度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
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污染性缺水。以哈尔滨为例，虽然身处松花江畔，但由于河道污染不能直接使用，要从100多公里以外调水；第二种是工程性缺水。比如厦门，降水量非常大，但福建地区河流很短，雨季也短，雨来了无处蓄水，雨季结束，缺水问题马上显现。2010年西南地区的大旱，也暴露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的局面。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西南地区水资源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工程性缺水仍是主要的缺水形式。 第三种属于资源性缺水。以北京为代表，整个北方地区大多数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西北五省曾连续多年出现干旱。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自1972年黄河首次历史性断流，到现在，黄河下游断流期始终维持在每年200天以上，近千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降水季节非常不均匀。时间方面，年降水的70％至90％集中在6、7、8、9四个月，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水资源70％以上由洪水组成，利用的难度很大；空间方面，水资源的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2％以上，而但这一区域耕地只占全国的36％。
长江流域以北地区水资源不到全国的18％，而耕地却占64％。由于这种严重不平衡，往往在同一时候，有的地方赤日炎炎、土地龟裂、河川断流，有的地方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农田、村镇、厂矿被淹。甚至不少年份就类似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交替成灾。
从数值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值也仅仅是一个平均值而已，如果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严重缺水地区每个人的水资源占有量还要低很多。
水污染严重，靠水却难以吃水
我国东南部地区，虽然降水丰富，河流众多，但普遍面临水质型缺水，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严重。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国13％的径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滥，饮用水水质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近海海水水质严重恶化，很多海区赤潮泛滥，甚至面临变成“蓝色沙漠”的危险。
淮河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据统计数据显示，在长达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据统计，淮河流域有160家废水排放污染严重企业，流域内城镇中有排污单位1.55万家，工业废水排放量年总量为16.1亿立方米，城镇
生活废水排放量7亿立方米。用淮河污水灌溉农田，会造成农作物严重减
产。某年春节之际，上游开闸污水下泄，致使淮南、蚌埠两市自来水受到严重污染-而不能饮用，淮河流域市民的饮用水发生危机，老百姓怨声载道。淮河流域许多地区癌症发病率比正常地区高出十几倍到上百倍，一些村庄每十个人有六个是肝肿大。同时由于河水的污染，溯河性鱼虾资源遭到破坏，产量大幅度下降，部分内湾渔场基本荒废。
我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全国被污染水系，比较严重的是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长江中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河流的城市段污染明显，小河重于大河，北方重于南方。污染物主要以氨氨、挥发酚和耗氧有机物为主。据调查，全国有7亿人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1.64亿人饮用有机污染严重的水，3500万人饮用硝酸盐超标水。
相对于河流，自净能力稍显弱化的湖泊污染问题更加突出。滇池是昆明最大的饮用水源，供水量占全市供水量的54％，由于昆明市及滇池周围地区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入，致使滇池重金属污染和富营养化十分严重，作为饮用水源已有多项指标不合格，藻类丛生，夏秋季80％以上的水面被藻类覆盖。昆明市第三水厂曾因此被迫停产43天，直接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沿湖不少农村的井水也不能饮用，造成30多万农民饮水困难。由于饮用污染的水，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滇池特产银鱼大幅度减产，鱼群种类减少，名贵鱼种基本绝迹。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已严重遭受污染。在渤海海域里，海洋生物大量减少，鱼、贝类濒于绝迹，几乎已变成没有生命的“死海”。沿岸海域的透明度明显下降，海水呈赤褐色甚至墨色。一些水产品，濒于绝迹。相反，具有油臭味的鱼、被铜严重污染的绿色牡蛎、有烂斑的海带却大量出现。因食用被污染海产品而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水污染的侵蚀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由于农民灌溉农田的水源普遍变成污水，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已扩展至十余个省区。污水流入鱼塘，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现在，污水迫使城市主要饮用水水源转向地下水，地下水开采的超量开采进一步加剧了水危机。
表面看来，水污染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不断扩散。实际上，水污染和水短缺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几乎互为因果。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和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相对应的一个现象是，部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状况不够理想，甚至成了摆设。据建设部统计，全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一半，而在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中，由于收费政策不到位，或污水管网不配套，致使处理设施运行也极不正常，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还有三分之一根本就未运行。
不合理利用，水危机中作茧自缚
农业是我国水资源利用的主体，农业用水总量占国民经济用水总量的70％以上。但是，我国农业用水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数地方仍然采用传统的灌溉模式，每亩实际灌水量450—500立方米，超过实际需水量的1—2倍。由于渠灌面积占我国农田灌溉总面积的75％左右，大量农用水资源由于渠系损失和农田蒸发而损失于无形之中，我国农田灌溉水的实际利用率仅为33％左右。
我国自然降水利用率也较低，特别是北方缺水地区，由于蓄水和保水基础设施不足，农田对自然降水的利用率仅为56％左右，全国平均每年仍有近300亿m3的农业用水缺口。技术落后和对水资源的浪费，造成全国平均农业用水的水渠利用系数仅为0.4～0.6。宝贵的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自白损失。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改造的推进，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但整个过程中对水环境保护力度不足，造成水资源相对丰裕地区的因水质缺水而产生的水资源缺乏的矛盾日益严重。工业化进程中，工艺设备落后导致产品的单位耗水量增大，而工业水循环使用率偏低又造成对水资源的浪费。部分地区的公共卫生和住宅用水因耗水设备落后和水价偏低，人均耗水指标激增与对水资源的浪费现象也越来越重。
2001年，我国每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约为90立方米，为发达国家的5—7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5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城市用水方面，不合理用水、浪费水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节约用水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污水处理率低下。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污水排放量为620亿立方米，其中近80％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水域。截至2000年底，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为77.4％，污水 处理回用率为不足8％。
水危机日甚，已成制约发展的镣铐
水问题并非一个单独地区或者单独时间的偶然现象，而是已经作为一种常态化问题随时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每年旱涝灾害的频率加快、持续时间变久、影响范围增大，都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水危机愈演愈烈。
据调查，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半数稍强，单位灌溉面积的水资源量则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成。以此推算，到20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7亿吨时，我国农业用水总量将缺少近500—700亿立方米。届时，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急速提升，我国总取水量有可能达到7000—8000亿立方米，接近可用水资源量的极限。
地靠黄河的河南省很多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工业生活用水使用的是地下水，由于无计划超采地下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已形成濮清南、温孟、商丘、许昌4个沉陷漏斗区。最大的“濮清南漏斗”面积已达7731平方公里，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0米。
郑州市2008年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河南平均水平的一半，不足联合国规定的小康生存标准的1／5。随着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郑州市地表水严重枯竭，河流干涸、污水增多。因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漏斗区面积逐年递增。开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10，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量也非常有限。目前，开封市3个大的漏斗区总面积为617.7平方公里，成为河南省大漏斗区之一。
临近黄河的温县长期超采地下水，导致干旱缺水、生态恶化。据当地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在农田里挖上3～5米，用辘轳就能提出水来灌溉。由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从最初人工掏挖的土井变成上世纪70年代的机井，从用辘轳变成用离心泵。“机井越打越深，从开始的40米，发展到100米，甚至120米。农民灌溉成本越来越高，以前浇地每亩次平均5元，现在每亩次平均25到45元，因灌溉成本过高，一些农民干脆靠天吃饭。”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部分城市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在46个点城市中，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的不足三成，城市水质较好的占不足三成，城市水质较差的接近半数。饮用水源地水质差不但增加了自来水处理成本，而且有一些难以处理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将直接危及人体健康。农村饮用水安全更令人担忧，其卫生合格率刚刚过半。
