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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去年的华为三星两大巨头专利战，近日有了新的进展。9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一口气发布了8份与三星专利相关的专利无效宣告复审决定，这意味着三星以专利侵权反诉华为的“防御”措施可能遭遇“大溃败”的尴尬局面。而此事也被评论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上的一次“大胜利”。
但是，就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的整体态势而言，情况却不容乐观。
“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为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仅为5.5%， 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维持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在2016强国知识产权论坛上引用的这一系列数据有些振聋发聩。
中科院只是全国高校科技转化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倪光南院士的统计，从2006年到现在，国家中长期科技投入增长迅速，研发支出复合增长率达到17.7%，比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快得多。然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专利数量虽然上去了，但质量还是比较低，平均维持年限仅为6年，而国外来华专利的维持年限平均是9.4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值得欣慰的是，在国家不断重视和强化科技投入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都越来越重视建立良好的科技转化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
专利净收入的平均分配
“目前国家的科技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关键在于如何落實，比如可以在技术转化的模式和方法上进行探索，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他们采用的OTL模式就值得国内高校参考。”倪光南说。
作为硅谷的心脏，斯坦福大学培养了大批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这其中包括谷歌、惠普、雅虎、罗技、特斯拉、Firefox和思科等公司的创始人。据统计，截至2016年，斯坦福大学共产生了60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共有20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或教授获得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7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获得过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
斯坦福大学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是什么让它成为硅谷的心脏？是什么让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技术和硅谷的创新系统发生化学反应？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了解斯坦福大学如何在学校内提倡创新，以及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斯坦福大学首创了在大学内部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方华梁博士告诉《支点》记者。
成立于1970年的斯坦福大学OTL，把工作重心放在专利营销上。方华梁介绍，OTL的工作只有一项，就是通过技术许可协议正式转化专利、版权和其他技术。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创新发明，都必须从OTL那里拿到技术许可“身份证”。
在美国，大多数学校产出的成果都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例，82%的研究都是由美国政府出资支持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属于高校等受资助单位，并将成果转移的工作交由高校负责，这样便保证了尽可能地扩大成果转化率。
“虽然专利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但是在扣除了专利申请费、OTL的办公费用之后，专利的所有净收入由发明人、发明人所在院、发明人所在系三方平分，这样既保证了发明人的积极性，也让学校有持续的资金对创新进行资助。”方华梁说。
从技术到产品的严格筛选
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平均每年公布400到500件专利，授权100多件专利，虽然数量不多，但讲究质量，2010年到2015年，最知名的3个成果就为学校贡献了11亿美元的收入。
在斯坦福大学，评判一个技术是否由OTL来转化的主要依据，是斯坦福知识产权政策。
“由于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具备商业价值，只有当一项技术同时满足尖端性和应用性两个特征，它才具备技术转化的前提。”方华梁说，对此，斯坦福大学有一套严密的筛选体系，每年从OTL那里拿到技术许可的仅占全部发明的20%-25%，其中25%-30%的技术会许可给初创公司，其余的会许可给大公司。
然而，技术转移并不是一桩易事，大多数创始人首次向OTL披露时，尚且处在技术的及早阶段，需要学校的协助和判断是否有必要成立一家初创公司。
OTL还为初创公司设置了 diligence milestone（勤奋里程碑），若达不到预期目标，则可能取消技术许可，以此起到督促初创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关注研发、避免重心偏移的作用。另外，由于初创公司早期大多资金紧张，无法现金支付技术转移的费用，OTL允许初创公司每年支付低额的还款，每实现一个里程碑时，再完成部分支付，以减轻初创公司的资金压力。
除此之外，OTL内部的人员结构也很有意思。
“斯坦福大学OTL办公室其实只是一个不超过50人的小团队，却是美国最大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之一。其中具体负责技术许可工作的人员不超过20人，并且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基础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和经管类学科背景。”方华梁说，这些工作人员，不仅需要运用自己的基础科学知识来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具备尖端性和应用性，也需要懂得如何将这项专利卖得更好。
“从整个大环境来看，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之所以那么成功，美国的《拜杜法案》也功不可没。”方华梁说。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让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拜杜法案》也因此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
