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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或者“元”的国际化前景如何？这一过程是否与目前的自由化国际货币秩序相容？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人民币是否有潜力取代美元的地位，从而占据领导地位？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无法回答。在短时期内，尽管针对美元全球地位的质疑越来越多，但人民币不大可能真正挑战美元，更不用说取代美元的地位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几个政治因素会一直阻碍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可兑换货币。比如说，中国还缺乏世界支配权，中国的非政府主体也比较弱小。其它一些因素还包括独特的比较优势，理念分歧，缺乏安全盟友等。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即便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期，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仍会遭受制约。
过去几年，中国领导层多次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其金融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与其它政府机构也成功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举措。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源自美国的全球危机使得美元走弱，并导致贸易融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坚定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外汇储备和贸易结算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2009年4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计划，包括上海、广东省的四个城市以及香港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2010年6月，该计划再次扩容，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20个省得以加入。随着参与省份的增加，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额度也大幅增加。除了结算计划之外，北京还与多个经济体之间启动了一系列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的用意是缓解由于美元短缺所引发的贸易紧缩效应，同时帮助稳定中国的出口部门。此外，北京还试着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并促进本地人民币市场的不断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新兴政治大国，增强其货币的国际影响力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过去的强权大国，英国、法国、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它们全都致力于促进其货币的国际化，以在世界范围赢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并且增加其政治影响力。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规律，货币的国际化利用，总是倾向于和一国经济实力的兴衰相伴随。就此而言，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雄心壮志，并非是独一无二或者不切实际。但是，强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也并非是无条件的。就实现政策自主性、增强政治影响力和抵御全球金融危机而言，货币国际化也并非唯一的方式。同样的，货币国际化的形成也并非不可避免。许多国家都曾对货币国际化问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德和日本都不愿意推进其货币的国际化。这部分源于它们担心失去对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能力。美国在过去的100年内，虽然一直保持单边强势地位，但推动拉美地区美元化的努力也总是起起伏伏。在20世纪40到50年代，作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强权国家，美国也一直努力阻碍加勒比和中美国家在其国内货币政策上的“美元化”趋势。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并不足以让人民币在短期内获得竞争力。要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需要处理好如下几点政治挑战。
支配性的国际地位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还没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而美国在战后早期离岸美元（即欧洲美元）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取得了这一地位。尽管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仍然没有能力制定新的全球标准，不能仅凭借自身能力来改变现存制度。中国也缺乏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必须依赖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及开放水平，能否吸引全球金融资本是关键。美元的支配性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关键的国际货币，这自然就限制了人民币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较远的将来，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无法形成和运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权力。中国经济的全球比重，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会使北京有能力给地区内的贸易伙伴施加更大压力。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融资，它们就必须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非政府部门较弱
人们会注意到，中国的私人部门是支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但是它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有着较强的政治实力，它们倾向于反对完全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其原因在于，这样做会影响对政策和金融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于中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高度依赖中国政府的补助和各种隐性补贴，对金融自由化自然缺乏热情。
决策层关于金融改革的范围和步伐，也存在着自由和保守这两种观点上的差异。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一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更大的权力；而中国人民银行则是自由化阵营的代表。人行似乎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作一种推进国内金融货币改革的工具。某些持有改革思路的决策者相信，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加强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相应的也会加强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民币扩展到海外，中国金融机构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和国际投资。这样也会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则相对保守。相比其他国家发展项目和战略目标，对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否应该成为优先目标，这些部门持有更为谨慎的态度。从保守一方的视角来看，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需求的增长，人民币国际化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这不利于出口行业，因为会降低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此外，保守一方还提出资本账目开放也会带来冲击本国金融体系的危害，尤其是在缺乏一个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的条件下，快速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就会带来风险。这一点在历史上已有先例，韩国和墨西哥都曾经在实施金融开放不久就遭遇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也许会呈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即一边是对市场机制不断增长但有限的利用，另一边则伴随着国家对大多数战略性经济领域的持有和控制。
缺乏独特的比较优势
还有一点是中国今天还缺乏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在其货币自由化时已经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具有这种优势。这使得它们能在一个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这样，它们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去促进其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而且，消除资本控制也会进一步增加对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服务。 但是，在人民币海外市场扩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发展不足。中国有兴趣和热情去成为一个全球金融枢纽，但是在可预期的将来，就深度、体量和流动性规模而言，上海仍然无法与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匹敌。