随着经济发展，全国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尤其是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需求量更大，但与高需求相对应的可用水减少问题却在进一步加剧。从_定程度说，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丝毫不过分，水危机正在给为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戴上一个水镣铐。
合理化用水，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所在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加速了对水的需求增加，城市化进程和人类社会在进步与发展进程中，如何在对资源需求中找到平衡是确保对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在某些地区或部分区域的资源失衡后，人类应该进行反思，并积极地做出补救，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必须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主要途径有三：一是节水，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加强对城市工业和生活的节水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二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水资源充裕和紧缺地区打造不同的经济结构，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三是治污，推进清洁生产、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
我国节约用水是有潜力的。由于长期轻视节水，造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1立方米的水平均产粮1公斤，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公斤。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为91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至7倍。发达国家炼1吨钢用水不超过5吨，中国要70吨以上。国外炼油厂每吨油耗水0.5吨，而中国平均为2.43吨。很多城市缺水严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仍然比比皆是。
水污染的问题是直接由不适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水危机的解决，除了主管部门的监管，还需要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同时，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协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
在水污染防治中缺乏公众监督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利益关系，在治理污水和发展经济产生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总是要力保发展，环保局沦为污水制造者的庇护伞。排污费成为双方利益协调的一根杠杆，处罚过低，远远起不到限制企业排污的作用。环保局作为分红者不闻不问，甚至不惜为其洗白。最终牺牲了环境，苦了百姓。
以水养水，法国的水资源利用之路
法国水管理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满足集体用水需要，二是节约用水，尊重水文生态环境，根据水系分布把全国划分为6个水文大区，并分别由6个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相对独立地进行管理。每个水文大区都成立了自己的水文议会，议会由地区议员、工农业用水大户，以及政府和各环保协会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讨论地方水源治理计划，共同保护和管理地方水源。法国6个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每5年还要联合制定一整套全国水源保护计划，交由各地方水文议会讨论通过，并由政府总理最后批准执行。
法国1997到2001年间的5年计划中，全国的水治理工程总共需要资金1050亿法郎。这些钱如果全由政府支付，会加剧政府财力负担，同时也根本无法调动全民节水保水的积极性。为此，法国制定了谁污染水，谁交钱治理；谁用水，谁花钱的“以水养水”政策。
对工农业等企业用水，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完全根据其污水排放量和废水污染程度收取费用；而对个人家庭用水，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则在水费中增加了污水处理等各项费用。如此获得的资金，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将全部用于执行地方水文议会通过和政府总理批准的水文治理计划，并对地方致力于保护水源的集体和企业给予财政支持，帮助它们实施防污治污计划。
法国把水作为地方产品，所以各地水费根据居民居住稠密度、水源质量、水输送和处理难度等各种因素有所变化。这套“以水养水”的措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国家及地方治理水源计划提供了资金，而且增强了企业及个人节约用水和保护水源。
法国的成熟并且成功的做法，改进后用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责任编辑 张弦
近几年以来，人范围高强度的旱涝灾害更加频繁，动辄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蒙受巨人损失，城乡生产生活遭遇严重破坏。
我国处于世界最大大陆的东部，毗邻世界最大大洋，复杂多变的季风气候成了天气主导，加之全球气候变暖、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交替出现，无法回避的极端天气日益成为和谐持续发展的大敌。
中华民族记忆最深刻的传说.是大禹治水；中华民族关注最深切的现实，仍然还是每年肆虐的洪灾。
在此之外，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年复一年出现的旱灾，都在为捉襟见肘的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中华民族伟人复兴注定无法绕过这个尴尬的“瓶颈”。
当共和国总理走在河南、云南的重旱地区查看灾情，当温家宝同志在丹江口水库为南水北调忧心忡忡，当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急转的极端天气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当京城的暴雨内涝震撼宇内，当华北东北西北缺水情况—年超过一年，是时候了，我们该迎来中国水问题解决的转机。
咆哮在旱世代里的洪峰 郑元春
旱世代，今年同样比较烦
2011年3月份以来，长江中下游省份遭遇罕见大旱，禾苗干枯，赤地千里。
这是近十年我国不同地区连续秋冬春季旱灾以来，又一次大范围的重度干旱，与去年集中在西南五省不同的是，今年全线北移到长江中下游。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平均降水量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少，达到极端气候事件标准。
截至5月27日，共有3483.3万人遭受旱灾，423.6万人发生饮水困难，506.5万人需救助，饮水困难大小牲畜107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3705.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66.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9.4亿元。
受干旱影响，长江干流和各支流水位持续下降，干流各控制流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25％到70％，下游大通站流量1 4400立方米每秒，是常年同期的52％，为近11年以来同期最小值。南京高潮位仅为4.15米，比常年同期偏低1.5米以上，创下近11年来的最低值。
长江沿岸各大湖泊均极度缺水，鄱阳湖、洞庭湖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往日烟波浩渺的胜景，却变成了一碧万顷的江南大草原，在杂草中还依稀见得到搁浅的渔船和旱死的鱼虾。洪湖岸边干涸见底，湖水最深处只有30多厘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预计灾后水生物和水质至少需要连续10个正常年份才能恢复。
洪涝肆虐，咆哮的洪峰在杀人
从6月3日开始，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强降雨过程陆续出现。持续的强降雨使得该地区从旱灾状况骤然变成洪涝灾害。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江苏、贵州、重庆、四川、浙江等地先后出现大范围洪灾。
6月7日，贵州省望谟县出现持续特大暴雨，造成该县14人死亡，35人失踪，全县受灾人口8万余人，转移灾民4.5万余人，被困人口3000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500公顷。
6月9B，暴雨风雹灾害袭击湖北，17县市75.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25人、失踪1 2人，转移安置和紧急避险群众1 2.75万人，农作物受灾63.87千公顷，倒塌房屋2685户，直接经济损失8.66亿元。
6月10日，湖南省岳阳等5市19个县市区209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43.5万。詹桥镇观山村发生山洪泥石流冲垮民房，造成10人死亡、19人失踪。毛田乡、云山镇、相思乡因山洪地质灾害死亡5人、6人失踪。
6月16B，浙江省诸暨市的钱塘江支流浦阳江发生了两次决堤，造成该市2个村庄被淹没，5000多人受灾，6170亩良田被淹。
6月20日，浙江兰江流域再遇强降雨，钱塘江干流洪峰到达兰溪，洪峰水位33.75米，达到1955年以来最高水位。全省有10个市57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0441.3万人，因灾死亡2人、失踪1人。近2000家企业停产，转移群众29.2万人，解救受困群众.1.88万人。
截止6月20日本刊发稿时止，6月3日以来的中国南方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3省(自治区、直辖市)86个市(州)510个县(市、区)3657万人次受灾，175人死亡，86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64.2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50.2亿元。
“伤不起”的城市暴雨内涝 缪庆
6月23日下午，北京降下十年以来最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百年一遇”标准。大雨导致多条环路及主干道积水拥堵，北京城化作名副其实的“积水潭”：其中西四环五路桥南北双向、海淀区香泉路口等路段因路面积水道路基本中断，多条公交运营线路无法正常行驶；地铁1号线、4号线等线路部分区段停运，数百乘客在高架桥上受困。
早在6月9日，三场连降暴雨让武汉大学摇身一变，成为网友口口相传的“水族馆”、“梦中的蓬莱仙境”，江城武汉形同“东方水城威尼斯”。
有一种痛不能言说
内涝，—直是城市不能言说的痛。
自6月份以来，全国各地从亢旱中刚刚转入雨季。受第四号强热带风暴“海马”外围环流影响，南方大部份城市普降暴雨，几乎是一夜之间，城市变泽国。武汉人说，“每一辆行驶在城市的公交车，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冲锋舟”；杭州人不屑，杭州人说，“我们可以去西湖看海”；南昌人乐了，南昌人说，“那你们能在大街上钓鱼吗?”；上海人不服，上海人说，“我们的地铁可是在水帘洞里面的”；北京人乐了，“我可以带你坐船去钓鱼，带你去故宫看海，再去地铁看看瀑布……”车辆熄火、交通中断、住宅进水、商铺被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深陷严重内涝灾害中的城市，不禁慨叹：“伤不起啊!”
纵观过往，每逢遭遇内涝，城市因此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都以数千万计、数亿计。2007年7月一场暴雨后，济南银座地下购物商城被淹，损失惨重；2010年5月，暴雨倾城，广州不少地下停车场水深没顶，全省逾万车辆遭遇水浸，经受浸泡车辆损失初步估算即已逾亿；同年7月，浙江温岭城区在26日的暴雨后严重积水，城区交通基本瘫痪，数百辆轿车当街被淹，超过5000家工矿企业停产。年年下雨年年涝，让民众惊呼：“我们的排水管道在干什么?”
