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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胜天,浙江美院的老前辈,早年与刘文西、蔡亮由上海的育才学校来到浙美就读。“八五”期间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间交流和推动工作,亦是当年“八五”论争的主要策动者和赵无极来华讲学的见证人,多年来在中外艺术交流上贡献卓著,特别是由他主编的全球首份全英文杂志《艺术》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很盛。本次校庆开幕式上的讲话让人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在北京笔者与郑胜天进行了简要对话。
徐:很高兴看到您,做为浙美元老,您亲身看到了他成长的过程,可以聊下这些往事吗?郑:可以的,我是刚建国时从上海所谓天才儿童学校-育才学校进入当时归属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杭州附中的,当时15岁,同学有刘文西、蔡亮等。那时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正能量、乐观。虽当时政治上也有如整风、肃反运动,但在学术上空气还是比较自由。之前林风眠留下的传统,老师大部分是法国留学的,学习西方的一些教学方法如素描、油画;另一方面解放区来了一批共产党的艺术家,江风、莫朴等带来一些当时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要艺术为人民服务,提倡延安文艺讲话,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源出自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因此在艺术上的差别并不大。50年代学院里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并存,一种是老艺专传下来的西方的比方说讲美术史就讲文艺复兴、讲文学就讲欧美文学的知识架构;另一个是当时从延安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强的教育体系,所以那时学生的气氛还是很活跃的。
徐:我始终认为浙美是一个现代艺术的发源地。从85美术运动到后来的85集合和检阅的89大展,浙美始终都走在最前沿,而且89大展参加的成员主要还是浙美为主的。
郑:你说的没错,30年前和北京比是一个现代艺术气氛比较强的学校,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艺术家都是先到浙美来教书的,培养出了像赵无极、董希文等一批人。5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苏联艺术教育体系,我个人认为它和之前欧美的并没有冲突,根源是一样的,只是风格上退回去一点。本来林风眠介绍进来的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后印象派以后的流派—野兽派、立体派等,苏联教育体系强调回到写实主义、古典主义,但仍是一个源头。记得上课时画得很严谨是苏联派,课后就玩点印象派,有的老师虽不赞同但是可以的,直到57年反右就开始有重大转变,使全国知识界文化界受到沉重打击,浙美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省委派人来说浙美是老虎山,就派人来打老虎。57年,两种思想体系的领军人物都受到打击,江丰、莫朴、王流秋都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属于是延安派的领导,是讲革命意识的,比较反对传统的中国画;另外西方艺术一派像金一德也受到打击。是文革之前一个全面打击,这一年我们毕业。58年是运动的高潮,有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被送到乡下去参加大跃进的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政治宣传画、壁画、除四害,那几年学校是混乱状态,到59年就慢慢恢复原来的状态,60-64年比较宽松,学校派留校的我去央美进修2年,我到了董希文工作室,这时政治空气和文化氛围都比较好,所以当时工作室就有一批学生对苏派的那种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不是太满足,在董希文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比较主张探索新方法和新风格,因为董希文主张三化并存—提倡革命化、现代化、民族化。
徐:是的,我们在《开国大典》明显看的出来,董希文的画面技法和色彩没有过多的苏派感觉。特别是大的场景画面的布局现在看来都很不凡。