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在于传统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尽管中国宣称有必要将经济增长转变为国内需求驱动的模式，但是为了确保较高的增长率、就业以及政治稳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至少在短期内仍然可能维持下去。即便有学者担心既往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远期目标。以韩国为例，即便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自由经济改革，但仍然没有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中国很明显希望能继续能控制和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保持出口产品价格的低廉，并维系其“新重商主义”政策。这就使得中国有些人不愿意去支持金融自由化，也不愿意把人民币国际化置于国家发展项目和战略的优先地位。
理念分歧
人民币国际化发生的背景也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的规范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一度盛行的关于资本管控的理念开始减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导向的金融自由化理念，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到了21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开始失势。在现阶段，理念分歧成为主流，或者说，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缺乏一种新的全球共识。
理念分歧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分歧增强了中国对于西方模式的怀疑，使得中国更加看重自身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比开放的全球经济与货币国际化更为重要。中国的观点是，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以确保充分就业和适当的增长率。这就要求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拥有充分的自主性，或者说与高度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在制定本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时，以一种高度审慎和缓慢的方式来推进其金融的自由化和开放。因此，尽管中国在尽量融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化货币秩序中去，但上述观念更有可能阻碍或者减缓这一进程。
安全盟友体系
缺乏正式的盟友似乎也会制约中国在实现货币国际化上的政治手段。战后早期的美元国际化是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共同支持下实现的；而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就缺乏类似的支持。冷战让美国的盟友有了更多的政治动机去通过离岸美元市场来维系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在有政治信心和信任的条件下，伦敦的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向西欧的公司客户出借欧洲美元。
但是，崛起中的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避免建立任何强大、正式的军事盟友体系。相反，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转向强硬立场，这似乎强化了区域内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认识。对于邻国来说，中国被认为愈发好斗，与中国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将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出于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要使人民币被地区所接受，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体来说，除了一些此处尚未提及的经济阻碍之外，人民币国际化还面临大量的政治阻碍，这将使得人民币实现充分国际化的进程颇为缓慢。当然，这些阻碍也并非不可克服，但毫无疑问会要求中国高层推行大胆、痛苦而具有远见的政策调整。考虑到面临如此艰险的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不可能变成一种国际可兑换的主导性货币。另一种可能性倒是符合情理，那就是人民币会部分侵吞美元的地盘，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货币，除非中国经济遭遇重大冲击，或者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样的发展趋势就会证明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科恩的观点，即在后全球危机的世界里，“货币关系将愈发呈现为一种缺乏领导的混乱局面”。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无法回答。在短时期内，尽管针对美元全球地位的质疑越来越多，但人民币不大可能真正挑战美元，更不用说取代美元的地位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几个政治因素会一直阻碍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可兑换货币。比如说，中国还缺乏世界支配权，中国的非政府主体也比较弱小。其它一些因素还包括独特的比较优势，理念分歧，缺乏安全盟友等。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即便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期，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仍会遭受制约。
过去几年，中国领导层多次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其金融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与其它政府机构也成功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举措。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源自美国的全球危机使得美元走弱，并导致贸易融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坚定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外汇储备和贸易结算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2009年4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计划，包括上海、广东省的四个城市以及香港成为第一批试点地区。2010年6月，该计划再次扩容，在全国31个省份中，有20个省得以加入。随着参与省份的增加，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额度也大幅增加。除了结算计划之外，北京还与多个经济体之间启动了一系列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的用意是缓解由于美元短缺所引发的贸易紧缩效应，同时帮助稳定中国的出口部门。此外，北京还试着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并促进本地人民币市场的不断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新兴政治大国，增强其货币的国际影响力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过去的强权大国，英国、法国、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它们全都致力于促进其货币的国际化，以在世界范围赢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并且增加其政治影响力。历史上有这样一种规律，货币的国际化利用，总是倾向于和一国经济实力的兴衰相伴随。就此而言，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雄心壮志，并非是独一无二或者不切实际。但是，强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也并非是无条件的。就实现政策自主性、增强政治影响力和抵御全球金融危机而言，货币国际化也并非唯一的方式。同样的，货币国际化的形成也并非不可避免。许多国家都曾对货币国际化问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德和日本都不愿意推进其货币的国际化。这部分源于它们担心失去对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能力。美国在过去的100年内，虽然一直保持单边强势地位，但推动拉美地区美元化的努力也总是起起伏伏。在20世纪40到50年代，作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强权国家，美国也一直努力阻碍加勒比和中美国家在其国内货币政策上的“美元化”趋势。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并不足以让人民币在短期内获得竞争力。要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还需要处理好如下几点政治挑战。
支配性的国际地位
