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的留守妇女成为‘男工女耕’模式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72.3%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在外务工”，“48.5%的空巢老人所有子女外出”……随着一组组翔实的数据披露，《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将社会关注的目光再度聚焦到中国农村留守人口问题。
　　农村大量的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让男耕女织成往事，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由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变成了现在的“男工女耕”。针对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特点，我们的建议是，在农村多开展面向农村妇女、适合农村妇女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考虑农业生产女性化的特点，鼓励发展适合妇女劳动特点的农业产业，以增强留守妇女的农业生产能力，积极应对农业生产问题。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能动性，建立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与合作。
　　在留守妇女群体中，哺乳期妇女占总体的12.8%，怀孕生子是她们留守的主要原因。调查显示，有64.7%的哺乳期留守妇女打算待孩子断奶后，将孩子交给公公婆婆照顾，自己再次外出务工。她们的选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哺乳期留守妇女现象反映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中的不平等待遇。农村女性务工者很少能与雇用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所以既不能享受合理的劳动保障、生育医疗保障等，也因为怀孕而不得不丢掉工作、返回家乡。因此，应保障在外务工的女性劳动力的合法权利，使女性农民工在务工地得到正常的生育保健服务。
　　留守儿童群体具有明显的多元性，不同特征的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受父母外出务工的不同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后，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明显增加，从事重体力家务劳动的情况较多，但留守女童劳动负担的加重更为顯著。留守女童的劳动负担繁重还表现在与其体能不相符的农活负担上。感情较为细腻的留守女童内心情感更容易受到父母外出的影响。同时，由于农村家庭中性别偏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留守男童更容易获得来自家庭内外的各种帮助和支持，留守女童在社会支持获得方面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弱势，往往被家人和其他群体所忽视。也就是说，留守女童承担着更为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易成为留守儿童中的脆弱群体。我们认为，留守女童所在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应给予她们更多关爱，通过社区互助、自助等形式缓解留守家庭面临的生产生活负担，从而保障留守女童的权益。
　　目前的金融危机的确导致了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回流，但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农村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或转移是必然的趋势，目前的回流是暂时的现象。另外，在部分地区进行的户籍改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留守人口问题牵涉到太多方面。不是一个户籍问题就能解决的，比如留守儿童如果去了父母务工地，可能造成的负担会更大；还有，多数的农民工并不是长期在一个地方打工，是一直流动的。
　　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留守人口群体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必将持续存在。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认为留守人口问题需要从“解决”到“应对”的思维转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社会各个层面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和社会支持行动，开展这些行动便是这种“应对”思维的具体体现。这些行动中涉及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媒体、企业等多个行动主体，但家庭是关键，农村社区应该成为留守人口支持行动的有力主体和行动空间。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课题组”组织者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叶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