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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鲁迅作品，阐述了其“历史中间物”意识：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初体现者，但他们无法成为这一进程胜利的最终体现者，因而产生了一种悲剧感。进而探究鲁迅对于当代的意义。
关键词：鲁迅;意识;现代性
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民族危机引发了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认知态度的矛盾。鲁迅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洞悉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反传统”，“在”而“不属于”新旧两个社会，陷入“徘徊于无地”的悲剧。
这种个体所面临的惶惑、孤独、死亡、绝望和反抗，使鲁迅开始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族。鲁迅用轮回的心理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最古老却又没有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像远古时代一样存在着。鲁迅对历史也有一种重复感和循环感：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己从事的运动——似乎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
因此，为了挽救民族，鲁迅想创建“民族国家”，要将国势强弱与文化价值区别开来。既接受西方价值，又尊重自身历史，力图在民族的共同价值基础上选择西方的价值。然而，鲁迅的精神存在悖论：“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他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他献身于民族的解放，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的灭亡;他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又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的批判者——自我。”①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结构矛盾中，在这样的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透彻认识的背景下，鲁迅建立了“历史中间物”意识。
“中间物”来自鲁迅的一种意识。鲁迅明确地意识到，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初体现者，但他们无法成为这一进程胜利的最终体现者，因而产生了一种悲剧感。
《呐喊》、《彷徨》中兼有改革者和普通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精神战士，他们的觉醒是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现实社会和传统伦理体系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终回归自我和现实的传统联系之中，从而达到自我否定的结论。比如，狂人对“吃人”的惊恐和和发现—夏瑜的“大清国是咱们的”奋斗和悲哀—N先生由头发而表现出的失望和愤激—吕纬甫回到故乡后的颓唐和自责—疯子被关进庙中的幽愤和决绝—魏连殳做官后的孤独和复仇。这是中间物在社会变革中完整的心理过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中间物”开始从先觉者的优越感与分离社会、高于社会的孤独寂寞到后期的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感情也从一种置身“庸众”荒原的孤独、激愤、由爱生憎，终至趋于复仇的心态，最后在一种受骗的、幻灭的虚无主义气氛中执着。
鲁迅写农民有一个情感演变的过程，对于《呐喊》中农民，鲁迅是“爱恨不想离”的，如他对阿Q的自欺欺人、惊人的健忘、向弱者泄愤等精神胜利法有批评，但同时对阿Q的不幸命运饿频受欺压的地位给予深深的同情。阿Q是一个处在传统文化坍塌而新的文化有没有建立的文化断裂时代。精神胜利法是一切人在生存困境、在绝望中轮回的选择。在《彷徨》中，群众则是作为一种严重的敌对力量，扼杀了不少先觉者，因此，鲁迅对其态度基本上以“憎”为主题，给予冷峻的批判。这种爱憎交织到由爱生恨的情感变化线索正是历史中间物和鲁迅的主体精神在这两部小说中的投射和反映。
如果说《呐喊》、《彷徨》的分析体现了中间物强烈的悲剧感和相伴随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那么《野草》的分析就体现了中间物对“死”和“生”的人生命题的关注，对“黄金世界”的否定。
《野草》萦绕着一种梦魇般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闪着幽光的、诘屈晦涩的抒情意象，诸如破碎的墓碑、凝练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叫花子似的走向坟墓的过客、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投掷标枪、单枪匹马的战士、微不足道的群盲等。鲁迅将“死”理解为“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死是个体生存更为荒诞、更为痛苦、更为可怕的延续。鲁迅对人的存在和死亡充满了荒诞和反讽，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未来的死亡中把握现在生命的形式和意义。
对“黄金世界”和一切虚幻事物，鲁迅都将其看成“中间物”，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让他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他认为“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他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
“回乡”小说自始至终流荡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与对生命流逝的意识。如在《祝福》中，在封建伦理下发生的祥林嫂的悲剧、《故乡》中故事叙述者“我”回到故乡后看到的萧索的乡村、《在酒楼上》吕纬甫对故乡往事的失落，都与幻想中美丽的故乡处于对立状态。过客不以怯弱、虚伪的同情、未来的许诺、势利和自私、麻木和安于现状来消解艰难的处境。过客一直听到的呼唤，就是呼唤自己成为抗拒并试图超越旧世界并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自我。意识到这种自我选择后，便开始对绝望的反抗。反抗绝望并不意味着肯定希望，而是意识到无可挽回的结局后的现实选择，用不停息的抗战来赋予“我”的“现在”一种更鲜明的意义。
“回乡”主题的结尾多是选择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走。《祝福》中说：“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鲁迅在《野草》中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同时否定“绝望”和“希望”，把生命的意义归纳为现实的选择，并用“走”的方式来实践着自己的选择，用绝望的抗战和毁灭证实自己的存在。
鲁迅自称是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间物”，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自觉承担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牺牲意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抗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徬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
注释：
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42页。
