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当市场上风险资产的损益引起财富的变化时，会影响家庭内部消费、投资和储蓄的结构，进而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变动。因此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研究方面。更重要的是，传统上的家庭由分享经济资源，共同决策和计划，包括如何运用这些资源。结合中国实际及其他属性变量，重点研究婚姻对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对了解家庭投资决策者，进而协助投资市场的日益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婚姻；家庭风险资产；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日趋复杂的金融改革及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家庭金融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财富管理、投资选择等越来越受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视。一方面，研究者须更关注在资本市场日渐开放的前提下，家庭经济行为选择，风险资产应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包括夫妻二人，探究如何运用共享的经济资源，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的研究更具有深远意义。同时，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家庭婚姻观念影响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的家庭投资行为及风险资产持有的类别发生变化。课题组针对中国当代社会，着重对婚姻状况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得出婚姻对中国当代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的相关结论，为家庭投资决策者、金融机构及国家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研究的重点与创新点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为2011年的截面数据，样本规模多大8438个家庭，29432个个体，但针对家庭是否持有某种金融资产这一问题，持有的家庭占比很小，如占比最高的股票持有家庭只有694户，持有基金账户的家庭占比第二，也仅为358户。在此背景下，结合文献与中国实际，我们给予风险资产新的诠释，不再只研究金融风险资产，同时加入投资性房产，有效地改善我们的数据。
创新点：（1）早期有关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风险资产或者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率等方面，较少有学者针对婚姻与风险资产作过研究，大体上风险资产的概念围绕股票、基金展开，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考究。（2）本文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深入的剖析，为家庭资产选择研究带来新的方向。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在2011年历时三年之久而成的数据库，为资产结果的合理化分析提供微观基础。（3）本文突破现有文献对于风险资产的简单定义，开拓性的将投资性房产加入风险资产的范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只是单一的分析变量对总的风险资产的影响，更分析变量对风险资产细分领域的影响，研究更加深入透彻。
三、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运用了Stata12.0软件，对总风险资产、投资性房产、股票这三个观测项采用资产参与概率Probit模型和资产持有量Tobit模型进行研究；在对婚姻的影响探究上，从单因素过渡到多因素，并按因素分组观测其变化，更仔细与全面地反映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有利于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本文引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涵盖我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课题组以风险资产为主要研究对象，引入多元虚拟变量与数值变量，在不同婚姻状况下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结合资产概率模型（Probit）资产需求模型（Tobit）的运用特点，方法涉及从单因素控制到多因素引入的联合影响、按其他因素分组的影响以及风险资产细分下的相关对比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已婚状态的户主在总风险资产参与较多；风险资产细分后，婚姻与否对参与特定的风险资产可能持相反方向。其中以投资性房产与股票为代表，已婚决策者投资性房产更高，尤其男性；单身决策者股票参与更高，尤其女性。第二，总体风险资产的参与中，已婚与单身的女性都比男性的参与度更高，这对以往研究中偏向女性厌恶风险的说法提出新的讨论。在此，本文进一步地结合中国家庭实际状况，利用将风险资产分类、按不同因素分组等方式对过往资产选择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四、总结与建议
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受到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来源于：（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我国居民投资的多元化；（2）政府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3）缺乏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资产产品，投资渠道狭窄。
（一）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者
（1）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投资者不确定预期之忧。完善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机制，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使用、发张纳入法制轨道，从而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稳定的预期，释放投资潜力。
（2）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使资本市场逐渐成为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投资的理想场所。改革和完善我国股票IPO制度，发挥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分红制度、印花税的征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出台严谨有效的法律，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
（二）对于相关金融机构
（1）建立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在相关的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制度设计过程中需以家庭的风险资产需求为核心，针对不同家庭的婚姻状况和资产收入所反映出来的需求，建立起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服务体系。
（2）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步伐，推出有针对性金融理财产品。发展替代低风险收益的储蓄的金融产品以及与风险水平相平衡的风险资产，以加速转化家庭储蓄为可广泛接受的金融投资产品。
（三）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决策者
（1）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做理性投资者。居民需自觉参加金融知识培训，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注重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依靠“道听途说”来进行风险资产的选择，构建合理的家庭风险资产结构。
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对于在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金融决策者的婚姻状况与参与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初步探究。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本课题组只选取了比较容易进行数据分析的变量来分组，缺乏全面性，或者在变量进一步细化之后得出的已婚者和单身者之间的差异将会趋于明显。未来可进一步从婚姻状况这一变量去深入，寻找该因素对于家庭风险资产份额的影响；又或者加入健康状况这一变量将有助于考察健康水平对于不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表现，从而对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家庭金融投资的形成特点给出一个新的解释角度。
本文的数据基于2011年CHFS的调查所得，至今已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数据可能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具体当前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所以，还存在着数据时效性的问题，衷心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改善，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史代敏等.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建模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吴卫星，荣苹果，徐芊.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1（S1）.
[3]柴效武.家庭金融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4]JOHN Y CAMPBELL.Househol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
[5]Russell Cooper，Guozhong Zhu.Household Finance：Education，Permanent Income and PortfoliO Choice[D].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13.
