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身体的信号——皱纹更明显，皮肉伤恢复期变长，头发稀疏成为常态，越来越容易从睡梦中惊醒。其次是精神上的变化：也许对世界有了更坚定的见解，也许拥有曾经向往的一切，或者一无所有，对一些事也许还有期待，但不像年轻时那样强烈;同时，也拥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疑惑：是否还能冒险，是否还能失去？
　　40岁算是青年，还是中年呢？为40岁找到适当的位置，既是社会结构的命题，也是自我审视的命题。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有其迷茫的部分。
　　郑英霖（Peter Teh）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家庭，目前住在新加坡，是一名自由设计师。对他来说，摄影一直作为一种爱好存在。当他开始有意识地以摄影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思，摄影便成为一种记录眼前所见世界的媒介，以探索身份、性别、衰老、孤独等主题。纪实摄影项目《四十物语》（Forty andSomething）和《非始非终》（NeitherBeginning nor End）是他自己即将步入40岁的节点时拍摄的。当时，他注意到身边的朋友以及自己都处在相似的年纪，由于各自的原因，在社会环境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

　　“一个人40岁的时候要怎样生活？”39岁时，郑英霖带着这个问题拍摄了身边两位同样年纪的朋友：蕾卡（Rekha）和安德鲁（Andrew）。蕾卡是一位在社会边缘生活了十几年的女性，她曾是一名吸毒者，拍摄期间，她正处在适应新生活和寻找新身份认同的阶段;安德鲁年轻时无忧无虑，充满了冒险精神，在40岁即将到来时却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质疑。郑英霖曾表示，《四十物语》的拍摄过程，是探讨“我们如何参与和面对孤独，以及我们如何拥抱孤独”的过程。即将到来的中年独居生活，或许并非逆境，正是时候重新定位自己与周围人之间的关系和距离;或许与世界建立个体所独有的联系，任何时候都不晚。

　　3年之后，42岁的郑英霖也将镜头对向了自己，完成了《非始非终》。这个项目将40岁看作一个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的交叉点，它难以被界定，但依然存在着选择的可能性。这个拍摄过程如同书写日记，被郑英霖描述为是对自我的发现、怀疑和肯定的过程。

　　两个项目中都出现了大量细节，包括身体、物件以及生活场景，也包括过去以及梦想，每一个局部或片段自身的完整性综合集成了关于40岁的私人化影像叙事。
　　在郑英霖的实践中，摄影不再只是一种记录媒介，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摄影师进行自我审视的窗口。如今，距离《四十物语》的完成已经过去了5年，他以摄影认识自己的旅程还在继续。

对话郑英霖

你是怎样开始拍照片的？

　　郑英霖：我从中学开始拍照，那时候没有什么技巧，用一台傻瓜胶片相机。只是因为想要记录自己和朋友之间的事。拍照是为了记录，为了记忆。比如，朋友的生日聚会，或者新年，就会拿出相机来拍一拍。
　　后來有段时间我停了一阵子，没有拍照，而是去上电脑课，学习写程序，因为家里人觉得这是一个更有前途的行业。其实我自己更想学设计，后来我开始做程序员，但还是对设计念念不忘，于是转而从事设计。因为设计可以用图像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我绘图不是很好，于是我想通过摄影来表达可能会比较容易。我参加了一些正规的摄影课程，从扫街开始，然后慢慢开始拍摄身边的朋友，开始拍摄自己。
　　拍照是我的兴趣吧，并不是全职的职业。我现在还在做自由设计师。

你的《工业园》（Industrial Park）和《60号公路》（Road 60）都是关注社会现实的系列，但是从《遗迹》（Remains）开始到后来的《非始非终》变得更加私人化，关注的是个^生活中的细节和感受，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郑英霖：我个人一直比较感兴趣的是关于“身份”的主题。比如《工业园》和《60号公路》虽然看起来关注的是更宏大的社会问题，但其实也是和个体身份认同或者身份归属有关。比如现代工业区都比较整齐统一，可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种统一会对我们的身份有怎样的影响？《60号公路》也是这样，那个地方可能慢慢成为一个迎合全世界的旅游景点，当地人原来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个民族的特征会慢慢消失。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项目还是关于身份问题的。 　　可能前面两者是区域性的身份问题，后面两者是比较个人性的身份问题，但都是和身份相关。也就是说，这种存在要用什么去定义？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为什么会对身份问题感兴趣？