郑:是的,后来等我再回到学校,整个国家的文艺气氛就又变了,64-66年老师和学生基本都是在乡下搞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10年,学校基本是停顿的,之前的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两年学校就是空的,工农兵学员是在74年到76年比较多。等到文革10年结束后,从学历和资历上还是止步在10年前, 77-78年开始教书,那时国家正是改革开放,学校要派人去国外学习,主要是派理工科的但也给艺术几个很少的名额,我争取到了出国学习,回来后各个院校就邀请我去讲课。那时是思想和思维最为开放的时期。后来就出现了“八五”了。
徐:您当时在国外学习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很大的,我听到许多人谈起过您。
郑:是的,浙美相对来讲是个比较开放的学院, 84年开始我做浙美的油画系主任兼外办主任,学校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除了请许多学者讲学外,还办一短训班。国外每人交2000美金做学费来学中国画及书法,我们提供吃住,2000美金交给国家,国家让我们享受10%-20%的外汇抽成。所以当时浙美相比其他学校富裕,我们可以自己派人出国,给老师创造机会,当时和旧金山美术学院、汉堡美术学院、英国的史莱德美术学院、纽约的视觉艺术学院等都建立了交换关系,且在巴黎建立了艺术工作室。87-88年文化部在我们学校开过一次现场会,各个学院里管外事的领导都来学习我校的对外交流搞得如此活跃,在此气氛下很自然地出现85运动。
徐:“85”运动的体现和结果就是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89大展有60-70%的作品是浙美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影响日深,想来,你们这批老师功不可没。
郑:85前后国内搞当代艺术的个体或团体比较活跃,象“池社”、“北方群体”、王广义都很有影响。其中标志性的事情就是我教的那个85毕业班包括刘大鸿、魏光庆、耿建翌、张培力等这批人,当时还包括雕塑系、油画系等等,这两个班思想比较活跃,所以他们的毕业创作和过去学校所要求的完全不一样,在题材上也不是主旋律,形式上也各有探讨,有的甚至会有点借签现代主义的东西,出来后就引起了学校领导层部分领导不满,在学校招开了三天系主任以上的辨论会,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当时就像辨论律师给学生辨护,基本舆论就是倾向于这批学生是错误的,这时美术杂志的唐训年来了,他对此很感兴趣,回去后在美术杂志发表了很大篇幅的报道,报道了这个辩论并刊登了这些学生的画,当时美术杂志是唯一官方的、中国最流行的美术类杂志,刊登后连我们学校最反对的老师都认为这是一个光彩。之后张培力、王广义等都搞起来了,就慢慢叫85运动。这就被后来称为比较有名的“八五”论争。后来我到美国开会,开始介入筹备国际艺术博览会等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海外艺术生态的机会,学校同意延长了我在美国的时间,我去了欧洲游学多年,在后来89后我就被滞留在了加拿大。国内艺术界的事情我参与的就较少些了。但我一直在关注国内艺术界的发展,特别市中国美术学院的状况,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
徐:非常开心听到这些往事,谢谢您。
徐:很高兴看到您,做为浙美元老,您亲身看到了他成长的过程,可以聊下这些往事吗?郑:可以的,我是刚建国时从上海所谓天才儿童学校-育才学校进入当时归属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杭州附中的,当时15岁,同学有刘文西、蔡亮等。那时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正能量、乐观。虽当时政治上也有如整风、肃反运动,但在学术上空气还是比较自由。之前林风眠留下的传统,老师大部分是法国留学的,学习西方的一些教学方法如素描、油画;另一方面解放区来了一批共产党的艺术家,江风、莫朴等带来一些当时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要艺术为人民服务,提倡延安文艺讲话,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源出自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因此在艺术上的差别并不大。50年代学院里有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并存,一种是老艺专传下来的西方的比方说讲美术史就讲文艺复兴、讲文学就讲欧美文学的知识架构;另一个是当时从延安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强的教育体系,所以那时学生的气氛还是很活跃的。
徐:我始终认为浙美是一个现代艺术的发源地。从85美术运动到后来的85集合和检阅的89大展,浙美始终都走在最前沿,而且89大展参加的成员主要还是浙美为主的。
