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秦赋》引发的争议，证明国人的“秦”结依然纠缠于心：自秦王嬴政“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如何评价秦的功过，不仅涉及如何理解“漫长”的传统中国的帝制问题，更涉及如何理解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中国的合法性问题。
　　和中原诸国相比，秦的“起点”很低。封地徒有虚名，还需要长期和游牧民族交通或作战，由此染上了畜牧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强政府，弱贵族，还被华夏各国鄙视为“戎狄之国”。
　　春秋-战国反复爆发的非毁灭性战争，迫使参战各方不得不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才能赢得战争。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法家的举措粗暴而有效：既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又能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税收能力。商鞅变法之后，“野蛮”秦人得以统一六国。
　　通过严刑峻法，秦在渗透和重组社会方面，汲取了巨大的权力，引发了一场行政管理革命，其中最重要的结果“科层制帝国”堪称完备。在历史上，封建化和郡县制的相互纠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套”，而帝王的绝对权力依然不断演化。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如果把秦国比作一个企业，它的特征就是身处自己擅长的赛道，一股独大，决策迅速，改革彻底，所以能夠在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中最终胜出—分散式的股权则受到的掣肘太多，利益难以协调。
　　法家思想对中国的人心秩序及社会风貌的改造，与福柯的“生命政治”带有一定的理论亲缘性。法家以奖励和惩罚而非道德为基础来整肃社会秩序、规范民众行为，既反映出其对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悲观看法，也体现出其“性本恶”的人性观。在这一意义上，自然没有任何手段能比权力更重要、更有效。
　　秦和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互为“镜像”，都对各自所代表的文明形成了笼罩性影响。罗马帝国通过公民权和自治权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使被征服者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保护，但帝国很快又沿着种族、语言的缝隙崩裂，最终形成星罗棋布的民族国家。而在文化的高度凝聚下，大一统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外儒内法是它“长寿”的秘诀。
　　站在千年的历史遗产上，如何平衡和保证一体化和多元化的凝聚和张力，亦是当下中国与欧洲同样面临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