　　郑英霖：因为我来自马来西亚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我原先对自己的性取向比较模糊。我的家庭教育很传统，就是必须结婚生子。后来我来到新加坡之后，独自生活，才开始探索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在拍摄中探索身份认同，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郑英霖：《四十物语》是拍摄我的朋友们，后来拍摄《非始非终》就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很私人的东西。起初《非始非终》的想法原本是想找周围的朋友，去拍摄一个人怎样生活。但是后来我感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与自己对话的途径，于是就想通过这个项目的拍摄来认识自己。
　　那个过程其实蛮难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世界来关注的话题，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话题很在意。因为它毕竟是很私人的故事。但我想把故事说出来，如果有人认同当然很好。拍摄过程中必须把自己很真实的一面拿出来给别人看，也会有一点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眼光，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点挣扎。但是这个过程也挺疗愈的，因为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怎樣的人。我其实很少将镜头对着自己。

《四十物语》中有许多局部细节，这些平常事物也如同有生命似的在诉说。最吸引你去拍摄的东西是什么？

　　郑英霖：我那个时候刚过40岁，周围很多朋友都和我年纪相仿，他们有的人是性少数群体，有的人也是没有结婚，还在为工作拼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东西，但是我的拍摄方式是，首先一个表情、一件物品或者一个想法，能够触动到我，然后我就会把它拍下来，最后会对这些照片进行选择，让它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叙事和表达。
　　所以我在拍摄过程中没有特意做取舍，也不太考虑什么时候该拍人像什么时候该拍物品这样的问题。

对你来说，40岁意味着什么？

　　郑英霖：我自己觉得40岁挺尴尬的，既不是老年人又不是中年人，卡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好像是要跟年轻的自己或者壮年的自己告别，正要迈入一个老年的阶段。别人从外面看，会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应该要拥有美好的家庭，有老婆孩子，事业也到了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我们这一群朋友里面，很多人都还是单身，或者还在为自己的事业拼搏。所以我觉得40岁是—个很尴尬的位置。

所以你觉得人过了40岁更需要归属感吗？

　　郑英霖：我个人觉得，可能归属感是自己也不能给予的吧。我还在探索，到底那个归属感会是在哪里，所以在《四十物语》之后，我拍了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完全关于自己的《非始非终》。

为什么选择拍摄这些朋友呢？拍摄过程中，你如何与他们沟通？

　　郑英霖：这个项目是在新加坡拍摄的，被拍摄的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和我年纪相仿，可能是拍摄时间只有几个月，所以我觉得拍摄比较亲近的朋友会更好，我对他们更熟悉。照片中那位女性曾经坐过牢，出狱之后一直自己生活。另一位是过了40岁，还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理想伴侣。
　　可能因为我们是很亲近的朋友，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沟通，日常我们也会约出来聊聊天，分享自己最近的生活，所以我只是把见面的时间用来拍摄了。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在拍摄的一个项目，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拍这个项目，因为很少有人会关注40岁的人，所以这些朋友都觉得拍摄没有问题。
　　一开始我要拍的概念其实是关于“一个人40岁的时候要怎么生活”，但最后这个项目完成时更多是关于“需要爱、需要有归属感”的故事吧。比如性少数群体在社会的位置到底是怎样的，加上过了40岁，会更加在意所谓的身份认同。

在《四十物语》系列里，我们看到很多私密性空间或时刻，几乎看不到相对更公开的场景，这是你在拍摄时的刻意选择吗？

　　郑英霖：我想拍摄时并没有刻意选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最私密的地方才能做回自己。拍摄的时候，我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最能让我们做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