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在杭州大关桥东侧约三百米的京杭大运河旁，诞生了一家八百余人的钢铁厂，年仅20岁的父亲通过街道推荐，进入了一家轧钢厂参与“革命”。
　　这个单位是“大炼钢铁”运动后的产物。与众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从话剧团、杂技团、歌舞团、越剧团和曲艺团转业而来的文艺骨干，顿时成了文艺范儿们的会集之处。原先在剧团吹笛子的王师傅，中等个子，长得清秀精干，被分配在冷轧车间，每日晨昏或者在他心情特别愉悦的日子里，厂里的集体宿舍里就会飘出或悠扬清脆，或低沉幽怨的笛音，给人们带来一缕诗意生活的味道。在剧团弹琵琶的金师傅，长了一脸络腮胡，身材高大，和蔼可亲，他被安排在酸洗车间。每日里，他要戴上口罩、皮手套和围上皮裙，全副武装地出现在酸洗池旁边，那里飘着刺鼻的盐酸味道，池面还淡淡冒着一阵白烟，他要小心翼翼地把成捆或氧化或生锈的钢铁皮放进盐酸池中清洗干净，再把它们运往其他车间冷轧加工。父亲车间的汪主任，是一個长得白净，脸蛋与眼睛都圆圆的中年汉子。他原来是个口才了得的滩簧表演者，他说话幽默风趣，见人总是满脸笑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首自编曲调：“金铃塔，塔金铃，金铃宝塔十三层，层层角上挂金铃，风吹金铃铃铃响，雨打金铃又金铃……”
　　我父亲当年被安排在电炉炼钢的高温车间。每日他望见废钢铁在上千度的炉里熔化成沸腾钢水的火热景象时，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那时，他也是文艺青年，不仅爱好文学，有时也在报社和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且还能拉一手好二胡。幸运的是，父亲与热爱文艺的这些同事们加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家经常带着乐器和道具去人民大会堂和杭州各大剧院演出，颇受群众喜爱。如果去周边乡村演出，他们则搭乘敞篷大卡车，大家坐在板凳上一路尽情地欢唱“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话儿，我最爱听”……那情形，与印度电影《大篷车》颇有几分神似。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当时的大厂被改制关门了，所有人员也被遣散分配到其他单位。父亲因业余时间自学成才，被某家大医院聘走了。临走前，当时的老领导，紧紧握着他的手，十分激动地说：“想不到工人阶级队伍里，还藏着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父亲那代人，真是钢铁年代的文艺范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