有一种病叫“半身不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高楼林立，桥梁飞架，俨然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看得到的地面上达到与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持平的水准。然而，对比一下“下半身”的城市管网系统，中国只能望洋兴叹。
引起内涝的最直接原因，来自于排水 系统的不顺畅。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建国伊始，我国在很多领域都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在城市给排水方面，人民政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填臭水沟疏通河道。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值中国号召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大行其道。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中国的重点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如南京、沈阳、天津、武汉等城市的排水系统，均在苏联专家的手把手的规划指导下进行排水工程建设。
然而，苏联地处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降水极少，排水系统设计保守。“苏联式排水”是在5到10米深的地下建设排水管网，排水管口径很小，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无法缓解中国城市下水管道的排水压力。这便是中国城市目前“逢雨易涝”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人同时在理论方面深刻贯彻“苏联模式”。1952年，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前提下，哈工大、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给水排水专业。1957年，中国人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制订了第一个排水设计规范。中国完全沿用苏联的下水道管渠标准进行建设。如果教材不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苏联标准”还将持续影响我国下水道管网建设。
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龙应台说：“一场雨足矣——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
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飘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窝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发展中国家。”
巴黎下水道虽然修建于十九世纪中期，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能驶过卡车、收留街头流浪汉的下水管道的设计者实在是目光深远。在日本，铺设地下排水系统的工程会和地铁轨道建设等工程一起进行规划，而不是待到地下管道承受不起城市发展规模之重时，再去撬开地面，亡羊补牢。
有一种行为叫做“急功近利”
不仅如此，城市的表面，还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这层“外衣”，阻断了降水渗透进地下的渠道。截至2010年底，全国城市公路里程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总量达到53.4万公里。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量涨势不断。水泥、混凝土等材料导致的地面硬化，加剧了涝灾的程度。另一方面，治理因过度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则更加费时费力。
随着城市规模的急速扩张，在沿江、沿海，以及我国北方内陆的一些大中城市，水资源已经难以满足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将手伸向了地下。地下水位的下降直接引起地面裂缝和建筑物开裂，铺设在地下的各种管道也会随之发生断裂错位。这样，原本可以顺畅流出去的雨水和城市污水便无法及时排放。深层地下水水质好、使用方便、直接开采成本低，以至于像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样水资源丰富区域的城市也热衷于深层地下水的开采，而高昂的环境损失成本却由社会和公众埋单。地面沉降引起防洪标准的降低，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建设。据统计，仅长江三角洲以南地区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200亿元，间接损失近3500亿元。而要通过人为手段补给地下水量，恢复地层高度，则远远不是千亿能解决的事情。
事实证明，要补救中国城市在大跃进的城市建设中所付出的代价，并非易事。由于城市规划设计上面的先天缺陷，在城市高速化的今天，再重新如同“拉链”一般打开地面，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花费惊人。2003年6月，江西南昌在暴雨中成为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随后，南昌投资20亿元人民币改造地下排水系统。政府的努力得到肯定：在今年6月14日，整座城市在历经31.5毫米的暴雨洗礼之后，“水上漂”已经不复存在，只是部分街道出现内涝。但是连日的降雨，终究还是让南昌斥巨资改造的城市五大排水系统显得“不堪一击”。
有一种评判：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如果说，因为是老城，所以地下管网建设没有跟上步伐，那我们不妨仰视一下前人的智慧和眼光。江西赣州，有一条修建于北宋时期的宋代排水系统：“福寿沟”，全长12.6公里，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近来，我国南方各省市因降雨连发忙得应接不暇，而赣州老城区因福寿沟的保护而独善其身。
福寿沟的最大特点，是依据城市地形整体谋篇布局。它完全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在青岛，百年前由德国侵略者留下来的一套排水系统，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其雨污分流的模式，很多中国城市在“现代化”的今天，仍未做到。
在“面子”上，城市的管理者不遗余力：大塑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充当政绩。根据相关法例，中国地方各级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在现实情况中，人大又往往难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无法实现对城市中长期发展的长远、持续、统一的规划。地方官如何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创造成绩?于是很多大工程纷纷上马，无关乎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无关乎作为百姓父母官的良心。一旦任期过了，这些工程即便有不合理之处，当事执政者也难以被问责。类似下水道管网建设这样紧系民生福祉的工程，因为耗资巨大、耗时持久、“看不见”屡遭搁浅。
反观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例，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也不长，每年都有部分改选。地方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重大事项交全民公决，决策中注重程序公正原则和保护少数原则。在地方政府的日常决策中，选民可以利用其所在的非政府组织，出面参与政府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政府的某一项决策最后经过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决议实施中可能会有利益损失的选民，仍旧可以提出新的修改意见和提出新的利益损失补偿办法，要求地方政府予以考虑和解决。尽管每届政府任期很短，但无论是哪位执政者的执政诉求，最终都将被选民的利益所制约。在基于高度透明、民主的基础上，地方政府管理体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得以维持，因而，在关系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方面也能做出长远规划。
150年前，雨果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现在，时寒冰说，中国和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历年的洪涝灾害，让中国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不仅饱经考验，还饱受非议。排水系统在“考试”中屡“试”未爽，公众的目光自然投向了城市的决策管理者。
有一种代价：内涝让城市很糟糕
这几十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很多城市“上半身”成绩斐然。令地方政府感到尴尬的是，每到雨季，洪涝齐发；甚至旱季刚结束，就发生一日之内“旱涝急转”的戏剧性转变。年复—年抗涝救灾，狼狈不已。
固然，加快城市经济建设是地方政府创造GDP的直接来源，是地方政府博取政绩的重要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在现 实中有的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只顾地面以上“可眼观”的部分；对于城市地下基础配套设施，因为花再多的钱也“看不见，摸不着”，不闻不问，即便在遭受自然灾害时人们可能会因此遭受生命和财产的双重损失。
加速城市工业发展，加速扩大城市规模，执政者的初衷本应是为了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是缺乏长远目光，脱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实际而进行的“大跃进”式的城市建设，并不惜牺牲群众的长远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最终我们将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旱涝两极间的救灾减灾防灾 张梁
年初以来，旱魃与洪魔交替肆虐，十几个省市面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直接威胁。
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71％的自然灾害为气象灾害。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有关部门在完善气象防灾减灾法制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狠下功夫，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促进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大幅提升。
迅速反应，减小洪涝影响
6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重庆市严重暴雨洪涝灾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事实上，针对6月份以来南方严重暴雨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紧围绕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积极应对，多措并举。
一是加强汛期应急值守，做好灾情监测评估。严格按照《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制度》，规范灾情动态监测和工作组报告制度，加强汛期24小时应急值守，及时上报有关情况。与前方工作组、灾区民政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多源遥感数据等科技手段，关注和跟踪灾情发展，加强对灾区的灾情监测和应急评估。
二是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合力做好救灾工作。民政部、国家减灾办加强与财政、气象、水利、农业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应急联动，加强信息共享和情况通报，密切跟踪灾情的发展，共同分析灾区需求，合力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三是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协助开展救灾工作。目前为止，针对近期南方多轮强降雨过程，减灾委、民政部两次向南方部分省份下发紧急通知，先后启动2次国家救灾预警响应和6次国家救灾应急响应。其中，三级应急响应1次，四级应急响应5次。共派出7个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四是调拨中央救灾款物，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财政部、民政部多次安排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暴雨洪涝灾区受灾人员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面对贵州、湖南、安徽三省洪灾，民政部紧急调运5000顶救灾专用帐篷和5)5床棉被，帮助灾区群众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财政部、民政部累计下拨16.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其中，针对6月份以来南方发生的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财政部、民政部共安排下拨3.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
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迅速反应，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积极行动，应对旱灾
6月23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由民政部、国家防办、气象局等单位参加的西北地区旱灾会商会，分析研判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旱情发展趋势，共同研究旱灾救灾工作。
今年以来，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部分地区冷暖起伏大、降水较常年偏少3至8成，阶段性干旱明显，甘肃西北部和东北部、宁夏大部出现中到重度气象干旱，甘肃局地重旱，人畜饮水困难非常突出，尤其是部分县城出现供水困难，灾区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会商结果，6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持续严重旱灾给当地群众造成的生活困难，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开展救灾工作。