关键词：婚姻；家庭风险资产；Probit模型；Tobit模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日趋复杂的金融改革及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家庭金融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财富管理、投资选择等越来越受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视。一方面，研究者须更关注在资本市场日渐开放的前提下，家庭经济行为选择，风险资产应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包括夫妻二人，探究如何运用共享的经济资源，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的研究更具有深远意义。同时，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价值观、家庭婚姻观念影响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的家庭投资行为及风险资产持有的类别发生变化。课题组针对中国当代社会，着重对婚姻状况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尝试得出婚姻对中国当代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的相关结论，为家庭投资决策者、金融机构及国家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并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研究的重点与创新点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为2011年的截面数据，样本规模多大8438个家庭，29432个个体，但针对家庭是否持有某种金融资产这一问题，持有的家庭占比很小，如占比最高的股票持有家庭只有694户，持有基金账户的家庭占比第二，也仅为358户。在此背景下，结合文献与中国实际，我们给予风险资产新的诠释，不再只研究金融风险资产，同时加入投资性房产，有效地改善我们的数据。
创新点：（1）早期有关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风险资产或者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率等方面，较少有学者针对婚姻与风险资产作过研究，大体上风险资产的概念围绕股票、基金展开，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考究。（2）本文对婚姻与风险资产选择深入的剖析，为家庭资产选择研究带来新的方向。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在2011年历时三年之久而成的数据库，为资产结果的合理化分析提供微观基础。（3）本文突破现有文献对于风险资产的简单定义，开拓性的将投资性房产加入风险资产的范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并不只是单一的分析变量对总的风险资产的影响，更分析变量对风险资产细分领域的影响，研究更加深入透彻。
三、研究方法与结论
本文运用了Stata12.0软件，对总风险资产、投资性房产、股票这三个观测项采用资产参与概率Probit模型和资产持有量Tobit模型进行研究；在对婚姻的影响探究上，从单因素过渡到多因素，并按因素分组观测其变化，更仔细与全面地反映婚姻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有利于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本文引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涵盖我国25个省（市、区）、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课题组以风险资产为主要研究对象，引入多元虚拟变量与数值变量，在不同婚姻状况下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结合资产概率模型（Probit）资产需求模型（Tobit）的运用特点，方法涉及从单因素控制到多因素引入的联合影响、按其他因素分组的影响以及风险资产细分下的相关对比等。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已婚状态的户主在总风险资产参与较多；风险资产细分后，婚姻与否对参与特定的风险资产可能持相反方向。其中以投资性房产与股票为代表，已婚决策者投资性房产更高，尤其男性；单身决策者股票参与更高，尤其女性。第二，总体风险资产的参与中，已婚与单身的女性都比男性的参与度更高，这对以往研究中偏向女性厌恶风险的说法提出新的讨论。在此，本文进一步地结合中国家庭实际状况，利用将风险资产分类、按不同因素分组等方式对过往资产选择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四、总结与建议
我国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受到限制、投资渠道比较狭窄的原因主要来源于：（1）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抑制我国居民投资的多元化；（2）政府多门，金融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3）缺乏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资产产品，投资渠道狭窄。
（一）对于国家政策制定者
（1）深化社会体制改革，降低以家庭为单位投资者不确定预期之忧。完善包括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机制，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使用、发张纳入法制轨道，从而降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稳定的预期，释放投资潜力。
（2）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使资本市场逐渐成为家庭风险资产选择投资的理想场所。改革和完善我国股票IPO制度，发挥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分红制度、印花税的征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出台严谨有效的法律，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
（二）对于相关金融机构
（1）建立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在相关的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制度设计过程中需以家庭的风险资产需求为核心，针对不同家庭的婚姻状况和资产收入所反映出来的需求，建立起以家庭风险资产需求为导向的金融服务体系。
（2）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步伐，推出有针对性金融理财产品。发展替代低风险收益的储蓄的金融产品以及与风险水平相平衡的风险资产，以加速转化家庭储蓄为可广泛接受的金融投资产品。
（三）对于家庭风险资产决策者
（1）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做理性投资者。居民需自觉参加金融知识培训，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注重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依靠“道听途说”来进行风险资产的选择，构建合理的家庭风险资产结构。
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对于在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金融决策者的婚姻状况与参与风险资产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初步探究。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本课题组只选取了比较容易进行数据分析的变量来分组，缺乏全面性，或者在变量进一步细化之后得出的已婚者和单身者之间的差异将会趋于明显。未来可进一步从婚姻状况这一变量去深入，寻找该因素对于家庭风险资产份额的影响；又或者加入健康状况这一变量将有助于考察健康水平对于不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表现，从而对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家庭金融投资的形成特点给出一个新的解释角度。
本文的数据基于2011年CHFS的调查所得，至今已有一定的时间跨度，数据可能无法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具体当前的情况也不得而知。所以，还存在着数据时效性的问题，衷心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改善，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史代敏等.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建模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吴卫星，荣苹果，徐芊.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1（S1）.
[3]柴效武.家庭金融理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4]JOHN Y CAMPBELL.Household Fi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
[5]Russell Cooper，Guozhong Zhu.Household Finance：Education，Permanent Income and PortfoliO Choice[D].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13.