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得所（1905年至1938年）这位现代画报界先驱，关于他与《良友》画报的恩怨，关于他主编的《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关于他的单行本，十几年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好像意犹未尽，对于梁得所，我似乎有说不完的情感，情感中最多的成分是叹息。现在再来说说80年前梁得所率领“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周游中华河山，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的事情甚至影响了梁得所的余生。
　　为《良友》苦跋涉
　　1932年9月出版的《良友》画报（总第69期），以很大篇幅报道“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即将出发的消息，规格之高，前所未见。社会名流蔡元培、叶恭绰、曾仲鸣、黄绍雄、甘乃光为旅行团题祝词，良友公司总经理伍联德亦亲自发言称“派遣摄影队出发全国，实地摄影照片，天然景物，人工创造，历史古迹，时代建设，边事国防，工业文化，凡足以代表显扬我国者，兼收并取……不特对内可以启迪民智，对外亦可以发扬国光，第此行使命重大，匪异人任，特推良友编辑梁君得所董其事。”
　　梁得所接此重任，亦表态“我们出发了，在交通不便时局多变的中国，算不到有没有意外的阻拦。我们惟有本着在能力范围内求达目的，更盼望各地良友，随时给予我们指导和协助。”
　　梁得所还透露了旅行团全盘之计划：“路线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诸省三大区。因天气关系，先行北上，由西北折回中部，沿长江入四川而下西南诸省，然后取海道返沪。九月中旬出发，以半年时日周行各省，预计明年二三月结束。”后来的行程基本按计划而行，东三省未在计划之中，盖已沦入日寇之手。
　　摄影旅行团由梁得所带队，另有二位专职摄影、一位干事。
　　1932年9月15日，梁得所一行四人，“带着大小摄影机六架，影片及旅行用品十四箱”自上海踏上漫漫旅途。这里所谓“摄影机”即照相机，所谓“影片”就是胶片，可不能用今日之眼光来看当年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梁得所他们拍摄的照片，清晰度多差啊，连梁得所也说“摄影极有经验的胡伯翔先生，临开车前几分钟还谈了几句关于镜头的话”。反过来想，80年来，关于摄影、关于摄影器材有了何等飞速的发展。
　　旅行团9月15日出发当晚宿南京，精简行装，不急用的由火车托运。“还有一点问题，我们所带摄影材料，看来仿佛贩卖货物，好在有党政机关的证书，证明都是自用的，并没有携带违禁品。”9月18日离南京北上。
　　乘津浦火车至山东境内，先到邹县，此地乃“孔子诞生圣地”、“孟子诞生圣地”。梁得所感叹“瞧不出这小小地方，竟出了一二之外无第三的圣人。”
　　半夜至曲阜，改乘骡车进城，梁得所又叹“一夜之间，我们由孟子故里来访孔子的家乡了。”于灵厳古寺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梁与同事走散，同事问老乡，老乡答“刚才有一个外国人走过的”。梁氏着西服戴眼镜，于不甚荒蛮的村落，便被错认为外国人，难怪梁得所叹曰：“近铁路村人尚且如此，将来再入内地，不改装恐太惹人注意了。”
　　以后数日，旅行团上泰山，入济南，游大明湖，自青岛乘船至威海卫并烟台，下北戴河，登山海关，随游随拍摄照片发回给《良友》画报刊载。几年前梁得所于济南放弃学业应聘《良友》继而升任主编，这次故地重游，自是感概万千，“入济南再到齐鲁大学，见校园槐树比从前长大，校舍每座楼都被浓密的绿叶掩藏着。同学都毕业去，只有一位留校作大夫，见面不免谈起一串旧事”，“大明湖边，从前为功课到来，取些湖水回去照显微镜。千佛山因为近学校，晚饭后常到那山麓去散走，郊野吹过的秋风，城楼传来一阵的军角，到如今还依稀如昨。”
　　10月10日，梁得所一行到达山海关，雄关漫道真如铁，可是“事实上就是在秦皇岛下车时，已有配着刺刀的日本兵向站长查问我们的来历了。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做中国人在自己的屋内也要被监视”。可知不但老农误识梁们为外国人，梁们的装束和行囊连日本兵也警觉非普通百姓。在城楼下，梁得所采访了驻守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国柱。何旅长说出他对时局的困惑，“除非下了同归于尽的决心，事情是无从办起的”，并为《良友》画报题字“长城何恃”。有人不理解何旅长的意思，梁得所解释称“秦始皇时代早已过去，中国今日所受的侵略决不是一座死城挡得住，现在我们要从新筑造一座新的，活的，众志成城！”
　　济南、青岛、北戴河、山海关，我都游过，所以梁得所的每一行字都能唤醒我的亲切的回忆。
　　终于，梁得所们在出发一个月后到了北平。在北平拜见了胡适博士、北大校长蒋梦麟、隐居之吴佩孚、活佛班禅、少帅张学良。如果说前面几位是慕名拜望，拜过就拜过了，而张学良则不同，少帅对梁得所以后的事业有着实质性的助进。后文会说到。