“即使在美国，技术转移也面临高成本的压力。但拜杜法案将技术许可的职责从政府层面放权到学校层面，发明人与OTL的沟通更便捷，有效地提升了技术转化率。”方华梁说，这些年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模仿《拜杜法案》的法规和政策，用来激励创新者的发明创造，并协调产、学、研三方的关系，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还是得靠技术本身的提升。（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
但是，就中国专利成果转化的整体态势而言，情况却不容乐观。
“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为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仅为5.5%， 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维持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在2016强国知识产权论坛上引用的这一系列数据有些振聋发聩。
中科院只是全国高校科技转化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倪光南院士的统计，从2006年到现在，国家中长期科技投入增长迅速，研发支出复合增长率达到17.7%，比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快得多。然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高校的专利数量虽然上去了，但质量还是比较低，平均维持年限仅为6年，而国外来华专利的维持年限平均是9.4年。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值得欣慰的是，在国家不断重视和强化科技投入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都越来越重视建立良好的科技转化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
专利净收入的平均分配
“目前国家的科技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已经基本调整到位，关键在于如何落實，比如可以在技术转化的模式和方法上进行探索，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他们采用的OTL模式就值得国内高校参考。”倪光南说。
作为硅谷的心脏，斯坦福大学培养了大批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这其中包括谷歌、惠普、雅虎、罗技、特斯拉、Firefox和思科等公司的创始人。据统计，截至2016年，斯坦福大学共产生了60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共有20位斯坦福大学校友或教授获得图灵奖（计算机界最高奖）、7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获得过菲尔兹奖（数学界最高奖）。
斯坦福大学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是什么让它成为硅谷的心脏？是什么让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技术和硅谷的创新系统发生化学反应？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了解斯坦福大学如何在学校内提倡创新，以及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斯坦福大学首创了在大学内部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方华梁博士告诉《支点》记者。
成立于1970年的斯坦福大学OTL，把工作重心放在专利营销上。方华梁介绍，OTL的工作只有一项，就是通过技术许可协议正式转化专利、版权和其他技术。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创新发明，都必须从OTL那里拿到技术许可“身份证”。
在美国，大多数学校产出的成果都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以斯坦福大学为例，82%的研究都是由美国政府出资支持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属于高校等受资助单位，并将成果转移的工作交由高校负责，这样便保证了尽可能地扩大成果转化率。
“虽然专利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但是在扣除了专利申请费、OTL的办公费用之后，专利的所有净收入由发明人、发明人所在院、发明人所在系三方平分，这样既保证了发明人的积极性，也让学校有持续的资金对创新进行资助。”方华梁说。
从技术到产品的严格筛选
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平均每年公布400到500件专利，授权100多件专利，虽然数量不多，但讲究质量，2010年到2015年，最知名的3个成果就为学校贡献了11亿美元的收入。
在斯坦福大学，评判一个技术是否由OTL来转化的主要依据，是斯坦福知识产权政策。
“由于并不是所有技术都具备商业价值，只有当一项技术同时满足尖端性和应用性两个特征，它才具备技术转化的前提。”方华梁说，对此，斯坦福大学有一套严密的筛选体系，每年从OTL那里拿到技术许可的仅占全部发明的20%-25%，其中25%-30%的技术会许可给初创公司，其余的会许可给大公司。
然而，技术转移并不是一桩易事，大多数创始人首次向OTL披露时，尚且处在技术的及早阶段，需要学校的协助和判断是否有必要成立一家初创公司。
OTL还为初创公司设置了 diligence milestone（勤奋里程碑），若达不到预期目标，则可能取消技术许可，以此起到督促初创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关注研发、避免重心偏移的作用。另外，由于初创公司早期大多资金紧张，无法现金支付技术转移的费用，OTL允许初创公司每年支付低额的还款，每实现一个里程碑时，再完成部分支付，以减轻初创公司的资金压力。
除此之外，OTL内部的人员结构也很有意思。
“斯坦福大学OTL办公室其实只是一个不超过50人的小团队，却是美国最大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之一。其中具体负责技术许可工作的人员不超过20人，并且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基础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和经管类学科背景。”方华梁说，这些工作人员，不仅需要运用自己的基础科学知识来判断一项技术是否具备尖端性和应用性，也需要懂得如何将这项专利卖得更好。
“从整个大环境来看，斯坦福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之所以那么成功，美国的《拜杜法案》也功不可没。”方华梁说。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让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成果转化的热情。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拜杜法案》也因此被《经济学人》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
“即使在美国，技术转移也面临高成本的压力。但拜杜法案将技术许可的职责从政府层面放权到学校层面，发明人与OTL的沟通更便捷，有效地提升了技术转化率。”方华梁说，这些年我国也出台了一系列模仿《拜杜法案》的法规和政策，用来激励创新者的发明创造，并协调产、学、研三方的关系，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还是得靠技术本身的提升。（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