②《鲁迅全集·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0页。
③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李权，1986年9月，四川成都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讲师。
关键词：鲁迅;意识;现代性
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民族危机引发了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认知态度的矛盾。鲁迅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洞悉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反传统”，“在”而“不属于”新旧两个社会，陷入“徘徊于无地”的悲剧。
这种个体所面临的惶惑、孤独、死亡、绝望和反抗，使鲁迅开始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族。鲁迅用轮回的心理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最古老却又没有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像远古时代一样存在着。鲁迅对历史也有一种重复感和循环感：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己从事的运动——似乎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
因此，为了挽救民族，鲁迅想创建“民族国家”，要将国势强弱与文化价值区别开来。既接受西方价值，又尊重自身历史，力图在民族的共同价值基础上选择西方的价值。然而，鲁迅的精神存在悖论：“他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他相信历史的进步，又相信历史的循环;他献身于民族的解放，又诅咒这样的民族的灭亡;他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又无情地否定了旧生活的批判者——自我。”①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结构矛盾中，在这样的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透彻认识的背景下，鲁迅建立了“历史中间物”意识。
“中间物”来自鲁迅的一种意识。鲁迅明确地意识到，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初体现者，但他们无法成为这一进程胜利的最终体现者，因而产生了一种悲剧感。
《呐喊》、《彷徨》中兼有改革者和普通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精神战士，他们的觉醒是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现实社会和传统伦理体系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终回归自我和现实的传统联系之中，从而达到自我否定的结论。比如，狂人对“吃人”的惊恐和和发现—夏瑜的“大清国是咱们的”奋斗和悲哀—N先生由头发而表现出的失望和愤激—吕纬甫回到故乡后的颓唐和自责—疯子被关进庙中的幽愤和决绝—魏连殳做官后的孤独和复仇。这是中间物在社会变革中完整的心理过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中间物”开始从先觉者的优越感与分离社会、高于社会的孤独寂寞到后期的意识到自己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感情也从一种置身“庸众”荒原的孤独、激愤、由爱生憎，终至趋于复仇的心态，最后在一种受骗的、幻灭的虚无主义气氛中执着。
鲁迅写农民有一个情感演变的过程，对于《呐喊》中农民，鲁迅是“爱恨不想离”的，如他对阿Q的自欺欺人、惊人的健忘、向弱者泄愤等精神胜利法有批评，但同时对阿Q的不幸命运饿频受欺压的地位给予深深的同情。阿Q是一个处在传统文化坍塌而新的文化有没有建立的文化断裂时代。精神胜利法是一切人在生存困境、在绝望中轮回的选择。在《彷徨》中，群众则是作为一种严重的敌对力量，扼杀了不少先觉者，因此，鲁迅对其态度基本上以“憎”为主题，给予冷峻的批判。这种爱憎交织到由爱生恨的情感变化线索正是历史中间物和鲁迅的主体精神在这两部小说中的投射和反映。
如果说《呐喊》、《彷徨》的分析体现了中间物强烈的悲剧感和相伴随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那么《野草》的分析就体现了中间物对“死”和“生”的人生命题的关注，对“黄金世界”的否定。
《野草》萦绕着一种梦魇般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闪着幽光的、诘屈晦涩的抒情意象，诸如破碎的墓碑、凝练的火焰、鬼魂出没的“地狱”、叫花子似的走向坟墓的过客、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投掷标枪、单枪匹马的战士、微不足道的群盲等。鲁迅将“死”理解为“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死是个体生存更为荒诞、更为痛苦、更为可怕的延续。鲁迅对人的存在和死亡充满了荒诞和反讽，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从未来的死亡中把握现在生命的形式和意义。
对“黄金世界”和一切虚幻事物，鲁迅都将其看成“中间物”，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让他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他认为“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他被投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
“回乡”小说自始至终流荡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与对生命流逝的意识。如在《祝福》中，在封建伦理下发生的祥林嫂的悲剧、《故乡》中故事叙述者“我”回到故乡后看到的萧索的乡村、《在酒楼上》吕纬甫对故乡往事的失落，都与幻想中美丽的故乡处于对立状态。过客不以怯弱、虚伪的同情、未来的许诺、势利和自私、麻木和安于现状来消解艰难的处境。过客一直听到的呼唤，就是呼唤自己成为抗拒并试图超越旧世界并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自我。意识到这种自我选择后，便开始对绝望的反抗。反抗绝望并不意味着肯定希望，而是意识到无可挽回的结局后的现实选择，用不停息的抗战来赋予“我”的“现在”一种更鲜明的意义。
“回乡”主题的结尾多是选择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走。《祝福》中说：“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鲁迅在《野草》中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同时否定“绝望”和“希望”，把生命的意义归纳为现实的选择，并用“走”的方式来实践着自己的选择，用绝望的抗战和毁灭证实自己的存在。
鲁迅自称是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间物”，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自觉承担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牺牲意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抗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徬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
注释：
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42页。
②《鲁迅全集·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0页。
③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李权，1986年9月，四川成都人，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