　　出北平城，就进入了路途最艰苦的西北。先至张家口，在张市拜见了冯玉祥将军，交谈的却是冯将军在读什么书。塞外的寒冷和荒凉一齐扑向四位羸弱的书生，你看照片上他们的着装，再也不是西装领带了，吃住行也让四位饱尝艰辛。只有到了边塞，才能体会国土之幅员辽阔、城乡之天壤之别。梁得所回到上海之后，专门在无线电广播里演讲西北印象，他说西北有着“无尽的富源”却未得好的开发。他讲的“屯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于今亦具现实意义。他说“忍耐的交通”制约了西北的发展，“西北的道路是不成道路的。记得一个瑞典的游历家说过‘中国只有足迹，没有道路’。”梁得所还不忘开贫穷的玩笑：“颇足诧异的，沿途简直没有见过一个胖子，而老头儿却特别多。原因大概是绝对没有安逸生活，无从养成胖子；同时因为村野空旷阳光和空气充足，人的寿命比较长。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多活一岁就多做一年牛马罢了。”
　　梁得所们骑过骆驼，涉过沙漠，学了几句蒙语，领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荒寂。梁得所偶尔还记有日记，譬如12月26日（甘肃平凉）“早起检点行李，九时挂车，冒雪起行……是日行程七十里，暮宿白水村”；12月27日“为了想早些赶到南石窟，晨四时便起行”。张爱玲说过“侵晨四时是非人时间”，更何况冬天的早起。1933年1月12日“华北紧急，军事的影响，平汉交通阻滞，今晨二时才到汉口……是日下午还有忙碌的，就是五百余张底片急待冲洗”。 　　梁得所长期从事媒体新闻，职业养成的政治敏锐，让他已预见到“将来中国实业和军事，都以西南西北大陆为根据”。后来的局势确实如此。但梁得所料得准国情，却料不准自己的命运。
　　为《大众》耗心血
　　1933年5月，梁得所完成了“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使命，征尘未洗，甚至连这次摄影旅行的大成果《中华景象》都未及看到，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良友，另辟江山。这年8月第79期《良友》画报刊出了梁的辞职启事及良友公司的启事。公司一方称梁“另有高就”，略显不满，也不大通人情。我觉得梁得所上一年9月带团出发的时候不会想到辞职，旅行7个月亦无暇考虑辞职，而五、六、七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而使梁得所萌生去意，现在只有梁得所同事马国亮的一种说辞。
　　梁得所卸了《良友》编务之后，旋即与好友黄式匡组建大众出版社，旋即于1933年11月出版《大众》画报创刊号，而一年前此时，梁得所正奔波于北方大地。1932年10月出版的《北洋画报》刊有摄影旅行团及梁得所的报道，尤为珍贵的是竟然还有一张梁得所坐在骡车上面的照相，看到这张照片，内心忽然涌上一种欲哭无泪的情绪。报道的标题是《记抵平之良友全国摄影团》，内称“该团现寓青年会，所占者为一〇二董事室，因青年宿舍现无余室也”。青年会会址于北京东城。《北洋画报》记者眼中的梁得所：“梁年三十许，身体瘦弱，而有不畏跋涉之精神”。记者还问“彼等四人是否备有防身之武器？”梁得所说“不携武器损失不过财物，有武器则生命或且将有问题，所以并不曾携带武器”。
　　梁得所的同乡、同学、梁入良友公司的引荐人——明耀五在梁得所病逝后写的悼念文章里透露了梁得所与张学良交往的诸多细节，现简短节录。
　　一、张学良曾约梁得所去做事，但是梁得所觉得如去做事，便有了统属关系倒不如在野做个朋友来得清高。
　　二、梁得所组织大众出版社，去找张学良谈，张学良帮他一万元，也无所谓股份，总之助其成事就是了。
　　三、与梁得所合办大众出版社的那位华侨（黄式匡）当初说得资力如何雄厚，后竟是空的。不久资本便用完，连梁得所在良友公司几年的积蓄也用进去，依然不够。这时梁又病了一场。病后去过汉口一次，张学良对梁非常客气，招待他住，请他吃饭，派汽车接送。梁向张报告大众出版社实情，请其维持。张学良说“你身体不行，不必过份努力，我看你不如出国去休息几时，并且到国外确可开开眼界。”并付给梁得所三千元制装费。
　　四、回到上海后，梁得所禁不住黄式匡的怂恿，又把三千元的制装费全数奉出。大众出版社负债很巨，这个数目仍不过是杯水车薪，不到多久又已用完。黄式匡又命梁得所往汉口作秦庭之哭。
　　五、梁得所将出版社情形大略跟张学良说了，又老实告诉张学良制装费已挪去应急了。张学良说，我对这些事不甚了了，我来介绍个朋友替你通盘打算一下，再定方针。这个朋友即张的机要处长。
　　明耀五与梁得所商量后决定：不能再相信黄式匡了，任由出版社自生自灭吧，不能“再失败对不起人（张学良）”了。大众出版社也随即关门。梁得所只得转投邵洵美的《时代画报》，只编辑了几期，《时代画报》也停掉了。事业受挫，海誓山盟的女友移情别恋，潜伏的肺病发作，几度休养几度复发，1938年8月8日，梁得所在老家连县，在安睡中再没有醒过来，年仅33岁。惜哉，痛哉，梁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