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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立足于作品文本，重点从反基督教的角度论述萧乾宗教小说中存在的人性悲剧；然后从影响萧乾悲剧意识形成的因素入手对其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萧乾；宗教小说；悲剧意识
作者简介：钟声，女，1984年11月出生，河南泌阳人，讲师，文学硕士，就职于开封大学党委办公室，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大学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一、人性悲剧的探寻
萧乾宗教小说，多以刻画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形象为主，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萧乾深信浅薄的悲剧都比精致的喜剧更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所以他的小说多在悲剧中苍凉地结束，也因此构成了他小说的苍凉、哀婉、凄惨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萧乾悲剧性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敏感、忧郁的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萧乾自幼失怙，过早体察时世人情，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悲剧体验；因此他以儿童天真的眼光来观照现实、洞察人生，以诗人般的敏感来发现生活中的“悲剧意象”，以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故事，对人性自私、卑琐、冷漠、扭曲等阴暗面进行剖析，构成其宗教小说的悲剧意识。
萧乾宗教方面的小说，多为揭露传教者利用宗教来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以及从教会对民众的“宗教欺压”角度揭示宗教对人生的悲剧。如小说《皈依》，《鹏程》， 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传教士的虚伪险毒及教会对人性的毒害。同时也揭露与描写了中国民众的愚昧无知及精神苍白。萧乾悲愤地洞穿了一个民族被鞭笞的伤痕血迹和贫民灵魂被收买的惨状，所以他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皈依》，是萧乾这类宗教小说的第一篇。萧乾不仅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地刻画了雅各军官、菊子和妞妞等形象；还深刻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在旧北京贫民窟用金钱引诱无知少女“入军”的丑恶罪行。
小说中展现的寡母孤儿的生活，可以说是中国贫民社会的生活缩影：一家人生活拮据，儿子景龙在学堂当校役，女儿妞妞缝袜口补贴家用，老妇人为人缝补衣服挣钱。但连这贫苦的安稳生活也不能得以维持，妞妞受到打洋鼓传福音队伍的感染，受到已皈依的菊子“一年两套新衣裳，一个月六块现洋”的劝说，决意皈依基督。而随后描写的妞妞为救世军当成“工作的果子”，被送上小讲台行“悔改”仪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迫于生计而出卖灵魂的妞妞、菊子等人，而最让作者痛心的是传教士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之深。无知少女妞妞就是深受毒害的典型。她不仅和母亲闹僵了关系，还整天相信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孩子。还说出“我的手生来是为上帝做工的——打洋鼓替他传福音” [1]（P102）的话来。这个中毒了的孩子连亲情也不要了，一心想的是她没见过的大场面，连下跪来进行所谓的“忏悔” 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时的妞妞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欲望，更不会认为下跪示众给她带来的是羞耻。此时她的灵魂已经完全被收买。在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像妞妞一样活着的人还有很多。萧乾对现实的描写成了对时代悲剧的控诉，所以在小说结尾处他通过景龙之口对教会毒害人性进行了揭露：“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一手用枪，一手使迷魂药。吸干咱们的血，还想偷咱们的魂儿。”[1]（P100）
在《鹏程》中由于深受教会毒害，教徒们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王志翔的家庭破裂、潘紫霞服毒自杀等人生悲剧的上演。萧乾的悲剧意识不仅针对着艰难生活着人们，更针对着西方文明对中国人民心灵的蹂躏，从而使他的悲剧精神表现出十分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小说中描写的教徒为了能过上声色犬马的生活，一个个道貌岸然地将真实性格隐藏在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后。有改变信仰从相信“进化论”到改读“创世纪”的；有将“徐之棠”改名为“徐雅各”的；更有那用心良苦的王志翔。他“用糖果、鹅毛毽子和一张善说故事的嘴”对牧师女儿小婷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换取留学的机会。这些中国教徒们个个卑躬屈膝、奴才嘴脸，根本毫无人格可谈。小说中真实的描写，无疑是对中国民众国民性被奴役的血泪呈现。尤其是王志翔的刻画，更是代表了一类崇洋媚外、不知廉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他们这群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宁愿为了自己的前途与利益而抛弃人格。小说中徐之棠与王志翔为了得到留学的机会，在背后互相诋毁，变态、扭曲的人性呈现的淋漓尽致。王志翔为了讨好牧师的女儿，竭尽全力地伪装着好先生的角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又想要卑污地占有紫霞，隐瞒自己有老婆的事实，甚至无耻到谎称自己还是“童男子”。当如意盘算落空时，为了保住出国的机会，他又在牧师面前“忏悔发誓”，满面泪流，磕头下跪也在所不辞。萧乾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虚伪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个人原因
萧乾小说的悲剧意识，归根结底是因为作家身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悲剧人生”的情结。如从作家不幸的家庭生活方面来考察，萧乾出生在北京皇城根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里。其父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却在自己唯一的儿子出生前就死去了。所以萧乾从一出生就是“遗腹子”，且从小随寡母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的民族身份也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许多阴影，这些都是造成他自卑心理、悲观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留下的有关回忆童年的文字：“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反正我妈妈是汉族我毕竟是从她肚子里生下的”。[2]（P117）目睹和体验了太多生活的艰辛与不幸，使萧乾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始终以悲剧眼光来看待生活和命运。