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还没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而美国在战后早期离岸美元（即欧洲美元）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取得了这一地位。尽管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仍然没有能力制定新的全球标准，不能仅凭借自身能力来改变现存制度。中国也缺乏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必须依赖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及开放水平，能否吸引全球金融资本是关键。美元的支配性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关键的国际货币，这自然就限制了人民币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较远的将来，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无法形成和运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权力。中国经济的全球比重，以及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会使北京有能力给地区内的贸易伙伴施加更大压力。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融资，它们就必须更多地使用人民币。
非政府部门较弱
人们会注意到，中国的私人部门是支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的，但是它们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有着较强的政治实力，它们倾向于反对完全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其原因在于，这样做会影响对政策和金融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对于中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高度依赖中国政府的补助和各种隐性补贴，对金融自由化自然缺乏热情。
决策层关于金融改革的范围和步伐，也存在着自由和保守这两种观点上的差异。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一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更大的权力；而中国人民银行则是自由化阵营的代表。人行似乎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作一种推进国内金融货币改革的工具。某些持有改革思路的决策者相信，人民币国际化还可以加强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相应的也会加强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人民币扩展到海外，中国金融机构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和国际投资。这样也会提升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则相对保守。相比其他国家发展项目和战略目标，对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否应该成为优先目标，这些部门持有更为谨慎的态度。从保守一方的视角来看，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需求的增长，人民币国际化会推动人民币的升值，这不利于出口行业，因为会降低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此外，保守一方还提出资本账目开放也会带来冲击本国金融体系的危害，尤其是在缺乏一个健全的金融监管机制的条件下，快速实施资本账户自由化就会带来风险。这一点在历史上已有先例，韩国和墨西哥都曾经在实施金融开放不久就遭遇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也许会呈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即一边是对市场机制不断增长但有限的利用，另一边则伴随着国家对大多数战略性经济领域的持有和控制。
缺乏独特的比较优势
还有一点是中国今天还缺乏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美国和英国在其货币自由化时已经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国在1960年代就已经具有这种优势。这使得它们能在一个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这样，它们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去促进其经济繁荣，就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而且，消除资本控制也会进一步增加对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金融服务。 但是，在人民币海外市场扩展的早期阶段，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发展不足。中国有兴趣和热情去成为一个全球金融枢纽，但是在可预期的将来，就深度、体量和流动性规模而言，上海仍然无法与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匹敌。
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在于传统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尽管中国宣称有必要将经济增长转变为国内需求驱动的模式，但是为了确保较高的增长率、就业以及政治稳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至少在短期内仍然可能维持下去。即便有学者担心既往的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远期目标。以韩国为例，即便已经有了一系列的自由经济改革，但仍然没有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中国很明显希望能继续能控制和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保持出口产品价格的低廉，并维系其“新重商主义”政策。这就使得中国有些人不愿意去支持金融自由化，也不愿意把人民币国际化置于国家发展项目和战略的优先地位。
理念分歧
人民币国际化发生的背景也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的规范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一度盛行的关于资本管控的理念开始减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导向的金融自由化理念，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到了21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似乎开始失势。在现阶段，理念分歧成为主流，或者说，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缺乏一种新的全球共识。
理念分歧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分歧增强了中国对于西方模式的怀疑，使得中国更加看重自身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比开放的全球经济与货币国际化更为重要。中国的观点是，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以确保充分就业和适当的增长率。这就要求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拥有充分的自主性，或者说与高度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在制定本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同时，以一种高度审慎和缓慢的方式来推进其金融的自由化和开放。因此，尽管中国在尽量融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化货币秩序中去，但上述观念更有可能阻碍或者减缓这一进程。
安全盟友体系
缺乏正式的盟友似乎也会制约中国在实现货币国际化上的政治手段。战后早期的美元国际化是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共同支持下实现的；而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就缺乏类似的支持。冷战让美国的盟友有了更多的政治动机去通过离岸美元市场来维系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在有政治信心和信任的条件下，伦敦的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向西欧的公司客户出借欧洲美元。
但是，崛起中的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避免建立任何强大、正式的军事盟友体系。相反，近年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转向强硬立场，这似乎强化了区域内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认识。对于邻国来说，中国被认为愈发好斗，与中国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将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出于这种安全方面的考虑，要使人民币被地区所接受，中国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体来说，除了一些此处尚未提及的经济阻碍之外，人民币国际化还面临大量的政治阻碍，这将使得人民币实现充分国际化的进程颇为缓慢。当然，这些阻碍也并非不可克服，但毫无疑问会要求中国高层推行大胆、痛苦而具有远见的政策调整。考虑到面临如此艰险的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不可能变成一种国际可兑换的主导性货币。另一种可能性倒是符合情理，那就是人民币会部分侵吞美元的地盘，并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货币，除非中国经济遭遇重大冲击，或者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样的发展趋势就会证明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科恩的观点，即在后全球危机的世界里，“货币关系将愈发呈现为一种缺乏领导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