5月29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江西省严重旱灾，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
较早前的5月26日，财政部、民政部紧急下拨55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补助资金，用于帮助湖北、湖南重旱区解决受灾群众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更早的5月23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湖北、湖南两省严重旱情，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指导救灾工作。
做好预防，加强防灾减灾
长期以来，各部门不断致力于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5月13日，民政部与中国气象局在京签署《关于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双方将联合开展综合防灾减灾宣传，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和减灾社区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和灾害预警评估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分别代表双方在备忘录上签字。
根据《备忘录》内容，双方将建立综合防灾减灾的联合宣传工作机制，利用中国气象频道等资源联合开展综合防灾减灾宣传和科普活动，共同将中国气象频道建设成为面向综合防灾减灾的电视频道；双方将共建灾害信息员队伍，合作开展灾害信息员培训，共同推动灾害信息员稳定维持机制的建立等。
经历了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2007年淮河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北方严重干旱和“莫拉克”超强台风、2010年寒潮冰雪……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各类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体系日趋完善、各种气象应急措施细化到人、应急响应启动及时到位，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显著增强。
随着《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颁布施行，我国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得到明确，分类分级响应任务得到细化，气象灾害防御的各项政府职能落实到位。
目前我国已经有30个省(区、市)印发了地方政府气象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全国地(市)、县政府出台的气象灾害应急专项预案近1400个，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气象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建立。
而根据气象灾害预警服务部际联络员会议制度，我国组建了由25个国务院工作部门组成的部际联络员队伍，实现了气象灾害防御部际联动工作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在每次应急减灾过程中，气象部门和水利、民政、交通运输、农业、电力、民航等部门加强应急联动，在灾害防御中发挥出了更强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气象灾害的人工影响天气应急作业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作业装备水平和规模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增雨、防雹、扑火效能显著。数据显示，目前，30个省、区、市的2557个县均已开展了高炮、火箭增雨防雹作业，作业高炮有6874门、火箭发射架7028部；24个省、区、 市组织实施了飞机人工增雨作业，年均租用增雨飞机30余架；人工增雨面积360万平方公里，防雹保护面积44万平方公里。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和“功能齐全、科学高效、覆盖城乡”的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应对气象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
昙花一现的湖盆大草原——围湖造田致生态危机 张梁
谁能想到，如此“美景”并非出现在内蒙古大草原，而是出现在昔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湖盆上，严重干旱不仅让湖泊外貌改观，更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5月开始，由于干旱，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洪湖90％接近干涸，湖底裸露，不少地方表面干裂。
这一次旱灾被认为是70年一遇，洪湖区域有2500户、近2万渔民受灾，直接损失或在数亿元。洪湖生态环境更是受到重创，95％的动物及90％的植物死亡，三五年之内无法恢复到原有生态。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6月中下旬，南方普降大雨，旱涝急转。有专家担心，暴雨之后，洪水或将挟带上游污水倾流而下，对旱灾致使自净能力大幅下降的洪湖和已接近绝收的渔民再次形成灾难性打击。
洪湖之灾，不仅是“天灾”，还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人祸”。
“中南之肾”亏损过半
持续几十年的围垦，是洪湖遭受到了内涝和干旱双重惩罚的重要原因。
洪湖位于流经湖北的长江中游，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最重要的238个生态区之一，被誉为“中南之肾”。
湖北的江汉平原曾被称为四湖流域，从上游到下游有长湖、白露湖、三湖和洪湖四大湖，还有上百个小湖。以这四个湖泊为主的水系，承担着长江中游地区涵养水分的关键作用。缺水时，它们可直接缓解旱情。
洪湖处于四湖流域最下端，不仅要承接洪湖地区的降雨，而且也接纳了整个江汉平原上游的“客水”。对长江中游的防洪和抗旱，不可或缺。然而几十年来，当地疯狂的围湖造田已经对洪湖造成了相当大的侵害。
随着湖面的不断萎缩，“中南之肾”早已不复往日风采。
1969年7月20日，江汉平原发生持续特大暴雨，洪湖周边大部分农田被淹绝收。当地政府立下“插到湖心、收到湖底”的誓言，开始修建新堤大闸，目的就是抽排湖水围湖造田。历经两年，终于竣工。
在修新堤大闸之前，洪湖一直与长江相通。新堤大闸投入使用后，洪湖与长江彻底失去联系。
新堤大闸为洪湖围湖造田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抽排湖水、组织劳力围湖造田，数年间共修筑外垸16个，造田面积近20万亩。周围农民也大肆围垦湖区浅滩，洪湖湖面被围割成田地和鱼池。官方资料显示，洪湖的水面从100多万亩一次性锐减至62万亩，减少近半。
人们形容当时的景象是，“千年湖底成沃野，万顷荒滩变良田。”
随着对整个四湖流域乃至江汉平原的围湖造田，“四大湖”中的三湖、白露湖相继成为稻田，大部分小湖泊也先后消失。“百湖之县”洪湖，湖泊数量从102个锐减到10余个，它们承担的调蓄重担变得更重。
以“四大湖”为例，原来四个湖泊的调蓄功能由剩下的长湖、洪湖来承担，整个四湖地区的大小湖泊蓄洪能力降低了3／4。
在湖泊调蓄面积减少的同时，流域范围内用水量却持续提高。根据湖北省历年水资源公报，荆州全市用水在全省均为数一数二，总用水量长期在40亿立方米以上，农业用水约占3／4。用水结构变化和需求量发生变化，也是旱灾加重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在修建新堤大闸的10年前，螺山电排站的修建已经给洪湖带来致命性打击，共围去了洪湖4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这些湖面随后变成了监利县和洪湖市的几个乡镇。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几次围湖造田，直接使洪湖水域面积缩小到348.2平方公里。洪湖原面积总共有760平方公里，“中南之肾”在半个世纪“亏损”超过一半。
由于围湖造田、筑堤修闸，原本起着调蓄长江洪水作用的洪湖，如今非但不能为长江洪峰分忧，反而自身饱受内涝、干旱之灾。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水灾，当时的洪湖容纳了近200亿立方米洪水。如今，从“大盆”变成“小盘子”的洪湖最多只能容纳19亿立方米洪水。
长江湖泊逐年萎缩
今年的干旱已是洪湖地区短期内出现的第二次极端天气现象。
去年夏天，洪湖周边下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暴雨”。连续降水量为平均566毫米，超历史同期最大值，导致当地出现大面积洪涝灾害，洪湖市街头的水有1米多深，城乡百姓和洪湖渔民损失惨重。
洪湖的命运也是长江流域诸多湖泊的缩影。
今年的旱情发生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让长江中下游不少从事水文工作的专家吃了一惊——桃花汛没了!
桃花汛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自然规律：每年4月底桃花盛开时，长江出现一个丰水过程，沿江湖泊借机开闸补水，对植被和鱼类补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降雨量少是桃花汛消失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推手”则是长江支流汇流能力差，一些地方快速发展的小水电站，不仅妨碍了抗旱，也阻碍了本可成为救命水的桃花汛。
人为的拦截，水资源被层层截留。“如果这次长江有水可提，旱情会轻得多。”一位专家说。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众多，水网交错。多年围湖造田和泥沙淤积使湖泊容积大为减少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争水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今年5月至6月中旬，长江中下游数个大型淡水湖，水位均告异常。它们面临和洪湖一样的问题，“要它装水的时候它装不了水，要它泄洪时又力有不逮”。
自古以来，国人便有围湖造田的传统。建国后，在“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下，凭借新技术手段和空前的组织动员能力，速度更快。
上世纪50—70年代，长江和淮河中下游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围垦热潮，湖泊面积减少总量约1.2万平方公里，因围垦而消失的大小湖泊近1000个。五大淡水湖从1949年至今共围垦3609.5平方公里。其中，洞庭湖被围垦1700平方公里，鄱阳湖1466.9平方公里，太湖528.5平方公里，洪泽湖220.4平方公里，巢湖62.0平方公里。
1958年“大跃进”期间，湖南省对洞庭湖实施“围湖造田”，大批农民迁到湖区，建立了许多大坝，将历史上的“八百里洞庭湖”变成“三百里洞庭湖”。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20世纪50年代有湖泊1066个，总面积达8300平方公里，但目前仅存309个，总面积缩小到2656平方公里。江汉平原的一些浅水湖泊，如沉湖、排湖、三湖、回露湖、刁汉湖、米湖、鼓湖等相继消亡，湖泊面积50年代减少到5960平方公里，80年代减为2983平方公里。
放眼全国，经几十年的围垦，湖泊及湖滨滩地造田面积13万平方公里，超过五大淡水湖面积总和，平均每年因围湖减少 湖泊面积14.69平方公里(据1949—1985年统计)，因围垦而消失天然湖泊近1000个。
1998年特大洪水后，中央提出“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32字方针，国务院斥资百亿元用于长江及洞庭湖、鄱阳湖退田还湖。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说，那次洪水的流量并非历史最多，水位却是历史最高，重要原因之一是河道被占，“水灾教训了我们，必须退田还湖”。
2002年6月，朱镕基赴湖南考察，指示要“恢复浩浩汤汤洞庭湖”，第一步先将湖区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第二步是在沿湖以外的地方规划几个城市，把基础设施逐步建好后，一年一年让人往里搬，围着湖的几个大城市，将来以旅游为主业。
后来，湖南省政府高调公布《洞庭湖4350还湖工程规划》，计划实现移民百万宏大愿景。不过，该规划至今没有下文。
由气象干旱发展为生态干旱
人的一举一动，深刻影响着大自然，也反过来牵连着自己。
此次严重的气象旱灾重创了洪湖以及中游各大湖泊的生态系统。
以洪湖为例，2005年整治后，被视为重要生态指标之一的荷花，从零星分布一跃到连片生长，面积达到8万—10万亩，并由此获得世界湖泊保护实践奖。但去年一场水灾，荷花淹死，今年旱灾后，原来生长荷花的地方变成滩涂，“刚刚开始好转的环境，连续遭遇灭顶之灾。”荆州市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曾晓东接受采访时说。
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调查报告显示，旱灾导致洪湖洲滩增加面积达108平方公里，约占整个洪湖湿地保护区面积的1／4。此外，大量水生植物死亡，生态系统受损严重。
如果说湿地是地球的肾脏，那湖岸线则是“肾脏的肾脏”，大部分的水生植物、鱼类和鸟类都集中在湖岸线一带，湖边湿地是它们繁衍生息的天堂。但大旱之下，湖水见底，很多水生生物死亡，直接严重破坏了生态复杂性和生物多样性。
曾晓东说，根据多年湿地保护的经验，这次春旱导致的洪湖湿地生态破坏是空前的，至少需要10年才能恢复。
而一江之隔的洞庭湖，情况更糟。
干旱使洞庭湖大面积洲滩裸露在外，芦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长环境，情况岌岌可危。连锁反应是：芦苇变旱田，鱼虾蟹难以存活，渔业经济严重受损在所难免，迁徙洞庭湖的越冬候鸟将会因缺少食物和栖息地同样成为受害者。
鄱阳湖是中国如今最大的淡水湖，丰水年份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而在不久前的干旱期间，鄱阳湖曾经万鸟翱翔的景象不再，出现湿地面积锐减、生态受到威胁、生产生活用水困难等状况。
“鄱阳湖缺水不仅严重影响湖区生产生活，对湖泊水生态系统也造成极大危害。”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认为，鄱阳湖严重缺水，湖区水生植物生存空间大面积缩减，沉水植物遭遇灭顶之灾。作为白鹤等候鸟的重要越冬地，鄱阳湖遭受旱灾将影响今冬越冬候鸟的“生计”。
虽然干旱不至于使水生生物全部灭绝，但数量锐减，甚至种类上都将减少。由于极端气候不断出现，现在已由气象干旱发展为生态干旱，对水生动植物的影响日益加剧。
据洪湖湿地保护局的估计，从目前洪湖生态破坏程度来看，预计恢复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曾晓东说：“人工修复措施需要配备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如果做得好，洪湖生态五年后可以基本恢复。”
为了保护鄱阳湖，阻止发生干旱时湖水过度向长江自然排放，江西省已经提出修建拦湖大坝的构想，能否获批，建成后将会带来怎样后果，目前都还只是未知数。
祸起三门峡 张梁
因为理想化而无视事实?因为个人崇拜而漠视科学?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再加上一个错误的决定，播种一个“龙种”，却收获了一堆“跳蚤”。
这就是三门峡工程。
数十年来，官员、学者、一般公众、库区移民，都一直在不断反思，那个决定是如何产生；如何堂而皇之得到多数专家的交口称赞；如何一步一步从纸面化身为实际工程，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灾难；今后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拥有良好的初衷，实际效果却背道而驰，这样的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反思三门峡工程的点点滴滴，才能为我们指明未来的方向。