郑:你说的没错,30年前和北京比是一个现代艺术气氛比较强的学校,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艺术家都是先到浙美来教书的,培养出了像赵无极、董希文等一批人。5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苏联艺术教育体系,我个人认为它和之前欧美的并没有冲突,根源是一样的,只是风格上退回去一点。本来林风眠介绍进来的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后印象派以后的流派—野兽派、立体派等,苏联教育体系强调回到写实主义、古典主义,但仍是一个源头。记得上课时画得很严谨是苏联派,课后就玩点印象派,有的老师虽不赞同但是可以的,直到57年反右就开始有重大转变,使全国知识界文化界受到沉重打击,浙美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省委派人来说浙美是老虎山,就派人来打老虎。57年,两种思想体系的领军人物都受到打击,江丰、莫朴、王流秋都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属于是延安派的领导,是讲革命意识的,比较反对传统的中国画;另外西方艺术一派像金一德也受到打击。是文革之前一个全面打击,这一年我们毕业。58年是运动的高潮,有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被送到乡下去参加大跃进的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政治宣传画、壁画、除四害,那几年学校是混乱状态,到59年就慢慢恢复原来的状态,60-64年比较宽松,学校派留校的我去央美进修2年,我到了董希文工作室,这时政治空气和文化氛围都比较好,所以当时工作室就有一批学生对苏派的那种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不是太满足,在董希文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比较主张探索新方法和新风格,因为董希文主张三化并存—提倡革命化、现代化、民族化。
徐:是的,我们在《开国大典》明显看的出来,董希文的画面技法和色彩没有过多的苏派感觉。特别是大的场景画面的布局现在看来都很不凡。
郑:是的,后来等我再回到学校,整个国家的文艺气氛就又变了,64-66年老师和学生基本都是在乡下搞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10年,学校基本是停顿的,之前的学生陆续毕业了,有两年学校就是空的,工农兵学员是在74年到76年比较多。等到文革10年结束后,从学历和资历上还是止步在10年前, 77-78年开始教书,那时国家正是改革开放,学校要派人去国外学习,主要是派理工科的但也给艺术几个很少的名额,我争取到了出国学习,回来后各个院校就邀请我去讲课。那时是思想和思维最为开放的时期。后来就出现了“八五”了。
徐:您当时在国外学习带来的影响和作用很大的,我听到许多人谈起过您。
郑:是的,浙美相对来讲是个比较开放的学院, 84年开始我做浙美的油画系主任兼外办主任,学校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除了请许多学者讲学外,还办一短训班。国外每人交2000美金做学费来学中国画及书法,我们提供吃住,2000美金交给国家,国家让我们享受10%-20%的外汇抽成。所以当时浙美相比其他学校富裕,我们可以自己派人出国,给老师创造机会,当时和旧金山美术学院、汉堡美术学院、英国的史莱德美术学院、纽约的视觉艺术学院等都建立了交换关系,且在巴黎建立了艺术工作室。87-88年文化部在我们学校开过一次现场会,各个学院里管外事的领导都来学习我校的对外交流搞得如此活跃,在此气氛下很自然地出现85运动。
徐:“85”运动的体现和结果就是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89大展有60-70%的作品是浙美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影响日深,想来,你们这批老师功不可没。
郑:85前后国内搞当代艺术的个体或团体比较活跃,象“池社”、“北方群体”、王广义都很有影响。其中标志性的事情就是我教的那个85毕业班包括刘大鸿、魏光庆、耿建翌、张培力等这批人,当时还包括雕塑系、油画系等等,这两个班思想比较活跃,所以他们的毕业创作和过去学校所要求的完全不一样,在题材上也不是主旋律,形式上也各有探讨,有的甚至会有点借签现代主义的东西,出来后就引起了学校领导层部分领导不满,在学校招开了三天系主任以上的辨论会,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当时就像辨论律师给学生辨护,基本舆论就是倾向于这批学生是错误的,这时美术杂志的唐训年来了,他对此很感兴趣,回去后在美术杂志发表了很大篇幅的报道,报道了这个辩论并刊登了这些学生的画,当时美术杂志是唯一官方的、中国最流行的美术类杂志,刊登后连我们学校最反对的老师都认为这是一个光彩。之后张培力、王广义等都搞起来了,就慢慢叫85运动。这就被后来称为比较有名的“八五”论争。后来我到美国开会,开始介入筹备国际艺术博览会等事情,有了更多了解海外艺术生态的机会,学校同意延长了我在美国的时间,我去了欧洲游学多年,在后来89后我就被滞留在了加拿大。国内艺术界的事情我参与的就较少些了。但我一直在关注国内艺术界的发展,特别市中国美术学院的状况,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
徐:非常开心听到这些往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