萧乾对宗教题材小说的偏爱也深受其童年时期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且常受到传教士体罚生活的影响。这段辛酸的人生经历使基督教在萧乾心中投下魔影，造成了萧乾对基督教的反感。也就是说，萧乾个人的性情和气质强化了基督教带给他的负面印象，因此他来不及从容展开对基督教的深度批判。他也太匆忙地以国仇族怨置换了私人仇怨，把屈辱心理上升为宏大叙事。他和基督教的恩怨首先不是一个真理问题，而是个人遭际问题。他本人的信念前提和个人怨恨又强化了这种遭际。老年的萧乾自己也曾反省说：“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的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3]因此，萧乾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并不反对宗教本身。
（二）社会原因
除了不幸家庭生活对萧乾的影响，旧中国黑暗的社會现实也是影响其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萧乾早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到和亲身经历过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还亲身参加过反抗社会压迫的斗争。当萧乾在《大公报》作记者之后，他看到了更多严酷的社会现实：国势的萎弱、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敝。這样的现实刺激了当时许多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现状，他们纷纷投身从事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身处那个时代和背景下的萧乾，不可能不受到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随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把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推向高潮。所以萧乾强烈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现实的黑暗，他把全部的同情和悲悯，都献给和描绘那些在愚昧和苦难中挣扎的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时代成就了作家们形成关注现实的悲剧意识，因此在萧乾的作品中不难找到各种社会悲剧的烙印。读他所创作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在非自觉状态下生存的社会民众的心态，也能感受到萧乾关于社会、人生、人性、现实等方面的悲剧意识。
萧乾是一个有着深广悲剧意识的作家，痛苦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创作中以一种悲悯胸怀关注思考着人生的境遇和生存状态，让更多的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世界黑暗和悲哀的一面。其宗教小说更力图通过对宗教道德批判，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揭露了宗教原本是拯救人的灵魂，而现实中却变成了假、恶、丑的表层的伪善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萧乾的小说中，融入了他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感知与体验，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艺术审美感。
参考文献：
[1]萧乾.萧乾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杉野元子.老舍与萧乾[J].中国现代研究丛刊.2000年02期.
[3]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新文学史料[J].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01期.
[4]文洁若 黄友文.萧乾文萃[Z].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5]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
[6]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7]鲍霁.萧乾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关键词：萧乾；宗教小说；悲剧意识
作者简介：钟声，女，1984年11月出生，河南泌阳人，讲师，文学硕士，就职于开封大学党委办公室，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大学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一、人性悲剧的探寻
萧乾宗教小说，多以刻画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形象为主，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萧乾深信浅薄的悲剧都比精致的喜剧更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所以他的小说多在悲剧中苍凉地结束，也因此构成了他小说的苍凉、哀婉、凄惨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萧乾悲剧性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敏感、忧郁的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萧乾自幼失怙，过早体察时世人情，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悲剧体验；因此他以儿童天真的眼光来观照现实、洞察人生，以诗人般的敏感来发现生活中的“悲剧意象”，以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故事，对人性自私、卑琐、冷漠、扭曲等阴暗面进行剖析，构成其宗教小说的悲剧意识。
萧乾宗教方面的小说，多为揭露传教者利用宗教来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以及从教会对民众的“宗教欺压”角度揭示宗教对人生的悲剧。如小说《皈依》，《鹏程》， 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传教士的虚伪险毒及教会对人性的毒害。同时也揭露与描写了中国民众的愚昧无知及精神苍白。萧乾悲愤地洞穿了一个民族被鞭笞的伤痕血迹和贫民灵魂被收买的惨状，所以他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皈依》，是萧乾这类宗教小说的第一篇。萧乾不仅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地刻画了雅各军官、菊子和妞妞等形象；还深刻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在旧北京贫民窟用金钱引诱无知少女“入军”的丑恶罪行。
小说中展现的寡母孤儿的生活，可以说是中国贫民社会的生活缩影：一家人生活拮据，儿子景龙在学堂当校役，女儿妞妞缝袜口补贴家用，老妇人为人缝补衣服挣钱。但连这贫苦的安稳生活也不能得以维持，妞妞受到打洋鼓传福音队伍的感染，受到已皈依的菊子“一年两套新衣裳，一个月六块现洋”的劝说，决意皈依基督。而随后描写的妞妞为救世军当成“工作的果子”，被送上小讲台行“悔改”仪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迫于生计而出卖灵魂的妞妞、菊子等人，而最让作者痛心的是传教士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之深。无知少女妞妞就是深受毒害的典型。她不仅和母亲闹僵了关系，还整天相信自己是属于上帝的孩子。还说出“我的手生来是为上帝做工的——打洋鼓替他传福音” [1]（P102）的话来。这个中毒了的孩子连亲情也不要了，一心想的是她没见过的大场面，连下跪来进行所谓的“忏悔” 也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时的妞妞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欲望，更不会认为下跪示众给她带来的是羞耻。此时她的灵魂已经完全被收买。在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像妞妞一样活着的人还有很多。萧乾对现实的描写成了对时代悲剧的控诉，所以在小说结尾处他通过景龙之口对教会毒害人性进行了揭露：“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一手用枪，一手使迷魂药。吸干咱们的血，还想偷咱们的魂儿。”[1]（P100）