圣人出，黄河清
自民国开始，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曾设想在黄河筑坝以根治黄河灾患，都无果而终。新中国成立后，根治黄河水患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1953年，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敲定156个援建项目，根治黄河正是其中之一。1954年1月，以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来华，中苏专家沿着黄河进行勘查，敲定现在的三门峡坝址。
1954年4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着手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三门峡工程被确定为该规划的首期重点工程。同年底，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在年底出台。
报告中，三门峡水利枢纽成为黄河综合利用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高程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其主要任务是：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拦蓄上游全部来沙，实现“黄河清”；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改善下游航运。
同时，《规划报告》也提出了两大难题：一是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以及巨大移民人数；二是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在25到30年后将被淤平。
中方专家对水土保持的期望过高。根据1954年编制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中方专家认为：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50年之后，来沙可减少100％。
多年之后，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被拦腰砍一半，修改为25％与50％。针对移民问题，科洛略夫提出，“用淹没换取库容”。
如果说一开始的勘查和论证还能比较冷静地立足水利科学和“合理”假想，接下来的决策方式却完全改变了性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反对工程上马就等于否认毛泽东是“圣人”，于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下闸蓄水拦沙。 1962年2月，第一台1525千瓦机组试运转。至此，黄河在三门峡大坝前停滞下来，泥沙在库底淤积，没有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倾泻而出。黄河水在流出三门峡后真的变清了。
渭水成灾
事实证明，此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预言成真，泥沙淤积是三门峡工程最大的噩梦。
三门峡工程的一大设计缺陷，是想当然地认为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根本没有泄流排沙的设计。巨量的泥沙淤积在库区，造成潼关附近的黄河水位高企。渭河在潼关汇入黄河，潼关水位高，渭河下泄流速就减慢，水中携带的泥沙大量沉淀，形成严重淤积。
而决定潼关水位高低的，就是100多公里以东的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位越高，潼关的黄河水流越慢，泥沙淤积越严重，潼关水位变得更高。
三门峡水库蓄水之前，黄河三门峡段自然水位只有285米左右，之后的40多年-里，为了发电，三门峡水库水位常年保持在316米左右。在汛期拦洪蓄水，三门峡减轻了黄河下游的防洪压力；在非汛期，三门峡水库仍然常年保持高水位用于发电。其7台发电机组中，1至5号水位低于305米时无法发电，6号和7号机组水位低于313米时不能发电。
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水库发电和泥沙淤积矛盾尖锐，原本集防洪、防凌、灌溉、发电、减淤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三门峡工程，进亦难，退亦难。
资料显示，渭河下游流域几乎每年都要不同程度地发生洪水，洪水行进的速度一年慢于一年。起先一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7到8个小时，后来需要20多个小时。即使是枯水年份，关中地区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
2003年，渭河发生洪灾，实际洪峰最高流量仅3700立方米／秒，只相当于三门峡筑坝以前5年一遇的洪水。但陕西西安和渭南等地却有108072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72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是什么原因放大了水灾?
根据陕西水利部门实际观测，这一场“大水”的行进速度极其缓慢：每小时仅行进3公里；每吨渭河洪水的泥沙含量，竟达到了486公斤!洪水变成了粘稠的泥浆。
小水大灾，成了渭河水患最突出的特点。炸掉三门峡?
问题的严重性早已引起各界关注，受三门峡工程影响最严重的陕西省反映最强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多次向党中央反映，甚至到毛泽东那里直接告了“御状”。
1962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
1964年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周恩来提出了两个确保：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当年的改建中，三门峡增加了“两洞四管”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三门峡进行第二次改建，在坝底打开了八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但泥沙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可靠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专家至此仍存争议。一派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位是当前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
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在三门峡大坝论证阶段曾大胆谏言：黄河不必变清，也不可以变清，黄河一旦拦沙变清，不仅严重削弱了下游的造陆作用，还将引起河道下切。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
2004年，当年曾参加三门峡工程论证的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前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向水利部呼吁，希望三门峡水利枢纽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张光斗认为：“钱正英副主席和我是老搭档了，都主张三门峡水电站废弃。放掉水，不要发电了，就是说全年畅水，放低水位。”
当整个社会对黄河以及三门峡大坝作用的认识回到黄万里“原点”的时候，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渭南移民，仍生活在持续了几十年“人祸”里。
渭南书案
三门峡工程引发的问题还包括移民。
2010年8月，陕西渭南警方进京将作家谢朝平刑拘，引发公众关注，媒体将之称为“渭南书案”。
谢朝平自费572元出版的《大迁徙》一书，是唯一记录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来整段历史的专著，其中披露了渭南市官方在三门峡移民问题上存在的行政不作为及各种涉嫌存在的贪腐问题，被陕西渭南相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物”。
也正是因为此书，三门峡工程引发的移民问题短时间内广为人知。
根据资料，为了三门峡工程，有近20万移民相继迁移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当时全部属于甘肃省)和渭北地区。1960年水库蓄水之后，又后靠迁移8万多人。
不少移民的回忆，搬迁前的生活非常惬意，之后30年充满饥饿困窘、颠沛流离。
以地处关中平原东部的大荔县为例，其县志记载，大荔、朝邑(后并入大荔县)两县移民23629户，107827人，被淹没的耕地达649784亩。而其境内的朝邑滩和华阴滩被称为关中“白菜心”，土地肥沃，黄河、渭河与洛河涨水不成灾，反而能给土地增加肥力。
根据女作家冷梦《黄河大移民》一书记载：1956年，朝邑县上八户村的劳动日值4～5元，全年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而当时县上一般干部的月收入30元左右，仅是上八户村收入的四分2_--。
当时干部不见得人人买得起自行车，但对关中农民却非稀罕物，进口的“菊花”、“富士”自行车，多是农民们骑进城的。
搬迁之后，移民的生活急剧下滑。和原籍地相比，所到之处均是非常贫瘠的地方。
1956年到1958年，三门峡移民开始自行返回库区。他们偷渡黄河，或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过沙漠，取道山西回家。正常返陕路线，必须东渡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越毛乌素沙漠，进入山西，再从潼关入陕。
1962年夏，移民们的大规模逃亡返库和上访引起注意：陕西、宁夏两省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整个移民过程，很多家庭人 口已在饥荒中冻馁而死，人数减少了一半。
而当这部分移民回到家乡时，原来的土地或已成为汪洋，或被他人占据。部分地区政府救济措施缺位，存在暗箱操作、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之类问题。多年来，移民上访从未止息。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黄万里
谈到三门峡，自然避不开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黄万里。
黄万里的头顶曾有一顶扼杀他政治和科研生命的“帽子”：右派分子，现在他又被人们尊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黄万里的一生与中国两大水利工程紧紧相联，一个是三门峡大坝，一个是三峡大坝。
在两个工程论证之初，黄万里均表示反对，其意见均未被采纳。
黄万里夫人丁玉隽后来回忆，1956年，黄万里即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在一次论证大会上，他甚至对国家领导人直言：“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参会70位专家中，表示反对的只有黄万里_人。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认为：“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黄万里认为，不能在三门峡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着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违反自然规律，不现实，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即使是在全国人大已形成决议的情况下，黄万里还特别提出，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预留排沙孔洞。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逐渐成为另类。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入海。后来，黄万里更是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
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认为：“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当三峡即将建设大坝的消息传出之后，黄万里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曾六次上书，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而呼：“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坚守了一位科学家的良心，他关于三峡大坝的反对意见，仍需留待历史检验。
水资源利用对撼生态环保 张梁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狂飙还将继续。
6月19日，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首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显示，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正加快推进和建设。其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
实际上，早在三峡大坝建设之际，金沙江上的这4座电站就已经悄然开工。金沙江被密集的水电站占据，已有多年。
大坝困锁金沙江
溪洛渡水电站于2005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3年投产发电，装机总量为1386万千瓦，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于2006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2年投产发电，总装机总量为640万千瓦。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梯级开发的二期工程。
这意味着金沙江下游水电站开发的全面发展。上述电站建成后，金沙江将成为“西电东送”最大基地。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2003年10月编制的《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报告》梯级开发方案，金沙江水电开发将由19个梯级组成。目前，金沙江中下游规划兴建梯级电站数量已增加到12座，装机总容量为5858万千瓦。
除了位于雅砻江口至宜宾下游河段的上述四座水电站，奔子栏至雅砻江口的金沙江中游计划开发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龙开口、金安桥、鲁地拉、观音岩一库八级水电站，装机总容量将超过2000万千瓦，相当于另外一个三峡工程。
金沙江流经青、藏、川、滇四省区，全长3464千米(含通天河)，约占长江全长的55％；流域面积47.32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26％。其水量充沛而稳定，落差大而集中，水能资源的富集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从资源开发前景看，由于金沙江干流有虎跳峡“龙头”水库，又有溪洛渡、白鹤滩两大水库，加上主要支流雅砻江上有两河口、锦屏、二滩(已建)等大水库，梯级水库调节性能好，电能质量高。
目前，我国电力建设仍以燃煤火电为主。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占全国的67.8％(含西藏)，其中四川、重庆、云南三省市可开发水电装机达.1.78亿千瓦，年发电量达9698.4亿千瓦时，分别占全国的47％及50.4％。
我国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东南沿海和华中地区，人口占全国50％左右，工业产值占全国60％左右，而煤炭和水能资源却不到全国的20％，“北煤南运”和“西电东送”是我国能源配置的基本格局。
其实早在几年前，金沙江的一些水电工程项目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水电建设狂飙
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中一直存在未批先建的先例。
2005年，由华电、华能、大唐、华睿、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金沙江中游西起云南丽江石鼓镇，东至攀枝花市的雅碧江口，共规划了龙盘、两家人、阿海、梨园、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一库八级”电站，电站总装机容量相当于1.1个三峡。
2008年7月，金安桥水电站审核未通过，而该项目在2006年1月9日已实现截流。2009年6月11日，环保部叫停鲁地拉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工程。在此之前，两个工程均已开工。同时，按照“区域限批”原则，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被叫停。同年6月20，CCTV《新闻周刊》播出《谁来保护金沙江》，称：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仍在施工。随后环保部派员现场监督停工。
有专家指出，通常大型水电项目投资以数十亿、上百亿元计，禁令发出时，大多都生米煮成了熟饭。叫停只是给予短期停工的威慑，基本不可能再否决项目本身。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基本停批了所有大型水电工程。直到去年。
2010年7月，金安桥水电站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按照水电开发审批程序，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准生证”后，有水利厅批准企业的开工申请，才可进入主体工程 的实施阶段。同年11月25日，该水电站已经可以下闸蓄水。
同年，被叫停的龙开口和鲁地拉水电站也通过了环评。
今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2010年中国水电十件大事”。其中包括‘(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步伐全面加快”：12月29B，金沙江中游第二个项目——阿海水电站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标志着—度因‘未批先建一叫停’的金沙江中游水电‘解禁’。”
“梨园和观音岩慢一些。”2010年8月19日，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盈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03年7月，位于云南迪庆州、丽江市、怒江州的“三江并流”区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当年8月，《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通过评审：华能集团将在邻近的虎跳峡修建水电站。环保界、学术界和科学界反响巨大：此举将对怒江峡谷的脆弱地质，生物多样性，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温家宝总理批示：“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虎跳峡水电站被暂停。
实际上，早在2002年该工程即已开工。上次风波后，该水电站更名为龙盘水电站。2011年3月25日，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网站一条消息称，“华电集团领导一行现场考察了中南院设计的龙盘水电站，并听取了水电站建设的汇报。”
减排催动水电开发
今年初以来，电荒再次席卷中国。日本大地震后，许多国民开始担心核电的危害。火电以煤为燃料，受煤炭价格的影响大，加之污染多，排放温室气体多。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
2009年4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减排40％到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次年年初，国家能源局称，要实现上述目标，常规水电装机应确保达到3.3亿—3.5亿千瓦。
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公布，强调“积极发展水电，加强水能资源管理，规范开发许可，强化水电安全监管。大力发展农村水电。”“十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并明确未来5年将开工建设1.2亿千瓦水电的目标。
“十二五”时期水电大开发格局已初露端倪。这是在“弥补被落下的功课”，有学者如此认为。
目前，中国电力能源结构中，主力是火电和水电，二者占总量的98％。而新能源技术，如核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短期内尚无法改变电力格局。
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约为48.5—53.5亿吨标煤。如果按照我国2020年能源总量控制在50亿吨计算，那么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总量的15％必须要达到7.5亿吨标准煤。折算发电量为2.3万亿度。
这一压力成为水电松绑的政策动因。作为目前技术最成熟、最具市场竞争力，且可以大规模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水电建设迎来了春天。
目前，电力巨头们已基本完成对中国水电框架的划分。黄河上游北干流、金沙江、澜沧江上中游、大渡河、珠江水系干流等主要水域的开发，电力央企几乎都已介入，即便没有开工，项目规划也早已出来。
水电因其低成本备受电力企业青睐。从投资角度来看，水电不会因火电存在燃料而产生脱硫等问题，运行成本水电要远远低于火电。
另外，一座百万千瓦以上水电站投资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假如一年内同时开工数个项目，一个地区仅水电投资就可能突破1000亿元。
同时，水电站在建设期与运行期分别要缴纳营业税和增值税。以四川为例，一座装机容量260万千瓦的水电站所需缴纳的建设税费超过20亿元。建成后，按30年经营期计算，增值税(17％)、教育附加费、地方附加费等各类上缴税费总计高达407.6亿元。
出于拉动GDP和税收增长的政绩考虑地方政府力推水电站“全面、同步”开发，默许甚至怂恿企业边施工、边申请核准。
这也是水电建设大面积“违规开工”的深层次原因。
梯级水坝对河流生态影响大
一边是亟待改善的能源结构，一边是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鱼和熊掌似乎不可兼得。
有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梯级开发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级接一级的整体开发，这几乎就是疯狂之举。”目前的水电开发更像是上世纪50至90年代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的翻版。长江生物基因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缺陷，生物多样性正在破损。
据粗略计算，按照梯级开发，结合高坝和低坝方案相比较得出的水能资源蕴藏量，我国已开发的水能资源量大致为总量的20％—30％。
这只是平均数。因为几乎所有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水电项目都集中在了较容易开发的区域，如大渡河、金沙江等。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如果河流水资源开发量超过40％，将会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
2011年6月9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其中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正成为我国水电站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长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可能将当地珍稀鱼类逼至绝境，三峡工程的蓄水运行则使洞庭湖、鄱阳湖的枯水期提前。
报告主编、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认为，许多长江上游特有的鱼类喜欢急流环境，鱼卵要顺着激流在江面上漂浮一段时间才能孵化。电站建设后，水流速度变慢，导致鱼卵沉入水底。另外，金沙江下游是许多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栖息地，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鱼类产卵场都分布于此。梯级水库建设将造成洄游性鱼类生命通道阻隔，当地珍稀鱼类将处于绝境。
在长江中下游河段，因受三峡工程影响，“四大家鱼”产卵生长出现与水文节律不一致的现象。
长江中下游河段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的主要产卵地，仅中游河段就有产卵场19处。每年5月，河流水位陡涨，形成的洪峰能够刺激“四大家鱼”产卵。水库的建设完全改变了“四大家鱼”的生育环境，降低鱼类的繁殖能力。
如果各水系自然环境下的主要淡水经济鱼类因此出现种群萎缩，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必将传导到人本身。
把脉多病多艰的水利设施 郑元春
进入2011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大旱导致长江流域江河、湖泊水位异常偏低，鄱阳湖、洞庭湖面积减少约2／3，洪湖1／4湖区干裂湖水最深处仅有30厘米，昔日碧波千顷的湖面变为大草原，湖中的渔船多被搁浅在泥泞的浅水洼中，渔民生活困苦不堪。
截至5月29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旱情较为严重，耕地受旱面积为4535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43.4％。另有329万人、9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分别占全国的50.6％和24％。
然而自6月3日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 区陆续出现74次强降水过程，一些地区旱涝急转，并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3省(自治区、直辖市)86个市(州)510个县(市、区)3657万人次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64.2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50.2亿元。
无论是前5个月的大旱，还是进入6月以来的洪涝灾害，都对当地的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这个问题几乎是年年都有。面对如此旱涝灾害，人们难免要问，我们的水利设施哪里去了?在这些旱涝灾害面前，为什么水利设施的作用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究竟是此次旱涝灾害确实严重到我们无力回天，还是我们的水利设施本就脆弱不堪?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被重视程度低
农田水利设施是国家宏观水利设施的最基层部分，同时也是和农业、农村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一部分。良好的水利设施既能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最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这不仅有利于当代经济发展，更可以使子孙后代福荫良多，我国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座始建于公元前256年、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现在依旧在灌溉田地，造福当地人民。
从此次旱涝灾情来看，重大损失多集中在农村、山区，对城市的影响相对较轻。这是因为过去很多水利的投资集中到了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农村、农民、农业的用水投入太少。十一五期间全国水利投资规模达6300亿元，远超预计的4628亿元。国家每年水利投资力度很大，但多集中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得到重视。目前我国农村很多渠系工程都是三四十年前所建，几十年后，很多工程都出现了老化失修现象。
水利部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国家总共投资了763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也多达580亿元。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大规模地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有些地区连维修的工作都废弛了，很多渠道和水库或被泥沙堵塞，或被用来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中国病险水库水利设施已经占到了总数的42.5％；全国41118座小二型水库存在病险问题，农业抗灾能力薄弱。江西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张文捷称，江西现有9700多座水库，但能够进行水量调节的大中型水库不到2％，余下的小型水库多处于病险状态。
在资金投入和水利建设方面，水利部门往往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更加关注的是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工业用水的保障，对于农业用水缺乏投入。而地方政府同样因为农田水利投资创造的GDP太低而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方面。
水利欠账积重积深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建设了8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当时的公社体制又客观上为农田水利设施提供了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田水利投入呈现逐渐弱化和恶化的趋势。从改革前后农村农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变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投入的状况客观上一直处于恶化趋势，由此导致原有的供给水平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水利设施淤塞和农田道路失修，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政府过分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农灌水库建设投入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水利建设中的布局出现错位。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因此，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政绩考核要求而难以投入。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还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地方水利设施盲目建设。设计方案“从上不从实”