在《鹏程》中由于深受教会毒害，教徒们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王志翔的家庭破裂、潘紫霞服毒自杀等人生悲剧的上演。萧乾的悲剧意识不仅针对着艰难生活着人们，更针对着西方文明对中国人民心灵的蹂躏，从而使他的悲剧精神表现出十分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小说中描写的教徒为了能过上声色犬马的生活，一个个道貌岸然地将真实性格隐藏在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后。有改变信仰从相信“进化论”到改读“创世纪”的；有将“徐之棠”改名为“徐雅各”的；更有那用心良苦的王志翔。他“用糖果、鹅毛毽子和一张善说故事的嘴”对牧师女儿小婷进行“感情投资”，从而换取留学的机会。这些中国教徒们个个卑躬屈膝、奴才嘴脸，根本毫无人格可谈。小说中真实的描写，无疑是对中国民众国民性被奴役的血泪呈现。尤其是王志翔的刻画，更是代表了一类崇洋媚外、不知廉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他们这群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宁愿为了自己的前途与利益而抛弃人格。小说中徐之棠与王志翔为了得到留学的机会，在背后互相诋毁，变态、扭曲的人性呈现的淋漓尽致。王志翔为了讨好牧师的女儿，竭尽全力地伪装着好先生的角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又想要卑污地占有紫霞，隐瞒自己有老婆的事实，甚至无耻到谎称自己还是“童男子”。当如意盘算落空时，为了保住出国的机会，他又在牧师面前“忏悔发誓”，满面泪流，磕头下跪也在所不辞。萧乾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虚伪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个人原因
萧乾小说的悲剧意识，归根结底是因为作家身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悲剧人生”的情结。如从作家不幸的家庭生活方面来考察，萧乾出生在北京皇城根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里。其父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却在自己唯一的儿子出生前就死去了。所以萧乾从一出生就是“遗腹子”，且从小随寡母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的民族身份也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许多阴影，这些都是造成他自卑心理、悲观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留下的有关回忆童年的文字：“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反正我妈妈是汉族我毕竟是从她肚子里生下的”。[2]（P117）目睹和体验了太多生活的艰辛与不幸，使萧乾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始终以悲剧眼光来看待生活和命运。
萧乾对宗教题材小说的偏爱也深受其童年时期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且常受到传教士体罚生活的影响。这段辛酸的人生经历使基督教在萧乾心中投下魔影，造成了萧乾对基督教的反感。也就是说，萧乾个人的性情和气质强化了基督教带给他的负面印象，因此他来不及从容展开对基督教的深度批判。他也太匆忙地以国仇族怨置换了私人仇怨，把屈辱心理上升为宏大叙事。他和基督教的恩怨首先不是一个真理问题，而是个人遭际问题。他本人的信念前提和个人怨恨又强化了这种遭际。老年的萧乾自己也曾反省说：“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的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3]因此，萧乾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并不反对宗教本身。
（二）社会原因
除了不幸家庭生活对萧乾的影响，旧中国黑暗的社會现实也是影响其小说悲剧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萧乾早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看到和亲身经历过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还亲身参加过反抗社会压迫的斗争。当萧乾在《大公报》作记者之后，他看到了更多严酷的社会现实：国势的萎弱、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敝。這样的现实刺激了当时许多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现状，他们纷纷投身从事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中。身处那个时代和背景下的萧乾，不可能不受到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随后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把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推向高潮。所以萧乾强烈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现实的黑暗，他把全部的同情和悲悯，都献给和描绘那些在愚昧和苦难中挣扎的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时代成就了作家们形成关注现实的悲剧意识，因此在萧乾的作品中不难找到各种社会悲剧的烙印。读他所创作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在非自觉状态下生存的社会民众的心态，也能感受到萧乾关于社会、人生、人性、现实等方面的悲剧意识。
萧乾是一个有着深广悲剧意识的作家，痛苦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创作中以一种悲悯胸怀关注思考着人生的境遇和生存状态，让更多的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世界黑暗和悲哀的一面。其宗教小说更力图通过对宗教道德批判，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揭露了宗教原本是拯救人的灵魂，而现实中却变成了假、恶、丑的表层的伪善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萧乾的小说中，融入了他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感知与体验，从而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悲情艺术审美感。
参考文献：
[1]萧乾.萧乾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杉野元子.老舍与萧乾[J].中国现代研究丛刊.2000年02期.
[3]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新文学史料[J].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01期.
[4]文洁若 黄友文.萧乾文萃[Z].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5]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
[6]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M].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7]鲍霁.萧乾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