基层政府的官员升迁考评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中，出现基层政府不将有限的公共资源用于当地民众和当地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基础设施，而用于上级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一般说来只有当下级官员的行为得到上级认可的前提下才有升迁的可能。这就形成基层政府在基础设施提供中‘(从上不从实”。
各级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提供花费资金多、而短期效益不明显的农村基础设施，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格局扭曲甚至主体缺位。这样也就形成一种错位，即国家只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对基层农民真正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公里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此外，对最后一公里影响最大的“两工”制度也于前几年取消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切断了修补农田水利设施的主要支点。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A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则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
“两工”对农田水利建设极其重要，取消“两工”等于让他们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再加上“一事一议”成了什么都难议，灾难最终演变成了望天收，还有不少地方—直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吃老本。
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存在严重缺水问题，每年春播时都必须依靠从附近大观镇的土溪水库引水，土溪水库建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时建成一条长达25公里的主干渠通往白沙镇，但之后的30多年里就再没修整过，仅靠每年放水时应急性的清淤补漏。主干渠的水根本流不到渠尾，相应地，大量农户的田地也就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灌溉。
农村剩余劳力大量转移，加剧基层水利尴尬处境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靠的是农民义务工的形式，随着传统农区小农经济全面恢复，农民个体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投入与自己的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关度提高，农民在维护中存在搭便车现象，维护投人明显不足，降低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灌溉效率低下。
建设基层农田水利设施的产出效益具有很高的隐蔽性和长期性，所以从社会资源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资金来源单一，筹资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 入，以及其它社会资源的参与。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机会成本越来越大。20世纪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自从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沟塘渠堰的修改维护就越来越不被重视。
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山区和丘陵区的沟塘渠堰却相对投入重视不够。许多山区丘陵区农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泥沙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一到夏天雨季，就发生涝灾，一到春夏交替的旱季就无水可用，发生旱灾。
农村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需要劳动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机会成本增加，阻碍了农民投入和管理农村基础设施的积极性。据湖南省2000年农业生产效益调查：每亩水田种粮食获得的纯收入仅150.7元(不含劳动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6.6元。而外出打工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这种情况下，青壮农民都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人员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难以担负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当前农业效益过低，制约农民增加基层水利投入
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激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风险高、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并且我国农业比较收益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很难获得预期收益，尤其是像农田水利这样纯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更是如此。对于私人企业或民间资本来说，农村的市场环境远不如城市，融资渠道狭窄，相应的社会服务落后，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高、效益低，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间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
以山西为例，一亩地粮食产量在800到1000斤，其间需要4到5次灌溉。而如果不灌溉的话，单靠降雨，成本就会降低。虽然农民不会完全靠天吃饭，但是他们会选择尽量减少人工灌溉。因为在各项成本中，水是成本较高的。如果遇到水价和化肥价格上涨的情况，农民每亩地的纯收入只有100元左右，并且还不算人工成本。
去年春天大旱，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就对河南省部分受灾严重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农地旁就有可供灌溉使用的水井，但由于电网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却无法通过电力带动水泵将水井中的水抽取出来。有些地区浇地要使用工程用电，电价和油价非常高，如果用不起就只好听天由命。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需要创新
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相对滞后的水利建设问题形成了一对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多主题、多渠道、多元化的新兴水利建设格局。
国家应根据农田水利的不同性质，建立起由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制。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县乡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问题。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小型的农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因为可以使农民直接受益，并且投资不大，可以采取农民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的方式来投资建设。
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充足的资金资源是重要保证。过去投资渠道比较单一，大多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而事实表明，仅仅靠政府财政远远不能为广大农村提供足够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服务。因此，需要构建多渠道筹资新范式，以此解决目前广泛存在的融资难题，可以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发行彩票渠道和其它渠道。
多元化即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资源动员新格局。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中，各级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以财政资金聚合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逐步构建起对农业、农村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贮水于民才能加强基层抗灾能力
我国一直是季节性气候很明显的国家，雨季多雨，旱季又有可能几个月都不下雨。解决方法最根本的就是贮水于民，即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到大江大河的治理，小到沟田渠、堰塘的维护等等。以其贮藏功能，改变水资源的时间分配。
西北地区经常半年滴雨不落，但对当地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根源在于西北地区农民都有水窖，在下雨时把雨水储藏起来，等到不下雨时使用。
想要彻底解决少雨则旱，多雨则涝的恶性局面，需要国家重新关注基层农田水利设施，至少应该把财政已放弃投入20多年的农村沟塘渠堰给捡起来，拨出专门经费，让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
这项工程既可以增加大量的农民就业岗位，又可以有效地贮水于民，使国家未来粮食安全有了长久保障。具体操作起来，可以适当给农村拨款，以工代赈，增加农民积极性，促使其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管理好。
水殇围困“可持续” 郑元春
今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严重的旱涝急转过程。无论是年初至5月末的大旱，还是自6月以来的大涝，都对灾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员死伤、粮食减产、农业受损、房屋被毁，城市交通不畅，经济发展受影响……
这场持续多月的水危机再次使水问题进入全国人民的关注视野。其实综合来看，无论干旱还是洪涝都是中国水问题的集中表现而已，灾害背后折射出来的全国性水危机才是真正需要严肃面对的根本症结所在。同时，这也是影响居民生活和经济良性发展的病痛之源。
总水量不足，水资源患寡又患不均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淡水资源的四分2_--。全国各地缺水现象时时都在发生，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国内多个地区蔓延发展，进入21世纪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1999年—200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旱灾，旱情一度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
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污染性缺水。以哈尔滨为例，虽然身处松花江畔，但由于河道污染不能直接使用，要从100多公里以外调水；第二种是工程性缺水。比如厦门，降水量非常大，但福建地区河流很短，雨季也短，雨来了无处蓄水，雨季结束，缺水问题马上显现。2010年西南地区的大旱，也暴露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的局面。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西南地区水资源保护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工程性缺水仍是主要的缺水形式。 第三种属于资源性缺水。以北京为代表，整个北方地区大多数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西北五省曾连续多年出现干旱。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自1972年黄河首次历史性断流，到现在，黄河下游断流期始终维持在每年200天以上，近千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
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降水季节非常不均匀。时间方面，年降水的70％至90％集中在6、7、8、9四个月，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水资源70％以上由洪水组成，利用的难度很大；空间方面，水资源的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2％以上，而但这一区域耕地只占全国的36％。
长江流域以北地区水资源不到全国的18％，而耕地却占64％。由于这种严重不平衡，往往在同一时候，有的地方赤日炎炎、土地龟裂、河川断流，有的地方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农田、村镇、厂矿被淹。甚至不少年份就类似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交替成灾。
从数值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值也仅仅是一个平均值而已，如果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严重缺水地区每个人的水资源占有量还要低很多。
水污染严重，靠水却难以吃水
我国东南部地区，虽然降水丰富，河流众多，但普遍面临水质型缺水，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严重。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国13％的径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滥，饮用水水质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近海海水水质严重恶化，很多海区赤潮泛滥，甚至面临变成“蓝色沙漠”的危险。
淮河是一条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据统计数据显示，在长达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据统计，淮河流域有160家废水排放污染严重企业，流域内城镇中有排污单位1.55万家，工业废水排放量年总量为16.1亿立方米，城镇
生活废水排放量7亿立方米。用淮河污水灌溉农田，会造成农作物严重减
产。某年春节之际，上游开闸污水下泄，致使淮南、蚌埠两市自来水受到严重污染-而不能饮用，淮河流域市民的饮用水发生危机，老百姓怨声载道。淮河流域许多地区癌症发病率比正常地区高出十几倍到上百倍，一些村庄每十个人有六个是肝肿大。同时由于河水的污染，溯河性鱼虾资源遭到破坏，产量大幅度下降，部分内湾渔场基本荒废。
我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全国被污染水系，比较严重的是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长江中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河流的城市段污染明显，小河重于大河，北方重于南方。污染物主要以氨氨、挥发酚和耗氧有机物为主。据调查，全国有7亿人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1.64亿人饮用有机污染严重的水，3500万人饮用硝酸盐超标水。
相对于河流，自净能力稍显弱化的湖泊污染问题更加突出。滇池是昆明最大的饮用水源，供水量占全市供水量的54％，由于昆明市及滇池周围地区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入，致使滇池重金属污染和富营养化十分严重，作为饮用水源已有多项指标不合格，藻类丛生，夏秋季80％以上的水面被藻类覆盖。昆明市第三水厂曾因此被迫停产43天，直接经济损失4000多万元。沿湖不少农村的井水也不能饮用，造成30多万农民饮水困难。由于饮用污染的水，中毒事件时有发生，滇池特产银鱼大幅度减产，鱼群种类减少，名贵鱼种基本绝迹。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已严重遭受污染。在渤海海域里，海洋生物大量减少，鱼、贝类濒于绝迹，几乎已变成没有生命的“死海”。沿岸海域的透明度明显下降，海水呈赤褐色甚至墨色。一些水产品，濒于绝迹。相反，具有油臭味的鱼、被铜严重污染的绿色牡蛎、有烂斑的海带却大量出现。因食用被污染海产品而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水污染的侵蚀速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由于农民灌溉农田的水源普遍变成污水，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已扩展至十余个省区。污水流入鱼塘，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现在，污水迫使城市主要饮用水水源转向地下水，地下水开采的超量开采进一步加剧了水危机。
表面看来，水污染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不断扩散。实际上，水污染和水短缺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几乎互为因果。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和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相对应的一个现象是，部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状况不够理想，甚至成了摆设。据建设部统计，全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一半，而在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中，由于收费政策不到位，或污水管网不配套，致使处理设施运行也极不正常，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还有三分之一根本就未运行。
不合理利用，水危机中作茧自缚
农业是我国水资源利用的主体，农业用水总量占国民经济用水总量的70％以上。但是，我国农业用水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数地方仍然采用传统的灌溉模式，每亩实际灌水量450—500立方米，超过实际需水量的1—2倍。由于渠灌面积占我国农田灌溉总面积的75％左右，大量农用水资源由于渠系损失和农田蒸发而损失于无形之中，我国农田灌溉水的实际利用率仅为33％左右。
我国自然降水利用率也较低，特别是北方缺水地区，由于蓄水和保水基础设施不足，农田对自然降水的利用率仅为56％左右，全国平均每年仍有近300亿m3的农业用水缺口。技术落后和对水资源的浪费，造成全国平均农业用水的水渠利用系数仅为0.4～0.6。宝贵的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自白损失。
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改造的推进，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但整个过程中对水环境保护力度不足，造成水资源相对丰裕地区的因水质缺水而产生的水资源缺乏的矛盾日益严重。工业化进程中，工艺设备落后导致产品的单位耗水量增大，而工业水循环使用率偏低又造成对水资源的浪费。部分地区的公共卫生和住宅用水因耗水设备落后和水价偏低，人均耗水指标激增与对水资源的浪费现象也越来越重。
2001年，我国每万元工业产值耗水量约为90立方米，为发达国家的5—7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5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在城市用水方面，不合理用水、浪费水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节约用水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污水处理率低下。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污水排放量为620亿立方米，其中近80％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水域。截至2000年底，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为77.4％，污水 处理回用率为不足8％。
水危机日甚，已成制约发展的镣铐
水问题并非一个单独地区或者单独时间的偶然现象，而是已经作为一种常态化问题随时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每年旱涝灾害的频率加快、持续时间变久、影响范围增大，都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水危机愈演愈烈。
据调查，我国单位耕地面积的水资源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半数稍强，单位灌溉面积的水资源量则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成。以此推算，到20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7亿吨时，我国农业用水总量将缺少近500—700亿立方米。届时，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急速提升，我国总取水量有可能达到7000—8000亿立方米，接近可用水资源量的极限。
地靠黄河的河南省很多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工业生活用水使用的是地下水，由于无计划超采地下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已形成濮清南、温孟、商丘、许昌4个沉陷漏斗区。最大的“濮清南漏斗”面积已达7731平方公里，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10米。
郑州市2008年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河南平均水平的一半，不足联合国规定的小康生存标准的1／5。随着工业发展和人口增加，郑州市地表水严重枯竭，河流干涸、污水增多。因地下水超采严重，地下漏斗区面积逐年递增。开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10，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量也非常有限。目前，开封市3个大的漏斗区总面积为617.7平方公里，成为河南省大漏斗区之一。
临近黄河的温县长期超采地下水，导致干旱缺水、生态恶化。据当地老人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在农田里挖上3～5米，用辘轳就能提出水来灌溉。由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从最初人工掏挖的土井变成上世纪70年代的机井，从用辘轳变成用离心泵。“机井越打越深，从开始的40米，发展到100米，甚至120米。农民灌溉成本越来越高，以前浇地每亩次平均5元，现在每亩次平均25到45元，因灌溉成本过高，一些农民干脆靠天吃饭。”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部分城市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在46个点城市中，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良好的不足三成，城市水质较好的占不足三成，城市水质较差的接近半数。饮用水源地水质差不但增加了自来水处理成本，而且有一些难以处理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将直接危及人体健康。农村饮用水安全更令人担忧，其卫生合格率刚刚过半。
随着经济发展，全国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尤其是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发展需求量更大，但与高需求相对应的可用水减少问题却在进一步加剧。从_定程度说，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丝毫不过分，水危机正在给为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戴上一个水镣铐。
合理化用水，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所在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加速了对水的需求增加，城市化进程和人类社会在进步与发展进程中，如何在对资源需求中找到平衡是确保对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在某些地区或部分区域的资源失衡后，人类应该进行反思，并积极地做出补救，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必须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努力建设节水型社会。主要途径有三：一是节水，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加强对城市工业和生活的节水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二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水资源充裕和紧缺地区打造不同的经济结构，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三是治污，推进清洁生产、污水处理和污水资源化。
我国节约用水是有潜力的。由于长期轻视节水，造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1立方米的水平均产粮1公斤，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公斤。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为91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至7倍。发达国家炼1吨钢用水不超过5吨，中国要70吨以上。国外炼油厂每吨油耗水0.5吨，而中国平均为2.43吨。很多城市缺水严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仍然比比皆是。
水污染的问题是直接由不适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水危机的解决，除了主管部门的监管，还需要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同时，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协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
在水污染防治中缺乏公众监督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利益关系，在治理污水和发展经济产生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总是要力保发展，环保局沦为污水制造者的庇护伞。排污费成为双方利益协调的一根杠杆，处罚过低，远远起不到限制企业排污的作用。环保局作为分红者不闻不问，甚至不惜为其洗白。最终牺牲了环境，苦了百姓。
以水养水，法国的水资源利用之路
法国水管理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满足集体用水需要，二是节约用水，尊重水文生态环境，根据水系分布把全国划分为6个水文大区，并分别由6个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相对独立地进行管理。每个水文大区都成立了自己的水文议会，议会由地区议员、工农业用水大户，以及政府和各环保协会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讨论地方水源治理计划，共同保护和管理地方水源。法国6个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每5年还要联合制定一整套全国水源保护计划，交由各地方水文议会讨论通过，并由政府总理最后批准执行。
法国1997到2001年间的5年计划中，全国的水治理工程总共需要资金1050亿法郎。这些钱如果全由政府支付，会加剧政府财力负担，同时也根本无法调动全民节水保水的积极性。为此，法国制定了谁污染水，谁交钱治理；谁用水，谁花钱的“以水养水”政策。
对工农业等企业用水，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完全根据其污水排放量和废水污染程度收取费用；而对个人家庭用水，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则在水费中增加了污水处理等各项费用。如此获得的资金，地方公共水文管理局将全部用于执行地方水文议会通过和政府总理批准的水文治理计划，并对地方致力于保护水源的集体和企业给予财政支持，帮助它们实施防污治污计划。
法国把水作为地方产品，所以各地水费根据居民居住稠密度、水源质量、水输送和处理难度等各种因素有所变化。这套“以水养水”的措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国家及地方治理水源计划提供了资金，而且增强了企业及个人节约用水和保护水源。
法国的成熟并且成功的做法，改进后用在中国，能否行得通?
责任编辑 张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